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英姿勃发邓正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9 次 更新时间:2019-07-18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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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2003年,邓正来着手写作平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罹患喉癌,所幸救治及时,身体康复。“拼命三郎”英姿勃发,奋笔疾书,2005年十七万字长文分四期发表在《政法论坛》,2006年1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面世,掀起一场思想巨澜。

2013年元旦期间,周国平通过网络透露,老邓患上胃癌,不过,一贯乐天知命,定会战胜病魔。冥冥之中自有定数。2013年1月24日10点36分,《百年法学图景》讲座提纲在法律博客发布,过了一会儿,一位学友发来短信:谢老师您好,我从网上刚看到消息,邓正来教授走了。错愕之下,回复四字:巨星陨落!

一位英姿勃发的法学大家,一位领袖群伦的学术盟主,于《薪火相传——百年中国六代法政人》讲座当天撒手人寰,顿时成为百年中国法学图景所要追思的人物。悲讯传来,扼腕不已!

当晚八点讲座准时开始,想到离世的邓正来,悲从中来,语气凝重。邓正来先生——百年法学第五代“特殊独一人”在中国法治建设的紧要关头,驾鹤西游,融入历史的静水深流。

邓正来的匆匆离去为中国学界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也许,只有站在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高度,才能深切体会上苍夺走邓正来留下何等巨大的空白。



1978年时间开始了,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第五代法律人乘着开放的春风应运而生。第五代是恢复法学尊严的一代,经过一代人之手中国法学得以浴火重生。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第五代头顶的“天花板”是“扭曲”的“法统”。迄今为止,“扭曲”的“法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化身课题、基金、项目、教材,穿着“依法治国”的华丽外衣,牢牢占据着舞台中央。

一个学科面对的是“废墟”,还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一个学科受到经久的“扭曲”,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将“病灶”“连根拔起”。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策与法律,无一不呈现割裂,中国法学最大的危机,莫此为甚。政治和法律之间的紧张,加剧了一代法律人的分裂。第四代法律人,张思之、郭道晖、江平、李步云与马克昌、王作富、高铭暄、许崇德,具有共识吗?

第五代学人相对于第四代,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一代有一代之轭,第五代有着自己的“天花板”。这种“天花板”从某个角度观察,甚或不如第四代之际遇。1949—1879年三十年间,政治与法律“和谐共生”,无产阶级专政与“刀把子”水乳交融。发生文革那样的浩劫,“刀把子”握在手中,不管怎样“无法无天”,天也塌不下来。

文化大革命遭受牢狱之灾,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无法无天”有着切肤之痛。历史来到新时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老一代革命家“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代革命家投身于新时期的法制大业。众所周知,“依法治国”的着力点放在了刷新法律上面。政治为内容,法律为形式的“政法生态”时有松动,但,治国理政的间架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导致刷新的法律与稳健的政治之间出现了脱臼和断裂。

第五代所处生态,政治与法律“和谐共生”已成明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脱臼和断裂。摆脱脱臼与断裂,让政治与法律重新达致“和谐共生”,乃一代法律人之使命。

第五代法律人进入大学之前或务工或务农或当兵,阅历丰富。恢复高考之后进入政法系科,开启法律人生。朱苏力、梁治平、贺卫方、许章润,大学本科即受到法学“科班”训练,学成之后在法学方面持久作战。邓正来不大一样,本科期间学习外语,饱受“半路出家”、“不够专业”的指摘。

邓正来并不这样看,大学专业是外语,没少在西南政法学院蹭课。殊胜因缘,邓正来在西南政法学院“紧邻”——四川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文革的“遗产”,西南政法学院和四川外国语学院,两校学生挤住同一栋宿舍楼。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有两项:一,跨校学习蹭课方便,二,西政男同学方便与川外女生相识;至于坏处,显而易见。同学不睦,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每当大敌当前,侠义霸气的邓正来,总会冲锋陷阵。

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安排林非住进钱钟书家,民间称之为“团结户”。一个屋檐下住着两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团结户”不团结。钱钟书、杨绛夫妇喜爱清静,哪里受得了林非、肖凤小两口锅碗瓢盆交响曲呢,何况尚有襁褓中的幼儿!两家大动干戈,大打出手,酿成一桩“公案”。西南政法学院与四川外国语学院一起住在“团结楼”,引发一点感慨。

