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知识分子在自我淘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0 次 更新时间:2010-09-26 17:44

崔卫平  

书是一个人的基础

没有比阅读,更加令人愉快的了。有可能,我宁愿不写作,也一定要阅读。但是事情越来越多。现在一般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用来看书和看电影。而很多情况下,这个日程也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阅读会不断拓宽你已有的视野,拓展你头脑和思维的疆界,令你的世界更加广阔深邃,也令你的语词更加丰富和生动。这个过程是很愉快的,新东西不停地进来,与已有的东西产生互动和交换,吐故纳新,激发出你的新想法,于是你被一次又一次地升级。

读书需要心静。所谓读书的“效率”,可以暂时不考虑。有些书可以反复读,读一辈子,好书跟随你一辈子。这是从我大学老师张月超先生那里学来的。我听他在课堂上说这句话的时候懵懵懂懂,但是将它记住了。他当时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歌德谈话录》,一本好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两本书我携带至今。

我这个老师推荐的书,属于很厚积累的那种,这个推荐特别好。有积累、有沉淀意味着有足够的厚度和视野,你接下来可以以这个积累打底子,再往上不断累加东西。就像盖房子一样,这个地基打得很牢固,很有承受力,才能久经考验。而有的书,本身的漏洞很多,很单薄,就没有办法在上面再累积东西。这个很厚的积淀奠定了你看待事物的标准和水准。这么多年过去,这位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全忘了,但一直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这些话。

一个人是要有基础的,就像一个国家需要基础设施,一个人也要有最基本的阅读上的积淀。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有30本书垫底,那么可以说一半人生的就能勉强对付。当然,遇到什么样的书来垫底,有许多偶然性,让不同的专家来挑选和推荐30本书,一定是不一样的,读者也会有不一样的兴趣和选择。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组合出30部本身积淀很厚的书,才更有质量保证,才比较靠谱。

关于阅读,我的基本想法是,你不要问别人在看什么,没有什么书是非读不可的。还是那句老话,开卷有益。这么说吧,好书是手拉手的,找到其中的一本,也会遇到其他一些和很多。我很赞成中国古人说的话,“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

现在的读者,面临的选择确实太多了,良莠不齐,包括海外的、国内的、历史的、现实的,还有古典的和通俗的,全在一起,这肯定会对人们的阅读选择构成挑战。如果他不是很有阅读经验的话,也可能需要相应的辅助。我们年轻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多选择,逮到什么读什么。

每次给读者推荐书,都是有犹豫的,因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书,每个人的敏感和兴奋点都不一样,同样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他的心情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不一样。我不习惯做这样缺少对象的推荐。而且好书也太多了,推荐什么就意味着对另外一些好书的不公,我写过一篇文章,《要多少好书才能造就一个人》。

虽然这年头人们不喜欢谈文学,一些文学书也是很好的。文学可以帮助人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培养人的敏感、敏锐、灵气和锐气,拓展人的内心世界,它们不见得不比这个外部世界缺少魅力。很多文学书很有意思,我真的不知道该推荐什么,太多了太多了,不同的书给你不同的乐趣和享受。

一个家庭里的阅读气氛很重要。一定要在家庭里建立一种阅读氛围。我觉得每个做父母的,要想孩子多读书,首先自己要有阅读习惯,孩子才会有阅读习惯。父母要是经常出去玩,孩子的心也就是浮着的,你看书,孩子也会跟着看书。我女儿小的时候,在若干年之内晚上我都不出门,在家与她一起,坐在台灯下。她学习的课程、作业什么的,我从来不管,考试卷让我签字时,我说“已阅”,但其实没有仔细看,就是看到了一张卷子而已。这些学校的事情让她自己去对付。但是我与她一道阅读。其实通过阅读也会和孩子建立一种情感纽带。以前是我向她推荐书,现在则成了她向我推荐书。

我写作涉及的话题有点广泛,文学、电影、社会、政治,有人说不知道这个人的专业是什么。我要说,自己最初的底子,主要还是鲁迅和马克思。他们让我学到了对于世界的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对于经济类的书目和话题最为生疏。

商业和商人同样需要创造性、激发性和想象力,而人文思考和阅读,是最能激发这种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因此,商人也需要阅读人文类的作品,不要仅仅从数字到数字,从表格到表格,那会束缚你的想象力。

