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和解的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2 次 更新时间:2013-03-30 21: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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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道歉的趋势

  

  2013年2月21日,正在印度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前往西北部城市阿姆利则,在1919年英军镇压示威群众的遇难者纪念碑前,鞠躬行礼,并献上花圈。当年英国官方统计该事件的死亡人数为400多人,伤者1000余人,这是英国殖民地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由此而触发了印度独立运动。BBC报道中称,卡梅伦表示为当年的做法感到“deeply shameful ”(“深深的羞愧”)。

  然而中国媒体在报道此消息时,引用的大幅标题却是“卡梅伦访阿姆利则未就1919年屠杀道歉”,事情仿佛转了一个面向,似乎卡梅伦正好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理由是卡梅伦没有直接说出“sorry”或者“apologies”。的确,多元化的印度媒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批评,然而中文媒体转述时,应该考虑释放卡梅伦此举释放的基本信息:为过去的做法深感不当和表示愧疚。这个举动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正面的。

  中文媒体报道这则消息时,同时配发了卡梅伦的照片,他身着黑色西装,在遇难者纪念碑前深深鞠躬,两手下垂。难道这个肢体语言不能帮助说明问题吗?有意前往纪念碑前低头的人,难道是为了抵赖而不是为了承认错误?也有印度人感受到了卡梅伦的道歉之意。《印度时报》的报道中称卡梅伦“表达了歉疚” (appeared apologetic),称卡梅伦的语调中带着悔恨(“There was remorse in his voice”)。

  与此同一天,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议会发表演讲,代表捷克向当年苏台德地区德意志族居民被驱逐的历史事件道歉。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中,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被割让给德国。二战结束之后,捷克收回该地区,并将240万德意志居民驱逐出境,没收其财产。内恰斯并在现场重申1997年《捷德和解宣言》中的相关部分。该宣言中,德方承认要为历史积怨的源头负责,“纳粹对于捷克人民的暴力政策”为“战后的逃亡、驱逐和强迫迁移”埋下了隐患。德国和捷克都为各自犯下的过错感到遗憾。

  十分明显地,冷战结束之后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及政治领导人,就过去历史上不光彩的行为进行了公开道歉,承认曾经对于他人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视为新的世界潮流之一。

  道歉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才有可能创造新的空间。站在这个新的门槛之上,才有可能开拓未来。

  我国前辈外交学者何方先生于1986年,提倡运用“和平与发展时代”,来替代从前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以此描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世界局势,一时引起争议。该争论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后期才平息下来,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今天,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个主题之下,还可以加一个副主题,或者增添一个注释,那就是“和解的年代”。在民主、和平、人权意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过去年代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正在从未有过的尝试互相接近,消除怨恨,取得谅解与和解。

  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个新的世界趋势时,可以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加以扭曲和抹黑。有些事情,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中国读者来说,也需要一定的背景交代。尤其是,如果光瞪大了眼睛盯着别人,而不去反省自己从前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肯定更不意味着自己没有犯过同样可怕的错误,以及不需要向别人道歉。

  

  和解与民主进程

  

  日本著名外交评论家船桥洋一先生将这本书《亚太地区的和解》送给我时,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船桥先生原为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主笔,曾任该报驻中国记者。他向我谈了一段往事。1980年铁托去世,胡耀邦一行人去机场送华国锋参加葬礼。他突然感到有人在拉他的衣角,回头一看,是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先生问:“可以谈一会儿吗?”接下来,是胡耀邦与三位年轻的日本记者坐在了一起。胡询问了有关日本青年情况种种,包括升大学比例、找工作等,后来便有了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

  这本书由船桥先生主编,他撰写了导言《为什么和解》以及结论部分,傅高义先生作序。该书主体部分是七位不同的学者谈论这个地区的历史问题及其和解,其中包括朝韩之间、韩日之间、中日之间、台湾二二八、柬埔寨、东帝汶、澳大利亚与土著之间,每一个都是棘手的问题。

