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罗振玉都是不可忽略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寓居日本京都八年，其间他多次回国，深度参与筹划了张勋复辟。1919年后，先后寓居天津、大连等地，积极参与筹建伪满洲国并任监察院院长。罗振玉的遗民之心与复辟之志在民国的政治背景下，能够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故其着眼国家学术，投身学术传古，通过编印大量新出文献，为建构新史学奠定了重要基础。罗振玉的学术传古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兴趣，而兼有传承文化于将坠之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意义。
关键词 ：罗振玉；政治；学术；复辟；遗民
引言
辛亥革命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在传统基础上改朝换代的延续事件，而是终结三千年封建帝制、开创民主共和政治体制新纪元的开始。换言之，自从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士大夫阶层与知识阶层都面临着体制、身份和观念的转型，政治发生了变化，学术改变了观念，相应地，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就呈现出新的形态。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也就是大致在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罗振玉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在当时相当异端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使他身后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他过人的学术成就也因为与政治的关系而长期被隐而不彰，甚至被刻意压低。但在20世纪的中国，罗振玉既是一个值得深度研究的政治人物，也是在学术史有重大建树的人物。他的政治与学术，就是他人生的一体两面，因为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浓重印记和另类色彩，而使得他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一、“恢复旧制”与罗振玉筹划伪满洲国之努力
罗振玉政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在清亡后二十余年，逊清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在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罗振玉则出任属下的监察院院长。这一特殊经历使罗振玉的人生从此与复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现在看来对其有失公允的学术评价也往往与此有关。有鉴于民国迥异于前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变迁，罗振玉深感复辟帝制是维持中国文化的唯一途径，故辛亥以后精力大率在此。他在晚年所编《集蓼编》中说：
中国廿年来，民生涂炭，皆由改帝政为共和，导天下人以向利忘义，浸成不夺不厌之局，三尺童子亦知其害，故欲挽横流非恢复旧制不可。
伪满洲国的建立，也正是在部分包括罗振玉的这一思想驱动下进行的。罗振玉到了晚年，恢复帝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从东三省开始，建立帝制基础，进而再窥关内，就是罗振玉等遗老规划的复辟进阶。《集蓼编》于此自剖初衷云：
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乱，无从下手，惟东三省尚未甚糜烂，莫如吁恳我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有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
罗振玉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他既有此想法，便很快付诸行动，联合东三省有势力之人共商此事，又因为东三省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又联合日本军政界协助。东三省要作为复辟的基地，就必须把溥仪迎到东北，以副一众遗老之望。罗振玉晚年追忆当年为伪满洲国奔走之事，言之颇为分明：
惟此事非得东三省当道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与有成。乃以辛未春赴吉林，与熙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司令官相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及是年秋，奉天兵事起，乃六次渡辽与熙君及友邦军部协商，遂决迎驾莅东之计。复诣天津行在面奏，请旨得俞允。是年冬，圣驾遂由天津至营口，暂驻跸汤岗子而至旅顺。
可见从辛未年（1931）春开始，罗振玉即开始奔走各方，联络吉林熙格民和日本关东军，彼此达成共识，再由罗振玉回天津向溥仪面奏建国计划，不过数月之间，此事便初具眉目。当年冬，溥仪即从天津启程，走向第二次复辟之旅。罗振玉在这次复辟活动中，不仅是鼓动者，也是积极谋划者，更是具体实施者。综观罗振玉一生，这大概是其最大和最具影响的政治活动。
罗振玉的复辟之心，从辛亥之后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只是“衰年望治之心日迫”，越到晚年，此心愈烈而已。从辛亥到辛未这二十年中，罗振玉固然时有复辟之念，但民国时势也一直压制着复辟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甲子之变后的数年，这种复辟的可能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愈加局促了。促使罗振玉膨胀此心的，除了当时关内战事连绵之外，也与他移居辽宁有关。他重新审视了东三省的地理位置和当下的情况，深感东三省也许是复辟建国的理想之地，虽然其志并非局限于东三省，但有东三省作为依托，继而从关外回到关内，也才有了可能。而他的这一想法，又得到了清宗室、时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的熙洽和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因此不过匆匆数月，便由一个粗略的念想竟然发展到了建国的阶段，其成事之速，恐怕也超出了罗振玉本人的想象。
罗振玉拟的通告中外电稿，就典型地体现出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传统帝制的政体认同。他认为辛亥以来的二十年，之所以战乱频仍，国破民困，就是因为以民主共和政体取代帝制所致，“自君位改为民主，人人皆有总统之望，于是竞存不夺不厌之心”。民众的欲望无穷，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无穷。因此他认为：