我不排斥电子阅读,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电子阅读。但我自己还是更喜欢捧着书本。一本书我也许已经下载了,但是还要再买本来,主要还是觉得电子阅读不舒服、伤眼睛吧,看书还可以在上面随意画随意写。阅读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是灵感来源,虽然不是说要焚香沐浴才可以读书,但至少你要有一个小心情。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在旅馆里看书!我在外地旅馆看书是最愉快的事,不受任何打搅和干扰。在外地出差期间,别人叫我出去玩,我总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出去了,其实我是在房间看书,看一天都没有人打搅,“偷得浮云半日闲”啊,十分清静,那才叫享受,美美的享受。

对话崔卫平

By沈山

哈维尔救了我

沈山:您思考和写作的疆域非常宽广,从文艺学,到先锋诗歌,到电影,然后到东欧文学及文化、政治思想的研究和译介,甚至包括公共话题,不免让人发问:您的学术和写作的重心究竟是什么?

崔卫平:在回答所谓“重心”之前,我先讲一下自己的训练在什么地方。

我首先是接受文学的训练,我是中文系出身,也包括西方的美学、小说、诗歌的训练。这个训练继承了传统的力量、传统的认知、传统的眼光,也包括对语言的敏感和训练想象力。19世纪以来西方的小说和诗歌是一个重要传统,它有一个前提是,每个人都需要打磨,因为人性是粗糙不齐的,你看奥斯丁的小说,都在说这个。爱死奥斯丁了。经过一些训练,人才可以成为内行,从而成为有经验的、练达的。一个人有了某一学科的训练,那么进入别的领域,你就可以触类旁通。

具体对于我个人来说,写作是我工作的核心。我是一个受问题引导的人,脑子里总是有盘旋不去的问题。所以我总是记不住我自己弄懂了什么,而是问题成堆的那种。于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会想办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去阅读和寻找资料,在某个方面持续地走下去。当然,阅读不能仅仅限于工作,那是无功利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现在时间越来越少。以前我有枕边书的,那是一些我个人的小小秘密,不告诉别人我在读什么。

表面看来,我写随笔较多,但是有些文章其实不要看文体,仅仅从传统划分的散文、小说来看。我觉得自己的许多文章称为 “创作类型”更合适,它们是基于想象力、洞察力、判断力的某些东西,不管是针对政治还是社会。至于如何运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仅仅是一个途径,用什么形式表达都可以。

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它从八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好几年,非常痛苦。那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表面上所说的话,和内心的想法,在那段时间之内是脱节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你面前的世界是摇晃的,它失掉形状和表达,另一方面,你缺乏语言,内心的秩序也没有建立得起来,整个人处于完全失语的压抑状态,非常不舒服。

现在我可以比较清楚地描述当时那种状况了,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当时周围有一些朋友转型了,有做生意赚钱去了。我知道我不想做生意,天生与做生意无缘。而且我被那个情绪拖在那个地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积累起来的情绪需要释放,那就是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我必须解决它。

那种经验是我从没来遇到过的,之前看过的一些文本,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小说啊、诗歌啊什么的,不管是惠特曼,或是 T?S?艾略特等,它都能释放你,但那段时间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些都不能释放我了,我明显地觉得有鸿沟,就是说所有的阅读、思考和表达经验与你都有巨大的鸿沟。对我来说,那更像是一种倒退,是你所有既有经验崩溃后的一种倒退,这种倒退让你突然失去了表达。所以那时候我蛮抑郁的。那是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完全是书本之外的经验。

沈山:这算是一种精神危机吗?

崔卫平:是的,是精神危机,当时我是非常抑郁的。我去体检居然得了肺结核!可见心里淤积了多少东西。

沈山:那你后来是怎么从这种精神危机中走出来的?

