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调变迁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制度变迁是由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推动和约束的，而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因此，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各自角色，在行动者群体间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我们以北方一个乡镇中村庄选举制度2000—2008年的演变历程来阐述这一分析框架所提出的研究课题、分析概念以及理论思路。

关键词：制度逻辑；制度变迁；村庄选举

作者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艾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本研究得到斯坦福大学CEAS和Hewlett Faculty Fund、上海市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上海大学）及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美国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讨论班、刘玉照、王修晓等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匿名评审人的批评，特此致谢。

一、作为新兴制度的村庄选举：研究课题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时代。3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而且这些变迁仍在持续深化演变之中。变迁的时代要求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解读这些林林总总的变化。但是，社会科学为认识社会变迁所提供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却是苍白无力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多重过程和各种制度要素间的安排组合。但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思路和风格趋向于关注某一种机制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孤立分化”以供解析，而不是从各种机制之间的关系中理解、认识其作用。例如，英文文献中有关市场机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角色以及社会网络的作用对认识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概念。但制度变迁很少只有某一机制在起作用，而常常涉及多重制度逻辑和过程。

而且，在与其他机制的相互作用中，某一具体机制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科学追求简约（par simonious ）理论模型的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想象，对这些已有模型与实际发生过程之间的偏差和距离视而不见。正因为此，社会科学诸多理论对于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能力，也没有对制度变迁研究起到有益的指导作用。这一领域中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常常不得不勉为其难，临时拼凑分析工具和理论观点来解释这些现象。

针对制度变迁领域中理论贫瘠的状况，本文提出一个“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第一，我们的分析框架力主“突破简约”，强调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提炼发展理论分析。第二，我们强调这些制度逻辑的微观基础，即它们在某一领域中相应群体行为方式上的体现，从而建立宏观制度逻辑与微观群体行为之间的联系。第三，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强调制度变迁是一个内在性过程，即多重逻辑与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了随后的发展轨迹。因此，认识制度变迁必须着眼于对其具体演变过程的深入分析。

我们以一个北方农业乡镇2000—2008年间四届村庄选举演变过程的个案研究来具体阐述这一分析框架的研究课题、分析概念和基本命题。从形式上和实践上，村庄选举都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制度，按照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村庄选举指村民每三年一轮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村庄的村委会，作为管理村庄事务的自治领导机构。在正式法规上，村庄选举过程和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运作都有着一整套明确规定的程序和目标。自1998年《组织法》修订正式颁布后，村庄选举的正式化得到进一步落实执行。今天，村庄选举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民主实践，在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60万村庄的6亿农民中周而复始地实践着。不难看出，一人一票、公开竞选、直接选举和村民自治等制度规定与传统中国乡绅基础上的村庄治理模式迥然不同，也与集体化时代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制度大相径庭。换言之，村庄选举在乡土中国引进了一个崭新的治理逻辑。

本研究中有关村庄选举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在中国北方FS镇的田野观察和访谈。FS镇是一个农业镇，由27个村庄组成。笔者自2004年起每年多次回访至今，跟踪观察该镇在农业生产、村庄治理、基层政府诸方面的状况和演变。2000—2008年期间，该地区的村庄选举经过了早期的政府干预控制、农民抵制抗争等阶段，至今已演变为村民广为接受、积极参与的制度化实践。我们应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来阐释这一制度变迁背后的机制和过程。我们的微观着眼点不是把这个具体研究场所的方方面面说清楚，也不是将有关这一乡镇的研究结论推而广之。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深入仔细的个案观察对制度变迁内在过程有深入把握，从而帮助我们澄清分析概念，把握因果机制，以便阐述这一分析框架的分析角度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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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与总结：从多重制度逻辑解读制度变迁过程

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把多重逻辑作为分析着眼点来认识和解读制度变迁的过程。我们通过一个北方乡镇中村庄选举的个案研究来阐述这一分析框架所提出的研究课题、分析概念和理论思路。从很多方面来看，村庄选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本文讨论的FS镇村庄选举状况和问题与已有文献中显示的其他地区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但我们关注FS镇这一案例，并不是因为这个乡镇的村庄选举在中国农村有着代表性；我们也不认为这里观察到的事件或行动者间关系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或领域。因篇幅所限，我们的个案描述比较简略，未能展现出这些逻辑及其行为表现的丰富内容，也没有讨论这些制度变迁对于基层民主的实际意义。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个案研究方法的优势来对这些动态过程和参与者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把握，澄清研究课题，识别相关的制度逻辑，应用有关的分析概念，以便阐释这个分析框架对解读制度变迁的意义。我们现在对上述个案研究加以总结，阐述“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所提供的新视角。