  船桥先生在导言中写道,必须承认,当他运用“和解”(Reconciliation)这个词时,他感到了犹豫。在如此影响巨大的大屠杀沉冤之后,受害者与施害者如何取得和解?然而,他接着说:“我是这样的许多日本人之一,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卷入二战及这之前日本侵略战和殖民战争,但是同样感到了一种责任感。进一步说,我相信日本因为没有适当处理历史遗产,因而没有能够发展出与邻国之间建设性的安全关系,也阻碍了这个地区发展出多边的安全框架。日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只有更加郑重其事地对待历史遗产,以及寻找与周边国家之间历史和解的道路。”

  船桥认为重返痛苦历史问题的全球性趋势,受着这样几个因素的推动,其中重要的是贯穿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世界上不同国家发生的民主化进程,随之而来的便是称之为转型正义,使得遗留的历史问题得到了一个当下的关注。在诸如南非、危地马拉、南韩、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当这些国家由军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补偿由前统治者造成的严重的非正义。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转型正义,而不至于毁掉羽翼未丰的民主进程,以及毁灭人们建设一个更好社会的希望。对于前苏联和东欧阵营来说,在自身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压力。

  同样,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比如美国、德国、瑞士和法国,同样必须面对自己的各种历史问题,诸如奴隶制、殖民地、反对殖民的独立战争、战争罪行以及与纳粹权威的合作等,如何运用今天发展出来的眼光,来审视和矫正自己的过去,令民主和尊重生命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延展,这便是和解的动力。在这方面,许多欧洲国家有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和解起点。一些棘手的问题也开始解冻。

  这一和解趋势与当今世界中整个民主进程有关:对于暴虐行为的痛恨谴责,对于受害者痛苦的深切同情,对于哪怕是已经褪色的遥远过去,也要重新做出评估和矫正,这体现了今天人们人权意识的普遍提高,和对于和平未来的决心。这个进程不应该理解为从前施害者一方的自动觉悟,而要充分看到受害者本身人权意识的提高,她/他们越来越多的发出自己的吁求,从种种被遮蔽的状态中走出来,表达了自身尊严的要求。

  然而伴随着这个过程,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危险。人们在打开的世界面前感到一种紧迫感,在全球化面前感到危机,于是更加急切地要求返回自己,包括返回自己受害者的身份,以此作为确立自我身份的起点。而一旦松绑,先前存在的积怨便会得到一个大爆发,沉渣泛起。

  记忆及教育在这里起着一个关键作用。从小被仇恨灌输长大的人们,被看不见的紧身衣或符咒紧紧裹着,如果没有获得另一个思想起点,在新的宽松的条件之下,他们能够释放出来的仍然是他们曾经被喂进去的东西。船桥先生举例“9·11”攻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那些人,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伤痕发炎化脓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背景的人们如何与过去达成协议,受害者如何与施害者达成谅解与和解,不仅是有关过去,而且直接有关当下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提到“和解”,人们很快便会将它与“真相”联系起来,1995年,南非为解决种族歧视遗留问题而建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如此深入人心。和解以还原真相为前提,没有真相即没有和解,这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是,真相并不是自己走出来的,它并不会自己说话,就像那些沉埋地下的人们不能发声一样,事实总是处于人们的讲述之中。人们能够听到的,总是被他人讲述的。

  那么如何传达、选择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传达?实际上,传递“真相”本身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可能被掌控、被释放、被删剪或者增添的过程。所谓“真相”的前方并不一定导致和解,相反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真相也不是仅仅用来和解的,它不能被用于其他目的,真相就是真相。当提到真相与和解的联系,是说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必要条件。“和解”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然而它本身也需要成熟的条件。假如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故事每天还在上演,践踏人权的新罪行不绝于耳,假如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恐惧当中,怎么可能对于过去的不义做出梳理、校正和了断?当下仍然流行不义之事,需要为此而做出种种狡辩,继续行使非正义,怎么可能有一个恰当的眼光和评判尺度,来澄清过去?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价值是重要的。需要以民主的价值来衡量过去与现在,评判包括自身行为在内的种种行为。先前的对手双方,首先需要在价值观上分享共同的视野,尊重人权及提倡人道,用以矫正他人的立场,也用以矫正自己,这才有了共同的地平线,而不是让其中一方超然其外。

