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刘梦溪先生学行小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1 次 更新时间:2021-12-21 1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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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11月7日晚上十点半,席明纳结束之后,回到书菜楼,看到神交已久、素未谋面的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君的微信:谢老师,我21号到石家庄,下午讲课,22号下午返回。如有机缘,能否见面?

   志浩与宋立林君,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相同之处,比如,两人担任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西方传统文化的教学,更有意思的是,志浩开设选修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立林开设《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大师传奇》,职是之故,志浩在河北科技大学,立林在曲阜师范大学,不曾见面,但,颇为投契。

   11月21日下午,宋立林君应河北儒学会的邀请,莅临德明古镇,疏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天晚上的席明纳,探讨王元化与钱钟书先生之间的一桩公案。临近结束,辛金祥学友建议,下一次不妨聊一聊陈寅恪和钱穆先生。

   11月22日十一点,立林君门生的安排之下,习三艺术大厦七楼——小文元,品茗聚谈。百年中国学术大师,王国维、陈寅恪以及王元化先生在聚谈范围之内。立林君与刘梦溪先生是忘年交,不知不觉,话题转向了刘梦溪先生。立林君亲切地称刘梦溪先生为梦公。立林说,梦公经常晚上十点,以至于更晚,打来电话,问及《尚书》某个词义的解释,是否妥帖。同时,如果所撰文稿有新的见解,梦公总会第一时间跟立林分享,同时,谈话将要结束之时,不忘提醒立林:注意保密!梦公与立林的互动方式,十分有趣,不禁引起了志浩的神往!厚道的立林君回到曲阜后,把梦公的电话号码发过来,建议不妨先短信跟梦公联系。

   依照宋立林兄所给的电话号码,给刘梦溪先生发短信:昨天上午,神交已久的宋立林君来到石家庄市,品茗聚谈,屡屡谈起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的老辈——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王元化!立林君特别跟志浩提起先生,志浩以为先生乃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中国文化研究所流淌着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体温!刘梦溪先生简短回复,我又回复了梦公一封短信:梦公从钱钟书先生开始,后来,钟情于王国维和陈寅恪先生,依晚辈看,钱先生身上仅仅流淌学统,王、陈老辈流淌的道统,深深感召着梦公!

  

   11月24日,我与梦公加上微信。这里,特别感念立林君,志浩得以与中华文化托命之人——梦公,直接建立微信联系,实乃殊胜因缘!

   我这个人,对于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向来有着高度的敏感。追本索源,可以归结为,小时候阅读《北京晚报》而形成的“童子功”。一篇有吸引力的文章,自觉不自觉间,就会注意到作者。任何一位作者,只要看过三篇文章,就会在脑海之中留下烙印。因缘际会,亲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复兴,文化热,丛书热,大幕开启,老中青三代学人,登上了文化舞台的中心,老辈梁漱溟、冯友兰,最美不过夕阳红;“半老辈”张岱年、钱钟书、季羡林,老当益壮;中年学人李泽厚、李学勤、朱维铮,辛勤耕耘;青年学人葛兆光、何怀宏、梁治平,小荷才露尖尖角。八十年代的文化生态,着实喜人。

   但,八十年代喜人的文化生态,其实,也非常脆弱。一片生机的背后,也暗藏危机。刘梦溪先生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5年至1989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期间,没有看到刘梦溪的文章,也没听说过刘梦溪的大名。与刘梦溪同样出生于1941年,同样受过中文学术训练,同样对文学理论着迷的本家——刘再复,如日中天,暴得大名。

   刘梦溪好像是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一位“隐者”,刘梦溪在《七十述学》一书中,称之为——倒悬。看得出来,刘梦溪受命帮周扬起草第四代文代会的报告,没有写出批判《苦恋》的文章,似乎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原因。刘梦溪与那位“党内一支笔”发生了强烈的冲撞,以至于这位理论权威十分生气,批示中写有我的理解与刘梦溪根本不相同。刘梦溪所在的单位——中国文联就要落实这位文化艺术意识形态领域的“托塔李天王”的指示精神,刘梦溪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出版著作,不得参加学术讨论会。这样,刘梦溪这位训练有素的文学评论家,突然之间,不得不沉寂下来,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八十年代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文学批评生涯。

