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历史学家乃至一般的世界历史观察者和思考者那里，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大体面貌和内在本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对它们包含的诸多基本方面可以有大为不同的侧重，因为这一历史是那么丰富、复杂和多元，以致不可能将其全面地纳入任何单一的范式、模式或框架之中。然而，有一项共识可称近乎是普遍的，即现代世界历史始于15和16世纪之交。现代世界史的肇始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肇始：随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势权威的相继跌落，连同欧洲普遍道德和普遍法理观念的衰朽，它们表征的所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即中世纪国际秩序分崩离析；现代强国在内外两个意义上最初浮现并愈益形成，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成分，参与构造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初始形态。
从此开始的现代国际关系史有如一项微型“宇宙大爆炸”，以加速度全方位地迸发出多项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无数不断展开的历史事态，使得现代国际关系在其总体上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的“大世界”。然而，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也愈益成形，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愈益“固定”下来。不揭示这机理和模式，就谈不上在根本上理解和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史，尽管这样的揭示和解释可以是多样的。
在国际关系史学家中间，对现代国际体系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的首次揭示出自利奥波德•冯•兰克，更具体地说出自他在1833年发表的长篇经典论文——《论列强》。如后所述，该文基于欧洲大陆国际均势的动态机理，高度浓缩性地概览了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由此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它对此后的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史编撰和国际关系理论思考都有重要影响。
什么是《论列强》一文集中地表现的兰克的国际体系观念？兰克可以说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创始者之一，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开始迅速勃发和广泛流行的时代；然而，正是他在他那个时代，最先也最鲜明地展示了现代欧洲的统一性，即现代欧洲是个具有各大民族相近的历史传统以及共同宗教来源、共同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恰如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所说，“从（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大迁徙到我们今天，西方构成一个政治和文化统一体。在他（兰克）之前，没有任何人那么清晰和从那么多方面地看到这种统一。”
兰克确认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间（尤其是列强间）的权势斗争。他在《世界史》序言中写道：“历史发展并非仅仅取决于文明的发展趋势，也是来自一种非常不同的推动，特别是来自相互敌对的各国为争夺领土和政治霸权而进行的冲突。” 列强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基于国际体系中主要的权势关系，它们之间的暴力冲突则是权势的剧烈碰撞。一个强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 ——这就是兰克在《论列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强国概念。然而，兰克并非因此而类同于纯粹的权势政治论者，他丰富的历史和道德感使他强调权势斗争底下生动丰富的文明发展内涵。在《论列强》一文中，他把这一点说得异常明白：历史并非乍看来那样，只是混乱、战争和国家的无规则兴亡，它包含着精神的、道德的、赋予生命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在它们的互相作用和交替中，在它们的勃勃生机以及衰落和更生——包含更丰富内容、更高价值和更广范围的更生中，蕴藏着世界历史的秘密。”
兰克像18和19世纪的许多学者和国务家一样，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制约着国际权势斗争，并且因此为现代欧洲的多样化统一发展提供了一项必要条件。均势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最基本的运作机制，是其自在或自为的一大秩序由来，“世界的激流”，如《论列强》所说，“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他确认，均势的首要功能在于防止或制止一国取得欧洲霸权，以致破坏其余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而其首要的构造方式，则在于一批就单个而言处于弱势的国家结成联盟，抗衡或击败趋于称霸的国家。就此，他将欧洲列强比作一群不断运动的天体，有时会合，有时分开，“它们总是自主地运行，遵循自己的内在冲动力……一个强国可以暂时同另一个强国结盟……在双方都寻求结盟的时候；然而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
兰克均势思想的卓越创造性，在于他将均势认定为欧洲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所推动的一个新陈代谢过程。新强国崛起，反对头号强国扩张，新联盟形成，抗击普遍帝国图谋；随反霸战争胜利或大国国内变革一次又一次出现新的力图称霸者，欧洲便一次又一次经历生死斗争。15世纪开始逐步领有几乎半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力图建立普遍帝国，到17世纪中叶最后败于法国为头号主力的反哈布斯堡阵营；随后，法王路易十四的称霸努力导致英、荷、奥等国结盟，到18世纪初最终战胜法国；18和19世纪之交，由于大革命而国力剧增的法国又以更大的规模和野心力争征服全欧，经过反法同盟20年大战，均势才得以恢复。均势如此反复遭到严重损伤或毁坏，又反复得到修复或重建，欧洲列强及其组成的国际体系本身在这反复斗争中兴起和更生（特别是包括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它们发生于他概说的最后一轮大动荡期间）：这就是兰克以《论列强》一文高度浓缩了的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这就是该文首次明确提出的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它对此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性思考有经久的重大影响。