今欲挽此狂澜，仍非恢复帝政不可。但遍求全国，德望资格无堪膺大位者。我宣统皇帝，处龙潜之地，聪睿爱民，夙闻内外。且大清二百余年，圣贤之君六七作，德泽深入人心……东三省为大清龙兴之地，蒙古为列帝绥抚之邦，用是原本民意，合满蒙官民恭迓我大清皇帝临御旧都，匡复大业，一切政治制度，一秉睿裁。以复我三千年赫奕之文化，以活我四百兆垂绝之民生，切望我全国军民同心翊赞。
但溥仪赴辽后，“不意于政体忽生枝节”。罗振玉此句虽飘忽闪烁，但检伪满洲国的创立历史，我们大致明白，前期虽然是罗振玉在积极联络东三省关键人物以及日本军方等，但在旅顺开始真正实施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站在第一线的已经是郑孝胥等人，罗振玉的政治地位被严重削弱，其激情便也很快趋于委顿。
罗振玉的《集蓼编》从辛未（1931年）秋开始撰写，纪事讫于辛未冬溥仪从天津到达旅顺之时，时在1931年11月20日。次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之事以及此后近十年的经历未见此编。但从政治态度而言，罗振玉至少在离任伪满洲国之前，复辟帝制的心愿是非常强烈的。质实而言，他是复辟帝制的重要推动者，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前的暗中联络以及草拟通电，罗振玉都是其中的主力推手。由此可以见出，在此前的“遗老”生涯中，罗振玉虽然似乎暂时停息至少是弱化了复辟之念，但也只是静候时机而已，其内心深处对复辟帝制的向往其实一直盘桓着。他在66岁之年撰写这部《集蓼编》，宗旨就在存一生行迹与心理之真，故以“质实”自许此书。则其晚年直言强烈的复辟帝制之心，当然是可以引为事实的。
罗振玉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时间是从癸酉（1933年）六月至丁丑（1937年）三月，前后不到4年。罗振玉本能地反对依靠日本而谋生存和未来。1939年冬，罗振玉致信王季烈云：“曼倩既抱豚入
，果欲操刀，何时可自为之，何待桃源与以一脔乃可大嚼？”“近数年来，曼倩所遇皆柔儒服从，乃有顽介如石之下走者，彼恶我而无之何耳，毫无好感可言。弟之于彼亦无可如何，固无以动其毫末也。”罗振玉对在政治上与日本人合作，一直持警戒之心，故他认同王季烈“今日之事宜谋之内不宜谋外”之说。然国内“柔儒”太多，遂致日人猖狂过甚，在任事伪满洲国期间，罗振玉已然认识到日本军方觊觎东北的真正用心。
其实，罗振玉对日本及日本学界的印象原本就不好。对于日本的文化与学术，罗振玉的认同度也比较低。甲寅前，罗振玉致信宝熙云：“东人饮河易足，不足与言学术也。”此虽是从古拓本之售卖滞销而言，但其实是对其学术判断能力的遗憾。1917年4月4日，罗振玉致信周肇祥云：“弟居夷五载，中邦文物隔阂久矣。”称日本为“夷”，可见其对日本文化的轻视之意。倚重日本只会让国内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事实上，从当时伪满洲国的现状也看不到丝毫的生气和朝气。1939年秋冬之际，罗振玉致信王季烈云：“弟年来以身在局中，故引咎自责不敢诿之天数，然天数何可抹杀！”罗振玉深刻意识到复辟的空间越来越小，不是遗老不努力，但“天数”如此，也只能徒叹奈何了。罗振玉后来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一生对政治“热心太过”而带来诸多麻烦之事。1939年冬，罗振玉致信许汝棻云：“弟以前热心太过，转生疑谤，此刻但有冷若冰雪耳。”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辛亥之后，清王朝的复辟之路比较平顺，则学术史上的罗振玉或许就黯淡了许多。
二、京都八年、张勋复辟与罗振玉的遗民之心
辛亥以后，罗振玉仓促东渡，寓居京都八年之久。其间多次回国，其原因虽然多种多样，而与同道寻找合谋复辟的机会则是一以贯之的。换言之，虽然罗振玉在日本全力从事着传古、研究、书画交易等事，但那只是在复辟无望时的一种暂时精神安顿而已，身居京都而心窥京华则是其执念所在。其中除了张勋复辟之前的一次暗中联络，此前也多有这方面的行动，而合谋者在沪上则有沈曾植等。
罗振玉不能接受把臂自如入清朝、民国两朝的士大夫，不仕二朝的遗民之心相当坚定。1913年3月9日，罗振玉致信震钧云：
弟海国闭门无可称述，回首宗邦日深愤懑。大行皇太后崩御，而殷商孙子尚奔走新命，尤堪太息。以前宝沈堪侍郎尚有“麦秀”之悲，近亦委蛇朝列。国家二百年养士之结局如此，可胜恸哭。
隆裕皇太后即光绪之皇后病逝于癸丑正月十七日（1913年2月22日），其生前曾主持御前会议宣布大清皇帝退位。“殷商孙子”即袁世凯，“宝沈堪”即宝熙，当时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府顾问。前清重臣摇身一变而为民国要员，罗振玉从道义上难以接受这种“变节”行为。1915年春，罗振玉致信顾燮光云：“弟避地海村四逾寒暑，眷怀故国情况可知。比虽薇蕨将穷而友施不绝，惟以作述遣此余生。”1915年7月29日，罗振玉致信梁鼎芬云：“玉海外索居，无俚如故，悲心日积，饰巾待尽而已。” 1918年10月18日，罗振玉致信宝熙云：“八年以来，无日不存速贫速朽之心。”1920年，罗振玉致信金梁云：“弟自辛亥避地，度门待死，不复与闻世事。”这些书信在在可见其遗民之心之坚决。1939年末，罗振玉致信王季烈云：“来书尚有回春之望，虽中心所至愿闻，然观目下现象绝不可言……弟之近况以头目废读，终日无可与言之人，几如升文忠晚年景况。向者尚是饰巾待尽，今则如王船山所谓‘活埋’矣。”“活埋”之典出自王夫之，王夫之在观生居室内自题一联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以此表明他一生穷经究理，誓不仕清的精神。罗振玉避地日本，虽与国内通信颇多，但要在学人群体，而非当朝政客。1917年9月6日，罗振玉致信日本德富猪一郎云：“弟去国以来与近时执政诸人不通书问，所通往还者学术家及收藏家耳。”政治立场极为分明。
遗民之心往往伴随着复辟之志。在张勋复辟暂时告成之时，罗振玉难掩激动兴奋之情。1917年6月25日，罗振玉致信樊炳清云：
今日公等痛饮之约当已实践，同局者几人？弟虽遥飞一盏二盏，然三爵而止，固不能尽醉也。以后是何景象不能测知，恐海外著书之期尚不能遽满耳。近沪上议论必多，市民情状若何，恨不得闻之见之。首善未闻警变，殆暂时尚可狗安耶？彼等之狗又不知作何状，其渠魁或已奔窜耶，抑尚作狺狺之吠耶？
罗振玉闻讯后的兴奋之情，以及对后续相关之事的关切都处于高涨的状态。很可能樊炳清去信罗振玉告知复辟成功，即设一局于当日邀同人一醉以贺。罗振玉虽在日本，亦遥飞一盏二盏三爵，足见其在东狂热之心。只是张勋复辟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罗振玉的热情也只能悄然隐退了。
其时身在日本的罗振玉曾经深度参与了张勋复辟的前期之事。1917年，是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这种迹象在年初似乎已有端倪。1917年1月5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
前日在乙座，忽见素存不知何时来此，乙颇与之作梦后之谈，渠述康成见解，谓颇与之大同，然其学说颇谬甚，乙颇与之作王肃之诤。然招梦谈何容易。此梦若来，亦出于事势之必然，于人力无与，惟却虑为人力所坏耳。素本长者，乙亦书生，康成乃蒯通、伍被之流耳。
“康成”为东汉郑玄之字，在此指郑孝胥，所谓“梦后之谈”隐约指向复辟之事。王国维的意思比较明确，此梦未必能成，若能成也非人力可致，而是时势造就，但人力可能无法成就此事，却可以坏却此事。现在来看，王国维对郑孝胥的评价尤见眼力。
