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致梁漱溟先生的一封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5 次 更新时间:2012-01-14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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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梁先生:

余生也晚,初次听到您老名字,还是在毛选第五卷。既然已经被伟大领袖钦定为“反动教员”,不明就里的后生,心中对您的感觉,只能是愤怒。听家父说,这位叫梁漱溟的老头,在五十年代,居然当着很多人的面,跟毛主席对着干,可谓反动透顶,十恶不赦。所以,您老在后生心中,“第一印象”实在不佳。

公元一九八五年,后生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从冀中平原来到首善之区,鲤鱼跳龙门,诚人生的一大转折。机缘巧合,您这位大名鼎鼎的“反动标本”,竟然会有一天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来没有想过,您竟然穿越时空隧道,像“出土文物”一样,傲然伫立在人们面前。

记得那是一九八五年,孔子诞辰纪念会在八百人大礼堂举行,主持人是老校长谢韬先生。从座位上向主席台望去,竟有一位老者,头顶瓜皮帽,身穿对襟棉袄,脚蹬千层底布鞋,别有一番风光霁月,仙风道骨,后生面对这番打扮,真是惊诧不已:这是何方高人?

听到主持人介绍,这是梁漱溟先生,更是大惊失色,那位被打入另册的“反动”老头,竟然还在人间,而且就在后生眼前,一时竟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甫入中国人民大学,就听到母校被冠以“第二中央党校”的名号,可以想见,这里是无产阶级的阵地,培养根正苗红的种子选手。世事难料,回想小学一年级的漫画,不就是在孔夫子胸口上,画上一枝箭头,题名“打倒孔老二”,启蒙教育,可谓刻骨铭心;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吹送到文化界,进而引发“文化热”,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热”,对中国传统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实在凤毛麟角。

我的母校,那么一所“革命”的大学,竟然承办孔子诞辰纪念会,是否思想解放的有点过头了?这就是,后生当时的活思想。但是,就在这次纪念会上,见到“反动教员”梁漱溟,实在是因缘际会,况且,您老给我留下了如此难以磨灭的印记。

首先,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如此清澈,如此纯正,令人过目难忘!接着是不苟且的神情,还有那庄严的态度,不由得感染着后生。经历大风大浪的您,可谓百年中国历史的“活化石”!真汉子须有硬脊梁。屡经磨难,脊梁依然如此挺拔,眼前的这位老者,该有着怎么的修为和操守,护持着一己的独立和尊严?

先生这尊“出土文物”,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引发了后生无限的兴味,随着阅读的扩展和思考的深入,您奇崛的个性和多元的人生,慢慢进入后生的心底。但是,您所洋溢的儒家气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后生都没有能力体悟。究其原因,出生于文化大革命,致使后生身上先天具有“革命”的情怀,吃着文化大革命的乳汁,愚笨的后生,难以将“孔老二”与“孔夫子”,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整合在一起。

当时的大学校园,言必称尼采、萨特,谁要赞扬中国传统,是要具有一点勇气的。而您老居然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为传统和孔子“平反昭雪”,后生们觉得不可理喻。既然,已经“河殇”了,那么,不去呼唤蔚蓝色文明,老头子居然还在宣扬儒家文化的复兴?看到您老奔忙的身影,总有一点“蚍蜉撼大树”的联想。所以,当看到《光明日报》对您老的访谈录,记者步步为营,您招架不住的窘态,不仅没有一丝温情,反倒拍手叫好,大呼过瘾。

这是为什么呢?

按理说,文化大革命,毁坏文化,毁损文物,是中国文化的浩劫;那么,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就应该对中国文化有一份同情与理解才对。不知怎么回事,回首文革,痛定思痛,居然把怨气发泄在中国传统身上。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是作家敏感,“伤痕”过后,就开始“寻根”,具有理智的第五代学者,除了李零、高王凌之外,很少有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致使传统中国成为替代性发泄物。当然,这是后生现在的见识,当时,却对反传统如痴如狂,可见,年轻人多么难以躲避时代的病症。

需要向您老汇报的是,后生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设《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但,对传统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总起来看,否定多于肯定,可以说,直到近两年,才从内心认同您的理念,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激荡着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

后生是如何实现这种思想转变的?