《论列强》还强烈地展示了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关键性扩展，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强国化。到七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国际体系显然已经固定为英、法、奥、俄、普五强结构。巨型国家俄国和“暴发户”普鲁士分别在欧洲侧翼和中央崛起，这大大扩展了列强体系；不仅如此，它们的崛起还绝对和相对地削弱了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传统的欧陆主要强国，从而造就了通过一个逐步的“拉平过程”而来的多极均势。它是那么倾向于动态稳定，以至大体上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其间经过了天翻地覆的拿破仑战争，并且经过了导致欧洲国际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的德国统一，那在《论列强》发表近40年后才宣告实现。
二
然而，《论列强》和兰克的国际体系观有一项重要缺陷，尽管在他以前和他同时代的国际政治思考者中间仅有极少数人才避免或接近避免这缺陷。兰克大致持一种狭隘的欧陆眼界，这使他不能意识到现代国际体系的某些关键性机理，并且较严重地限制了他对某些关键性历史事态的理解。例如，他将拿破仑帝国的败亡主要视为中西欧各民族揭竿而起的结果，并且因此赋予德意志“解放战争”过大的意义。“他未能强调一个事实，即为这些起义创造了条件的是英国和俄国——欧洲的侧翼强国……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他大致始终全然未能认识到，英国在大洋和海外的巨大的世界性优势，加上俄国的非常庞大的国家规模，在《论列强》发表时已经了构成一种潜在地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这不平衡以后还将愈益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国际体系自初生以来的传统中心欧陆，连同那里的传统“中等强国”，开始了兰克对其缺乏意识的衰落过程。
在兰克那里，几乎看不到大致始终与欧洲均势体系共存的大洋霸权（或曰海外霸权）体系；兰克也不明白，欧洲均势体系并非如他所示基本上只是循环的和内部自动平衡的，它得以保存和更生还有赖于、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欧洲边缘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长远后果是欧洲地位的相对衰落、非欧强国的兴盛和现代国际体系由此而来的重大变更。从这一历史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赫然彰显的结果来看，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贯穿着一种大均势机制——大于兰克及其以后几代绝大多数欧洲同行的注意力囿于其中的传统欧洲均势（特别是欧陆均势），并且是后一均势得以几番更生的一大终极原因。因此，要真正在总体上感知和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并且因而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史，就需要有全球眼界。正是在这全球视野方面，兰克不及后代人西利、马汉和麦金德，甚至也不及他的同代人托克维尔。
兰克的狭隘的欧陆眼界有一种政治后果——完全非他所欲所料的不幸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它在颇大程度上助长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头抱负，便利了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的帝国主义。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有着一代与他大不相同的人们，充斥着“乐观主义的勃勃冲动”，全无他的冷静与温和；他们抓住了他关于国际体系的观念，正是因为这些观念可以被延伸和改造，以作为极端民族主义抱负的理念基础。他们拥抱这么一个思想：从欧洲列强体系中能够成长出一个世界列强体系；他们相信依靠强有力的帝国领导、大有作为的对外政策和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动能，军事效率首屈一指、经济力量勃然兴盛的大德国能够跻身于极少数世界强国之列，恰如原本弱小的18世纪的普鲁士能够成功地跃升为欧洲强国。有如德约所说，“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在全球基础上应用兰克的信念：在发动帝国主义冒险方面，他们听任自己被源出于欧洲大陆的观念主导。” 从兰克的影响巨大的均势史范式出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异常突出的主流思潮，那就是强烈憧憬和追求至少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地位，而被谈论得最多的主题，就是突破欧洲均势的狭窄限界，去造就足以制衡所有洲级大国的“世界均势”。
当时德国思想界的顶级人物中间，这方面首开先河的或许是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95年他在弗雷堡大学的开讲演说中强调，德国统一若不成为其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 五年后，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伦茨依照兰克的经典论题发表论文，亦名《论列强》，断言世界的命运将由现存各大国的民族精力决定，其中特别有希望的是远未用足其精力的德国，而特别没落的会是终将面临“英吉利继承战争”（如18世纪初西班牙继承战争那样）的英国。大致同时，一样任教于柏林大学的欧洲头号军事史家汉斯•德尔布吕克热衷于宣扬类似的观点。对他来说，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让读者确信英国的世界优势并非不可挑战；“恰如100年以前法国权势让位于拥有平等权利的大国之间重新构建的协调，现在英国优势将要让位于互相竞争的世界强国间的均势。”另外两名很有影响的德国史学界泰斗奥托•欣策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也津津乐道于这种均势，它类似于传统的欧洲均势，但是在广阔得多的全球舞台上。总之，他们大都一致认为，德国的历史任务必须是将欧洲均势转变为一种包容全世界的均势。可以说，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是世纪之交德意志帝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它赋予许多德国人一种大为扭曲的“道义感”，仿佛德国担负着反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历史使命，德国代表着给所有国家以公正的伟大理想。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实际上以趋于极端的形态一直传至并且主宰了纳粹德国。
三