罗振玉不仅自己一直做着复辟好梦，也希望王国维能参与进来。1917年1月16日，罗振玉复信王国维云：“素昨日由神户启行，计今日至门司，十六日到沪矣。渠佩公甚。渠昨与弟言，若好梦做成，拟屈公助渠。此事尚早，姑为转致。”罗振玉虽然认为“此事尚早”，但却并不怀疑，希望王国维“屈公助渠”，在这场好梦中有所助力。升允后来推荐王国维出任南书房行走，盖即蕴思于此时。
借重日本的支持，应该是这些遗老的重要谋略——不干涉也是一种支持。1917年2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素公函来，言观槿已与此间极峰见面，允不干涉，并属善自为之。意颇殷拳，足慰远念。”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行动方案。1917年2月12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弟劝素告黄楼以机不可失，若黄楼仍不决，素可向黄楼借兵自发，以此激之，或有万一之动机耳。此次又与素畅谈，此公实能虚心受益，于弟言无所违，非真坚僻不可化者，深可崇敬。渠此次到沪，拟拉合肥说黄楼，合肥若不往，则迅赴青岛，仍托潜楼往，不知潜楼今尚在弱方否？素又言潜楼数事，此人见事甚明，绝非昔比，进步之速，亦甚可敬。故弟意，可与谋者，仍素与潜耳。乙老较能变通，而障碍不能尽去，盖不免因智生障，幸天事甚高，不久旋悟，然转不如素之能尽言与之谈判，为易明也。
由罗振玉此信可知，复辟事虽由升允行事在前，而罗振玉实谋事在先。罗振玉直言升允接受他的意见，此也足见罗振玉乃是其中出谋划策者。具体的方案似乎至少有两套：第一套方案是升允直接催促黄楼（即张勋）出兵，如果张勋有顾虑，则通过借兵而刺激其愿望；第二套方案是升允联合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即“合肥”）一起劝说张勋，如果李经迈不愿意，则升允转赴青岛，转请潜楼往劝张勋。“潜楼”为刘廷琛之号，后来张勋复辟时，其曾任内阁议政大臣。在罗振玉看来，复辟之事必由张勋出兵，升允、李经迈与刘廷琛则是其中斡旋之关键，沈曾植则“障碍”总在，难以走到决然一步。罗振玉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担任了“总设计师”的角色，从出兵的大方向到如何出兵的重要环节，罗振玉早有安排。这大概是罗振玉感觉复辟机会将到，所以智谋尽出了。只是真正举兵复辟时，罗振玉却去了日本京都，离开了复辟活动的第一现场。
王国维虽在国内，但他似乎也主要是从报刊了解此事进展，偶尔从沈曾植处获悉一二，这说明与罗振玉运筹帷幄在前不同，王国维至少不在这场图谋复辟成员的第一方阵，他只是因为罗振玉的关系，而略知其中内情而已。1917年2月16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彭城不发一言，不知于意云何。闻潜楼至津，对山于元旦致书促北，而其使者至上元尚未到，不知果何意也（乙颇云其门下不可恃）。”张勋迟迟不表态，而刘廷琛与康有为（即对山）则奔走其间。1917年2月1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乙言素是日到，而于素极多不满，盖由用蒙之说为之。然此说恐不可信，盖有人交构其间也。乙于时局大有绝望之念，谓梁已预备为第二任总统，此语良然。又大骂徐东海，谓非徒梁之干儿，乃其亲儿也。但不知黄楼近来意思如何耳？
北系作事，全与志士无异，可知芝兰不生粪壤也。某素寡梦，此次颇觉有酣意，岂知黄粱未炊而先醒耶！然此梦后此必常规，只须于黄楼锲而不舍，此事在对山与潜夫矣。
与罗振玉的策划者身份不同，王国维只是这场复辟的观察者、信息员和评论员而已。沈曾植对时局绝望，对升允有诸多不满，罗振玉其实都不能接受。1917年2月23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乙绝望于素，乃意气之过，其实素用蒙之说，意未始不可移也。弟劝以借力于黄楼，渠大谓然，即暗移其用蒙之策耳。此意请通知乙老。素心地光明，如白日有时为浮云所蔽，不可因浮云而怒白日，此平情之言也。乙老心地，亦如光天化日耶，独无浮云之蔽耶？”罗振玉如此“挺”升允，原因很简单，升允相关的活动都是在与罗振玉商量之后采取的，所以乙老反升允，罗振玉自然也跟着反乙老。当然类似这样的信件，王国维应该不可能出示或转告沈曾植了。
1917年2月23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素存过此，闻今日已行。潜楼亦自徐来此，今日复返徐，留数日再返旧居。此皆所闻逊老者也。”“今日在逊座见小将（不知其姓张抑章也），乃黄楼之人，即往返为潜作道地者。闻其语黄楼事，觉黄非无心肝者，亦尚有布置，唯魄力似不如外间所言之大耳。”升允与刘廷琛的汇合与北上，都在罗振玉的计划之中。而王国维只是搜集相关情况并予以适度评价而已。通过王国维与罗振玉往返信件，即可知张勋复辟，其实也是在多种势力不断怂恿下逐渐明确、强化并付诸行动的。1917年6月22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在沪快聚……惟以未得在沪听榜为怅怅耳。”所谓“听榜”即指有关复辟成功的消息。
王国维虽然只是处在复辟活动的边缘观察与思考，但也不能不说，王国维的许多感觉是相当精准的。1917年6月24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今晨往海日楼，主人言此次黄楼北行，宗旨本甚坚定，乃中途为某所误（某即某君所称为龙阳君者），遂尔中变。潜楼已与告绝，而万某留之，谓尚非绝望，故尚留在北，素存已翩然返矣，惟对山尚乐观，不知究如何也。
“万某”指万绳栻，乃张勋之秘书长，复辟时任内阁阁丞，“对山”指康有为。看来当时遗老们对张勋态度的细微变化也了如指掌，但张勋的反复无常，也令原本的合作者如刘廷琛（潜楼）不免远离。
相比王国维对张勋的隐约不满，罗振玉则尽量予以解释。1917年6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听榜之事，仍无佳耗，意黄楼隐忍蓄机，未必竟违初衷。”“此间当局遣心腹西原龟藏者往来燕都，其权力隐与公使相匹，现又至燕矣。此人乙老等与接洽否？”看来张勋复辟前，日本公使的推动作用似也值得关注。
1917年6月3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黄楼中更，鄙意不久当复初轨，惟又劳久引领耳。”“劳久引领”四字，可见罗振玉等人在张勋复辟这件事上的主导意义。但这一次，罗振玉猜对了张勋“隐忍蓄机”，“劳久引领”却猜错了。大概在罗振玉离沪仅仅一周之后，上海方面就有了动静。1917年6月30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即透露了上海遗老的一些神秘行动。他说：
十一日往访寐叟，其家人云已于初八日赴苏，询其何时反沪，则云尚有耽搁，询其与何人同行，则云朱某（其人乃常奔走康、沈之间者），而今日报纸载对山已到京，或此老竟向北行耶？苏游之说自不可信。以此观之，或尚有听榜之日耶？近日报纸于横渠事所记甚略，或暗中有动作乎？
罗振玉22日离开上海，王国维24日造访海日楼，沈曾植26日（初八）北上，王国维30日再访海日楼，始知沈曾植北上事。这一方面意味着变化的突然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沪上遗老在复辟这一具体行动上对王国维的排斥。尤其是沈曾植在北上前二日晤谈王国维，尚未透露任何相关信息，而第二日悄然北上，并嘱咐家人勿对王国维言说真实目的地，而只是借口说去了苏州，显然对王国维要故意隐瞒行踪。好在王国维相当敏锐，报纸载康有为（对山）已到京，同时只是略记张勋之事，而沈曾植恰恰在这个时候神秘“出差”。这三点因素足以让王国维明白，张勋已经暗中在行动，康有为先抵京城，沈曾植匆匆北上。“或尚有听榜之日”是王国维的直觉。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个时候罗振玉不在日本，而是在上海的话，则不与康有为或沈曾植同行，也必在北上的人群之中，而王国维则注定是被这一人群冷落之人。遗老群体用行动证明王国维实际的外围的政治地位。
