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

——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6 次 更新时间:2010-10-19 23: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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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秦兆阳的短篇小说《改造》(《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写了对地主王有德的改造以及这一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故事。

  王有德是个只有"一顷多地的小土瘪财主",但他是三房合一子,"从小娇养得过分",按照小说的夸张叙述:"吃饭懒得张口,叫娘给塞塞;穿衣懒得伸手,叫娘给扯扯;穿鞋嫌夹脚,叫娘给捏捏;带帽子嫌压头,叫娘给摘摘;苍蝇爬的痒,叫娘给吓吓;蚊子叮的痛,叫娘给拍拍......"。好不容易总算长大成人了,不仅"生得猴头扁脑袋",而且"还有个半呆不傻的脾气"--"简直就是个什么不能干的废物蛋"。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明显来自民间故事,而且有着较为清晰的承继脉络。

  围绕王有德,小说展开一连串的戏谑性的描写,这些描写来自各种不同的讲述者包括不同的叙事角度。比如,村里人给他起了名儿:"笑话字典"。这一"笑话字典"实际也是民间故事的总汇。各种歇后语、人物、事例、动作、对话,等等,被夸张地、也是有效地编织成一个一个"笑话",最后则被写作者总结为王有德一年到头的"工作"就是:"吃、喝、拉(屎)、撒(尿)、睡五个字"。不仅非常喜剧性地刻画了王有德这个人物,也清晰地传达出写作者企图表述的某种观念。

  小说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土改"以及斗争大会的场景描写。这一描写完全不同于另一类已成主流的"土改小说",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斗争"实际显得相当温和,甚至喜剧化。正是这样一种描写,引起了批评者的不满,甚至愤慨。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小说的形式因素,或者小说的叙事需要,那么,某一文本(或者场景)的出场或穿插,常常只是为了引出更为重要的故事讲述。因此,不同的文本(或者场景)的选择乃至具体描述,常会引申出完全不同的叙述需求乃至故事内涵。显然,秦兆阳选择这样的"斗争大会"的场景描写,乃在于他根本无意叙述一个和《暴风骤雨》相类似的"土改"故事。也就是说,只有这样一种"温和"的"斗争"叙述,才可能引申出小说"改造"的平和的"劳动"主题。由此,亦可见出当时批评的峻急、武断,以及脱离文本形式的政治断语。

  王有德被"土改"以后,生活成了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他失去了生活资料--村里仍然给他留了一块地,这也是当年土改的制度性规定之一--而是他抗拒"劳动"。因此,当"上级号召全村不要有一个不劳动的闲人",王有德却成了全村"唯一的一块烂木头",连"村干部谁也对他没有办法"。王有德不是不想劳动,也偷偷下过地,但是"试了个把钟头,累得他一回来就躺倒了",而且,"耕的那地像鸡啄的一样,还把麦苗儿耕掉了好些"。王有德这就"泄了气",甚至想:"死就死吧!死了倒痛快"。王有德卖过油条,但是被村干部乃至村人"羞辱性"地禁止了。这也看出,在当时,所谓"劳动"并不包括商业性的活动,而是被直接概括为一种物质性的生产。这也是当时急于恢复生产乃至最后现代的工业化诉求的一种思想结果。因此,多有小说对从事小商业活动者的嘲笑,并将其归结为一种"懒汉"形象,比如陈登科《风雷》中的黄大权,等等。所以,"最后,王有德简直是无路可走了"。

