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锐:西方有关德国涉藏历史的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1 次 更新时间:2013-12-30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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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锐  


【摘要】 德国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从来没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涉藏活动却极为丰富。20世纪90年以来,西方尤其是德国学者研究了德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涉藏人物和事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真正有关德国涉藏历史的全面系统梳理和研究。德国的涉藏史也是德国人认识和了解西藏的一部观念史。深入系统地研究德国的涉藏历史和西藏观,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代德国涉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根源,对全面认识近代西方与西藏的关系也有意义。

【关键词】德国;西藏;西藏问题;科学考察;西藏观


历史上,德国(1871年前主要指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个邦国,“二战”后主要指联邦德国)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从来没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涉藏问题上一直是“次要”国家,但德国人对西藏的兴趣却由来已久,涉藏活动极为丰富。德国历史上的涉藏活动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频繁的西藏考察和探险,二是在与英、俄交涉中宣示其西藏政策,明确反对西藏脱离中国。1855年,两名德国传教士进入西藏阿里地区,试图穿过西藏前往蒙古传教,这是德国人首次进入西藏。此后的近百年间(1855-1951),众多德国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到西藏地区活动,其人数、规模、成果和影响并不逊于同时期窥探和侵略西藏的主要国家英国。德国历史上的涉藏活动与英、俄等国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历程。

长期以来,德国历史上的涉藏活动并没有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真正相关的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尤其是德国学者对德国历史上某些重要的涉藏事件和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很大的成绩。总体上,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9世纪中后期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Die Herrnhuter Brüdergemeine)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纳粹德国的涉藏问题和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探险。


一、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德国人在西藏地区活动的研究

早期德国人的西藏知识主要来自传教士,葡萄牙的安德拉德、奥地利的格吕贝尔、法国的古柏察等,他们的游记都很快被译成德文。①德国学者一般通晓英、法、拉丁语等,阅读非德语文献并不困难,所以斯文·赫定(Sven Hedin)1919年的《早期欧洲人的西藏知识》一文所述18世纪以前欧洲人接触和了解西藏的情况以及相关文献,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映德语地区对西藏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③

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如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都对西藏有所论述和提及。法国学者爱普(Urs App)的文章《哲学家们的西藏: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指出,康德研究西藏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类的起源,他把西藏看作生命和人类文化的摇篮,但他和黑格尔一样,对藏传佛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一样腐化和堕落。叔本华则对藏传佛教推崇备至,认为在藏传佛教中,他所偏爱的美学、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都得到了实现,藏传佛教是“佛教发展的顶峰”。由于受资料限制,他们有关西藏的某些论述并不准确和全面。④从所研究的问题和利用的资料来看,这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极具启发性。

1855年德国人开始涉足西藏。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藏地区的德国人,60多年(1855-1914)里,有十几位传教士到西喜马拉雅传道布教,构成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其活动因有完整的档案和教派总部的推动,研究较多。早在1896年,莱歇特(Theodor Reichelt)的《摩拉维亚教派的喜马拉雅传教团》就对德国人在西喜马拉雅传教四十年的历史和成果进行了总结。⑤

海德(August Wilhelm Heyde)是喜马拉雅地区传教点的开创者之一,与妻子玛利亚长期在当地传教。他们的儿子杰拉德依据父母的日记,于1921年出版了《西藏人中五十年:威廉和玛利亚海德传记》。⑥施尔(Ruth Schiel)的《在西藏的婚礼》详细记述了海德、帕格尔(Eduard Pagell)、耶什克(Heinrich August JK4XA35.JPGschke)早期的传教生活,重点记述了三位德国女教伴来到西喜马拉雅与他们结婚并扎根当地的历史。⑦这虽是两本传记,但资料来自传教士的日记、信件和报告等,细节描述详实可靠,极具史料价值。