邓正来在“川外”如饥似渴地阅读外语,视野得以开阔,心胸为之宽广。这为以后成长为翻译家奠定基础。业余时间,踢足球,弹吉他。“不打不相识”,邓正来不以外国文学为限,“混迹”西南政法学院,蹭课、聊天。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总共十个班,邓正来号称“十一班班长”。西南政法学院校庆,邓正来以“校友身份”前去祝贺。一段佳话。如果说七八级英语专业是“川外”的传奇,那么邓正来则是传奇的传奇(川外校友)

西南政法学院地处嘉陵江畔,流淌着真性情和道问学。不幸的是,由于时代的错位,所传之道多为“扭曲”的“法统”。梁治平、贺卫方,政审严格,专业绝密。“刀把子”。第五代学者的生长,得益于宽松的氛围,得益于“自修”和“悟性”。

1982年西南政法学院林向荣先生两位得意门生——梁治平、贺卫方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攻读“外法史”研究生。梁治平的研究生导师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第四代法政人——林榕年先生。林先生面对“异端”,十分开明,梁治平得以自由生长。

1982年“西南政法学院十一班班长”邓正来前往北京外交学院攻读“国际法”研究生。邓正来读书期间,见识了中国法学第三代学人——王铁崖先生,结识了众多国际法大师,邓正来对老辈的风采与学识,际遇与心迹,钦慕不已。

王铁崖与邓正来之间建立一条绿色通道,第五代“继受”的是隔辈学人的理念。国际法学人是中国法学界的长寿群体,倪征日奥(1906~2003年)、芮沐(1908~2011年)、韩德培(1911~2009年)、王铁崖(1913~2003年)。第三代学人穿越时光隧道迎来改革开放,薪火相传,点燃第五代学人的心灯。

“我与王铁崖先生相识,大概是1983年我在外交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只是在课堂上与王先生有一面之交,未得深谈。1987年,作为《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我负责安排王先生在被打成“右派”期间翻译的凯尔森所著《国际法原理》一书的出版工作,并有幸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在这个期间,先生出于对学术的负责,让我根据原著对稿子做全面的校对;因此,我与先生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不仅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而且对先生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有了直接的认识,当然对先生所做的学术贡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邓正来:《中国与世界的王铁崖先生》)

中国法学遭受“扭曲”的历史,也是第四代学人的成长阶段。历史走了弯路,个体就是一生。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法学界的“拨乱反正”,就是要“解决”第四代学人参与建构的“扭曲”“法统”。邓正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深刻认识到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是“旧的问题”和“语言外套”的大本营。既不能陷入“扭曲”的“泥潭”,还要将“旧的问题”和“语言外套”连根拔起,谈何容易!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维特根斯坦这段话,十分精辟。旧的语言外套与旧问题相伴生,连根拔起谈何容易!邓正来为了把旧的问题“连根拔起”,不遗余力引进博登海默、哈耶克、庞德,首倡市民社会研究,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初心正是达致一种“知识转型”。

社会转型属于一种进步运动,不可一蹴而就!中国社会转型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刷新政治、刷新经济、刷新文化、刷新社会,乃题中应有之意;与此同时,还要刷新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第四代法律人脱去“旧的语言外套”,难免有些力不从心。第五代学人脱去“旧的语言外套”,绝非轻而易举。“旧的语言外套”,具有某种魔力,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沼。

邓正来具有高度的自觉,志在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知识生产的“升级换代”。邓正来深知,只有动员各界学者持久作战,才有可能达致“知识转型”。为了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英姿勃发的邓正来,既可以“闭关”,从事创作和翻译;还可以“出关”,组织“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和“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

许纪霖得知邓正来逝世时表示:“复旦、上海和中国都失去了一位知识界难得的领袖”。客观公允,堪称确评。中国人文社会学科配得上如此赞美的怕也只有邓正来了。这里,还想补充一句,即使不担任复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依然是领袖群伦的巨子。