   一般而言,人生都是要向前的,正值壮年,没有一定的机缘,不可能回顾所来径。不知是幸运女神眷顾刘梦溪,还是运交华盖,活该倒霉,近五年的“倒悬”,使得刘梦溪得以“逃名”,静下心来,如饥似渴地阅读钱钟书的著述,并从钱钟书,开始走向老辈王国维和陈寅恪。沉浸在无功利阅读的境界之中,刘梦溪大梦初醒,觉今是而昨非,今日观之,以往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取得的所谓成绩,令人厌弃。譬如种种如昨日死,譬如种种如今日生。1988年“倒悬”结束,刘梦溪发生了惊人的蜕变,由“文”转向了“学”。八十年代,无役不从的那位刘再复先生,反倒没有寻觅到安身立命之所在,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思想漂泊者”,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1988年,刘梦溪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来到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文化研究室主任,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中,一位当年的右派——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王蒙有意加强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的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倒是人才济济,戏曲、音乐、舞蹈、建筑、话剧等领域的研究,有不少领军人物,但是,文化热当中,这里几乎失语,至少,声音非常微弱。毛主席赞扬的一位“小人物”,长期以来的红色狙击手——李希凡,从《人民日报》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日常工作。

   不知何故,一向不看好李希凡,也许,这与李希凡和蓝翎一起合作写文章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不无关联。山东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一心想当“红色狙击手”,并把准星“瞄准”了老辈学人俞平伯先生,十分精准,俞平伯“应声倒地”。此举,赢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看中的正是“小人物”敢于跟“大人物”进行斗争的反潮流精神。其实,毛主席作为批判胡适运动的总策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绝非小题大做。关乎社会主义“学统”之建立,绝对不可小觑,岂可等闲视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列为三个反动文人,不是一个轻率的决策,而是经过一番审慎的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一个要与旧世界决战的全新政权,但,依然要建立自己的道统、政统和学统。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道统”的话,毛主席也要建立与社会主义中国相匹配的“学统”。

   民国虽然只有三十八年的“国祚”,但,也有自己的学统,这就是以胡适为灵魂,以傅斯年为领军人物的——“新汉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统”,自然是以毛润之为灵魂,以郭若沫为领军人物的——“新宋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这就是发动批判胡适运动的历史因由。李希凡和蓝翎,两位红色狙击手,可谓应运而生。某种程度上,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李希凡和蓝翎的出现,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毛润之看到之后,欣喜若狂,称赞两位小人物,从此,两位小人物,变成了一个历史的符号。尤其是李希凡,一度有“小姚文元”之誉,令人刮目相看。如果,李希凡沿着姚文元的足迹前进,那么,可以想见,最后的结局是秦城监狱。刘梦溪先生说,李希凡是一位福将,指的是李希凡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总起来看,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虽然,仅仅获得了正局级的待遇,的确,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平安是福。

   刘梦溪一生,得益于李希凡之处甚多,包括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务院科教组召集人马进行《红楼梦》的注释工作,没有李希凡的大力举荐,刘梦溪还要留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写材料。山西的党政领导,觉得人才难得,十分重视刘梦溪,不放刘梦溪,那么,以后,刘梦溪也许跟着政策研究室的吴象,前往安徽,成为万里手下的马前卒,最后,调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为“农口”领导,也未可知。