事实上，王国维很快就明白，沈曾植与康有为等正是从上海同行去了北京。1917年7月2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阅报后知榜已揭晓，但未得其详。报载对山于初九抵京，有沈某、王某同行，而不言其明，则乙老实与对山同行矣……报言对山之行，系黄楼所招，当信然矣。东方通信社电云黄楼为首揆，亦事理所必然也。”“王某”即王乃徵。王国维对政治之敏锐果然如有神悟。
在王国维写此信前一日，罗振玉也从日本新闻中获悉了复辟之事。1917年7月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顷见《每日新闻》号外，快悉黄楼兵已入卫，明日当可拜聆纶音矣。弟初十致书乙老，言必趁正轨，斯言又幸中。唯此老持局外主义，弟始终不赞成。黄楼坚韧，当具全体知识，或尚不至成短局耳。西望祖邦，且喜且惧。”罗振玉对自己的政治敏锐、对张勋的赞赏都直言道出。罗继祖在此信后加按语云：
观此札知丁巳复辟，公虽在局外而实处处关心，对沈曾植的主张持不同意见，而颇寄希望于张勋，则与沈一也。乙庵老虽貌似处局外，然实在局内，而不欲使公知，正此老诡谲处，其待同志之坦诚不逮公多矣。
用局内局外来界定沈曾植与罗振玉二人，似乎尚欠精准，此局策划者即有罗振玉在内，只是因其寓东，而貌似局外人而已。沈曾植其实貌也不似局外人，只是他对王国维相当“诡谲”倒是事实，而罗振玉在京都，就不是“诡谲”两个字可以形容的了。
1917年7月4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字之释，大可快，与闻中兴消息正相等。”“中兴”二字足见罗振玉意绪之高扬。他在信中说：
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诋，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易地以思，利害可想。乙老等以前执迷不悟，今柄政矣，恐方针益惑。弟初欲与面陈此利弊，又恐有猎官之嫌（在弟自问虽无嫌，此老终不知我，或以为借此求出，亦未可知），又不忍不言。
又说：
乙老果长学部，不出预料。弟意中兴诸臣，当以让德先天下，乃竟不能。弟幸免为之佐，乃深得前日面争之力，不然殆矣（若发表而不就，其怨弟尤甚矣。此老狭隘，终可虞，深为忧之。各部尚侍，颇多不妥，此老赞画居多）。然弟独不敢入都者，因彼必以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诸职相牢范，则去留都难。素公在政府，不过伴食，然此老虚心毅力，必不肯自认伴食，或就弟咨询行政，若采择二三，乙等必以弟为素党，门户水火，将于此始，党祸必不免。弟即不往，亦必然。然何必弟入乎重围乎？想公以为然也。
罗振玉的这封信信息量极其丰富，因为视王国维为知己，所以出言也十分坦率。约而言之，罗振玉表达了以下四点内容：第一，对复辟成功、“中兴”可期感到十分兴奋；第二，对不依靠日本力量而取得成功尤感欣慰，但此意无法与沈曾植沟通；第三，对沈曾植担任学部总长以及各部尚书、侍郎人选深感不妥；第四，以不入都入职为幸，也可以此免与升允同党之讥。罗振玉的情绪随着复辟的进行，或担忧、或兴奋，投入的情感相当深，而其对自己可能获得的职位也心知肚明。换言之，在这场复辟行动中，如果罗振玉在国内，则必在参与者之列，但因为沈曾植的妒贤嫉能，很可能让自己惹一身麻烦，故居东反而成了苟安的一个重要理由了。
相对王国维的客观评述，罗振玉的兴奋之情与代入之意，还是十分强烈的。1917年7月5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此间局势，近日始明，后事如何，尚难预睹。”为什么尚难预料呢？因为北方段祺瑞举兵反对，南方的冯国璋欲自任总统，但沪上党人及海军则拟迎黎元洪南下，如此情形自然一时难以清明。王国维说：“恐将来全局之定，不以干戈而以策略，此亦近来一习惯也。”王国维写完此信未及时发出，次日情况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遂再写一信云：“昨日此书未发，今日情势大变，北军已多应段，战事即将起于京津间，张军中断，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
与罗振玉代入种种职务如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不同，王国维担心的是“北行诸老”的结局，虽然不无哀痛，却是哀他人之哀。关于自己，他只是担心自己背后的这条辫子，在形势复杂的情况下给自己带来别样的侮辱，毕竟张勋的辫子乃是标志性的。所以1917年7月5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海上人心浮动，以后便拟简出，恐招意外之侮辱也。”王国维拟简出的原因是担心这条辫子给自己带来意外的侮辱。罗振玉时时将自己置入复辟的群体之中考量复辟的意义和格局，王国维始终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时事，情绪固然也有变化，然也不过是对时事反复的感受变化而已。
在复辟这件事情上，罗振玉盛赞的是张勋和升允，而始终有微词的则是沈曾植。对沈曾植的微词除了反对引日本力量入复辟之事之外，也对其狭隘的心性予以抨击。1917年7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观连日报纸，知有抗命者。以前黄楼言，有抗命者击之，斯言至壮。乃闻有托东邻作调人之说，引虎自卫，以后事事受人干涉，甚或南北从此遂成两截。分裂之祸，不成于袁世凯时代而成于今日，岂不可痛哭流涕长太息乎？乙老诸人，依赖已成性根。往者以弟为偏，乃以不狂为狂，弟逆料其必致今日之事也。天乎人乎！且此刻抗命者仅段一人，败段甚易，段败而观望者皆革心矣。不求之己，而授人以柄以自戕，尚何言耶，尚何言耶！
王国维也感到“伤哉”，而罗振玉则是“痛哭流涕长太息”，即情绪的高低也有差异。但罗振玉把段祺瑞之抗命看作“败段甚易”，事实上也过于乐观了。他反对借日本力量来调停，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眼光的。
罗振玉认为困难是一时的，复辟的“大业”还是有希望。1917年7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黄楼末着，不知究如何，私意早定入蒙之策，异日犹可为也。黄楼去后，必至群枭相食，大局不至瓦解冰裂不止，公等恐亦不遑暇处矣。”对于复辟失败后所导致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深感担忧，这种担忧，历史证明是确然存在的。
关于沈曾植等人在失败后的命运，王国维说：“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
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报纸记北方情形，惟在军事一面。而寐叟等踪迹均不一一纪，惟一纪陈、伊二师傅，一投缳，一赴水，不知信否？黄楼赴荷使署，报言系西人迎之，殆信。又言其志在必死，甚详，此恰公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均绝矣。”可见王国维认为“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果以死谢国，应是值得表彰之行为。