崔卫平: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这个故事我写过。一个红色的封面,哈维尔的文选。那是加拿大的一位朋友送的,他热爱中国诗歌,他来中国就是为了研究中国诗歌,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他每次走时,都会把他的一些书扔在我们家,这本书可能就是他扔在我们家的。

我随手翻了一下,其中一篇访谈,有比较简单的一句,哈维尔说他在马克思主义里学到很多东西,他或许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不喜欢穷尽一切真理的做法,认为自己不仅掌握了过去和现在的真理,连未来的真理都掌握了。在哈维尔看来,“这个世界还要神秘一千倍”。这个表达一下子就击中我了。我无聊翻书嘛,就又翻一页,又看到“也许我信仰点什么,信仰生活……”。读到这里,真的觉得从来没有人如此接近我自己的生活感受。

记得那是一个接近中午的时刻。一会儿,我女儿放学回来了,我就去给她做饭,等她去上课,我才又接着看这本书,弄懂它。到这天下午我就对哈维尔整个感兴趣了。渐渐地,我从中找到了那个长久以来一直被压抑的情绪的出口。实际上,当时我要是事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总统,我是绝对不会看、不会翻的,因为那时我根本不关心政治,我还没有上进到这种程度。

沈山:所以很多人很奇怪,崔卫平一直搞文艺理论的,怎么就突然转向对东欧文化、政治思想的研究了呢?看来这其实是当时内心的一种需求和一个偶然发现。

崔卫平:没错。我的肺结核病容我可以不上班,因此就有时间来尝试翻译。当时整个精神就真的都沉浸到那里面去了,那是一种对于生存状态的描绘,哈维尔有现象学的背景,他推崇的那位哲学家扬?帕托切克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班上的学生。

沈山:哈维尔大约是90年代后期突然热起来的。您在最初开始翻译哈维尔的时候,是否已经预料到这种影响?

崔卫平:可以这么说。因为自打我开始接触哈维尔,就意识到他的非凡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实。1995年,译稿初步完成后,我就把它打印成了电脑版本,大约8、9万字,我第一批做了60本,寄给朋友,当时我就觉得这很有意义。有朋友来电话问我干嘛呢,我就说我“在制造精神原子弹”!

沈山:在此之前或者之后,你的人生还遭遇过精神危机吗?又是怎么走出来的?

崔卫平:我小时候是个麻木不仁的人,和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小时候很多都是三好学生、大队长什么的,但我会说我小时候是个虚无主义者,就是浑浑噩噩的那种。当然,这也有好处,不容易产生挫折感,较少虚荣心,不与别人攀比(也比不上啊),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觉得周围世界与我没关系,老师上课,我从来不感兴趣,一点兴趣没有。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老师们喜欢问,为什么你们不完成作业?为什么你们考试分数这么低?那种时候我就觉得老师是一个外星人,一点不理解我们这些比较落后的同学。

但文革是个转折。因为那时彻底放羊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家长也管不了,他们根本就不在家。记得那时候的夏天,经常在大街上跑,一个人或者许多人,更多时候跟着别人跑,在大街上看演出啊、游行啊,大字报啊,要不就是万人大会,它们有些是喜庆的,比如成立革命委员会,更多的是批斗大会,我的父亲、叔叔、婶婶都是被批斗对象。这时候你就突然觉得你跟世界有关了,我的眼界真正打开了,突然对外部世界感兴趣了,不仅因为与你关系密切的的人就在其中,而且不沉闷,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内心也跟着不激动,依旧抱着不合拍、不跟趟的态度,也不可能合作啊。

沈山:那时你对这个世界有基本的认识了吗?

崔卫平:谈不上,只是忽然觉得世界很好玩,变幻无穷,是一个有魅力的场所,整天千奇百怪。可以说大街培养了我的好奇心吧,我的好奇心诞生在大街上。这种晚发育、觉悟迟的后果是,到现在也会抱着新鲜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事物,很少有厌倦的时刻。

沈山:闷,但又很淘气?

崔卫平:是有一些很淘气,但也没淘到多大动静,不至于特别出格,没有出现当着全班人把我一个人拎出去那种情况。但是那些被拎出来的同学,我觉得他们与我很接近,我很理解他们,也很同情他们,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同类。总之,与老师的关系属于非暴力不合作那一种,心不在焉的。

沈山:你的家庭条件和出身算是很不错的。

崔卫平:小时候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写作“革命干部”。我们苏北闹新四军,父亲母亲参加革命比较早。我父亲实际上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儒雅、有文化有教养,很强的责任感,关心社会和体恤民众。他还是一个爱科学的人,十分注重细节。在我眼里,我父亲是挺完美的一个人,难以超越。我只是继承了他一部分好东西,他其余更好的,我学不来。