出于传教需要,一些德国传教士对喜马拉雅地区尤其是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初步奠定了德国藏学的基础。其中耶什克和弗兰克(August Heinrich Francke)贡献最大。拜希勒尔(Theodor Bechler)1930年的文章《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工作》和《耶什克:摩拉维亚教派在西喜马拉雅的西藏人中的天才语言学家》较早地总结了德国传教士的西藏研究。⑧耶什克与埃米尔(Emil Schlagintweit)被公认为是德国藏学的创立者。迈耶尔(Gudrun Meier)的《耶什克及其学术影响》对耶什克的生平和他在西藏语言研究方面的贡献做了评价。⑨弗兰克于1907被柏林大学聘为教授,建立了德国大学中最早的藏学专业。哈恩(Michal Hahn)的《弗兰克及其对藏学的贡献》和布雷(John Bray)的《弗兰克从拉达克的来信1896-1906:一位传教士学者的诞生》是研究弗兰克及其藏学研究的两篇代表性文章。⑩

尼帕(Annegret Nippa)的《人类学和摩拉维亚教派》,对德国传教士在喜马拉雅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介绍。(11)伊克-施瓦尔伯(Lydia Icke-Schwalbe)的《对海伦胡特所藏拉达克地区物品的历史和文化评价》提到,1878年教派总部专门建了一所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收集的物品,其中有138件来自西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宗教物品、日常器具、乐器、饰品和绘画,大部分由海德所收集。慕尼黑人类学国家博物馆也收藏着弗兰克1000多件在西藏和新疆地区收集的物品。(12)

藏语《圣经》的翻译和印发是重要的传教活动。德国传教士把《圣经》和大量的基督教文本译成了藏语。布雷的《摩拉维亚教派的藏语〈圣经〉翻译》对此做了详细研究。(13)

传教士们的“西藏印象”是重要的研究视角。纳格尔(Nagel)与克拉赫特(Kracht)的《关于喇嘛教:二十世纪之交摩拉维亚传教士与藏传佛教在拉达克和拉合尔地区的相遇》,研究了传教十对藏传佛教的描述、解释、批评和误解,很有启发性。文章指出,传教士出于对藏传佛教的天然敌视而对西藏及其文化大加批评。在他们的作品和报告中,西藏人主要呈现一幅风俗怪异、愚昧无知、简单轻信的形象。他们认为藏传佛教的僧侣制度与德国新教所厌恶的罗马天主教极端相似。(14)他们是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的西藏信息的重要提供者,所描述的西藏形象对德国人的西藏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1854-1856年,在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普鲁士国王支持下,施拉君特怀特(Schlagintweit)三兄弟进行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喜马拉雅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缪勒的《通向世界屋脊之路》从多角度对这次考察进行了研究,其中科尔纳(Hans KK4XA36.JPGrner)的《施拉君特怀特兄弟——赫尔曼、阿道夫、罗伯特和埃米尔——的家世、在印度和亚洲高原的考察、作品、收藏、遗产和著作目录》是最为详尽和权威的文章。(15)他们留有大量关于喜马拉雅和西藏的日记、手稿、草图、测量记录、照片和手绘图,主要保存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共达43卷,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16)现在出版和公布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17)

菲尔希讷(Wilhelm Filchner)是20世纪初德国西藏探险的“真正领袖”。(18)他三次到西藏探险,曾成功渗透到离拉萨不远的那曲,是最早进入西藏中心的德国人。(19)他有大量的游记和著作,获得过第三帝国最高荣誉“国家艺术和科学奖”。1962年德国学者吕勒(Erhard Rühle)出版了《在沉寂的中心:威廉·菲尔希讷的生平》,这是迄今有关他的唯一作品。菲尔希讷晚年将大部分手稿和日记交给了吕勒,因而此书资料真实可靠。吕勒认为,菲尔希讷的最大贡献是他对西藏及中亚的地磁学考察和研究。(20)菲尔希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西藏考察和研究,其严肃敬业的科学精神让人敬佩,但是对这位杰出的西藏考察者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还极为缺乏。


二、有关纳粹时期德国涉藏活动的研究

目前西方研究最深入的是纳粹的涉藏活动。纳粹时期德国人在西藏的活动达到了高峰,他们不仅活动在西藏周边地区,还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拉萨。纳粹领导层中的一些人物对西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大力推动了西藏考察、探险、登山和研究活动。二战爆发后,德国甚至将西藏纳入其战争计划并制定了西藏武装考察计划。这一时期德国的涉藏活动因强烈的纳粹和神秘主义色彩而备受关注。