王国维自己对此有过悲哀之感，但因为既未负责，也未受职，所以情绪很快回归平常。1917年7月1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说：“永初闻此，亦作恶数日，近已顽钝如常。”可见原本是局外人，情绪也是来去自如的，毕竟学术的吸引力要更大。事实上，1917年7月23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内中只寥寥数语涉及复辟后事，所谈大率乃学术之事：“近顷无聊之极，前日辑写古金文之有韵者三十余器及石鼓文，为《周代金石文韵读》一卷……近日复研究唐写本《唐韵》……将来当将以唐写本较诸韵，当可略明各本源流。”1917年8月10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得古韵今韵所以转变之故，近月湮塞沉晦之心绪为之一销。”此足见王国维真正兴趣所在。
此外，王国维虽然曾经以“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来褒奖张勋，但其实他的想法很快就发生了转变。距说此话的时间不过一个月多一点，1917年8月25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前日与抗谈，谓横渠事若成，则一切凶人皆身名俱泰，乃无天道。自今以后可知不顾一切而自以为巧者，乃天下之至拙。不身受此报，固不能悟也。徐观数月，即知其归宿。”王国维说与樊抗父谈张勋事，以后未明是樊语抑或王语，但至少是王国维认同的，因为到这一节文字结束，王国维没有表达任何的质疑和否定之意。而将这一节话发给罗振玉就更有意味了，因为罗振玉在致王国维信中对张勋一直是称誉有加，未曾有过任何非议。王国维明知罗振玉偏赏张勋，而故意出此一段文字，是否对“复辟”之事，在痛定思痛之后，又开始反对此事，认为张勋不顾一切复辟，自以为得巧，实际上至拙。这是否也是对罗振玉之前对复辟的种种策划和判断表示了一定的否定之意呢？罗、王的政治异趣，似乎从这些细微之处也可以看出一些门道来。
罗振玉则说：“乙等不知如何作计，恐亦不能善终如始。”“寐潜诸君等，不知若何？”沈曾植是1917年9月上旬才回到上海。1917年9月18日，王国维在复辟之后第一次拜访沈曾植，对复辟何以失败的原因才更为清晰一些。当日其致信罗振玉云：
今晨晤寐叟，渠夫人病已渐愈。知潜楼在青，与素大忤，素于此次一切举措，无不痛骂，亦甚奇。韧叟近亦寓彼，日前潜之子来沪，为寐言之。寐深不满于蜀叟，谓其居心不净，惟于对山无间言，又竭力为潜鸣冤，盖外间责备潜者甚多也。蛮触纷纷，殊为可笑。
在王国维看来，“蛮触纷纷”即内部各种矛盾导致了张勋复辟的最终失败。
罗振玉在日本居住时间越久，离开日本之心也就越烈。1918年3月2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弟之涉海，忽已六年，首尾则八年矣。初到此间，尚可闭门造述，并略料理生计。今既久处，知此邦之人犹吾大夫，乃有去志。及德俄战局将告终，此间乃有累卵之势。我国今为乱邦，彼亦且由安而危，由危入乱（俄之前事是其明证），于是去志益切。然复旦之梦，必无乐观。去年之事，弟深恐卷入旋涡，今弥复不及，不能不回翔审慎。此次之行，乃借放振之名，而觇北方之人心及内幕。若复辟之事已发表，则弟命儿辈返国为谋食之计，弟则徐徐为居北之计，半岁闭门，半岁为访古之游（此指身体健言之，否则终岁闭户而已）。若尚未发表，与此梦不成（鄙意此梦或竟不成者，此行本愿一谒先帝陵寝），则弟于谒陵之时，于梁格庄觅一墓地，为异日葬身之所。人生不能无末日，若长此时局，不能归首淮安，尚得葬身先帝寝宫之旁，可以无憾。一面入京乞一陵差，而以鬻印刷品为食之助，往来京与海东，而仍留家居于东寓。倘梦成，则弟决不愿厕身其中，与哙等伍也（今日诸公，更远在去岁诸人之下）。区区之志，不审高明以为何如。
张勋复辟失败，罗振玉也随之调整人生方向，毕竟日本的情况也不安定，他希望回国居北，在清陵附近觅一墓地，要把遗民之志进行到底。梦成与否，罗振玉做好了自己相应的进退安排。整个1918年，罗振玉心里盘桓的似乎皆在于此。1918年12月26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再次表示了类似安排：“春夏间且旅津沽，并买地梁格［各］庄，为异日止息之计。”12月29日再致信王国维，表达了相似的意思。罗继祖在信后加按语云：“公自述归国后志愿……后皆未成。”未成是因为国内形势的变化不尽在罗振玉的预期之中，所以他原本想做一个在“形式”上也很纯正的遗民，现在只能从内心求之了。
这一节文字应该比较深度地透露了罗振玉的内心想法：其一，与日本关系要疏离，原因第一是日本对中国人有“大夫”的优越感，第二是日本情况渐趋危殆，既无主人之感，复陷危乱之境，故拟抽身回国；其二，遗老之念愈趋强烈，无论梦成（复辟）与否，皆渐去政治之心，“去年之事”即张勋复辟的失败，多少消磨了罗振玉的激情，但生前“乞一陵差”，死后愿“葬身先帝寝宫之旁”，“梁格庄”便是他理想的安魂之地，足见其对清朝的节义之感。类似这样的感觉，料王国维不可能有的。
三、一个插曲：军阀混战与宋瞽神算
因为张勋复辟失败，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一时无解，一些神算的预言也开始在一众人中流传。1920年2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都人凡善星命者，皆谓太叔明年必长逝，然则天日再昌，或在明后年，而复旦以后，海宇仍苦兵，且甚久。日者谓弟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永终时辉光莫大，或竟以马革终乎？……以槁木死灰之人，尚须重任艰巨，则天地可以苟存可知。思之令人悚然。然亦势所必至。
对于未来的憧憬是遗老不愿停息的念想。神算之所以有市场，或在其竟有一二偶合者，如算到罗振玉74岁去世，今检罗振玉生平，彼生于1866年，卒于1940年，果得年74。“危险中成功”云云，若是指1924年入直南书房以及30年代入职伪满洲国，倒也有几分相合之处。只是这个“成功”，只能从遗老的角度来衡量，而“危险”却因此伴随了罗振玉生前身后。
这位宋瞽的神算多少令罗振玉对未来添鼓舞之心，故他要了王国维的生辰八字（丁丑十月二十九日辰时），也要为王国维测算一番。王国维虽然在上海，居然也从沈曾植、蒋孟蘋处听说宋瞽的神奇之处，但王国维对宋瞽其实是持保留看法的。1920年2月上旬，王国维回复罗振玉云：“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王国维关心的其实不是预知个人命运在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因为个人命运乃是时代命运之产物，所以他对宋瞽无法预算世界与国家命运深感惋惜。换言之，罗振玉从宋瞽那里获得了一种个人的信心，王国维则是多少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并不如罗振玉一般关心个人政治的发展，学术就是其安身立命之处了。
罗振玉要了王国维的生辰八字，果然持以问询宋瞽。1920年3月1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此语奇甚。弟此后亦以五十七八九三年为佳，岂尚有袍泽之雅耶？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寿登大耋，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何诸同人咸相同耶？
