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周展安: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难题”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18-07-15 08: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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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周展安  

   本文原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2期

   ●周展安(以下简称周):我在读您的第一部著作《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的时候,对书中反复使用的一些词,包括在标题上也常使用的比如“想象、叛逆、痛苦、悲剧、永恒、诗性、理想、精神”等等印象深刻,您甚至还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谈及文学。在这本著作中,您基本上是在评论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作品。我想了解当时您在评论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是怎么理解的,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时代感受选择了上述词汇介入到作品?

   ●蔡翔(以下简称蔡):首先我得谢谢你,替我找到了这样一些词汇,要不是你的提醒,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对我来说,1980年代已经变得非常遥远,包括这些语词。该怎么说呢?现在回想,当年这些词汇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多多少少,也是受到那一时代的影响。今天,我大概不会再使用这样的语词,太抒情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语汇的存在,可能也昭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

   同时,19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实际上又是一个逐渐“向内”的时代,这个“向内”的意思就是确立了所谓的主体性,所以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所谓的忧虑、痛苦、诗意这样一些词汇的出现。前三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向外的时代,带有一种扩张性,但是1980年代逐渐向内,回到个人的内心,从政治回到审美,我想只有这样一个时代才会激活这些语词,包括语词的意义,才会要求建构一种纯真的主体性,我想当年的理想主义或许应该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讨论。

   第三个层面,对于文学来说,开始走出“改革文学”那样的写作道路和叙事模式,专注于个人的内心,专注于自我,帮助我们走向思辨,走向形而上学,所以那个时代的文学实际上和心理学、哲学走得很近。当然,这里说的心理学主要指精神分析学。

   我想在这样一些不同层面的缠绕中间,才会理解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的具体含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更多的是对自我的想象,是对自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想象,但又是不及物的,多多少少放弃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思考,这个传统到今天还在。

   ●周:您1970年赴安徽插队务农,1974年回上海进铸件厂做工人,1978年考入大学,后来逐渐踏上文学研究的道路。但早年在“广阔天地”中的历练,和农民、工人打交道的经验,似乎并没有直接反映在您最初的写作当中。这些经验在您的内心大概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

   ●蔡: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好好想过,我想一方面,可能跟当时写作的类型有关,那个时候,主要是写文学评论,所以不太可能直接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说自己的生活经验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当时的文学评论的写作。第二,我在想,1980年代的正当性到底来自于哪里,可能来自“未来”。这个未来,可以有各种表述,比如启蒙、比如现代化,而在这种强大的未来的召唤中,如何对个人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以及整个民族的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或者解释,坦率说,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

   ●周:我的阅读感受也正是这样。大概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您的研究领域在逐渐扩展,从文学到文化、从现实到历史。

   ●蔡:《躁动与喧哗》是我的第二本评论集,今天看来非常幼稚,对我个人来说,主要是文体上的探索,所以这本书里的文章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评论。我在形式上做了一些改变,虽然这种探索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文章里面用了很多括号,会用很多的第一人称。这些都是试图突破文学评论的形式限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太规范的人,不太愿意被某种文体所束缚,另外,这也跟当时对“主体性”的强调有关,这个主体性,按照泰勒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某种“纯真的”主体性,“纯真的主体性”往往会通过抒情或独白这样一些修辞方式表达出来,从而有意无意遮蔽了与他者的对话。这可能也是刚才你所说的,为什么我的个人生活经历没有进入我的文学写作中的另外一个原因。

   ●周:相比于八十年代的思考,九十年代的作品既表现出连续性,又有非常多的拓展。宛如河流冲出峡谷,河面变得更加开阔起来。开阔表现在您一方面延续了80年代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工作,同时又对“解放、自由、制度、知识、现代性、大众化、广告、私人性”等等时代的关键词做了很多的理论探讨,这一方面后来结集为《回答今天》。这时您的散文写作也吐露了新的气象,特别是您在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历史记忆、生活经验逐渐被带入到散文当中。您在之前不少文章里面谈到八十年代的意义,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更倾向于把九十年代作为您整个思考谱系的转折点来看待。如果是八十年代更多是“在时代内部思考”,那么九十年代就如“回答今天”这个短语所显示的,不仅仅是“在时代内部”,更是要将时代对象化,要“对时代进行思考”。

   ●蔡:你刚才讲的自我历史经验的整理,大概表现在散文的写作中。还写了一本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这个时候开始放弃那种不恰当的形式探索,稍微有一点回到文学的“规矩”里面来进行讨论的意思。通过这样一些问题的整理,清理当时的思想困惑。某种意义上,我不是一个学问中人,我始终会想到梁漱溟的那个说法,勉强算是一个“问题中人”。而且,那时候我也不在大学工作,我一直把自己定义在自由写作者这样一个角色上。所以1990年代相对来说是我个人追寻意义的转折年代。我开始重新思考1980年代,重新思考历史,重新思考西方理论,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个人经验。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1990年代不仅对我,对整个当代中国都非常重要,我们可能有点忽略了对这个时代的研究。一定程度上,1990年代可能是我们尝试重新建立和世界、历史、他人的对话方式或者说试图建构这样一种联系。这可能是我对1990年代的一个想法。

   ●周:刚刚您讲到在80年代,“未来”这个词发挥了一种支配性的作用。那是不是可以说在90年代,这种对时代的感受的动力不是“未来”赋予的,而是同时代的90年代的复杂性本身给了像您这样的学者在当时思考的一个基本动力?