德国学者卡特尔1974年的《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和理论学会1935-1945》,最早研究了纳粹的涉藏活动。党卫军(SS)首领希姆莱于1935年建立的德意志祖先遗产和理论学会(Das Ahnenerbe)是纳粹重要的科学协会,隶属于党卫军,目的是“通过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论证新日耳曼的精神和信仰,使它在世界观上更具合法性”。(21)此书披露,协会也网罗了一批西藏研究者,重点进行西藏自然和文化,尤其是人种学研究,代表人物是舍费尔(Enst SchK4XA35.JPGfer)和贝格尔(Bruno Beger)。在希姆莱和协会推动下,1943年建立了专门研究中亚和西藏的斯文·赫定研究所(Sven-Hedin Institut),德国藏学也因此有了很大发展。(22)

格雷弗(Reinhard Greve)的《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和理论学会的西藏研究》一文,利用德国联邦档案馆的档案全面考察了纳粹的涉藏活动,重点分析希姆莱的“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和理论学会”的西藏研究。此文披露了之前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容,例如纳粹二号人物希姆莱的西藏兴趣,热振活佛写给希特勒的信,纳粹与西藏之间神秘关系的各种传闻,二战期间德国对西藏这一“政治上的真空地带”的野心等。文章认为,在纳粹研究体制下,德国的西藏研究者虽然兴趣和理念不同,但都在某种程度上主动为纳粹的“世界观”和战争服务,这一时期德国的西藏研究打上了深刻的纳粹意识形态烙印。(23)这是研究纳粹涉藏活动的经典文献,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纳粹的西藏形象》,在研究纳粹涉藏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纳粹眼中的西藏。他认为,西藏在纳粹眼中主要有三种形象:作为“神秘王国”和“世界智慧中心”的异国风情形象,藏人具有某些雅利安人种特征的种族形象,作为人类的摇篮与人类和远古动植物的保存地的科学形象。他还指出,西藏在纳粹眼中也有政治上的意义:西藏人应该是第三帝国的“联盟种族”,将在由德国和日本主导下的“泛蒙古国家联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4)

德国学者米劳(Peter Mierau)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考察政策:德国的亚洲考察1933-1945》是迄今最专业和最权威的研究纳粹时期德国涉藏活动的专著,共五百五十多页,称得上皇皇巨著。此书原是作者在慕尼黑大学的博士论文,使用的资料极为全面,尤其利用了德国联邦档案馆、德国登山俱乐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喜马拉雅基金会的大量原始档案,其中很多之前根本不为学界所知。此书围绕西藏考察和探险,揭示了纳粹意识形态、纳粹德国的海外考察政策、纳粹领导者的西藏兴趣和野心、战争计划、登山运动员、西藏研究者、各类科学协会之间密切复杂的关系。作者指出,纳粹时期德国在西藏地区的登山和考察活动具有殖民主义的动机,德国人要与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西藏这一地图上“最后的空白点”进行竞争。纳粹机构也看重这些活动的宣传价值,比如德国登山运动员征服喜马拉雅的活动,体现了他们所宣扬的同志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得到纳粹政府大力支持。此书还首次极为详细地披露了二战期间德国制定的“西藏武装考察”计划以及大规模研究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K”计划,证明纳粹德国确实曾对西藏有政治上的野心。(25)

纳粹时期,德国人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登山活动就规模、次数和成果来说不逊于英国。米劳的《德国喜马拉雅基金会的历史和考察活动1936-1998》,详细记述和研究了保罗·鲍尔(Paul Bauer)与他的喜马拉雅基金会在南迦帕巴特峰(Nanga Parbat)的历次活动。(26)英国人垄断了对珠穆朗玛峰的考察和攀登,而德国人则将目标定在南迦峰。从第三帝国开始,南迦峰被看成了“德国人的命运之山”。到1970年共有12名德国人为攀登南迦峰献身。