  在这本关于亚太地区和解的书中,还有几篇附录也很有意思。其中一篇叫做《真相不止一个》。还有一篇较短篇幅的文章介绍德国与波兰的和解,其中说到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惊世一跪,当时的波兰政府竟然向波兰公众隐瞒了这一幕,为的是需要始终将德国作为仇恨对象,借此来凝聚 “民意”。波兰民众在纳粹时期所受之罪,被统治者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波兰与德国的社会和解

  

  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和解,经常为人们所称道。而较少为中国读者了解的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艰难和解。这个和解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也许对我们更有启发性。

  著有《寻找和解》一书的外交学者何忆楠博士,在其书中提出了一个“深度和解”的概念。它意味着从前对立的双方,就政府关系而言,已经不存在战争期待、完全的民族和解、广泛和顺当的经济交流;就民众而言,已经从普遍的互相憎恨恐惧,变成共同和谐的彼此情感。而较少和解的情况下,民众之间则感到不同程度的疏远紧张。

  在纳粹占领期间,总共有超过600万波兰人遭到杀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占波兰总人口的22.2%。纳粹占领军还系统地摧毁波兰领导阶层,剪除知识精英和各界精英,并禁止用波兰语出版书籍以及艺术演出,以此消除波兰人的自我认同,将波兰人变为一个缺乏读写能力的低等民族。试图从整体上将某个民族抹去,认为某个民族不配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邪恶的了。

  而实际上,为人称颂的德国战后战争反思和道歉,是逐步做到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理想,这里主要指的是西德。当然,与欧洲一体化的要求,促使西德必须尽快切断与纳粹的一切联系,然而,也存在另外一些因素。不仅是在废墟上重拾信心和重建家园的急切要求,而且许多西德人也同样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战后西德作为对于苏联的赔偿,其东部四分之一版图被割让给苏联和波兰,造成数百万德意志族人在短期甚至几周之内被强制离开,这些人中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她们当中许多人成了苏联军队以及波兰人复仇的发泄对象,遭到另一种种族清洗。除了途中死亡的,最终在西德定居的流离失所者有900万人。

  这些经验抵消了西德人作为施害者的记忆,并产生出自己的“神话制造”。在战后早期的教科书里,关于战争主要集中在德国人如何受苦、如何流离失所,抱怨西方联盟如何屈服于斯大林的版图野心,以及把一切罪行归于希特勒,而不提他当时如何获得了德国人的普遍支持,并以不知道纳粹暴行来为自己解脱和洗刷。妖魔化波兰是日常功课之一,对于波兰的古老敌意,通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得到进一步释放。

  当然,西德左派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左派提倡诚实面对历史,但是保守派的神话更加流行。这实际上也是战后日本所经历的,不幸在于今天的日本人没有完全走出这种状态。

  对于波兰来说,同样存在着另一种“神话制造”,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体现在精心选择某些“真实”,而掩盖另外一些“真实”,教科书上的历史记忆是扭曲的。比如将波兰民族反对入侵的抵抗战争,描述成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地下抵抗活动,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德军入侵的悲惨事实,最终被弄成一出出高耸云霄的英雄主义凯歌。对于令20万波兰人丧生的华沙起义,因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在教科书中很少涉及,也没有任何纪念仪式。

  当然,为了与苏联加强联系和保持团结,1939年秋天苏联入侵波兰更是只字不提。卡廷森林中被枪杀的一万多名波兰军官,被列为最大的禁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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