邓正来作为第五代法律学者中“特殊独一人”,既是“体制内的体制外”,也是“体制外的体制内”,汇聚体制内外两种优势,“长驱直入”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志在“连根拔起”旧的“知识范式”,大气磅礴,令人神往!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邓正来

邓正来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知识英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法学翻译家,还是跨越几个学科的一代通才,更可贵的,更是一位流淌真性情的学术领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正来已经有了深刻的文化自觉。

邓正来在当代法学地图中具有非凡的能量。第五代多有自己的故事,进入体制,刮垢磨光,风骨无存。马勇先生说邓正来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诚哉斯言!特立独行的邓正来,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一部非常精彩的励志大片。

1985年,邓正来从外交学院毕业,自动“断乳”当起了“中国第一位学术个体户”。面对邓正来,没必要搞造神运动。邓正来研究生毕业后,自谋职业,独立治学,不过,就业与治学并不冲突。邓正来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治学,放弃就业,成为无单位,无工资,无住房的“三无人员”。

1985年本科是香饽饽,硕士还很少,博士更稀罕。这里存在一种可能——邓正来“惹事”了。英雄莫问出处。外交学院毕业自谋出路的故事,已经成为邓正来的“王者荣耀”,少有人刨根问底:当年所惹何事?

邓正来成为新时期第一位“学术个体户”,真是一件稀罕事。1980年代的“自由职业者”可不像现在拥有更多机会。邓正来作为第一代“北漂”,不算“低端人口”,也不算“高端人口”,高不成低不就。要说算是“低端人口”,哪见从事学术翻译、著书立说、英语培训的“低端人口”呀;要说算是“高端人口”,哪见常年住地下室,经常在朋友办公室和北京地铁站打游击,无有立锥之地的“高端人口”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邓正来先后换过七八家地下室,老同学办公室和北京地铁站也是栖息之地。苦日子并没有折煞邓正来的锐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邓正来不屈不挠,抱着必胜的信念,扼住命运的咽喉。执着、坚韧,成就了邓正来。

十四岁开始做“童工”的邓正来,绝不拉稀摆带,凭借八年工厂生活练就的觅食本领和英语技能,由学术个体户生长为一代学术领袖,这是一条奋斗史。邓正来与杨小凯有相似之处,先选择在边缘立足,然后,从边缘向中心进军。杨小凯1988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前往经济学的边陲——澳大利亚从事教研。小凯思忖:美国是现代经济学中心,改旗易帜,实在不易;正来也有小凯那样的洞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乃旧的“语言外套”的大本营,避其锋芒,站稳脚跟,排兵布阵,绝地反击。

邓正来在体制之外,避开了旧的“语言外套”的袭扰,凭着本领站稳脚跟,接着向法学中心发起进攻,创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翻译《自由秩序原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撰写《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扎硬寨,打呆仗,步步为营,最终成为中国法学界之标杆人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三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五代学人应运而生。因缘际会,志浩于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得到“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文化哲学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的滋润,四套丛书堪称一代人的“精神成年礼”。

1985年,邓正来编著的《昨天 今天 明天》列为走向未来丛书面世。日后成为大腕儿,很少再提这本小册子,莫非“悔其少作”?邓正来自办的“燕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陈子明、李盛平创设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汤一介组建的中国文化书院,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学术团体。陈子明和邓正来不仅同时担任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一度还在羊坊店地下室比邻而居,难得的是,十分投契,主张“学在民间”。

邓正来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列入二十世纪文库面世后,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另外还在外语培训学校讲课挣钱,凭借自身“手艺”在北京立足。邓正来是一位令人十分感佩的学术自由人。不过,提起邓正来,一股复杂的况味涌上心头。大学期间与邓正来打过不止一次交道,给我留下很坏的第一印象:不按常理出牌,缺少“礼数”。

1988年萧延中先生“命”我前往《北京青年报》,看一看是否适合做记者。戴晴女史主持的“学者访谈录”是心中的标杆,杨念群成为第一个访谈对象,志大才疏,能力不足,不是那块料。留下一个插曲,事关邓正来。

