孟凡茂:北大并未聘请王国维任研究所主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0 次 更新时间:2012-07-04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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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茂  

《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和《王国维年谱长编》(袁英光、刘寅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书均记载:1924年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欲聘王国维任主任,王国维考虑再三,终不愿就。上两书还引用1924年4月6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信来解释缘由。

实际上,北京大学并未聘请王国维任研究所主任,造成如此记述的原因是年谱作者误读了王国维致蒋汝藻的信。现摘录该信:“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 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东人谈论亦知包揽之不妥,将来总是兼容办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进行可耳。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修,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

1923年3月日本议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这个“对支文化事业”是日本政府欲利用中国偿付的庚子赔款在华建立文化机构,扩大其对中国的影响。1924年2月,日本方面又提出具体的事业内容,包括资助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及在华建立文化学术机构等。所谓文化机构主要是指建立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此举在中国教育文化界引起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无条件退还庚子赔款。与此同时,中国有关机构对此与日本进行磋商,3月召开专家协调会,为解决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图书馆的运营问题,组织筹建“合作团体”。4月,北京大学蒋梦麟发布“校长公告”,阐明中国学者对研究内容、人员组成、所长选任、机构名称等意见。这是王国维写上信的时事背景。

上信中所谈的“东人”,指日本人;“此间大学”,指北京大学;从“希其意”、“推荐”等词语推知那个“此间研究所”不是北京大学研究所,而是日本所提出的利用退还庚款在北京建立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系”,主要人物有梁启超、丁文江等。“此间大学诸人”当指沈兼士、胡适、马衡等。对于这个即将成立的研究所,王国维从日本友人处听说,北京大学诸人推荐王国维任主任。从该信知,王国维认为北京大学和研究系均想独家办理人文研究所。王国维无意介入党派之争,所以,对哪一派都不参加意见。“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从该信知,日本人也认识到由某一派系单独办理上的问题,想寻求兼容的办法。实际上,利用退还庚款办文化事业,中日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反复谈判磋商,最终形成外交协定。在此其间,中国教育文化团体如北京大学、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等也向日方提出交涉意见。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直到1927年12月才成立,柯绍忞出任研究所总裁,中日双方各一人任副总裁, 19名研究员中中方16人,日方3人。

在上信中,王国维还提到自己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修,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自1922年4月王国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后,研究所发给月薪100元。应在1923年6月任职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不久,王国维谢绝了北大的薪金。从信中知,他想与北京大学保持若即若离,似断非断的关系。

年谱的出版对王国维研究和传记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个别失误也带来颇多影响。对于王国维任北大研究所主任事,后来著文者大多以年谱为据,而造成引证错误。从《一代学人王国维》(钱剑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中的一段文字则可判断年谱所产生的影响,在引用了上面的信后,该书有如下叙述:

王国维远离政治,是他一贯的思想,但此时王国维对北大产生了一些误会。信里所说的“研究系”即当时的“宪法研究系”,属于政治投机组织。据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先生回忆和分析,认为是王国维的笔误或者是不了解情况。他在给叶嘉莹先生的信中说:“这句话始终看不清楚。北京大学之中文、历史两系,根本找不出谁是宪法研究会中人。法学院的罗文干,是司法部来兼职的讲师;丁文江是理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而主要工作则在地质调查所;外文系的徐志摩,一度追求林长民的女儿林徽音,被人看成研究系分子。其他就找不出别人了。中文系是三马(马叙伦、马裕藻、马衡)、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致远)两派争霸的局面。马叙伦是陈介石的学生,马衡是罗振玉的学生,马裕藻也是陈介石的学生,沈氏三兄弟是章太炎的学生。论政治面貌,谁也不是研究系。另外,据所知北大中文系还有三怪,其中辜鸿铭是复辟派,刘师培是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学者,被袁封为国师,林琴南是反对新学的吹鼓手,都是没有政治派系的单干户。此外还有四古,是黄节、黄佩、刘铺盘、林埙,这些人都是反对新文学的人,但是没有政治派系。静安先生信中此语,也可能是一时笔误,把‘研究所’写成了‘研究系’。或者由于他对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阵营不很了解,所以所言不完全正确。”

另外, 《王国维年谱长编》中所说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名称并不准确,应该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初,研究所所长是蔡元培,国学门主任是沈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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