   ●蔡:这只是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不能代表别人。1980年代建构的“未来”,简单说就是一个有关现代化的未来,这个“未来”变成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所以我在1996年发表了《底层》。

   ●周: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和之前的50到70年代,和“文革”的关联度其实都很高的,尽管就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存在着转折和断裂,但实际上就整个社会心理来说,对于解放、自由、平等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内在连贯的。这种连贯性到了90年代好像中断了。

   ●蔡:对,因为1980年代对“未来”的想象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它会把自由和平等变成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是1990年代实际上在这方面遭遇到了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另外一个文明世界不再具有那么强大的召唤力。因为我们说1980年代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纯粹是时间性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空间意义。1990年代实际上是把这个空间性给显示出来了,所以1990年代一定会促使我思考很多问题,包括对1980年代的重新反省。

   ●周:我还想到一个小问题,就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除了对中国、对自己同时代的感受之外,您的世界感受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蔡:我想最大的变化是现代性这个概念。就是说,开始了解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它的另外一面又是什么?我想最关键的是,只有进入这个概念的讨论才有可能打破我们对现代化的幻想。因为19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核心概念是现代化,但是1990年代很重要的是现代性这个概念出现了。

   ●周:由此往下看,我会把《何谓文学本身》看成是从“九十年代”的学术逻辑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带有清算性的成果,或者说是对复杂的、充满张力的九十年代的一个整理。从这里,更进一步,或许就能理解《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的位置。它是在新的起点上将九十年代的思考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一些在散文中铺展的思考、一些片段性的研究计划落实了的产物。如果我在这里的理解能够成立,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现实催生了这一切?

   ●蔡:因为我从1990年代写作《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以后,就很少涉及当代文学评论。《何谓文学本身》应该是2000年以后的文章的集录,这本集子收集的文章首先涉及到1990年代后期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可能因为我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在艺术上,我一直比较宽容。所以你看后来被炒作得很热的木心,他的《上海赋》就是在我的主持下发表的,程乃珊回忆1940年代的上海女性的系列文章,也是我在主持《上海文学》工作期间推出的。因为我一直很重视上海的市民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阶层。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思想笔记”栏目,发表了很多非文学的文章,甚至包括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因为这时我们开始试图对中国现实有一个回应,但又觉得当年的纯文学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任务。这里面也包含我对文学的一些想法,我在《上海文学》的编者按里面,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建构一种“大文学”的概念,希望能够恢复中国古代的“文章”的活力。这个后面也含有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包括底层问题,所以某一期的《上海文学》的编者按,我起了一个题目就叫“认真倾听底层的声音”。这个编者按出来以后,无论是当年我发表《底层》,还是后来的这个编者按,都招致了各种批评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怀疑说,强调底层是不是要回到工农兵文艺中去。

   当时的文学现状,坦率地讲,包括文学批评,我都觉得没有力量,至今我仍然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也不会重复1980年代的审美主义,历史和现实提供给我们的问题早就突破了这样一种概念的束缚。我还记得1998年在北京和李陀聊天,彼此交换文学意见,并且开始怀疑纯文学概念的有效性。后来,我一直鼓励李陀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2000年,我们发表了李陀和李静的对话《漫谈纯文学》,然后我又在《上海文学》上组织了相关讨论,2003年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叫《何谓文学本身》,也算是对这场讨论的一个回应。我不会否认纯文学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对它带来的另外一面也应该给予重视。

   第二个层面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文化研究理论,这个跟王晓明有一定关系,那个时候晓明正在推动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我们后来也有非常好的合作。因为文化研究理论,我们实际上走近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威廉斯、霍尔,也接触到葛兰西的思想,等等。这些理论帮助我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现代性的问题。我曾经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对上海建筑的讨论,另一篇是对上海记忆和空间的书写,试图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来讨论空间问题。所以那个阶段对我还是非常重要的。

   ●周:您在2000年前后对于自己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感受和90年代初中期相比,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容是什么?可不可以给出一些命名?

   ●蔡:我想从1980年代开始,这个社会实际在做的事情,和当时很多人所设想的未来,有很多地方是不一致的。

   我对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修辞并无多大兴趣,核心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要一个人上人与人下人的社会还是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也是促使我重新反思中国革命史的现实因素之一。我所试图捍卫的恰恰是中国革命的理念,所以我特别强调中国革命的正当性。

●周:在《革命/叙述》这本书之后,您现在又要准备向八十年代进军,我理解这是《革命/叙述》所展现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复杂性进行探索的逻辑的继续推进,但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又是对早期研究对象即八十年代作品的复返。在复返的过程中早期的思路会有怎样的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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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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