   李希凡的举荐,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刘梦溪的人生航向。刘梦溪1968年分配到太原钢厂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也在太原钢厂,刘梦溪受到魏巍的照顾,一位作协的老人——唐达成,此时,也在太原钢厂。刘梦溪由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借调到国务院科教组《红楼梦》注释组,大概有两个方面的益处——第一,是金子总会发光,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的时局,大体上没有辜负刘梦溪的才华,可以读书写作,乱世之中,也有一张平静的书桌。此种好事,可遇而不可求;第二,刘梦溪在《红楼梦》注释组,不仅可以跟着恩师冯其庸先生问学,更为关键的是,还可以转益多师,沈雁冰,叶圣陶,吴世昌,吴恩裕,赵朴初、李一氓、周汝昌,谦逊有礼、虚心好学的刘梦溪,从文化老辈身上,吸取了不少精神营养,何止读了一个“博士”呢!“先是山西文化圈的老辈的温暖呵护,随后是京城红学老辈和硕学的相知相遇,对当时尚处于为学准备期和积蓄期的青年人来说,可谓幸何如之,然而又是不知其然而然也。”(《七十述学》,第50页)

   刘梦溪特别提及山西文化圈老辈身上流淌的那种特有的人情味。志浩曾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先生问学,高王凌先生曾经考取山西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受到父母老战友的照拂,高王凌对于父执那种人情味,印象深刻。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各级当权派,受到革命群众整肃之后,一些干部人性开始复苏,也许,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终结的人性基础吧!

   李希凡很少得到人们的理解,大概,李希凡这位小人物,作为历史的活化石,早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自觉不自觉之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化心理积淀在李希凡心中,以至于,历史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旦,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李希凡不经意间,抖擞精神,枪弹上膛,进行瞄准,一旦听到命令,就会迅速出枪。上峰让刘梦溪撰文批判白桦的《苦恋》,刘梦溪有抵触情绪,推脱没有看懂《苦恋》,这样,就避免了一次历史的硬伤。李希凡却反其道而行之,该写不写就不对,其中有一次,不知道,李希凡又把准星对准了谁,出枪射击,刘梦溪在电话之中,痛斥李希凡,不该这么做。结果,李希凡第二天就写来书信,祈求刘梦溪不要生气了。这个样子的李希凡,让刘梦溪如何是好!

   李希凡之所以是一员福将,其实,源自生活之中,李希凡比较厚道。文章之中盛气凌人的李希凡,生活之中,倒是与人为善。对此,刘梦溪叙述李希凡时,难能可贵的是,也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日常生活中,比较尖刻,谈锋甚健,语气凌厉,但是,写作之中,表现得比较雍容。由此可见,生活和文章,呈现一种十分有趣的互动,有的人高度融合,有的人,并不统一,有的人,则呈现割裂。因为,李希凡十分器重刘梦溪,因而对刘梦溪十分放心,完全放手,使得文化研究室,后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能够成为流淌刘梦溪体温的清洁的学术园地。客观来说,李希凡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泰山石敢当”。中国文化研究所,成为文化部所有事业单位一个高度自治的“文化特区”,这里面有着李希凡的努力。

   刘梦溪先生最早刻在脑海之中,应该是1990年的秋天,我与一位知己前往佟麟阁胡同的三味书屋,一本大十六开的《中国文化》刊物,厚重,古朴,流淌着浓浓的书卷气息,记得,封底是一张照片,叶圣陶先生在与冰心交谈,叶圣陶先生那两道长寿眉,似乎在向读者诉说着历史和传统。

《中国文化》的学术顾问,皆为一时之选——季羡林、张舜徽、饶宗颐、金克木、周有光、周策纵、李学勤、冯其庸、王元化、王蒙、龚育之、李泽厚、李希凡、金耀基。可以说,除了对李希凡有意见之外,吸取过其他诸位先生的文化乳汁和精神滋养,十年以后,我在河北科技大学开设全校选修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最初的两三年,跟学友介绍四位先生,其中的三位是——季羡林、金克木、王元化先生;张舜徽先生自学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后来,中文系一位同事外出进修,我还曾用张舜徽先生高足——张三夕编纂的《古典文献学》作为教材;饶宗颐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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