所谓“刑克”“刑伤”似不合实，但说“后年以后三年”即1922年至1925年间，为王国维平生运气最佳时期，又说“投笔戎幕”“从事戎旃”云云，虽然实际上与军队之事无涉，但“南书房行走”之任正在这一期间，从王国维命运转变而言，虽不尽中亦不差远矣。罗振玉借助宋瞽之神算，目的还是让王国维听从命运安排，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方面来。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宋瞽预测到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未来二三年中命运会有一些变化，现在来看，还真是被说中了一部分。两人先后入直南书房，与逊清朝廷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王国维入直南书房，罗振玉曾一再上奏或通过王国维上奏，核心是为可能的复辟积蓄能量。罗振玉入直南书房的时间仅二个月零三日，即甲子八月四日（1924年9月2日）至甲子十月九日（1924年11月5日），这也是点燃罗振玉后来深度参与伪满洲国筹建热情的重要时期，他们更是共同见证了逊清朝廷被逐出紫禁城之事件。甲子之变后，王国维在身份上与溥仪的关系，即大致告终；而罗振玉在30年代入职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则继续着“危险中成功”之经历。
四、学术传古与存中华文明之使命
罗振玉在五十之年曾感叹“我为天下至痛至苦之人”。令人欣慰的是，除了短暂数年出仕伪满洲国，罗振玉中年以后基本处于复辟无望的境地，这客观上促使其将人生向学术方面大力拓展，从而成就了敦煌学、甲骨学、古物学等的发展与辉煌，并因得到王国维相助，而形成了当时走在国际前沿的“罗王学派”。罗王学派并非意味着罗王治学理念和方法的完全一致性，而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相似性以及研究方法与成果的互补性。简单来说，罗振玉更多地表现在对新领域的敏锐开掘、文献搜罗与整理阐释上，而王国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构上。
有政治情怀和能力，但难以遇上一个可以施展政治才华的时代，罗振玉政治的失意，根源在此。当然，这种“不遇”也与他不合时宜甚至逆时代而起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换句话来说，他对政治发展的判断显然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把不少的人生精力耗费在几乎没有实践空间和意义的筹划、奔波之中。好在除了政治，罗振玉还有学术。罗振玉致力学术与身逢一个文献辈出的时代也有关。1922年4月2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库籍为有明及国朝史料，不啻遇一宝山。自问平生文字之福，远过前人。殷虚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
这四种史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界对历史的认知，也带来了许多史学观念的变化，“新史学”的诞生便与这四种新史料密切相关。散出之大内藏书由罗振玉出资购下；甲骨文字的收集，罗振玉居功甚伟；西陲简册，罗振玉收集并与王国维共同研究；敦煌遗书，罗振玉更是辛苦刊刻并与王国维研究其中。罗振玉对新出史料之敏感及收集、刊刻和研究之功，已经深深镌刻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
罗振玉对于自己与王国维的学术关系，其实是非常清晰的：罗振玉为启山林，王国维精密其事。或者说，开疆拓宇大率由罗振玉为之，而邃密深沉则由王国维为之。殷墟文字是如此，古器物学也是如此。1923年10月3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近为《古器物识小录》已得十纸，大约可得二三十纸，虽不尽精密，然为后学肇启山林，其效用不在发明殷虚文字之下。此书出，若有继起者，则古器物学必且有大昌之一日，然此事不于我公望之，而谁望乎？
这里虽然说的只是古器物学，但在许多领域也大率如此。这也是在学术上罗振玉与王国维难以分离的原因所在，开创新域与擢拔新境，在罗振玉与王国维二人手中完成合作。他们事实上也一直互引为学术知音。1918年7月3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弟之心事，惟先生为能道之，故平生妄有著作，从不乞人一字，但有乞之先生耳。”罗振玉这话只是表述对王国维充分认同之意，其实说得稍过，半年以后，罗振玉撰成徐、万年谱，即曾请沈曾植作序。1918年12月1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天壤之大，同志最难得，欲求弟与公之无猜无惑，举世殆不能得第三人，此可断定者也。”罗振玉在读了《观堂集林》后，感慨地说：“公十年成绩，过于乾嘉诸老之优游数十年者，能无畏叹！矧今后所得，更无限耶！”罗振玉很清楚，像王国维这样的天才学者其实可遇不可求。但在政治风向一度有所转化之后，罗振玉似乎也无暇顾及王国维的学术，而是希望他能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日本期间，罗振玉大概觉得既深恶民国，又无望复清，所以也曾甘心作个学人。1916年10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蛮触之争，不知胡底。弟意公非海滨逐臭之夫，能再来此间，青山皓首，几杖常亲，岂不快哉！先生想不以非。盍迅决此计乎？弟明春将家事了清，亦无后顾之累，从此作闲人，与公商榷今古，乃所切望耳。”与王国维一起商榷古今学术，其实是罗振玉当时唯一可行的人生方向，毕竟王国维的学术功底、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一时之选。
罗振玉的传古之心，使他对于种种历史文献独具情怀。1912年8月26日，罗振玉致信震钧云：
知先生以刊布书籍为己任，盛业洪愿至佩至佩。弟以为沧桑变后，一姓之兴亡尚为前史所有，而三千年之人伦与文物扫地将尽，则为振古所无，所冀今日仅存之遗献，于冱寒之时下一粒之种子，弟虽不肖，窃愿执鞭从诸君子之后矣。
1915年7月25日，罗振玉又致信震钧云：“弟沧桑以后万念都灰，惟刊布古籍之志未衰。”这些文字颇可见罗振玉传古之初心，所传虽是古物古书，但其中所寓正三千年中华文明之精神，其节衣缩食、不顾生计而致力于此，即以此绵延一线以存传统于不绝。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均注意到民国代清而立，此断然非前世朝代更替之例，而是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以及带来的文化观念之新变。此前朝代更替，不过是“一姓之兴亡”，国家制度仍大体延续，故此前三千年可视为一个整体；民国则是传统文化的断层与新文化的开启，新旧文化的矛盾甚至对立表现得比较明显。
罗振玉从本质上不接受民国的国家与社会文化制度，心追神慕的是传统的封建文化，故其传古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兴趣，而兼有着深层的传承传统文化于将坠之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罗振玉的这一思想对王国维、陈寅恪应该都有一定的影响，或者说在这一时期，这些遗老或保守的知识分子所持看法大体是相近的。罗振玉之所以不遗余力、不顾生计，一心要传古，明乎这一背景，其动机也就非常清晰了。