兰克之后，在探寻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方面，一项最卓越的创新性成果当推1948年在德国出版的《均势抑或霸权》（其英译本于1962年出版，书名改为《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其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历程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作了异常深刻的总体论说，登峰造极地体现了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的理想特征，即博采众长、有机揉合、恢宏潇洒和富含创新，同时不失连贯、明晰和深邃。德约的《不牢靠的平衡》揉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者决定性的发展），异常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一部分基础。
德约揭示的16世纪开始往后近400年的国际体系机理和模式可以用两对概念来概括：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而这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德国在20世纪两番发作，要追求“世界均势”和世界强国地位，结果两番败亡。这一大动荡过程强烈地促使他形成了一套历史理解，那特别涉及欧洲体系与全球政治的关系、欧洲均势的外来动能、德国国际地位的可能性限度以及“中等列强”本身的能量局限。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或范式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而是它们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他将这么一种根本图景或范式溯源于19世纪晚期最重要的英帝国史家约翰•西利。 “我们德国人惯于将1870年后的二十年当作世界史上带有俾斯麦思想印章的一个时代来谈论。西利却甚至没有提到俾斯麦的名字。他的目光越过德国，甚至越过整个欧洲大陆，似乎它不过是一座中等高度的山脉，而投向俄国和美国——两个隐约耸现的巨型强国。”它们作为一类新的超级规模国家，将像古代马其顿遮蔽雅典或者16世纪西班牙和法国远盖过佛罗伦萨城邦国家那般，压倒性地遮蔽其他强国。“从这么一种观点出发，难道我们还能在兰克式的意义上谈论国际体系吗？”
上面的论说已经显示，德约对现代国际体系史的根本理解之一，也是西利和麦金德这样的思想家洞察到的工业化世界之国际政治的根本趋势之一，在于主要就民族国家规模而言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那是兰克没有预感到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上的一大必然性，它涉及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虽然向现代欧洲这一“中等国家”集群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广义的技术优势（包括在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基本思想方式方面的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他某些地区或社会的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规模因素的作用随之突出起来。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在20世纪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与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
这就涉及到了20世纪及其后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为难得的一个条件。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历经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一般比广义的技术扩散及其生根结果缓慢得多，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远不及技术扩散可以达到的那般广泛。在此，有着中国以及当代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两个“洲级大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首要可能性或终极依据。
我们可以也必须从历史学大师兰克的《论列强》吸取非常重要的思想营养，并且在德约那样的现代史一流宏观思考者帮助下，在国际体系领域尽可能较高程度地“通古今之变”。我们可以形成尤其对当代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这么一种观察和总结：现代历史开始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另一些国家曾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终究“中途夭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崛起为头等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衰败。中国的值得向往的崛起当然只是指第一种类型。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看，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1）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在基本的生产技术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和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国际观方面的创新。（2）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潮流性的变迁、前超级强国和其他若干强国的力量衰落和意志衰减、主要对手的大战略重大错误；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提供的、头等的“被邀介入或干预”的机会。（3）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包括足够的国家规模（人口、幅员和自然资源）；总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应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裨益；适当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强有力和相对高效的国家机器；构建和发展前述两者的国内改革甚或革命。（4）基本正确的中长期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传统；充分建设、加强和动员本国的力量资源；做出关键性的战略机遇正确选择；大体奉行“战略集中原则”，避免敌手过多，避免与敌手的对抗过久过频，得到关键性的盟友，构建关键性的国际体制。（5）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参照这样的世界史经验，将大有助于明了中国已经具有了哪些强国化条件，正在较迅速地逐步接近哪些强国化条件，还远远欠缺哪些强国化条件，从而明了一系列属于基本方向性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