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的转型，与外来文化的传播和体制自身的文化背景有某种关联。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是苏式体制的翻版，尽管它带有某些中国特色。这种政治体制的未来如何？在中国，是否会象在东欧和前苏联那样，或象在台湾那样，原有的体制突然终结，社会在一夜之间转型为宪政体制？这正是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一、文化传播学解释

为什么苏式体制在其发源地消失了，而在中国仍然存在？这在文化传播学上，可以解释为文化传播和冲击的递减效应。当一种文化（器物的、时尚的、政治的、制度的、或思想的）与另一种文化竞争时，新文化的传播力度从其核心区域到边远地区是效应递减的。它在其传播的核心区域取代了旧文化，但对于边远地区来说，它的力度已经衰减，甚至成了强弩之末。如果旧的文化在边远地区尚有一定的抵抗力，那么旧文化会遗存下来。这就正如我们有时会看到的，某种时尚的款式在它流行的核心地区消失后，人们在某个边远的地区，仍可以见到它的残存形式。对于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竞争、传播和消亡来说，其道理是一样的。无论从地理距离还是文化距离来看，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相比，离民主宪政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西欧和北美更遥远。

一方面是与距离远近有关的递减效应，另一方面是边远地区自身的文化抵抗力。这两种因素相加，就导致了原有文化的遗存。

尽管中国与当年的东欧和前苏联有相同的政治体制，但中国与欧洲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不同在当年就导致了两地的政治家、军人和民众对于同一场政治冲击波的不同反应。欧洲的政治家和军队选择了放弃原有体制，而在中国，所选择的却是不惜代价对原有体制的坚守。这就是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抵抗力，使得原有的政治体制在当年的政治文化冲击波中得以幸存下来。

二、不同的党文化背景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与大陆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台湾，国民党选择了主动放弃党国体制呢？是否在大陆也会有同样的可能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应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该党的教义说起。与希特勒的党国体制和苏式党国体制相比，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是一种最弱的党国体制。如果说前者有一个民主的有无问题，则后者有一个民主的多少问题。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因为，按孙中山所制定的国民党的教义，该党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宪政，只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上，民主的多少是不同的。所以从总的过程看，按该党的党义，这是一个从专制体制逐步向宪政体制转型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放开，逐步民主化的过程。在军政阶段，其专制的成分多一些，而在训政阶段，其专制的成分减少，而民主的成分增多。至少按孙中山所制定的国民党的教义，这种党国体制不是为了实现专制而建立的，而是为了实现宪政体制而建立的，是为了自我否定而建立的。

所以，在国民党内，当蒋经国开放党禁时，尽管党内有阻力和异议，但数十年的党义灌输，使得反对之声在党内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持。相反，实现民主宪政却是可以理直气壮的。

反观苏式体制，尽管它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但却是空泛的。它没有那种关于从专制向宪政转型的类似的自我否定的理论。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一党执政就是最民主的，不存在一个自我否定这种专政和执政的问题，不存在比最民主的体制更民主的问题。所以对于苏式体制来说，不存在自我放弃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这就是说，对台湾的国民党来说，自我放弃领导权，走向民主宪政，是有党的理论为基础的，而在大陆，却没有这样的理论依据。可见，尽管台湾与大陆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却没有相同的党文化背景。这种党文化背景的不同，就意味着，台湾的党国体制可以自我否定，而大陆的现有体制却未必会同样如此。

三、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可能结局

在中国，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已有三十多年，石头摸了三十年，而仍然没有摸过河，究其原因，固然有利益的纠缠，但也与党文化有关。如我们在台湾国民党那里看到的，当年蒋经国得以排除党内利益纠缠的阻力，走向宪政，党文化的教条显然助了他一臂之力。

而在中国大陆现有的理论中，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实现民主宪政之间，始终没有沟通的桥梁。党的理论家们只谈前者，而体制外的理论家们只谈后者。双方的理论中都没有包含从现有体制向民主宪政平稳转型的理念。双方都认为，两者实际上是矛盾的，非此即彼。

不难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现有体制向民主宪政平稳转型，需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持。特别是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它不能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或至少是某种党内共识，或某种价值导向，将民主宪政作为未来的目标，不能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实现民主宪政之间找到某种交集、衔接或沟通，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不容乐观，而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很可能会以某种非和平的激烈方式发生。

倘若在执政党内，能够形成某种理论、共识或执政路线，将民主宪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那么，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有可能以台湾模式主动和平终结，或者它会演变为一种类似虚君实宪的新政体 – 虚党实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