沈山:从您的许多回忆性文字可以看出,您似乎更倾向于那种更明亮、更美好的记忆,而对那些比较痛苦的、比较焦虑的,似乎会有意无意地进行自我屏蔽。比如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饿,您就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崔卫平:本来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是不记得的。但是你想想,一个人早先对于生活抱有绝望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后来是一点点发现了其中的好玩、奥妙,总好像是天上掉下来,很神奇啊。确实,对于生活,我是持赞美态度的,许多美好的时刻,都叫我赶上了。另一方面,我是有意识追求运用清晰乃至明亮的语言,因为我的问题总是晦涩的,它们总是像疑云笼罩着我,这是我日常的头脑状态,疑云密布,于是追求表达上的清晰,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沈山:您觉得幼年或少年时的那个崔卫平,和现在的你是一脉相承的吗?

崔卫平:我现在跟那个时候很相似,基本上没有变化。主要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或者是运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世界的问题,从来不排队,不跟时髦,不会站到任何队伍里去。

沈山:印象汇总,你的个人写作基本是从1991、1992年开始的,也就是开始翻译哈维尔的时候,包括一些诗歌评论。为什么你的写作开始得那么晚?

崔卫平:对,有次诗人于坚到我们家来,说以前以为你就是个做饭的,没想到你还会写东西。

沈山:对,当时很多诗人都到你家来,还开玩笑说你们家就是诗人的公共食堂。

崔卫平:其实我翻译哈维尔的时候,还没怎么写作。在那之前,也尝试写过两篇小说,但没有发表。我是一个开始写作很晚的人。

主要原因是当时我要照料孩子,我必须要把生活照料成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等到1991年孩子上小学了,才慢慢开始集中写作,最早是诗歌批评,后来是一边做诗歌批评,一边翻译哈维尔的。两者看上去是很不搭界的,我于是有了两批朋友,与诗歌界的朋友不谈哈维尔,与谈哈维尔的朋友不谈诗歌,看上去很分裂。其实生活一直很分裂,写作也是分裂的,公共写作与专业写作。

沈山:你写的小说为什么没有发表?还不成熟吗?

崔卫平:也不是的,可能还是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吧,而且,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那两篇小说刚要发表时,那个杂志又不存在了。我又是一个很有惰性的人,后来就没有再试着发表。

沈山:也就说,你最初还是有一个当作家、诗人的梦的。如果当初走上了创作这条路,那么在小说诗歌创作和现在的学术研究方面,你觉得你在哪个领域的成就会更高?

崔卫平:我觉得写小说会写得不赖,但是生活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丰富和有意思了。

沈山:具体到个人言说和表达,哈维尔对您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崔卫平:从阅读和思考哈维尔开始,我就开始了一个不断撤退的过程。这些年我和别人走的路不太一样,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不断地退回自身。我们自身有很多混沌的、晦涩的经验,那是我们的血肉铸就的,是我们切身的痛苦、成长与幸福,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历史和从中生长出来的问题意识,以及那些尚未得到恰当释放的话题,撤回才是向前。哈维尔是一个剧作家出身,他的问题采取了一种贴近自身的方式,这个很适合我。

其次,哈维尔给了我看待世界的的比例,采取一个人那样不大不小的方式,不是很激烈,也不软弱,始终是在反思,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环境,反思我们的道德精神状态,也反思自己身上的优缺点。同时,他完全没有陷在自恋式的反思当中,他是适度的,必要的时候走出自身,走向这个世界。他这个人还很幽默,很淘气,懂生活,会享受,会给朋友做一手好菜。

沈山:这也构成你个人言说和表达的一种显著风格,就是温和而节制,包括文字的节制,思考的节制和情绪的节制。

崔卫平:说到语言风格,那就比较宽泛了,语言上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也很大,我喜欢她的有层次的长句子,能为复杂的感受找到一个有结构的清晰的形式。我这样天生游离的人,一般不会特别亢奋和特别绝望,可能这就是你所说的节制。我是一直在寻求某种准确性,某个词某个句式,都会好好想。一个词的亮度、晦涩的程度,它的长宽高矮,都是需要考虑的。表达中的这种寻求,也是在寻求一个人的恰当比例,寻找一个人的尺寸,找到究竟什么是适合你的。

沈山:如果把诗歌、电影等文艺类的批评或随笔视为相对私人的写作,而把对政治、制度等公共话题的关注视为公共写作,你给人的感觉是,这两种写作在你这里体现的很匹配。这种匹配你是如何做到的?是否也和哈维尔有关系?