四五年前,既给学友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又开设《西方文明简史》,慢慢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西方何以为西方。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个话题,高王凌先生给我深刻的启迪;西方何以为西方,这个话题,阎宗临先生的论述,是那么深刻。

我们这一代人担负一种责任:深切理解中国文化,深透理解世界文化。在我看来,理解世界文化的根基,正在于深切理解中国文化。

我觉得,出生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先天”具有一种“革命”情怀;这种革命情怀,不仅无助于理解中国,也无助于理解世界。

老辈对中国传统那种深切的同情,实在令人深思。文革出生的我们,实在没有资格批判中国传统。

有人说批判传统的风气滥觞于新文化运动,从大历史的角度,倒是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新文化运动,从实质来看,实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不明就里的人,总以为那属于“弑父”的狂飙突进,其实不然。单从国立北京大学来看,就有“新潮”和“国故”,两派之外,还有奇崛的先生。

原来以为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谁能料到,先生传统学问的根基,其实,并不深厚,这一发现,使得后生不禁要深入体悟您的家学和师承。

先生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第二代学人,天赋异禀。自称幼时体弱,呆笨异常,六岁还需要妹妹给穿裤子。梁公巨川,虽做到晚清内阁中书,但,非常厌弃腐儒,所以,不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是送入中西小学堂,真是别具只眼,无形之中,培养了先生带着问题读书的人生趣味,先生由佛入儒,亦佛亦儒,具有先秦儒家的风格,难怪在“军调”时期,马歇尔将军短暂接触先生,就对先生的翻译叶笃义说: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的甘地。这是先生儒家本色的自然流露。

不知何故,先生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如此悲观?既然如此悲观,又为什么还要在顺天学堂毕业之后,参加京津同盟会,为革命而奔走?既然奔走革命,先生又为什么1912年一年之内,两度自杀?个中缘由,耐人寻味。难道是见识清末民初政坛诸种肮脏、龌龊、丑陋、粗鄙的作派,先生作为理性主义者,内心绝望、愤懑,情愿成为自了汉?

先生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这里面,既有梁公巨川言传身教的影响,也有自身的内在理路。

比较同代的学人,先生不具有陈寅恪那样深厚的国学功底,现在看来,其实,先生掌握国学的程度,大体与胡适之先生相当,尽管,胡先生对中国传统的看法与您迥异。历史实在有趣啊!

百年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谓一霎那,但是,风尚的流转,令人难以捉摸。谁能想象得到,八十年代,还走背字的中国传统,到了九十年代,以“国学”的面貌出现,并在您曾任教的北京大学兴起。先生的评传与陈寅恪、胡适一起,列名“国学大师丛书”,于1995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得到这一消息,不知道,您是否有时空错位的感觉?

从很早的时候,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就萦绕在您的心头,先生凡事不苟且,不放过,不懈怠,都要进行一番呕心沥血的思索,痛苦的反思消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这是难以倾诉的。您这一辈子,紧紧抓住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这两个牛鼻子,在长达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中,上下求索、左处右置,以出世间的精神,从事着世间的事业,写就了元气淋漓、特立独行的人生篇章。

先生的家学和师承,后生觉得那么有趣。梁公巨川不教四书五经,从《三字经》直奔《地球韵言》,不失为一种开明而务实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的好处是不掉书袋,坏处在于欠缺国学根底。1906——1911年,顺天中学堂近五年的生活,先生凡事爱用心思,而且绝不苟同,建构了自己的师承,依然是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这里,学友郭人麟,可以说亦师亦友,以至于笔记本上记载不少郭人麟的言论,人称“梁贤人”、“郭圣人”。在学校阅报处,先生如饥似渴地阅读《申报》、《顺天时报》,梁启超先生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凡五百万言,更是爱不释手。谁能够想象,读报的习惯,养成了学问的兴趣,也培养了政治的敏感。

