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藏问题，迄今存在着诸多认识盲点。这些认识盲点导致了决策上的非优选择。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和决策。

一、避免简单化和情绪化的认识

对于西藏问题发展到今日的局面，有一种鸵鸟主义的抱怨和对策。这种鸵鸟主义认为，西藏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达赖喇嘛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似乎是因为北京过于在乎，老是去抗议，才自寻烦恼，导致了西藏问题。这种鸵鸟主义主张，对达赖喇嘛在国外的活动和西方人的纠缠，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他们自讨没趣，自然慢慢熄火。

另一种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是阴谋论。即认为，西藏问题是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境外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所导致的。尽管阴谋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西藏问题，但这种判断显然比鸵鸟主义要客观一些，因为从逻辑上说，它承认那些策划阴谋的敌对势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他们是导致西藏问题的因素之一，那么则不是你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就可以使西藏问题消失的。

尽管许多人承认西藏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他们对于西藏问题的前景，抱有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即认为一旦达赖去世，流亡藏人运动便会消亡。支持这种乐观看法的一个观点就是常被官方人士提到的，即“不存在西藏问题，而只存在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这种将西藏问题的本质归结为一个人的问题，当然不能说是正确的，而且也与上述阴谋论相矛盾。严格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而不是达赖个人问题。当然，在藏人政教合一的文化宗教传统中，由于达赖对藏人的巨大影响力，因而他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解决了达赖问题，可能也就意味着解决了西藏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藏问题就是一个达赖问题，其着眼点在解决西藏问题的策略路径。

纵然从策略的观点来看，说西藏问题就是一个达赖问题，那也并不意味着达赖的去世会导致流亡藏人运动的消亡（参见周农建的《西藏问题有可能长久化》）。当然，由于现任达赖的个人能量，流亡藏人运动的影响会因他的去世而走向低潮，但这并不等于西藏问题会消失。因为我们不难大致预计到的是，倘若达赖在境外去世，那么流亡藏人的新达赖便会产生出来，其流亡政府也仍然会存在。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如果那些北京认为的阴谋分裂中国的“境外敌对势力”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从逻辑上说，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现任达赖的去世而消失。既然其目的是分裂中国，那么他们对流亡藏人运动的支持就仍会继续。

有人会说，“按传统定制，新达赖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这大概是目前许多人持乐观看法的一个原因。然而问题是，当对手并不认同你的权威时，这对它并没有约束力。你无法阻止它在境外另立一个新达赖，也无法规定信众只能崇拜你选定的达赖。当然，当两个新达赖并存时，北京至少可以分走一部分信众和支持者，但这并不等于流亡藏人运动会消亡。

有人会说，就算不会消亡又怎么样？他们永远不会成功，他们摆脱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轮回”！这种关于流亡藏人力量弱小，永远不会成功的判断固然不错。然而问题是，一个不能成功的对手，不等于不能带来持久的麻烦。

又有人会说，就算他们不停捣乱，又怎么样？那也不过是“游泳池里的波浪”，“没什么了不起的”！

言下之意，中国体大势雄，可以承受。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有多大的承受力，能够承受多大的麻烦。因为能够承受麻烦是一回事，有没有必要去承受它是一回事，如何以较小的成本去消除这种麻烦更是另一回事。

还有人会说，“只要西藏安定，达赖就是一张烂牌”。这话听似有理却毫无意义，因为西藏安定正是北京一直所企盼的。今日的问题恰巧就在西藏是否安定，如何去使西藏长治久安。这种说法只会强化那种非理性偏执，即不惜举一国之力，耗费无尽资源，以求安定一方，只是为了抗衡一人，以证实一张烂牌。

显然，上述思维反映了一种非理性的简单化认识、盲目乐观和情绪化的固执，缺乏对于西藏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务实态度，由此便导致了决策上的非优选择。

二、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对策

西藏不安定的根源在于流亡藏人运动作为麻烦制造者在境外的存在，北京对之鞭长莫及，既无法征剿，又防不胜防。一方面是印度的达兰萨拉因达赖的驻锡而成了藏人的精神圣地，使藏人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是流亡藏人运动不断向境内渗透，使北京不胜其扰。

为了抗衡海外流亡藏人运动的影响，北京年复一年地一方面以高昂的行政成本，举一国之力去大力安抚境内藏人，另一方面不断消耗外交筹码，以利益交换来换取他国不支持或少支持流亡藏人运动。在这一博弈中，其实北京是唯一的输家，是需要不断破财消灾，花钱买平安的金主。这是一种四两对千斤的博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当然，流亡藏人也并非赢家。流亡藏人，他们就象是失去了其原有店铺的旧掌柜，自认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失去，且身在境外，北京对之莫可奈何，而无所畏惧。作为当年博弈中的失败者，自然是不会甘心，一定是纠缠不休，死打烂缠，纵是屡败，亦会屡战，不会放弃。所以，北京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对他们并不适用。相反，北京的关门主义等于是长留麻烦制造者于境外，导致分裂火种在境外薪火相传，他们自然就不可能“直至灭亡”。

在这一博弈中，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打西藏牌，以西藏问题作为外交筹码的他国，和境内那些吃民族饭和反分裂饭，可以因此而不断向北京索要财政支持的地方既得利益者。

一个鞭长莫及而又捣乱不休的麻烦制造者，一个对他国来说可以被不时使用的外交筹码（无论是为了牟利还是为了“阴谋分裂中国”），加上一个关门主义的应对之策，这三个要素加在一起，也就意味着一个对北京来说是了无终期的、耗费无尽资源的西藏问题。

要改变这种局面，在上述三要素中，北京无法改变对手，也无法改变他国，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应对之策（参见周农建的《处理西藏问题，不妨换个思路》和《西藏问题的前景与北京的选择》）。恼羞成怒，怨天尤人不能解决问题，今日当局有必要重新审视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和决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