2006年该镇村庄选举背景、过程及其前后变化，特别是镇政府的行为变化，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讨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第一，这一分析框架的核心是关注参与制度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来认识各自的作用。本文的个案分析表明，着眼于单一机制的理论模型虽然有着简约的美感，但可能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不难看到，村庄选举中的三个制度逻辑的作用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能否保持持续一致的政策取决于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科层制逻辑和乡村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地，如果我们不关注国家逻辑如何改变了基层政府所处任务环境的收益成本参数，如果不关注乡村逻辑如何提高了政府干预的成本，就无法解释地方官员在不同时期行为方式转变的原因。而乡村逻辑在村庄选举中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国家政策提供的空间和任务环境所诱发的政府行为倾向。因此，不应该孤立分割地看待某一机制，而应该在各种制度逻辑关系中来认识它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种逻辑在它们各自领域中是演变着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大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间断的；而村庄选举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使得这些各自不同的制度逻辑在此时此地发生相互作用。以科层制逻辑为例。地方官员对国家政策变化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反应敏感，但是村庄选举只是他们面临的任务环境中多重目标之一。因此，政府官员的行为并不仅仅为村庄选举的场景所制约，而是为更大范围内的政府组织制度和权力关系所塑造。乡村逻辑在特定领域的活动中，如农田耕作和社会交往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延伸，并不为选举期间的国家政策和政府官员干预所左右。这意味着，要解释村庄选举，关注背后的多重制度逻辑，就必须超越选举领域，将注意力放在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中。

第二，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强调制度逻辑的微观行为意义，从而把研究注意力引到微观层次的社会群体间的行为及互动上，使得制度变迁的研究建立在具体可察的实证基础上。例如，在讨论的这四轮选举过程中，镇政府的角色变化最为突出，从操纵干预转变为维持选举程序的“中立”立场。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任务环境的变化，可以从科层制逻辑上找到答案。在选举早期阶段（2000年），基层政府肩负着征收税费、落实计划生育等国家政策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任务，使得他们与村干部有着紧密、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他们干预选举提供了强大动力。到2008年，税收压力不再存在，计生政策随时间而制度化，为大多数农民所接受。随着政府的任务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镇政府与村干部的关系也随之松散开来。对科层制逻辑及其行为意义的分析，和对具体任务环境的考察，使得我们可以对政府行为的变化有一个理论解释，也使得我们的理论命题可以在实证基础上加以验证。

第三，我们对制度逻辑间相互作用的关注也强调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例如，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国家逻辑本身，就无法解释在村庄选举领域里国家政策和取向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如上所述，这些变化来源于各种制度逻辑间相互作用，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反馈起了很大作用（如“一肩挑”政策），而这些政策变化又影响了基层官员和村民的行为。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这一过程的内生性机制：1.这些互动的时间性对于理解其结果有着重要意义。例如，政府干预的代价在不同时期有着很大变化。近年来中央政府强调“社会稳定”为各级政府首要任务，而乡村逻辑的兴盛意味着政府干预可能导致上访和抗争，从而大大增加了政府干预的代价。2.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构本身也随这一过程而不断变化。在村庄选举的早期，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和基层政府是村庄选举的重要推动力，而村民是被动消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庄选举的规则和期待逐渐制度化，基层政府的行为随之常规化，因而受到更多的约束。与此相应的，随着村庄选举的制度化，公共场所逐渐扩大，乡村逻辑随之发挥更大的影响。因此，国家、科层制、乡村这三个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随时间而发生新的变化。

这一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引导我们从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背景来认识、理解制度变迁的渊源。虽然这些制度逻辑是稳定存在的，它们所诱导的具体行为方式却依赖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初始条件。如我们所讨论的，风险规避和职业升迁的科层制逻辑可能诱导地方官员积极卷入村庄选举以便顺利完成自上而下进入村庄的任务；但在不同背景下，同一逻辑也可以使得他们积极维护村庄选举的程序公正。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抽象理论概念和逻辑的层次，不关注具体的历史背景、初始条件以及动态变化过程，就无法对这些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结果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再如，国家在推动村庄选举过程中的重要积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对国家逻辑的分析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村庄选举以外的其他领域（命题1a）。如上所述，正是其他领域中的国家政策变化提供了村庄选举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力。同样地，乡村逻辑源于乡土社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社会交往（命题3b）。要解释村庄选举过程中制度逻辑的作用，就需要超越这一领域来认识这些制度逻辑生存延续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和领域。

我们提出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并不是主张或提倡某一具体机制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这一分析框架强调，参与制度变迁的人们和群体背后可能有多重的制度逻辑（例如，市场的效率机制、科层制组织中的权威关系、乡村中的家族制度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模型或因果机制，而是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研究取向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有关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下的内生性变化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课题。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识别和解释变迁过程的多重制度逻辑，在理论上把握宏观制度逻辑与微观行为意义之间的联系，从而为研究制度变迁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对制度背景的关注也呼唤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更为接近和深入变迁过程，从而更好地解读具体历史背景下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只有通过这样近距离的观察和意义解析，才有可能在把握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发展出有关制度变迁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本文是我们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一个努力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