1987年,邓正来创立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并自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学术小作坊”。那个时代,很有意思,一旦视为改革出现的新事物,无形具有了“政治正确”。乘坐公交车兴冲冲找到《北京青年报》社,邓正来相关报道正好见报,编辑让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看到脸上的疑虑,编辑跟我说:不认识,没关系,报纸送给他,也就认识了,邓正来住在中国人民大学。

返回学校乘着夜色找到一幢简陋的教工宿舍,见到了“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邓正来很有意思,英气逼人,双目炯炯,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听说来自中共党史系,脸上流露出不屑。当即有一种感觉,“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实在浅薄:党史系学生没有资格给邓正来送报纸!谢选骏先生知悉此事给我支招:“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时光流转到1989年,邓正来颇为活跃。首都知识界在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礼堂集会,邓正来向在座一千多师生“呐喊”:坚决执行“两个凡是”——凡是法律禁止绝对不去做,凡是法无明文禁止都可以做。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亲不亲,阶级分。第一印象有了松动。

风波过后,有人退隐,有人高升,有人坐牢,有人出国,气氛凝重,心境悲凉。邓正来手挽手的包先生,深陷囹圄,邓正来则穿上一件“隐身衣”,消失的无影无踪。陈子明事后得知:邓正来在深圳避祸时结识一位姑娘并成为妻子,“这一段逃难中的浪漫史,以后完全可以成为电影、电视剧的素材。”正来堪称浪漫骑士,感情的波涛时常冲毁理性的堤坝。有朝一日,正来一生拍成电影,不须更多的艺术加工,票房应该不低。邓正来不在乎生命的长度,追求生命的浓度。

邓正来重新出山,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2年邓公南巡,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段“蛰居”生活之后,邓正来重新出山。1989~1992年三年时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1992年之后,邓正来果断“出山”,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引领学术规范讨论,推动学术研究本土化,提升人文学术品格,展示了领袖群伦的魅力。

邓正来不愧是当代学术地图特立独行的一位。躲过学界的喧嚣和骚动,选择“闭关”,致力于知识增量:寂寞地读书,寂寞地译书,寂寞地写书。邓正来“闭关”,一度引发强烈关注:老邓想干什么?

1998年前后邓正来重新进入视野之内。邓正来的著述,阅读体验不佳,总体感觉——晦涩,古怪。邓正来的作业方式,也很有趣:第一,喜欢写小册子,不喜欢大部头;第二,喜欢写长篇文章,《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原本是一篇长达十七万字的论文;第三,佶屈聱牙,晦涩难懂。

法学界有一些文笔好的学者。拿“法学四剑客”说,朱苏力诗意盎然,梁治平明白晓畅,贺卫方流淌激情。邓正来受到广泛赞誉往往由于“译笔”以及与生俱来的侠义精神和领袖魅力,至于文章,令人着急。

一生有一大事因缘。邓正来十四岁时通过“走后门”进入位于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学徒”,师傅顾明达,一丝不苟、为人仗义。八年工厂生涯锻造了为人真诚、办事认真、喜好阅读、独立思索的邓正来;1985年研究生毕业放弃“铁饭碗”成为学术个体户,凭借自身的本领——著述翻译、外语培训在北京立足;凭着雄才大略成为一代学界领袖。

人生的哪一阶段也不容易!邓正来不仅没有让艰苦的环境压垮,还开辟了一条风格独具的“小路”,既充满着寂寞的欢愉,又流淌着酣畅的性情。



邓正来既爱“独处”也爱“热闹”。“闭关”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独行侠”;“出关”又是风生水起的学术领袖。邓正来集“独行侠”和“学术领袖”两种品质于一身。

2013年1月25日,正来去世的次日,一位昔日同事打来电话,话头由正来开启。同事是一位左派,一贯看不起自由派知识分子。邓正来逝世后,若有所悟,电话中跟我说:自由主义对中国还是有用的,邓正来引进哈耶克自由主义还是有功的。“自由主义对中国还是有用的”,“引进自由主义还是有功的”,邓正来听到左派赞扬,可以含笑九泉了。