他指出,这些登山活动与纳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36年成立的喜马拉雅基金会的宗旨是“汇集迄今和将来所有喜马拉雅考察的成果,推进喜马拉雅地区的考察,用登山运动员的巨大牺牲换取德国人民的幸福体验”。鲍尔认为,不管是手拿武器的士兵还是手拿冰镐的登山运动员都是在为德意志民族服务。(27)1955年鲍尔写成的《为南迦帕特而奋斗:德国百年登山史1856-1953》,也是回顾和研究德国人在南迦峰活动的重要著作。(28)

在纳粹的众多涉藏活动中,“党卫军恩斯特·舍费尔西藏考察(1938-1939)”最为西方学者关注。这是德国早期西藏考察中最富成果和影响的一次并有强烈的纳粹色彩。五名考察队员成功进入拉萨并停留了三个月之久,他们还是近代唯一被噶厦政府允许进入西藏文明发源地山南雅砻河谷的考察队。德国联邦档案馆已公布了相关档案,主要是编号R135、标题为“斯文·赫定研究所的中亚和西藏研究”的一个全宗,包括考察队员的手稿、日记、书信、媒体报道等,共有91卷,此外还有大量零散档案。参加这次考察的队员也公开出版了五份考察报告和游记。(29)由于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较为丰富的资料,因而这次考察被研究得最为深入。

伯恩大学中亚研究所的恩格尔哈特(Isrun Engelhalt)是研究舍费尔考察最出色的学者,她致力于廓清此次考察的神秘主义和纳粹色彩。《恩斯特·舍费尔西藏考察1938-1939:对西藏20世纪前半期政治史的新认识》一文,强调了考察的“科学性质”,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对这次考察渲染了太多的政治和纳粹色彩。(30)《西藏的纳粹:一个20世纪的神话》探讨了西方人是如何将纳粹的神秘主义与西藏无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详实深入的研究,她认为,纳粹实际上对西藏的认识极为负面,而希特勒对西藏根本就没有兴趣,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对神秘主义也持禁止态度,纳粹与西藏之间并没有神秘主义的联系,反倒是当代的新纳粹(Neo-Nazi)对西藏评价甚高,把西藏人和达赖喇嘛看成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还有一些人强调纳粹与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与纳粹分子(如海因里希·哈勒)的密切关系,是为了“抹黑”藏传佛教和“西藏流亡政府”。她最后指出,在不断定位西藏的角色和形象时,西方人的想象力是无穷的。(31)这是解构所谓纳粹与西藏之间种种神秘传闻的一篇经典文章。

《被错误处理的讯息:热振活佛写给希特勒的信》一文研究了舍费尔考察期间劝请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活佛写给希特勒的信,详细考证其来龙去脉及在德国的境遇。此信以藏文写成,现保存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当时被看作考察队在政治上的一大成绩。她对照藏文原件与呈交给希特勒的译文发现,藏学家舒伯特(Johannes Schubert)为了迎合元首口味,按纳粹风格进行了翻译,没有忠实于原文。最明显的是增加了一句话:“目前,您(希特勒)正在全力缔造一个建立于种族基础上的、持久的、和平繁荣的帝国。”(32)此外她还编辑出版了摄影集《1938-1939年的西藏:恩斯特·舍费尔考察所拍的照片》。(33)

英国作家黑尔(Christopher Hale)的《希姆莱的十字军东征:1938年纳粹到西藏考察的真实故事》是目前关于此次考察的唯一专著,被译成了多种文字。黑尔利用了大量英、德文档案,并到印度和西藏做过实地调查,采访过考察队的重要成员布鲁诺·贝格尔(Bruno Beger)。黑尔除研究考察的具体细节外,还深入分析了当时英国方面尤其是英印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对考察的反应。他不同意德国学者恩格尔哈特的看法,认为此次考察的确带有强烈的纳粹和政治色彩,甚至担负着间谍任务。(34)

2004年,德国学者瓦尔拉文思(Hartmut Walravens)编辑的《约翰纳斯·舒伯特与布鲁诺·贝格尔和恩斯特·舍费尔通信集》也是研究此次考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35)舒伯特是战后德国著名的藏学家,二战期间供职于舍费尔领导的斯文·赫定研究所。他与贝格尔、舍费尔的很多通信直接涉及1938年的考察以及二战期间德国藏学研究的情况。