章太炎、章士钊,两位章先生,酣畅淋漓的议论和学问,都令早岁的先生着迷。大概,从章太炎那里,接受了佛学的影响,而从章士钊那里,接受了不少宪政理念。无奈,两位章先生,只宜远观,不宜近瞧。好用心思的先生,看出了太炎先生佛学的破绽,而那位“孤桐”,多嗜多欲,细节不检,很让先生伤心。

1911年,先生十八岁从顺天中学堂毕业之时,胸中已经横亘着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视野和识见,绝非等闲之辈可比。人生的问题,意在安排自己,而社会问题,意在安置集团。从人生问题出发,先生出佛入儒,发挥古圣先贤的学说,成长为有自家面目的思想家;从社会问题出发,先生孜孜乡村自治和民主宪政,成长为中国的圣雄甘地。思想家、活动家,是先生一生相辅相成的两个面相,而学问家和政治家,实在是先生思想和活动的附属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安放个人和安放集团,并不属于同一个问题。后生以为,先生一生痴迷佛法,意在安放个人,为此,先生曾抗婚,自杀,撰《究元决疑论》,写《人心与人生》;先生一生为社会而努力,为国事而奔走,尽显儒家本色,意在安放集团,为此,先生入同盟会,当报人,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搞乡建,创民盟。

安放自己,前提在于认识自己,所以,先生努力探问人心;安放集团,前提在于了解社会,先生乃为国事而奔走。先生一生围绕人生和社会两个枢轴匀速转动。

后生以为,把握住人生和社会两大关键,就可以解释发生在先生的诸种传奇,实在算不得什么奇迹,而是,宛如平常一段歌了。

先生的逸闻趣事分外多,其实,从民国走过来的老辈学者,都可以说属于六朝人物,哪位先生能没有几段故事呢?

1917年,蔡先生礼贤下士,邀请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入哲学系讲学,就是学界流传的故事之一。既然是故事,而且老辈讲起来津津有味,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后生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符合故事的逻辑。

梁先生,您在某个场合,曾说毕业之后就革命,指的是1911年从顺天中学堂之后,在老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入同盟会京津支部,并在支部主办的《民国报》,担任外勤记者。您的老同学汤用彤、张申府中学毕业后,选择升学,可见,毕业之后,并不是只有革命一种选择。

《民国报》总编辑孙炳文先生,看到您稿子的署名总是“寿民”、“瘦民”,便提笔代拟“漱溟”的笔名,先生颇觉别致可喜,沿用之。孙先生与女编辑任维坤,结为百年之好,一代才女孙维世,便是他们的贴心小棉袄。而任维坤的妹妹任载坤,便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

先生的《究元决疑论》,既反映一己的心思,也是对报人黄远生的纪念,在《东方杂志》发表之后,颇受学界瞩目,在范静生先生介绍下,前往拜访蔡先生。蔡先生其实在上海已经看到该文,一番倾谈,甚为投契,蔡先生邀请您到北大讲印度哲学。先生于1917年10月,交卸司法部秘书职务,与陈独秀、胡适,同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既是先生人生的一大转折,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桩盛事。

先生要在“新潮”、“国故”之外,梳理东方文化的特性,为东方文化声辩,这对于意气用事的国人来说,无异于捅了马蜂窝。

具有庸俗进化论倾向的新文化弄潮儿,把“古今问题”转换为“中外问题”。也就是说,在陈独秀一帮人看来,古老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其实,就是把中国充分世界化的问题。古老的中国,在新文化领袖看来,可以说一无是处,遭得很。而“国故”派,只是认为古老中国好得很。表面上看,“新潮”与“国故”势不两立,其实,当“新潮”具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时候,“国故”派,没有真正的说服力。

先生之可贵之处,正在于赞扬民主和科学为西方文化之两大异彩,并对“新潮”莫逆于心,但,先生要告诉大家,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怎么过来的,而西方文化又是怎么走过来的,理性分析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缺点,充分说明了先生好用心思、不苟同的风格,令人赞佩!