试以罗振玉费心费力比较多的敦煌学为例。关于敦煌卷子的整理与印行，足见罗振玉传古之中深沉的家国情怀。1909年10月2日，罗振玉致信汪康年云：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敦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资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保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
罗振玉说敦煌之事“可恨可悲”，其实也开后来陈寅恪“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说之先河。罗振玉应该是最早意识到敦煌卷子极为珍贵的少数人之一，因为既有不少卷子为隋唐之《艺文志》失载，则其文献价值自然难以估量。“可恨”当时大半为伯希和运回巴黎，“可喜”是还能部分影印问世，“可悲”是国人多浑然不知文化流失之痛。罗振玉之《石室书录》即刊于《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之《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此所谓数纸，或即目录粗成之稿。
罗振玉抢救中华文明遗产之敏锐以及付诸实施的行动力，皆堪称一时之冠。罗振玉刊印敦煌文献有一个持续的过程。1909年冬，罗振玉之《敦煌石室遗书》印成，当年底分送汪康年、杨守敬等人。1910年2月27日，罗振玉致信杨守敬云：
去年秋，法人伯希和学士得我敦煌石室古书舶载而去，此至可痛惜。幸得见其未携归者，书卷拓本雕本壁画等数十种，并得抄录影照十余种，略加考订，为《石室遗书》。
《敦煌石室遗书》由罗振玉编订，1909年由武进董氏诵芬室刊行。1913年5月26日，罗振玉在京都致信在巴黎的伯希和云：“承寄敦煌影片半月前已寄到……前次影片弟当于一二年内陆续以玻璃板（版）印行，以期不负先生殷殷代照之厚谊。”同年9月，《鸣沙石室佚书》十八种印成。伯希和拍摄的胶卷或失之于乱，有的中间更有缺失，罗振玉在考订的基础上，对照目录，查漏补缺，并将拟补拍书目一一奉请伯希和补拍，其谨严如此。有时补拍胶卷久候不至，更是驰书相催。1914年10月19日，罗振玉致信伯希和云：“久不得赐书，远念殊切。前请代照各卷不知许代照否？需费若干，甚盼复音也。”据今来看，罗振玉编印敦煌遗书之功已经载入史册。
1915年7月25日，罗振玉致信震钧云：
弟沧桑以后万念都灰，惟刊布古籍之志未衰。前以三千六百余元托法人伯希和将敦煌古卷轴中诸经注及佚书之归巴黎者影照一分，顾以流离奔命之余，旅食且不给，勉将诸佚书印出，即《鸣沙石室佚书》是也。诸经则有《周易》及《释文》《毛诗》《礼记》《左传》《公羊》《谷梁》约二百纸，无力印行，传写易误，且非玻璃版印行不可（纸黑不能石印）。若照《石室佚书》式印三百部，约须三千元，无此力矣，不知贵居停能有此愿力否？弟尝谓敦煌诸书若用玻璃板（版）印行，则印百部即归我国者不啻百部，归海外者仅一部耳，其可贵千百倍于宋椠元钞，而世少可语此者。
贵居停即郑国勋。1917年，罗振玉续刻《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其实在清亡之前，罗振玉已然有刊布古籍之举，但辛亥之后的刊布，就在学术之外，而兼有政治的意义了。这是罗振玉在寓居京都后较大规模印行古籍的背景所在。
大概是震钧主张将诸经刻石，而罗振玉认为刻石带来的传播问题其实更繁琐，所以仍主张以玻璃版印行为好。1916年8月18日，罗振玉致信震钧云：
敦煌诸经残卷，尊意刻石，弟亦甚赞成，惟诸经字数虽未悉数，然至少八万言（因皆有注），往弟在吴下刻小楷书每字五分，今不知何如。若照此计之须价四千元，而旷日持久，刻成以后拓墨亦费事，又须装潢乃可展览，故鄙意仍以玻璃版为廉。此次至法国写真及寄费已费三千六百余元，以前选其中佚籍引《鸣沙石室佚书》百部所费亦将二千元。所印虽仅百部，然初但有一孤本耳，今得化身为百已出望外。今若以三千元印三百部，则视《佚书》加二倍矣，而费仅加三之一。玻璃版印书愈多愈贱，若印五百部亦不过四千元耳。方今时局扰乱，虽巨憝自毙，恐未必遽能升平，可从容刊刻假以岁年。
所谓“巨憝自毙”是指袁世凯于当年6月6日去世。罗振玉其实不赞同震钧将敦煌残经刻石拓墨的想法，不仅成本高、传播难，而且后续事情也多。而一旦用玻璃版印行，则成本降低，传播也就更广。1917年7月29日，罗振玉致信伯希和云：“前承赐敦煌古卷影本，使古籍复得流传天壤，皆先生之功，此海内外学者所共钦慰，不仅弟一人之私感。又蒙允赐影片二百纸，益拜高谊……弟自辛亥以后息影海东，惟以著书遣日，眷怀祖国日夕不忘。”罗振玉不懈地印行敦煌古卷，希望更多的历史文献能长存在天地之间，传播到更多的地区和人群，这一情怀的背后正是“眷怀祖国日夕不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罗振玉并非在财力雄厚的情况下刊印古籍，而是因刊印古籍而经常陷于经济困窘之中，有时甚至愈印愈拮据。1916年5月5日，罗振玉致信邹安云：“弟今年本拟发愤筹款，将《书契后编》及《殷虚古器物图说》《符牌续录》三书印成，然待款项筹得不知在何时……于弟虽受一时之窘，而于传古则大有益，亦不幸之幸也。”1916年7月23日，罗振玉致信邹安云：“弟到东后数年，印书之费已二万三千余，今年末当达三万元，性之所好断炊不顾也。然三万以后不能再成一纸矣。”罗振玉为了印书甚至到了“断炊不顾”的地步，其传古之热情可见一斑，其信中虽说以后不再印书，但实际上终其一生，罗振玉堪称生命不息、印书不止。
罗振玉印书的初衷原本就在传古，而非在谋利，这也是他能克服经济困难、刊行不止的原因所在。1916年9月3日，罗振玉致信邹安云：
传古乃弟之夙愿，本无受禄之意，弟老矣，平日不能为人佣，今益放废，但为古人役则低首下心所不辞也。若受人薪金即不能不为人役，不如不受酬之进退裕如也。今年大发印书之兴，拟屏一切嗜好专力此事，恐须万金左右，现方拟斥鬻所藏以图之。始知传古之事，国家之力与当世商人顾远在我辈寒士下也。
国家的文献储备能力与富商的印行推销能力确实远在“寒士”之上。但在罗振玉的时代，国家与富商实际上对传古皆未付十分心力，故一寒士在某一领域之传古成就反在其之上，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因为是寒士，所以要“斥鬻所藏以图之”，由此而带来家庭生计的窘迫而不遑顾惜也。对罗振玉而言，生平不愿为今人役，但愿意低首为古人役，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传古责任感与使命感促使他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自己的夙愿。所以他说：“筹款虽苦，观成则较易矣，公当以我为痴绝也。”这种“痴绝”的传古之心值得充分敬重。
罗振玉的传古之志原本相当高远，但现实还是让他时时感到困惑和艰难。1918年2月5日，罗振玉致信张元济云：
方今社会朽败人道绝矣，弟颠沛余生，万念都尽，惟以刊布古籍为己任，然此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六年以来成书才百余种，又刊之《雪堂丛刻》及哈园《学术丛编》者，亦不过数十种，志之所存不及百一。
罗振玉希望能有更强大的社会力量来合作传古，为此他先后建议张元济印行敦煌卷子、日本藏唐写本《王子安集》《翰林学士集》《冥报记》、其所辑《海东古籍丛残》中部分著作、乾嘉诸儒与高邮王文简论学书札、拟编撰的《古名物图考》等，然张元济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商务也始终未成一纸，或两者在学术宗旨上未能达成一致。
