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地板》: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

——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9 次 更新时间:2010-10-19 23: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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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我们在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现代"世界的时候,已经不可能无视"技术"的存在。技术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存在方式,甚至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命形态。一种巨大的可能性以及被这一可能性激发出来的想像-实践活动,恰恰构成了也重绘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图景。此岸和彼岸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一切曾经被安置在彼岸世界的幻想,现在成为改造这个此岸世界的巨大的行为动力。乌托邦从宗教的诠释中走出,转而在此世建造一个世俗化的王国。"不可能"成为古代的另一个专有名词,而在现代,一切皆为"可能",并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技术"的幻觉。

  正是在这一"技术"的幻觉中,"人"的因素也被由此唤醒,同时,形成一种有关"力量"的知识形态。这一力量,是关于"人"的,也是关于"劳动"的,显然,在这一知识形态中,"人"获得了另一种诠释,也即所谓"劳动的人"。对"劳动"的关注,显然改变了知识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马克思都是"劳动"这一概念的最为深刻的思想者。马克思对"劳动"或"生产过程"的深刻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秘密联系,同时,"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才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显然,正是"劳动"这一概念的破土而出,才可能提出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创造主体的革命性的命题。这一命题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也开始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这一"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对"劳动"的具体表述中,已经出现了某种本土化的征兆,也就是说,他们并未完全从现代抽象的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劳动",或者把"劳动"仅仅等同为"无产阶级"。李大钊虽然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却直言"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因为"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1]。蔡元培则断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但是,在蔡元培那里,这一"劳工"的概念是极其宽泛的,"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2]。陈独秀则将"劳工"概括为一切的体力劳动者,也即中国的下层民众--"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不仅给予高度的价值肯定:"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而且预言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3]尽管聚讼纷纭,但也正如蔡元培强调的:"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这样的价值判断,已经不完全来自于政治经济学,而是包含了更为强烈的情感,甚至道德和美学因素。

  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的最早努力,乃在于,这些有关"劳动"的论述,并未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范畴中,而是扩大为整个社会的下层民众,也即李大钊概括的"庶民"。后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乃至思想表述,均与这一"庶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而对体力劳动的重视,也一直保存在古代文献乃至士人的实践中。

  当然,将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神圣化,并成"工农阶级"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有力支持,当然是毛泽东的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毛泽东提出了"主力军"的概念:"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4]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强调了"态度问题",这一态度,不仅关联立场、对象,也涉及情感,甚至美学观念。毛泽东就以自己为例:"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5]而支持这些论述的,依然包括"劳动"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甚至波及到知识论的层面,也即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重点强调的:"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6]在毛泽东的这些相关论述中,多少隐含了对脑力劳动(包括相应的知识形态甚至知识分子)的片面性的认知倾向,即使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也依然对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表达了一种尖锐的批评。但是,对"劳动"的高度肯定,同时又蕴含了一种强大的解放力量,在这样一种甚至是极端化的论述或者"征用"中(包括对"劳心者"的片面否定),中国下层社会的主体性,包括这一主体的"尊严"才可能被有效地确定。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庶民"又无法被民本思想完全概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逻辑化的思想延伸。

  显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左翼思想中,"劳动"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化的重要性在于,它附着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展开一种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治-政权的想像和实践活动。同时,这一概念也有效地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伦理的和情感的,并进而要求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作为一种震荡也是回应的方式,当代文学也同时依据这一概念组织自己的叙事活动。因此我将依据四个文学文本来讨论,"劳动"如何进入这一"生活世界"的想像和创造。

  

  一、《地板》的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

  

  1946年4月1日,赵树理在太行《文艺杂志》第1卷2期上,发表小说《地板》。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地板》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我却觉得它是赵树理从《小二黑结婚》到《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创作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一转折的表征在于,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更加深刻地表述了他对中国政治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的确存在赵树理和政党政治的非常密切的关系[7],而那种企图"剥离"赵树理和政治关系的研究理路,其实并不足取,我们并不能轻易否定政治包括政党政治中所包含的对世界的深刻"洞见",而我以为,正是政治视角的有力介入,才最终造就赵树理小说的政治的深刻性。当然,赵树理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刻观察,反过来,又使得赵树理的"政治"叙事具有更为鲜明的独特性以及丰富性。

  在这一意义上,《地板》的政治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赵树理的研究角度,也给我们提供了小说由此引申出来的"土地"和"劳动"的关系,实则指向的正是创造世界的主体的归属权。而这一归属权,正是二十世纪政治,尤其是中国革命政治所必需解决也必需重新解释的重要问题之一。

