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柏峰: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互动情况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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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柏峰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相继派贡觉仲尼、刘曼卿、谢国梁、黄慕松、吴忠信等人入藏,代表中央政府沟通关系、办理事宜。西藏地方政府也设立了驻京机构,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断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沟通、表达诉求。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朝向良性发展。1940年4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藏问题;方略;

   作者简介:丁柏峰,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青藏关系研究”(11BZS070)阶段性成果;

   清末民初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基本隔绝,中央政府几乎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西藏问题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承袭了北洋政府对西藏领土的主权,制定了新的治藏法规与制度,筹建了掌理西藏、蒙古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并相继派代表入藏慰问、沟通,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得以逐步恢复。“历史事实表明,虽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1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朝向良性发展。1940年4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一、南京国民政府派员赴藏活动

   北洋政府时期,曾相继派遣杨芬、马吉符、姚宝来、陈贻范、胡汉民等人代表中央入藏宣慰,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沟通。然而,由于英印当局从中阻挠,以上人员并未能进入西藏,所负使命自然也难以履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便开始致力于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有效沟通,而沟通的直接手段便是派遣专使入藏,宣传三民主义,表达中央德意。

   南京国民政府首次派员赴藏是1929年9月委派贡觉仲尼为“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代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沟通。贡觉仲尼是拉萨色拉寺麦扎仓的一名喇嘛,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信任,曾多次受达赖喇嘛委派与中央政府进行联系。1924年1月,他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往北京任雍和宫堪布,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重要联系人。1929年9月1日,贡觉仲尼一行又赶赴南京,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戴文等人面陈藏事。9月10日,蒋介石接见了贡觉仲尼等人,其后蒋介石指示蒙藏委员会与贡觉仲尼等人就有关西藏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十三世达赖喇嘛主动向中央输诚,是其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明智政治选择,也为改善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的关系提供了条件。1929年9月11日,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提出重用贡觉仲尼的建议,指出“政府对于棍(贡觉仲尼)如特别优遇,将来解决西藏事可期顺利”2。9月12日,蒙藏委员会建议中央派遣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沟通,“拟先派棍(贡)觉仲尼偕同我方派员到藏疏解”3。南京国民政府很快便批准了这一建议。南京国民政府之委派贡觉仲尼代表中央入藏,是为了确保首次派遣代表的成功,接受了北洋政府时期派员入藏受到英印当局阻挠的教训。贡觉仲尼具有达赖喇嘛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英印当局无理由阻挠其入藏,西藏地方政府也更容易接受。

   1929年9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派遣贡觉仲尼以“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的身份入藏。国民政府专门为其颁发了特派状,并携有蒋介石、阎锡山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伦察绒的信函及礼品等。蒙藏委员会还拟定了中央解决藏事的8个方面的问题,并请达赖喇嘛予以明确答复。蒋介石在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中表示了对其所作所为的谅解,并阐明了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蒙藏团结、一致对外的诚意。4在写给噶伦察绒的信函中,蒋介石强调:“藏卫虽遥,其地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其民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无不尽力扶植地方自治之基,以争存于世界……兹特派棍却仲尼赴藏慰问起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5

   贡觉仲尼一行于1930年1月16日抵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命令噶厦政府,以接待中央大员的规格“命西藏文武官员率领马步军队到坚赞鲁顶迎接,列队进藏……西藏文武官员以及民众人等皆欣幸。”6可见,西藏各界对于贡觉仲尼“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的身份是充分认可的,而这种认可实际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

   贡觉仲尼于1月19日谒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其转交了蒋介石、阎锡山的信函及礼物,并向达赖面陈了中央所拟的解决藏事8个方面问题。即“第一款,西藏与中央关系应如何恢复?第二款,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应如何行使?第三款,西藏地方自治权如何规定?范围如何?第四款,达赖、班禅加入中国国民党。第五款,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地位与权限一律照旧?抑或另有规定?第六款,班禅回藏,达赖如何欢迎?中央如何护送?第七款,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事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发给。第八款,西藏对于中央有无其他要求?”7达赖喇嘛与贡觉仲尼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甚欣悦……刻正预备复书,并选派大员随同仲尼来京报聘并面陈一切。”8其后几日,贡觉仲尼又相继会见了各噶伦及其他噶厦政府官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与他们沟通,并广泛宣传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1930年8月,贡觉仲尼奉达赖喇嘛之命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返抵南京,并被任命为西藏驻京总代表,专门负责西藏与中央之间的沟通事宜。贡觉仲尼在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陪同下觐见了蒋介石,并递交了达赖喇嘛的复函及对中央8个方面问题的答复。“从贡觉仲尼所带回的噶厦公文可知,西藏地方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八个方面问题均予以回答,达赖喇嘛坚持拥护中央、坚持和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等,只是与九世班禅积怨过深,因此对班禅大师返藏问题仍有异议。”9

   在贡觉仲尼代表中央入藏宣慰的同时,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派遣文官处秘书刘曼卿经由西康入藏调查地方情况,也为沟通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曼卿(女),藏名雍金,1906年出生于拉萨。其母是当地藏族,其父刘华轩是汉族,曾担任清驻藏大臣衙署秘书,后来又任职于班禅驻成都办事处。刘曼卿自幼在拉萨长大,1915年随父母迁居印度大吉岭,1918年从印度回国定居于北京。她被国民政府留在南京任职,担任行政院文官处书记官。1929年6月,刘曼卿提出赴康藏地区调查,“详查康藏之现状,汇记成册,以供政府参考。”10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很快批准了她的请求,派她以文官处书记的名义入藏工作,但其入藏以后实际发挥了中央政府代表的作用。