20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主导着西方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垄断着西藏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英国人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涉藏活动极为敏感。围绕西藏考察,德国与英国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迈耶尔(Karl Meyer)1999年出版了《影子的竞赛:为中亚帝国而角逐》,利用印度办公室的原始档案,对德国人在考察问题上与英国的交涉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对有关纳粹与西藏和中亚关系的资料做了总结。迈耶尔认为,由于考察在二战爆发前夕进行,随着欧洲局势和英、德关系的变化,英印官员在态度上对德国考察队有各种变化,而当时驻拉萨的英国代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始终反对德国人入藏。(36)恩格尔哈特的文章《西藏三角:恩斯特·舍费尔考察(1938-1939)背景下的德国、西藏和英国关系》研究了围绕舍费尔考察所产生的英、德竞争以及西藏当局的反应,颇具启发性。(37)英国学者麦基(Alex McKay)1997年的《西藏与英属印度:边境骨干官员1904-1947》也有一章研究了负责西藏事务的英印边境官员围绕舍费尔考察进行的台前幕后的活动以及英印政策和态度的变化。(38)


三、有关奥地利探险者海因里希·哈勒的研究

海因里希·哈勒的《西藏七年》在西方极为知名。哈勒虽是奥地利人,却与德国纳粹的涉藏活动密切相关,完全可看作是“德国”的西藏探险者。哈勒是登山运动员,曾从北坡登上瑞士艾格尔峰,受到希特勒和希姆莱接见。在希姆莱举荐下,他参加了德国喜马拉雅基金会1939年的南迦峰考察,二战爆发后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关入战俘营。1944年,他和队友奥夫施耐特(Peter Aufschnaiter)逃脱监禁,逃亡西藏,1946年1月进入拉萨,获得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家庭和一些上层人物的好感,停留了五年之久,直到解放军进人拉萨前才离开。

哈勒的《西藏七年》在西方影响巨大,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发行量超过四百万册。(39)无数西方人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西藏,甚至成了“西藏迷”。哈勒也跻身于西方最受欢迎的有关西藏的作家之列,被当成了西方头号“西藏通”。他常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好友自居,这也是他身上最耀眼的光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哈勒与前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舍费尔考察队的人类学家贝格尔(Bruno Beger)等经常以“西藏独立的历史见证人”身份出席西方政府的各种“西藏听证会”,撰写各类文章和回忆录,为“自由西藏运动”摇旗呐喊。

但是,哈勒却长期隐瞒了自己的纳粹身份。1997年,德国《明星》杂志的文章《一位沾有纳粹污点的英雄》,首次揭露了他的纳粹身份:哈勒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状态的冲锋队,1938年加入党卫军和纳粹党。(40)一石激起千层浪,世界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这一被精心掩盖的丑闻。美国学者西蒙斯认为:“哈勒的一生有两部分,他用后半生来努力掩盖前半生的可怕事实。”(41)英国作家道格拉斯的文章《为希特勒而攀登》和《达赖喇嘛的纳粹朋友》对哈勒的真实身份和西藏探险的分析也深刻而透彻。(42)

奥地利记者雷纳尔(Gerald Lehner)长期研究哈勒,专著《在希特勒和喜马拉雅之间》不仅用各种确凿证据证明了哈勒的纳粹身份,而且深刻分析了这样一个有纳粹污点的人,为何在战后的奥地利变成“国家英雄”,成为众多人物崇拜的偶像。他对哈勒本人进行了多次采访,这些谈话都是很难得的资料。他还揭示了《西藏七年》中的诸多谎言和精心编制的探险神话,分析了哈勒众多作品中流露出的纳粹意识。他还用丰富的资料研究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哈勒、贝格尔、舍费尔等的密切关系。达赖喇嘛需要他们“以亲身经历”证明西藏曾是“独立国家”,因而不惜与这些纳粹分子纠缠在一起。(43)

