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双全:试论胡适与周作人抗战时期的人生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7 次 更新时间:2011-03-25 10:19:44

进入专题: 胡适   周作人   抗战     人生观   政治     个人主义    

蔡双全  

  

  [摘 要] 作为都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胡适、周作人在抗战时期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胡适出任中国政府驻美大使,为抗日战争尽綿薄之力;而周作人则堕落为文人汉奸。其原因有三:一,二人的抗战主张不同:胡适坚持理性的抗战;而周作人却坚持“中国必败论”、“日中同命运”论。二,二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胡适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周作人却平和、消极,甚至麻木、颓废。三,二人对待政治的态度不同:胡适是不甘寂寞的政治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周作人则是一位始终希冀摆脱政治的纯粹学者。

  [关 键 词] 胡适 周作人 抗战 人生观 政治 个人主义

  

  胡适、周作人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成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曾对斯诺说过,自己年轻时,“非常钦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楷模”。○1郑振铎曾将鲁迅和周作人一道并列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2此后长达二十年,胡、周二人为宣扬民主、自由、科学、个人主义的新思想并肩战斗,而且彼此之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崇,直至抗战爆发,胡适还曾致书周作人,劝其南下。然而,在交织着火与血的民族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他们却分道扬镳,作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胡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充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只能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3毅然出任中国政府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綿薄之力;而周作人则腆颜事敌,为虎作伥,堕落为汉奸群体中最具有名学者、名作家声望者。反差如此之大判若云泥,发人深省。本文拟对个中原委,作一粗浅探讨。

   一

  导致胡适与周作人在抗战时期作出南辕北辙的角色抉择的逻辑起点是二人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同观点:胡适对抗战的态度虽然有一个从低调到抗战的转变过程,但是其基点却是理性的抗战主张;而周作人却始终坚持“中国必败论”,并进而发展为“日中同命运”论。

  勿庸讳言,胡适对抗日的认知态度经历了一个逐渐调整、转变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曾一度竭力唱“低调”,反对对日作战,他甚至说过:“宁愿亡国,也不愿主张对日作战。”○41937年7月,胡适仍主张对芦沟桥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向蒋介石建议:“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⑤8月,胡适跟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后来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国贼们来往密切,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一个活跃分子。胡适之所以 “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⑥盖一是认为敌强我弱,中国抗战的准备不足,倘战事一开,中央十年来积蓄之军力及沿海各省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故力主忍耐,待十年后,方可不惧日本。二是认为芦沟桥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一个又一个事端都是以中国政府的妥协让步作为局部事件解决的,芦沟桥事变仍可循例处。可是,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大大出乎胡适的意料: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另一方面,大片国土的沦丧,非但未能动摇中国民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瓦解他们的斗志,反而更大程度地唤醒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增强了他们同仇敌忾抵抗侵略者的勇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民表现出来的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胡适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全变了”,认清了“和比战难百倍”。⑦9月8日,他对高宗武说:“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我们对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者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好处。”⑧南京失守后,他不再主张和平,连电政府主张“苦撑待变”。同时,胡适能将中国的抗战放在全世界民主力量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战略格局中考虑,认清了中国抗战得道多助的有利形势。1938年8月,他在《在远东局势中美国能做些什么》一文中说:“假使我国真的危险到了极点的时候,至少俄国和美国是不能坐視的。我国若被征服,对于俄、美立国原则、历史习惯、经济利益等等均不相容,我们这次可以说是为世界而战,至少是为民主国家作战。但我们自己要先咬牙苦撑,不要先打算盘。苦撑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如坂垣所说的十年,几年内忽然来了一个帮助,就好象穷人一旦得着爱尔兰的大香滨马票,岂不痛快。”⑨尽管胡适的抗战观有过于依赖外力(俄、美)之弊,但他终于认清了并坚持了中国必须也能以弱抗日的原则、立场,故而能在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作出不会被历史忘却的贡献。