  尽管《地板》并不是赵树理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地板》的一无是处,相反的是,《地板》提供了一种形态非常明显的"辩论"的叙事方式,这一方式不仅在赵树理而后的小说(比如《三里湾》)运用得更为娴熟,而且成为相当多的当代小说的主要叙事手段之一--无论是柳青的《创业史》,还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等,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一叙事方式的痕迹。很难说是赵树理的作品具体影响了其他的作家写作,毋宁说,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或转折,同时相应引发了政治乃至文化上的大辩论,这一辩论并不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层面,同时也渗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当小说描摹这一时代的生活形态时,必然会通过"辩论"的方式来解释这一时代因了重大的转折而引起的种种的思想和利益冲突。这一"辩论"的叙事方式,一直延续到所谓的"文革"作品,比如《牛田洋》、《虹南作战史》,等等,只是,更加的意识形态化。而蹊跷的是,这一方式恰恰在1980年代宣告终结。

  《地板》关于"土地和劳力"的辩论并不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展开--就像我们熟悉的很多"土改"小说那样--而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这显然有赵树理相当成熟的叙述考虑。

  小说开始写王家庄减租,地主王老四虽然"按法令订过租约",但却表示不服。王老四不服的,并不是法令("按法令减租,我并没有什么话说"),而是"都说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这一所谓的"理"--"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他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显然,这里是两种"理"的冲突。赵树理对这一"理"的冲突显然非常重视,甚至借农会主席之口表示:"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赵树理对"法令"和"情理"的辨析,蕴含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政治思想。综合整篇小说的叙述来看,赵树理并不特别认可那种脱离于"民意"(情理)之外的"法令",相反,"法令"的基础应该是"情理",合情合理的"法令"才可能完成一种"契约"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地板》也是一种关于"契约法"的辩论[8]。而"情理"的引进,也使这一"法令"具有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意味,因此,这一"法令"如果要获得"普遍赞同",就必需诉诸于"说服"乃至"辩论"的形式。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政治不能仅仅依靠"法令"的支持,还必需同时获得社会或民众的情感和道德领域的支持。因此,政治不仅需要体现在"法令"中,还必需情感化和道德化,甚至转化为一种"德性"政治。这一政治设想便使得赵树理始终关注(政治)"法令"和(人民)"情理"的关系。一旦这一关系破裂,作家便会感到"头痛",所以,1964年,赵树理在某次会议上公开表述:"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矛盾是最使人头痛的......完成征购任务硬的脱离群众",并表示"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而赵树理愿意看到或听到的"真话"显然是指(农民)群众某种真实的存在状态,这一状态也包括了他所谓的"情理",所以赵树理又说:"真正住下来,挨家挨户的精神状态才能了解。办喜事请我们作为亲戚朋友参加,在那时听到的话才是真实的"[9]。

  但是,在小说写作的1945年,起码在赵树理看来,"法令"和"情理"恰恰处于一种高度默契的状态,或者说,新的"法令"正是建立在赵树理所认可的"情理"之上。问题是,赵树理所认可或认为的"情理"究竟是什么?

  《地板》先说地主王老四的"理":"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没有"地板"(土地),(佃户们)"到空中生产去"。说白了,这个"理"就是"剥削有理",也构成了"资本"(创造世界)的全部的合法性。所以,王老四表示:"思想我是打不通的","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这个"理"已经不能仅仅用"资本主义"来解释,相反,它支持了中国数千年农村的基本的所有制关系。若干年后,在"东山坞高级农业合作社",围绕"土地分红"还是"劳力分红",再一次展开了关于这个"理"的激烈辩论(浩然《艳阳天》)。亦可见,这一"理"在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存在状况。

  王老四的"理"的强大存在,实际压抑了赵树理的"理",因此,"理"的冲突也是压抑/反压抑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小说中就以一种辩论的形式被有效地展示出来。

  应该说,小学教员王老三也是这一地主阶级的内部成员之一,由他来充任"辩论"的另一方,显然具有另外一种间接的叙事效果。王老三先说自己"常家窑那地板","老契上"写的是"荒山一处",可是"自从租给人家老常他爷爷,十来年就开出三十多亩好地来;后来老王老孙来了,一个庄上安起三家人来,到老常这一辈三家种的地合起来已经够一顷了。论打粮食,不知道他们共能打多少,光给我出租,每年就是六十石"。在这一叙述中,"地板"被有效地分解为两个概念:"荒山"和"好地"。"荒山"属于"老契",即使默认这一"老契"(原来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合法性,"荒山"仍然只是一种自然状态,本身不可能成为"生活世界"的创造者,相反,只有经过老常他爷爷等几代人的劳动,这一"荒山"才可能转化为"好地",在这一意义上,"地板"(土地)恰恰是劳动创造的,或者说,已经包含了劳动的要素。因为这一劳动要素的存在,才可能涉及"粮食"的归属权问题。从"荒山"到"好地",涉及的是"自然"和"劳动"的辩论,这一辩论,突出了劳动的重要性,从而引申到"世界"(粮食)是谁创造的这一根本问题。

  在辩论这一创造主体的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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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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