   刘曼卿于1926年7月15日携带古应芬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引荐信及礼物从南京出发,取道西康从陆路入藏。经一路艰辛跋涉,于1930年2月抵达了拉萨,比贡觉仲尼早到了几天。十三世达赖喇嘛分别于3月28日和5月25日先后两次接见了她。刘曼卿向达赖喇嘛转交了古应芬的信函和礼物,并详细介绍了内地的具体情况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为恢复与西藏正常关系所做的努力。希望达赖喇嘛“顾念大局,体惜愚忱,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诸事,赐以明白之答复。”11达赖喇嘛在第二次接见时向刘曼卿详谈了对时局及中央与西藏关系的看法,请其记录成文并向中央政府汇报。达赖喇嘛说:“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过去中央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谈及正在进行的康藏战争,达赖喇嘛表示:“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受。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达赖喇嘛还向刘曼卿谈到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他说:“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之权。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2达赖喇嘛还表示将派代表去南京与中央做进一步沟通,并且希望中央向西藏提供纺织与制革的机器及技术工人。刘曼卿入藏时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倾向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正如祝启源先生所言:“从达赖喇嘛同刘曼卿的谈话来看,内容十分广泛,态度十分诚恳,而且与他通过贡觉仲尼转述的三点声明精神是一致的。达赖喇嘛将自己维护祖国主权、拥护祖国统一、赞成共和、欢迎班禅返藏、派代表参加中央政府的重大政治活动、同英国人划清界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充分而又明确的表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为日后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一位历经坎坷的政教领袖来说,在晚年能有如此大的转变,是难能可贵的。”13而刘曼卿入藏与达赖喇嘛的沟通,使中央政府及时掌握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及政治诉求,为其后对西藏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刘曼卿于1930年5月27日离藏,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并于7月27日回到南京。她向古应芬转交了达赖喇嘛的信函及礼物,并汇报了西藏之行的具体情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向她颁发了褒奖状,其内容为:“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驱驰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意,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给予褒奖,以示奖励。”14

   1929年底,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由于在西藏经商的尼泊尔人纳税问题而引发了纠纷。1930年1月,尼泊尔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起兵入侵西藏。由于康藏战争爆发以后藏军主力被投入西康战场,中尼边境空虚,十三世达赖喇嘛电请中央政府予以援助或进行斡旋。消息传来,在国内引起了巨大震动,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中央政府援助西藏抗击尼泊尔的侵略。时任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的谢国梁向中央提出建议,“政府速派员慰问尼泊尔国王,并任疏解尼藏争端,籍以招其归来……政府速派员进藏,援助藏人解决尼泊尔交涉,并乘此商洽中藏善后办法,解决藏事正是时机。”15其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百一十九次政治会议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形成了决议,供中央政府参考。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尼、藏交涉,概由国民政府派员秉公处理。”16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依据谢国梁的建议和政治会议的决议,发布了关于解决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的训令,派遣巴文峻、谢国梁分别前往尼泊尔和西藏进行调查并调解冲突。

   巴文峻、谢国梁两人于1930年7月到达印度。其后,由巴文峻赴尼泊尔进行调查、调停,谢国梁则赴西藏进行调解。由于担心英印政府从中阻挠,谢国梁决定“由尼泊尔或不丹潜行入藏,以省时日。万一不能通过,即由云南进藏。”17巴文峻进入尼泊尔的行程非常顺利,并受到了尼泊尔方面的高度礼遇。尼泊尔方面表示:“敝国政府于贵国亟欲与敝国保持友谊关系之意,深为钦感。盖以深处内地之一独立小国得与邻邦和睦相处,实为无上欣幸。”18英国政府获悉国民政府中央对尼、藏战争的调解情况后,也派了一个代表到拉萨以第三方的名义进行调解,并且指示尼泊尔方面撤兵。

   谢国梁原计划经由尼泊尔或不丹入藏,结果英印方面处处设置障碍,无法顺利成行。无奈之下,谢国梁带其子谢瑞清从印度到缅甸,计划绕经云南入藏。不料在接近云南边境时,其子谢瑞清不幸染病而亡,使其行程陷入停滞。谢国梁料理完儿子的丧事后,聘请仰光《兴商日报》主笔谭云山为秘书,再次启程入藏。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谢国梁此时身体已经极度衰弱,难以适应沿途高寒缺氧的环境,当行至距拉萨仅一日之遥的赧模地区时突然病故。临终之前,他将公私诸事托付给谭云山全权处理。

1930年12月18日,谭云山与西藏派来迎接的人员共同将谢国梁的遗体运到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谢国梁后事极为重视,亲自为其诵经超度,并“令谢委员旧友察绒札萨克经理丧事。复由汉头目王培林率领拉萨汉人百余名,齐集吊祭,帮理一切,均用最高汉礼办理。”1912月22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见了谭云山,谭云山转呈了蒋介石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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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青海社会科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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