万类霜天竞自由,通过改革,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中国处在一个“新旧”结合部,自由出自“新旧”结合部。“新旧”不断进行碰撞,自由极有可能得而复失。“小罐子”砸碎之后,容纳各种“小罐子”的“大罐子”,依然还是“旧罐子”。不怕没有“共识”,就怕没有“规矩”。

自由没有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皆须自由。没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制度安排,自由便无处安放。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社会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一部改革史,即一部自由史。改革的初心,并不是为了达致政党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无缝连接,而是为了重新确立政府角色和定位。

文化学术也是如此!文化振兴,学术繁荣,指望主事者宽容,宽和,宽厚,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试问:政策变了,又当如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正来与陈子明深刻意识到,绝对不能指望着天上掉馅饼,因此,相约倡导“学在民间”,信守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一种真正的独立:第一,不依赖一方,第二,不与他对抗。依照邓正来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邓正来“蛰居”深圳,“潜龙在渊”,期待有一天东山再起,王者归来。邓正来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破土而出已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1992年。老邓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199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创刊号作者如下:王铁崖、赵宝煦、丁守和、罗荣渠、张显扬、刘志琴、黎鸣、沈大德、吴廷嘉、郑也夫、林毅夫、樊纲、杨冠三、王沪宁、孙立平、萧延中、邓正来、郑家栋、张小劲、景跃进、张静、俞可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过来人,才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作者名单,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妨絮叨几句。王铁崖先生乃一代国际法大家,也是邓正来的恩师。邓正来得到王铁崖先生的提携、器重,王先生托付邓正来编辑《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和《王铁崖文选》。

赵宝煦、张显扬、王沪宁、萧延中、张小劲、景跃进、俞可平乃当代中国政治学版图可圈可点的学人。赵宝煦先生(1922~2012年)有着雍容的气度;张显扬(1936~2013年)激烈而英锐;王沪宁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学新星,后以学者身份从政;萧延中先生乃志浩恩师,毛润之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学领域有着细致的梳理和精到的分析;张小劲、景跃进从中国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既是单位同事,也是学术搭档,合著《比较政治学导论》;俞可平师从赵宝煦先生,中国大陆最早的两位政治学博士之一,俞可平有着与蔡定剑相似的心路,个人理念与单位角色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纠结。高等学府教书育人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林毅夫、樊纲、杨冠三乃经济学人,其中,林毅夫和杨冠三与九号院有一定渊源。林毅夫从台湾游到大陆,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不发批评之声,多为建设之言;樊纲则不激不随。

郑也夫、孙立平、张静,三位社会学人。郑也夫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特殊独一人”,百年中国社会学版图,郑也夫是继潘光旦、费孝通之后一代社会学大家;孙立平中文专业出身,因此对于社会变迁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善于精准号脉,《断裂》、《失衡》两书,即孙立平的“望闻问切”;张静曾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政治部服役,侧重政治社会学研究。

丁守和、黎鸣、郑家栋三位文化学家,丁守和(1926~2008年)致力于文化史研究,守正出新;黎鸣这位“哲学乌鸦”,具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特征,代表民主派出席中国人民大学民主与权威辩论会,惜乎乡音太重;郑家栋是一位新儒家,著述颇丰。为了帮助亲朋好友改变际遇,违规办理出国手续而身陷囹圄,求仁得仁,又何怨哉!

罗荣渠、刘志琴、沈大德、吴廷嘉乃四位史家。罗荣渠先生(1927~1996年)致力于美洲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转向现代化研究。著有《现代化新论》和《美洲史论》,天假以年,罗先生会给学界不少惊喜;刘志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明清文化史研究,主持编写《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录》;沈大德(1943~1991年)、吴廷嘉(1943~1997年)是学术夫妻店,致力于近代文化思想史研究。沈大德、吴廷嘉两位先生是有大德之人,待人以诚,爱护青年。苍天不公,夺走沈大德、吴廷嘉两位的生命。英年早逝的两位学人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失踪者”。

陈子明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之后,切中肯綮地说:“在‘万马齐喑’几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重新集结和发出独立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实乃1990年代思想界的第一朵“报春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了(袁伟时)。

陈子明先生说:“在1990年代,邓正来对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理论的介绍,对于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