  无路可走的王有德"忽然心里生出了一般恨劲",要"放火烧它狗日"--烧什么呢?当然是烧村里的麦子。小说写王有德的心理活动:"到半夜里,有德饿醒了,听见村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心想:'都说咱废物,咱不会做个样儿叫他们看看?又不费什么劲,这会出去天气也不冷,只要划着了洋火,风儿一刮,哼......'他这是头一回有了'英雄'思想,真的偷偷摸下了炕头,摸着了洋火,轻轻地开了门,到院里拾了把干草......"。这样的描写,无意中将个人(品质)和阶级(属性)作了区别。也就是说,叙事者更多地将王有德的"破坏"叙述成为一种个人情绪的盲目发泄,而并不是完全归结为一种有意识的阶级的对抗行为。这样的描写在当代文学中并非绝无仅有,再早,就有赵树理的小说,即使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个人性格也始终是叙述的重点。将阶级观念绝对化,用阶级属性(另一种意义上的普遍性)替代人的一切的个别性,恰恰来自左翼(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它也正是人的普遍性(人性)的另一种绝对化,它的表现形态是将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在左翼的知识谱系中,并不承认有绝对人性的存在)。是普遍性对个别性的一种压制,也是普遍性和普遍性之间的一种冲突。在其背后,是一种对对象的知性的把握方式。因此,讨论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化的构成,知识分子内部仍然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这一空间可能昭示,现代的"新文化"传统如何进入左翼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它既受革命政治的影响,也影响着革命政治,并和本土意识形成如何的冲突。这一点,在对《改造》的批评意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王有德的近于喜剧化的破坏行为,并未也不可能在小说的叙述中得以完成,这一点毫无悬念。但是,被村里"护麦队""反绑着手送到农会里"的王有德也并未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有的主张把他送区,有的主张把他吊打一顿算了......")。村里干部的"惩罚"方式别出心裁,一是把他关在"一间空屋里",可是"墙上却挺热闹,贴满了标语",这些标语计有:"反对懒汉"、"在新社会里,不准吃闲饭"、"谁不劳动谁饿肚子"、"只有劳动才能改变你的地主成份"、"消灭寄生虫",等等。而且,农会主席范老梗在他身边"不停的吸着烟锅,不停的唠叨",给他讲"劳动"的重要意义。基本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规训"和"说服"的二大功能。二是罚他把三千块土坯"搬到前边大门洞里去",干了活,才给他吃饭,以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工作原则,表现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改造的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来自延安改造二流子运动的经验[1],而且,逐渐成为后来主要的劳动改造的方式,其极端化的发展甚至构成"劳改犯"的主要存在形态[2]。

  另外值得一提的,王有德抗拒劳动的行为,同时也被叙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写作者特地用间接引语的方式揭示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存在:"他一贯的觉得,是费力气吃苦的事情都不是他这种人干的,而应该是另外一些人干的,哪些人是天生受苦的人,是天生下贱的人,如果叫他去像他们一样去做那种事,那真是可怕,真没有勇气"。显然,"劳动"或者"劳动中心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承担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叙事功能,即不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真正颠覆传统的贵贱等级秩序,并进而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观念支持。

  经过意识形态的规训和说服,更是在强迫性的劳动改造的过程中,王有德居然脱胎换骨:"从此王有德就慢慢的变了样,身体也壮了些,面孔也有了血色,干起庄稼活来也不那么怕苦了,如果再让他多参加拨工队的集体劳动,过不了三两年,恐怕他就要反过来觉得不劳动就活着没意思了"。叙述到此,小说的"改造"主题,也非常明确同时亦极其自信地通过范老梗的话表达了出来:"看起来只要不怕费劲,只要不是象蒋介石一样,没有改造不了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改造》是一篇相当具有艺术水准的小说,既借鉴了民间故事的夸张和戏嘘,从而完成一种喜剧性的修辞效果,也广泛吸收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包括对间接引语的娴熟使用。同时,它的叙事态度,也更接近中国农民的那种宽厚、平和、幽默的待人接物的处世方式。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并不完全来自中国1930年代的激烈的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精英化的左翼文学传统,似乎更应该将其置放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所谓"解放区文艺"的创作谱系中加以考察。也因此,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并不可能完全为"新文艺"知识分子所能理解,甚至习惯。