崔卫平:前者属于学术的公共领域,只是范围窄了一些,不能说私人写作,我始终不喜欢“诗人写作”这个词,写诗歌写小说也是与人交流。而且我也不知道既然是私人的,为什么还要将它们拿出来?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私人性留有余地,将它们永不示人,不是吗?我宁愿用一个词“个人”,个人与他人有着许多交叉。的确,哈维尔是在反思个人生活问题(谎言)时,通向了更加广大的社会领域。

沈山:但这是不同的写作,是不是?

崔卫平:是的。专业写作只是写给少数圈内人看,它需要许多积累,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保险,因为那么多先前的准备在那里,不可能走板到哪里去。公共写作不同,那是面对社会,面对你完全不熟悉的比如工程师、电脑程序员、企业白领或者十三号城铁线上的打工者。要能够适应不同读者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且许多事情,是大家一起在说,你要说得与别人不一样,中肯、掌握问题的要害,这个考验就比较大。

沈山:知识分子在公共发言中有什么不一样呢?

崔卫平:这个话题太大了,我们以后慢慢谈。简单来说,第一,对于那些属于结构性、长远性的问题,知识分子要关心;第二,那些别人没有看到的隐蔽的角度,知识分子要挖掘,而不是一哄而上,人云亦云,如果大家都在说同样的话,那么不需要知识分子了。第三,只是在迫不得已的必要时刻,知识分子可以停下手头的工作,做一些平时他不做的事情,但是他主要还是靠思想和理念影响社会。

知识分子在自我淘汰

沈山:如何评价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一个朋友说现在的中国不能寄望于知识分子,他们挺让人失望的,他们可能还没有经济自由,也就没有尊严感和安全感,因此他们很多时候还在为自己的利益奔忙。

崔卫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整体上看来,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失望,是有理由的,这个我比较赞成。我也不想为同行们辩护。但是还是允许我讲一点历史情况。

那就是九十年代初期,有一个从广场回到象牙塔的过程。这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从思想回到学术的过程。之前许多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运动的关系比较密切,很难回到纯粹学术的道路上来。而我们的确不能没有学术建树,没有学术建树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需要接受相应的知识和方法的严格训练,拿出我们自己的学术成果。

包括思想方面,你看王小波1997年去世,临走前给朋友写信,要做中国的第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见当时的环境多么封闭。中国不仅没有自由主义,也没有许多应该有的维度和成分,比如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等。这说明我们的思想界还是比较单一,理论建设很欠缺,还不成脉络,还比较混沌。所以,有一个时期,来从事各方面的建设,丰富我们自己的资源,这是很必要的。

那么,这些年了,比较完整的学术架构相对建立起来了,不同脉络也建立起来了,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各种学术或思想流派、立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知识分子不能认为,我把理论发明好了,下面的事情,就是等着别人去贯彻执行。呵呵,其实没有人站在你的身后,等着你刚出炉的理论,去照办。中国传统讲“知行合一”,这是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精神。有些事情需要知识分子带个头。

沈山:您认为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总体萎靡的原因是什么?是性格决定,还是跟生存现状、跟体制或跟某种传统有关?

崔卫平:这个问题,最好由他们自己来回答。因为他们是一些有自觉意识的人,他们能够研究各种问题,也应该能够研究自己的问题。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名,我也有我的问题,不过与别人的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光问原因是不够的,朱学勤怎么说来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在某些情况下,光谈原因是白耽误事。

沈山:当前各种学术、思想流派都发展到怎样一个程度了?

崔卫平:当然有了一个基本格局,有些学者做了很好的努力。但是说老实话,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如果你连做人的底线都丧失了,又谈何学术建设?