  返观周作人,在抗战问题上则与胡适大相径庭。平心而论,周作人青年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也曾高唱过“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之一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乏警惕、抨击、反对的言论。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日本军舰带领奉军入侵大沽口,周作人认定“日本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号召人们起来进行“坚韧持久的排日运动”.⑩第二年,李大钊牺牲后,他在《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中揭露了日本反动文人对革命先烈的污蔑。○11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邀作《关于征兵》的演讲,力主“修‘武备’”对付“日本的侵略”,并要求追究当局“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121933年3月4日写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嘲讽国民党政府将华北拱手让与敌寇:“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 ○13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14然而,周作人深感比起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国力实在瞠乎其后。对抵抗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的结局十分悲观。他不首肯一味鼓吹“民气”,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辈的“气节”为民族干城、国家屏障的高论,告戒国人:“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15周氏进过水师学堂,深知现代战争中海军的重要性,而“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161935年周作人多次谈到岳飞与秦桧、刘永福与李鸿章,弦外之音是:“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为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17因此,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他很关注明末清初那些遗民的著作,感到中国“风雨如晦”,似乎到了明季,早有了亡国之后作遗民的思想准备。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周作人固然尚未投怀送抱,腆颜事敌。但他却根据“文化决定论”的逻辑演绎中日关系的归宿。1935年,周氏开张了“日本店”,连篇累牍地大谈日本文化。一向视日本为第二故乡,且与日本存在亲戚之谊的周作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蚕食鲸吞中国之际,大谈“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18“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19总之,循着周作人思想演变的轨迹,其原有的一点民族精神逐渐消磨殆尽,彻底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使他对抗战前途作出十分漆黑的预测,对国家、对民族完全失掉了信心,从否认奋起抗日的必要和可能,进而鼓吹“日中命运一致”,最终不免附逆投敌,自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

  抗战时期对人生道路的不同抉择,归根结底源于胡适、周作人二人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不同取向。

  胡适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纵然青年时负笈海外,啃了多年的洋面包,然其知识结构仍然是中西掺杂、新旧并存。在他的内心深处,儒家政治哲学中“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和西方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历史使命感赋予了他改造社会、以自己的实践性人格履行对社会的道德义务的精神动力。他说过,“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20胡适一生不遗余力地倡导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他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就是他在五四时期向青少年号召的那样:“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21他将中国古代“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说加以改造,提出了“社会不朽”的信仰:“大我”(社会)是由无数“小我”(个人)组成的,“小我”是要死的,而“大我”是永恒的。“个人虽藐小,而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 。”○22因此,“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231922年他为《努力》周报作发刊词《努力歌》,宣布“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24 1936年1月,胡适针对周作人叫他“少管闲事”的劝告说:“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 ,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25同时,胡适又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忠实实践者,他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以贯之地为自由主义的理想奋斗不息,力求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整个黑暗、暴乱的社会相抗衡。《努力》谈政治“止了壁”,○26《新月》因“倡人权”被撤职查办,《独立评论》因揭露“华北自治”的阴谋而遭查禁,《自由中国》因鼓吹民主自由而遭查封,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沉而再升,败而再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正是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积极进取,锲而不舍的人生态度使胡适能够成为抗日营垒中的一名优秀战士。

  而周作人的处世态度却平和、消极,甚至麻木、颓废。早在20岁时,“人生无常”的宿命感就笼罩在周作人的心头:“世界之有我矣,已20年矣;然20年以前无我也,20年后亦必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27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竞争皆可省”,一切为国家、民族、社会以致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诚然,五四时期,周作人也“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28然而,一旦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他便终于退回明哲保身的甲壳去。反动当局对于言论自由的武力镇压,进而还有他敏锐地感觉到不觉悟的群众的“愚民的专制”促使他哀叹道:“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它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29他因此怀疑“教训之无用”,○30也即思想启蒙的破产,哀叹“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否定了五四时期他自己及同代知识分子所鼓吹过的理想。他在反省新文化运动追求的对“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的“人的生活”的目标时说:“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兴趣之外恐怕没有多大觉世的效力。”○31周作人欲将“人的生活”彻底地个人化,即变成纯粹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而拒绝一切将其社会化的努力。因此,周作人从一度参与过改造社会的呐喊,很快便转向仅仅关怀个人的自我完善,即彻底的“个人主义道路”上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最重要的是“救出你自己”,所谓知识分子“觉世”、“救世”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等等,在周作人看来,也都是“痴人说梦”。他甚至说,五四时期的年青人(当然包括他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科班怜悯者”。○32 这样,“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成了他的唯一追求,而这追求又完全化为个体性的“生活的艺术”,即周作人所谓的“禁欲与纵欲的调和”,“微妙地美地生活”,○33或者说,“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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