  《人民文学》1950年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两位读者寄来的批评"以及秦兆阳的"一篇检讨"。同时,编辑部也加了一个"编者按",强调:"读者能认真地指出作品的缺点,对刊物对作者都是有好处的,我们非常感激",同时也委婉地指出比如"罗溟同志的文章某些地方也有偏颇"。显然,在《改造》问题上,《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态度并不是非常明确,反而有点暧昧。"两位读者寄来的批评",一篇是徐国纶的《评<改造>》,另一篇是罗溟的《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而秦兆阳则写了《对<改造>的检讨》作为回应。

  在检讨中,秦兆阳讲述了小说的创作缘起以及主题思想的形成过程:"在抗战以前,在旧社会的生活中,我看见过一些寄生虫的生活。在解放区农村斗争中,也得到一些地主生活的印象。由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对市民层中某些人的生活形态也有些感触。一想到'爱劳动'应该成为人民新的道德观念,就使我想写一篇反对寄生虫、刻划在新社会中不劳动的可耻和没有出路的作品。于是就决定选择一个'小土瘪财主'来写"。今天,重新阅读这些相关文献,我们会发觉,批评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王有德这个"小土瘪财主"的描写上,也就是罗溟文章的标题: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这一所谓"阶级本质"的观念显然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严厉批评过的那种教条主义或者本本主义,完全无视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具体的差异性,包括相对不同的生活形态乃至乡民的不同反应,基本属于城市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观臆测包括主观判断。在这样一种立论的前提下,批评者指责小说把"我们对阶级敌人的态度和对贫雇农的二流子的态度混为一谈了",隐含了对地主"说服、感化"方式的不满,而强调一种更为激进的斗争方式,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隐含了后来激进政治的某种可能性,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地主改造的可能性,正如徐国纶天真的提问:"写地主阶级的改造,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在批评中国极左政治的时候,常常会将知识分子处理成这一政治的受害者,我们可能忘记在这一政治的形成过程中,恰恰有着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的也可能是真诚的介入,而如何研究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包括他们的知识来源,可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徐国纶和罗溟的批评主要来自小说对地主王有德的叙事"态度"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改造》的"'爱劳动'应该成为人民新的道德观念"这一根本性的主题。相反,这一主题仍然贯穿在整个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之中。我们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历史的时候,常常会着意当时的文学批评所承担的重要作用,这毫无问题。由于1949年以后,中国的当代文学逐渐被纳入到政党/国家所谓的"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之中,文学批评不仅代表着某种政治意见,同时,它本身又会影响到所谓的政治意见[3]。因此,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控制着当代文学的实际写作。但是,我以为,我们又不能绝对地认定当代文学的写作已经完全地为批评所控制。由于文学写作的多质性乃至隐蔽性,甚至中国的革命政治也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样铁板一快,使得小说不可能完全屈从于某种政治性的批评意见,在这一意义上,我并不同意过分地夸大所谓"一体化"的控制力量。举例来说,即使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着像姚文元这样对《本报内部消息》等的恶意批评,不少作品也因此获罪。可是,"反官僚、反特权"的主题却并未因此而完全销声匿迹,相反,却以另外的表述形式继续延续下来[4]。因此,如何仔细地辨析批评/写作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我们讨论这一时段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在这一意义上,《改造》的"爱劳动"的叙事主题,并未因为当年对《改造》的批评而宣告夭折,相反,它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叙事范畴。当然,批评的作用是存在的,而后的文学写作基本回避了《改造》对地主的温和"改造",但是,它的叙事范畴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也包括对干部的"劳动"要求,甚至工农自身的"劳动"观念的进一步巩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这一文学叙事中的"爱劳动"的主题来自于秦兆阳《改造》的影响,毋宁说,这一主题更多地受到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控制,这一无意识借用史华兹的一个概念,即所谓的"德性"政治[5],或者说,是中国革命政治中的"德性传统"。

  "爱劳动"的道德观念的确立,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追溯到延安地区的"改造二流子",而其历史背景正是当时边区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固然是出于物质性生产的需要[6],但是,这一运动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识形态涵义。1943年2月24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改造二流子》中就这样总结:"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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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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