一些所谓的学科项目,说得不好听,就像是骗国家的钱的计划。应该说,目前中国学界的现状问题是,普遍缺乏想象力,所从事的是停滞的、效忠的学术活动。为了生存,你骗两年钱也就罢了,但当骗子有时会上瘾的,骗了一次又一次,这样学术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不认为目前这个现状就能称为有学术了。

沈山:是否可以这样说,目前我们真正的专业和思想传统还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崔卫平:说真的,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在实际生活中锻炼成长,与周围环境及中国现实有着密切接触,实际上比一些知识分子透彻得多,很可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自己把自己淘汰掉。

沈山:所以有人反倒将中国的未来寄望于民营企业家群体。他们有了财富,后代也不愁生存,他们开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甚至道德上的诉求,至少他们得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考虑员工的福利等。

崔卫平:这个恐怕也不能那么乐观。关键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成长和崛起,包括能对这个社会付起一些责任,这方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沈山:您如何从整体上评价这个时代?比如从你经历的文革到八十年代再到现在,哪些在进步,哪些在退步?

崔卫平:这关系到具体的问题。我还是会强调所谓历史的、社会的东西,它是要通过你个人发生作用的,它不是抽象地回到过去某个所谓客观的历史或当下,而所有这些都会和你个人生存发生各种勾连和关系。评价也应该是在具体的层面上。

比如说现在有时回想八十年代,会感觉那时的一些表达很幼稚,人们的视野很窄,知道的也很有限。但那时一切都在生长,而且大家可以分享很多共同话题。这些话题要不是断然中断的话,它们会慢慢生长出来的,慢慢具有自己的雏形。应该说,八十年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年代,在这之前这之后都没有过。那个经验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对我也非常重要,我的许多思路开始于那个年代,不同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变了,所以不能简单、粗暴地评价一个时代,必须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

沈山:你觉不觉得中国社会的多度商业化是个问题?

崔卫平:商业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只允许商业化。商业社会是唯利是图的,人性也是贪婪的,单纯来说,这个不是特别的问题,但是需要和必须有一些制衡机构,需要一些规则,包括多元声音的立场,批评的声音,监督的声音。但问题是现在把这个平衡机制完全拿掉了。知识分子虽然不是社会主流,但永远跟社会起平衡作用,张力的作用,社会倾斜了,知识分子把它扳回来,让它重新平衡。知识分子垮了,就等于把这个平衡机制拿掉了,这个世界就容易发疯。

沈山:你对于这些80后、90后的孩子怎么评价?你觉得足够了解你女儿这一代人吗?他们是可以指望的吗?

崔卫平:我不觉得一代人就个个相似,人人一样。我自己与我的同龄人可有差距了,甚至与他们有代沟,你相信吗?我女儿是在我提供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在许多方面与她的同龄人不一样,但是也有许多交叉。总体上,我觉得他们的生存压力其实比我们更大,这一点可能从70后就开始了。我们那时就没有这种压力。我自己研究生毕业,你只要把地名填好了,比方说北京、上海、四川等,人家就把你分配去了,哪像现在。现在说这个没有意思。

当然还是要指望他们,不指望他们,指望谁呀?能从什么地方换上另外一批人来么?

沈山:他们没有文革经验,对八十年代的跌宕起伏也没有确切记忆,他们的生活诉求好像特变简单,就是房子,工作,好生活,MBA等等,你会不会担心这样很容易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

崔卫平:这个有各种可能性。比如被生存所驱赶,生存压力的制约,很可能失去对生命意义终极追问的动力,对周遭的事物漠不关心,变得特别技术化地生存,只关心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说程序员就会仅仅解决网络问题。

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便会遇到各种问题,包括社会的。君不见《网瘾战争》,仅仅是一些电游玩家,想玩自己喜欢的游戏,结果把人家弄得没有去处,很愤怒,说着崔卫平才说的那样的话。再比如,看电影是年轻人都喜欢的,结果怎么弄成“抵制孔子,人人有责”,这叫什么事?那天我一个早上接到不止一个这个短信。而作为专业工作者,我立马当了叛徒,下午就坐到电影院里看起《孔子》来了。对于一般人来说,他或许想,别的我做不了,但是不去看一部《孔子》,还是做得到吧?所以我觉得,并不需要像过去一样一直关注宏大命题,每个人只要老老实实过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现实,他就会开始启动自己的价值选择,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也惊讶地发现,有时候所谓有记忆、有经验并不仅仅是一件好事。你看韩寒,从他身上你会发现,过去的经验对他们已经丝毫不起作用。很有可能,对于过去的经验和记忆,并不一定越多越好,过去灰暗的经验太多,你可能反而被限制住了。每个人都是新时代、新社会的一个起点,经验留在每个人身上的痕迹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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