除了传中国所藏古籍，罗振玉也注重传日本藏中国古籍。1919年回国之前，念及印行宋元古籍颇成规模，而日本藏唐代古籍尚多珍品，因托日本友人将京都所建筑之屋售出，以售出之款为印行唐钞本之专款。1919年6月17日，时在京都的罗振玉致信同样在京都的内藤虎次郎和狩野直喜二人云：
弟去国以来万念灰冷，惟传古之志尚未尽衰。频年略刊古籍力不逮意，十才一二而已。平昔尝叹敝国黎莼斋先生在贵国刻《古逸丛书》，但收宋元椠而不及唐钞至为可憾。窃不自量欲身任之，而匆匆归国此愿莫偿。念有寓居可售以充印书之资，欲鬻宅得款捐入贵国文科大学，即以此资烦诸先生印唐钞古籍，而戒行有期，鬻宅一事非旦夕可就，拟即将此宅奉烦两先生代觅受主，所得之价悉数捐入贵大学充印书之用，书成除颁送各国图书馆外，售价所入以为持续之用。区区之志惟诸君赞成之。
黎莼斋即黎庶昌，此函可见雪堂传古宏阔之心。罗振玉在信中并告知内藤与狩野，宅契当令其子面呈，相关售屋之事拜请二位跟进。此京都寓宅稍后即顺利售出，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第一集》也因此得以印行问世。狩野直喜记云：
明治辛亥清廷板荡干戈抢攘，我友罗君叔言携眷东渡，筑室京都东山下。闲居无事，乃得大展力于学，其所述作足以传后世。君又憾往年黎莼斋刻《古逸丛书》概收宋元旧椠而不及唐钞本，挂漏犹多。借得古刹世家之藏，景印《尚书》《史记》《文选》数种，其嘉惠学者功不在莼斋下也。大正己未君将回国，悲其业中废，托炳卿博士暨余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充印书资。大学因有景印古书之举，此其第一集也。兹记缘起且附载君书于后，以见其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穷而不少衰，尤可敬重云。大正辛酉三月，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记。
狩野直喜对雪堂传古的“高义亮节卓越时俗”的敬仰之情尽在这一节文字之中。实事求是地说，这也非狩野一人之崇敬，而应是读书人共有之崇敬。
1922年11月与12月之交，罗振玉致信马衡云：“弟捐赀日本大学所刻古卷子本各书，原约由彼校迳赠世界各国大学，乃竟未送至贵校，请迳作函索之。”1919年，罗振玉自东返国，遂将在京都自建永慕园房产委托内藤虎次郎与狩野直喜代售，并约定所得款项悉数捐赠京都大学，用以影印出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但一直到1921年才印出第一部。嘱京都大学将所印唐古卷子分赠世界各国大学，足见其学术宏阔之怀，而日人拖沓及吝啬之风，也颇令罗振玉不满。
或许是因为罗振玉的藏品关乎学术者为多，若因生活所迫，售诸个人，未免零落其藏，故罗振玉一直有藏品“归之私人不若归公共阅览”之念。1928年3月30日，罗振玉致信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云：“鄙意归之私人不若归公共阅览也。至敝藏古物，尊校愿购亦深愿割让，储藏卅年，深愿其得所归也。”“敝藏古钞本书籍五百余种，其中善本稿本罕见之本居太半，本欲与旧刊善本编一书目，荏苒廿年不克就。癸丑春曾经金君颂清为古书流通处介绍，愿以一万三千元让渡，未忍弃去，盖聚之匪易分散可惜。现书价又增涨，若贵校愿购，愿仍以此价让归贵校，俾不至分散，幸甚幸甚。”其实，罗振玉在与容庚商榷此事时，并非无人有意购买这一笔藏书，且合诸他书出价在此之上。罗振玉首选燕京大学，只是因为可以让藏品完整保存，并可以为学术充分所用。此在在可见罗振玉传古着眼的是国家学术。
余论：盘桓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王国维与逊清朝廷发生直接联系，乃在入直南书房之后，而罗振玉则在此前就参与诸多宫廷之事。1922年5月23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即提及曾通过陈宝琛、朱益藩上书溥仪，盖当时溥仪行事，皆由英文师傅庄士敦安排，以是而生忧虑之情。在传出民国政府有可能修订甚至废除清室优待条例之时，罗振玉甚至想到了帮助清室聘请律师。1922年6月，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兹有奉启者，从前南洋所指定律师担文，其人尚在否？又担文之外，尚有名誉、道德、学术过于担文之律师否（公当能默喻此意）？迅复为荷（愈速愈妙）。”罗振玉的这一封信，如果单独来看，恐怕一时也难明究竟。但正如罗继祖按语所云：“此札所询请律师事，参阅前后诸札所言，似是为民国政府拟废除清室优待而发。”罗继祖是敏锐的，今检此前诸信，确多这方面内容。
1922年7月2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律师平日所知，竟无其人（担文之名，自维来沪后，于报章告白及公堂案中，从未见其名，盖早已不在沪矣）。此不独维之寡闻，即沪上同侪，均不与此中人为缘，恐无知其道德学问，即或对人私德甚佳，至于重要问题，其人之宗旨意向，亦极有关系，不知鸿冥意中有其人否？可一问之。先以此奉告，当再问乙翁，当亦未必（或其友人中）能举一人也。必不得已，但求能忠于其事者，然亦无从知之；若为内间，则不如知无之之为愈矣。
王国维的复信要点有四：其一，无法探明罗振玉所提担文其人；其二，律师的思想倾向是应首先考虑的；第三，建议咨询辜鸿铭，看有否推荐之人；第四，至少要请一个有良知的律师。
其实，王国维认为聘请律师与民国政府打官司并非上策，而且胜算极小。他主张利用辜鸿铭的影响，造成世界舆论，从而对民国政府施加影响。1922年7月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维意此事诉之法律，效力甚少，可属飞鸿多作数文，于外纸上造成舆论，并令外节主张公道，较为有效。”相较罗振玉的公堂相见，王国维借助国际舆论施压的想法，似乎更有政治智慧。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无论是付诸法律，还是利用国际舆论的压力，其实都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民国政府的强势行为。
罗振玉与王国维在学术上的配合堪称完美，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其实相差极大。王国维虽然心中对复辟也隐有期待，但至少没有行动上的积极之举。因为学术使他沉醉，他的人生目标和成就感，主要来自学术的创造与发明。正如陈乃乾所说：
我确能了解王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是最纯正而精密，且他的日力丝毫不肯耗费在其他方面，故学问的造就得一天一天的猛进。
这个只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学术上的人，要他把学术搁置一边而去奔走政治之事，显然非其兴趣所在，也缺乏真正的动力。而罗振玉的遗民之心与复辟之志则远在王国维之上，他不仅在张勋复辟、伪满洲国的建立等方面，为之筹划并深度参与其中，即其传古之学术，也是以重续他心目中为民国政府所断裂的三千年帝制文明为神圣使命，其寄寓在学术中的政治意义还是十分明显的。或者说，因为身处易代之际，罗振玉的政治与学术呈现出相当紧密的关系，在政体上“恢复旧制”与在学术上大力传古，乃是罗振玉人生的一体两面。大致可以说，在罗振玉那里，政治是明面的人生目标，学术则是暗中的政治，特殊时代特殊的罗振玉因此而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