1982年,曾经的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在哈勒70岁生日时,专门撰写了回忆文章《海因里希·哈勒与彼得·奥夫施奈特在拉萨》表示祝贺,透露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尤其是他“不小心”透露了哈勒当时作为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和西藏地方政府“三重线人”的极不光彩身份。(44)奥夫施奈特也是老资格的纳粹分子,但他较为低调,没有撰写回忆录或著作,这让黎吉生都感到惋惜:“他没有把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历记录在一本伟大的著作中以留存给后人。”(45)去世前他把日记和手稿交给了苏黎世大学的布劳恩(Martin Braun)教授,1983年布劳恩编写出版了他的唯一传记《彼德·奥夫施奈特及其在西藏的生活》。(46)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也写过一篇题为《纪念奥夫施耐特》的文章,重点介绍了奥夫施耐特在西藏的考古发现及其搜集的众多珍贵文物的去向。(47)

此外,20世纪20年代以后,德国—荷兰天主教“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SVD)是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活动的一个重要外国人群体。他们在西宁建立了传教点,并派不少传教士到青海藏区传教,德国人赫尔曼·马蒂亚斯(Matthias Hermanns,中文名海贵春)是其中的代表。他1935年进入青海藏区,在藏区活动了10多年。他重点在西藏牧民中传教并进行人类学观察,收集了大量安多地区西藏牧民的资料。返回欧洲后,他出版了许多有关安多藏人的人类学著作。代表作《西藏牧民:安多和中亚地区游牧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将中国藏区置于整个欧亚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中来研究西藏文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48)德国洪堡大学中亚研究会的何乐文(Bianca Horlemann)博士的论文《1922-1953年间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圣言会”传教团:书目研究》梳理了“圣言会”在中国西北传教活动的始末以及相关档案和论著目录,其中也包括许多德国传教士在青海藏区活动的资料。何乐文还对这些资料的历史学、人类学和跨文化研究价值做了初步的评估。(49)对于“圣言会”在青海藏区活动的具体细节,与当地藏人的关系等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四、结论

除了对某些具体事件或人物的研究外,也有德国学者试图综合梳理德国历史上的涉藏活动,如现任慕尼黑国家人类学博物馆馆长的穆勒(Claudius Müller)编著的《通向世界屋脊之路》(Der Weg zum Dach der Welt),回顾了德国和奥地利历史上比较知名的西藏探险人物及其活动,其中不乏重要文献。1992年德国的阿绍夫教授(Jürgen Aschoff)出版的《西藏、尼泊尔和喜马拉雅文化区》,梳理和评论了从1627年到1990年间有关西藏的重要德文文献,主要是到过西藏的德国人的传记、游记、回忆录和文章等。(50)但是《通向世界屋脊之路》仅选取了某些重要人物来回顾德国人的“西藏之路”,稍显零散,而阿绍夫的著作侧重于目录学。可见,西方有关德国涉藏历史活动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一些重要人物、事件等的分别性研究,尤其集中于早期传教士和纳粹时期,迄今还没有真正有关德国涉藏历史的宏观、系统、深入的梳理和研究。

考察和探险是德国人保持对西藏实际接触和获取西藏信息的主要形式。德国历史上重要的涉藏人物大多既是探险家又是西藏研究者,因此德国藏学的建立和发展与实地的考察探险密不可分,德国的涉藏史与其藏学的发展史实为一体。同时,地理探险和考察也是早期欧洲对外殖民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紧随其后的就是武装侵略和直接占领。在中国的西藏地区,英、俄也以探险和考察作为侵略的先导,是他们争夺西藏的形式之一,德国人参与其中,同样有政治目的。西方学者尤其是某些德国学者(如恩格尔哈特)的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淡化德国这些涉藏活动的政治色彩。

政府的西藏政策是德国涉藏活动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到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有时甚至对西藏考察和探险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英、俄唆使西藏、蒙古脱离中国,并对英、俄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纳粹上台后,德国对西藏的兴趣显著增加,政府大力资助和推动了在西藏地区的考察、探险和登山活动。20世纪30年代末,通过党卫军考察队在拉萨的活动,纳粹政府甚至认为建立了与西藏的“外交接触”。与日本结盟后,德国承认西藏、蒙古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加强了对日本与西藏、蒙古“友好关系”的宣传。二战爆发后,德国甚至将西藏纳入削弱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战争计划。但是这些极为重要的内容却是国外学界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