可以想见,先生在新文化运用的风口浪尖,讲述东方古学所面临的压力之大,正是这种压力,产生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经典。

有一张北大的老照片,能够印证这种压力。北大哲学系学生照毕业照,好多先生穿长袍马褂,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梁先生相邻。照片洗出来之后,冯友兰给陈独秀先生送照片,陈先生边端详照片边发感慨:梁漱溟的脚伸得也太长了。冯友兰说回应:陈先生,请看清,这是您的脚,已经伸到人家那里去了。

1924年,已经站稳讲台的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是否受够了这种环境的窝囊气,不得而知。先生宣讲辞职的理由,确实令人心动:先生讲,学生学,不是一种好办法,因为老师只管灌输知识,而不管学生的思想和生活。

先生要与青年为友,一要帮着青年走路,二要注意到他的全生活。后生觉得,先生的办学思想,来源于孔子的私学和宋代的书院。尽管曹州中学失败了,曲阜大学的愿景也无从实现,1925年春,先生回到北京,住清华园,发誓三年不出。由于先生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曹州中学有几位学友,前来追随先生,不得已,师生在什刹海赁房而居,师生在一起,濡染观摩,虽然清贫,“回也不改其乐”。学友们随先生从游,砥砺品行,切磋学问,特别有意思的是,很早就起床,坐而论道,举办朝会,团坐静默之后,先生偶亦发表朝话,无不有感而发,流淌着一股真善美。

先生一生,除了教书,还要进行人生思想和社会活动。先生身边总有学生追随左右,深为敬服先生个人魅力的同时,不能不说,曹州中学、勉仁中学,先生书院似的教育理想,得到了相当的实现。

先生一生,可谓生于忧患,历经晚清、北洋、北伐、抗战、内战、建国、文革、改革,饱经风霜,艰苦备尝,特别是三个“九一八”,给人难以忘怀的印记。第一个“九一八”,先生已经在山东邹平开展第三阶段的乡村建设,国难日亟,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必须加紧进行,此时,先生以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出现;第二个“九一八”,指的是1941年9月18日,先生在香港首创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一是唤起国人,共求大局之好转,一是开辟自由言论的园地,此时,先生不避艰险,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采;第三个“九一八”1953年9月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先生犯颜直谏,“但我亦要考验共产党所云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何,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意指毛主席末后自行收回说我有恶意的话。”此时,展示了先生的儒家风骨。

不少学界晚辈,看到先生第三个“九一八”的大无畏气概,真想把先生树立为反抗威权的典型,无奈,先生却一直在反省自己,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须行恕道。其实,早在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间,毛润之就经常出现在同事杨怀中先生家中。1938年,先生出现在延安窑洞之中,并彻夜长谈,是有着内在渊源的。也正因为,有了在窑洞的交谈,对润之有知己之感,同时共产主义可以破除“我执”,这样,先生与主公才能够“和而不同”,无奈,主公不仅不能理解自己,还给自己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

1974年2月,先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阐述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引发了长达半年的批斗,9月23日,召集人询问先生对批判大会的看法,答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正是先生特立独行,表里如一的儒家本色。

谁也没有料到,先生能够穿越时空隧道,活到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更让人惊诧不已的是,先生这位最后的儒家,在1978年2月的“两会”发言,痛陈中国要完善法治,现在是转折点,因为,人治将日趋没落,法治将日益兴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后生从您身上看到儒家宪政主义之深邃。

1988年4月13日,先生到良乡上祖坟,因为风大,致使病重。临终前对医生说: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话音刚落,先生往生,时间是1988年6月23日上午。

呜呼,先生尚飨!

后生谢志浩

2011年12月11日,荷锄斋

(感谢绿茶兄约稿,《文史参考》2012年第2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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