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理论书，不是学者，甚至到耄耋之年也还算不上是个明白人，对于启蒙这个概念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学者们对启蒙和新启蒙的理念本身，也有不同的解析和争议。因此，我没有资格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评述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我只能通过个人的经历，来理解不同阶段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
抗日战争爆发，已经是启科学与民主之蒙的五四运动之后18个年头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经产生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大师。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最先读到的是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在朦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启蒙。当时，我确实是像刚刚从愚昧中初醒来一样，啊，几千年的历史原来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一百年来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都还像阿Q一样的无知和无助！幼小的心灵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个“初醒者”，去唤醒尚在睡梦中的人的人。懵懵懂懂之中，萌发了寻求救国富民之路的遐想。求知的渴望促使我读更多的书。就读高中时，学校里已经有了社会科学读书会、文艺读书会，有机会读到从中国作家到俄国作家，从文学作品到社会科学小册子。于是，在朦胧中逐渐接近了（还不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启蒙，也就是某些学者称之为“新启蒙”的影响。
当我还处于这种朦胧的、低级的启蒙时，一些先驱们早已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形成了无可抗拒的社会思潮。这大约就是学者们对“新启蒙”的解读。幼稚的青年学子参加抗日救亡和反对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出于这种强烈愿望，逐渐向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靠拢。这种靠拢在当时几乎是无可选择的，最终还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当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所显示的目标（最低纲领），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基本是相符的、吻合的。其中既有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也有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流行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年轻的我们做出这个选择时，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新民主主义”当中的“新”字的含义。到了晚年，特别是经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作了解读之后，才略有些明白。毛泽东把这个“新”规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区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旧”民主主义，或称之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当年我们非常情往地关注《论联合政府》中所倡导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它将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却忽略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以及要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预示。到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明言“独裁”了，要用军队、警察、法庭等一切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实行毫不仁慈的专政。现在重读毛选这些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新”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序曲。一些学者们认为，五四以来崇尚科学与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在抗战期间有所转向，或者说变了味，嗅出了“专制”之味，于是，把启蒙运动加上了个“新”字。看来，这两个“新”是有逻辑上的联系的。可是，我们当年完全没有把无产阶级“领导”和“专政”挂钩，更没有把二者画上等号。因为我们当时反对的正是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全然没有想到另一种更为严酷的可能。
作为在国统区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及其领导的秘密进步组织，在革命处于严酷的条件下，也有组织纪律，如保守组织秘密等，否则就不能生存，个人会遭逮捕杀头、组织会遭破坏。但是，正因为面临国民党独裁专政的严酷，他们丝毫没有放弃，而且更加强化了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信念。我们也接触到一些共产党员（南方局青年组的同志），他们是可亲可敬的朋友、老师，他们有引导，有规劝，但不是强迫命令我们做什么。他们把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传统视为青年运动的根本。因此，我们虽然参加了党，而思想上仍自感是独立的、自由的，并不曾有过被当作“驯服工具”的感受。在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意识里，抗战并没有压倒启蒙，而是五四以来所开启的启蒙运动的扩大和强化。近来我阅读了《何方自述》中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的论述，很受启发，非常赞同何老的论点：“救亡不仅没有压倒启蒙，而且救亡本身就包含着启蒙，甚至可以说救亡就是启蒙。”他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正是在救亡中接受启蒙，在启蒙中参加救亡，两者相辅相成，没有一个谁压倒谁的问题。”
我以为，在国统区从事革命的一代青年（他们因接受以重庆红岩村为驻地的南方局的引导而被称之为“红岩儿女”或“红岩一代”），与“一二·九”运动后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青年，两者有着抗日救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同性。但两者也是有些区别的。奔赴延安的青年先一步被灌输了些马列主义，并经过整风运动、审干抢救运动的洗礼，许多人被迫或自愿地成为听话的“驯服工具”。而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则较多地保留了对自由民主的执著，更多带有国统区中国知识阶层的气质，即被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那些东西。这大概和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国统区不搞整风运动的指示有重要关系。因此，在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斗争中，他们自以为仍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而未曾因“新启蒙”的影响而被遏制、被压倒。这也正是解放后毛泽东首先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进行整顿的缘故。整顿地下党依据的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16字方针，当然，这16字方针不只是对地下党，而是对一切具有独立思考、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一个大战略。
可悲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延安整风的人，在思想改造和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接受了类似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也被灌输了马列斯毛一系列的论述（以完成“学习任务”的方式，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等几本书），虽然比较晚了些时候，总算是一种“补课”吧。在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潮中和政治运动的威慑下，也承受了奔赴延安那一代人同样的命运，频频作“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自我检讨，而成为“驯服工具”。于是，同样承受了人生中一段痛苦的“迷误”，一种从启蒙倒转为愚昧的迷误。也许这是他们对“新启蒙”所预想不到的体验吧。
顺带说一下，由于他们的“稍晚一些时候”，其命运却有稍稍不同于“稍早一些时候”革命者之处。在解放大军接管原国统区之际，随大军南下的某些“早些时候的革命者”，或多或少带有“解放者”的态势，而地下党则以“被解放者”之身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解放。但是，这些区别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毛泽东并不因为青年知识分子接受过延安洗礼而对之有些许宽厚和仁慈，他们在随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被逐步淘汰。可以说，对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政，也即被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知识分子的专政，无论是早是晚，都是一视同仁的。
“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以后，度过浩劫的知识分子在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引领下，对个人的和时代的悲剧、对中国革命、中共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总结和反思。从延安的整风运动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几乎是全民的愚昧；文化大革命则达到了愚昧的顶峰，许多有良知者为坚持真理、说真话，甚至只是不愿说假话，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这个民族多么急切地需要摆脱愚昧啊！愚昧使许多共产党人成为没有思考力的驯服工具，使人性遭到扭曲，使千万人生灵涂炭。许多识者已经呼吁要来一次“再启蒙”。有人呼唤“回归五四”。事实上，这些浩瀚的反思大潮已经构成了当代伟大的再启蒙涌动。如果把五四归结为“科学和民主”，今天的“再启蒙”总的说没有离开科学与民主这个核心，然而今天的再启蒙已经大大丰富了五四，超越了五四。这个再启蒙的涌动是对愚昧的伟大逆反，它不仅受世界性民主潮流的鼓励，而且受现代科学成就的互联网的驱动。它已经把老中青几代人吸纳进去，势不可当。当然，在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中有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认知。至少，下面这些启蒙是受到广泛关注的：
1.启对斯大林理论之蒙：包括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理论。
2.启个人迷信之蒙：把神明还原为人。
3.启被扭曲的党史之蒙：将真实的党史、革命史奉献给中国人民。
4.启中国神话之蒙：从中国模式领先世界，中国第一，“风景这边独好”之类的自诩、片面的宣传中醒悟，实事求是地估计国力的增长、百姓生活的变化等等。
需要再启蒙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一个生活在谎言和蒙蔽之中的民族，一个愚昧的民族，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国迫切需要觉醒，新的觉醒。
最后，我用谢韬老人2006年3月16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有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迷误，有共同的乌托邦，也有共同的觉醒和反思。问题是我们都老了，怎样把这些留给下一代，避免再走弯路，这是我们所尽的最后一点责任。”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