总体上,德国历史上的西藏政策是其远东和对华政策的一部分。早在1914年4月,德国外交大臣就向德国驻伦敦大使明确指示:“我们必须积极地工作反对回到在华利益范围政策的企图。……中国的情形不能与亚洲的土耳其相提并论。……很明显的,如果日后中国被瓜分为新的国家和关税地区,我们实质上将一开始就比我们的竞争者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为我们不像他们是中国的邻居。因此,我们在华政策必须在任何情况之下以保持中国的完整及在全中国为我们的商业维持门户开放为原则。”(51)这一目标决定了德国对待西藏、蒙古、新疆等所谓中国“外围地区”的政策。从表面看,近代德国一直反对西藏和蒙古脱离中国,反对英、俄将它们发展成独占的利益范围,究其原因,一是要与英、俄对抗,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在华利益,因为如果中国被瓜分,在远东没有地缘政治优势的德国将明显处于劣势甚至一无所得,维持中华帝国的完整性便成为带有战略性的长期外交目标。

德国的涉藏史也是德国人认识和了解西藏的一部观念史,反映了德国乃至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史,折射出他们的精神和心灵的变迁史。德国人西藏观的形成和演变也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近代欧洲文明与西藏文明相遇和碰撞的独特历史过程。在接触和了解西藏的过程中德国人形成了关于西藏的一系列固定的认知方式、传统词汇、审美标准、权威人物和经典文本,西藏形象在其中层层累积,被固定化、程式化和符号化,具有强大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惯性,在当代依然有着巨大影响。西方学者对具体的几个德国社会群体(摩拉维亚教派传教士、早期德国哲学家、纳粹分子)的西藏观的研究是在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动的大思路下进行的,因而立论新颖,能以小见大。

德国的西藏形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涉藏大国尤其是英国(20世纪中期以前)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藏形象交流下形成的。英国是历史上侵略西藏的主要国家,由于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英国垄断着早期欧洲人西藏知识的制造和传播,精心塑造了西藏政治上的“独立”形象和文化上的香格里拉形象,德国深受影响,同时又对这些虚假认知进行了再造和扩展。(52)美国在冷战背景下塑造的“西藏被红色中国侵略和毁坏”和“西藏人权被大规模破坏”的形象则对当代德国人的西藏认知影响巨大。德国等西方大国如何看待西藏这个中国的特殊地域?如何看待汉藏关系?“西藏符号”对中国的世界形象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加深和扩展对我国所面临的这些极为重要的“异质文化环境”的认识。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德国与“西藏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报道方面,(53)也有几篇简单介绍1938-1939年德国舍费尔西藏考察的文章。(54)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历史上在西藏的活动不太引人注意,同时德国涉藏人物的著作和相关资料主要以德文出版,中、英文资料极少,都限制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同时,目前国内近代西藏研究的外文资料主要依赖英、美档案和英国人的入藏记录,俄文和日文资料也已开始发掘,(55)而德文文献的使用却处于空白状态。历史上的入藏德人留有大量对西藏地理、气候、日常生活、经济、政教、社会制度、汉藏关系、政治形势等的观察记录,其西藏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动植物学、冰川学等的研究文献和影像资料都极其可观,有些弥足珍贵。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国内外的足够重视。加强对德国涉藏档案、西藏民族志记录和经典文献的梳理、翻译和评介,可以为国内近代西藏研究提供新的文献学基础。

总之,英、俄、美的涉藏问题一直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某些次要国家(德、法、印度等)的涉藏已经有研究,(56)但是刚刚起步。当代德国人对西藏和达赖喇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关注,在欧洲德国也取代英国成为最关心西藏问题的“领导国家”,这都与德国人涉藏的历史传统和“西藏情结”密不可分。德国在西方占有重要地位,德国藏学是西方藏学的重要一支。深入系统地研究德国的涉藏历史及其国民认识西藏的“心路历程”和西藏观,既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代德国涉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根源,也对全面认识近代西方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来源: 《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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