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7 次 更新时间:2010-04-10 19: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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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  

  

  摘要:本文试图揭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主题,而合法性产生于民主;民主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共和主义是程序主义的;由于这种程序主义对政治价值没有明确的承诺,而且也不能达成“一致同意”,所以它必然导向形式主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政治哲学;共和主义

  

  [中图分类号]13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1-0114-06

  

  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以罗尔斯(John RaMs)1971年发表《正义论》为标志。我们可以把《正义论》以后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以诺奇克(Robert Nozlek)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罗尔斯进行了批评;80年代社群主义逐渐兴起,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变为政治哲学的主轴;90年代共和主义开始崛起,而哈贝马斯一般被看作是共和主义的主要代表。

  哈贝马斯是一位复杂而多产的哲学家。他早期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关注社会批判理论。70~80年代,他的思想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其研究领域变为交往活动理论。9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转向了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是主流,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挑战者。在这种背景下,本文试图揭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其政治哲学以合法性为主题,而合法性产生于民主;民主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共和主义是程序主义的;由于这种程序主义对政治价值没有明确的承诺,而且也不能达成一致同意,所以它必然导向形式主义。

  

  一、合法性

  

  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是共和主义的。他认为,民主体现了当代政治制度的本质,人民对政治的民主参与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同时,哈贝马斯也主张,对政治制度的最好证明就是所有公民的一致同意。就此而言,他与罗尔斯是一致的,两人都持有契约论的观念。

  罗尔斯所要求的一致同意是在假设的理想条件下才能达成的,而且他仅仅要求就正义原则问题达成一致。哈贝马斯的一致同意要求比罗尔斯更强,一方面他的一致同意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而非假设条件下达成的,另一方面他要求所有的公共事务都需要一致同意。罗尔斯的契约论是一次性的,其任务是为正义原则提供理性的证明。哈贝马斯的契约论是持续性的和始终如一的,他对所有公共事务都施加了一致同意的要求,而一致同意为各种制度和规则提供了合法性。归根结底,两人试图解决的政治哲学问题是不同的:对于罗尔斯,需要解决的是正义问题;对于哈贝马斯,需要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在其政治哲学中将正义问题转换为合法性问题。

  正义也好,合法性也好,其目的都是为某种社会秩序提供合理的辩护。任何政治哲学都包含某种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想。社群主义的理想最高,它向往的社会不仅是团结的,而且是和谐的,这种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秩序,而且拥有共同的善。自由主义的理想则低一些,它不相信社会能够拥有共同的善,因此仅仅要求社会具有良好的秩序。哈贝马斯的共和主义理想位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他设想的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秩序,而且还是团结的,但是同自由主义一样,他拒绝了共同的善的观念。

  哈贝马斯是从康德的政治哲学来论证合法性问题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具有事实性,也具有有效性。对于哈贝马斯,事实性与有效性构成了法律的内在张力,而对于康德,这种张力被看作是强制与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律是强制性的,任何对法律的违反都会受到惩罚。法律的这种强制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辩护,因为法律强制施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但是,康德认为,这种强制性的法律同时就是自由的法律,即人们对法律的接受是非强制性的,对法律的遵守是自愿的。法律的强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对于国家意味着,法律只有是自由的,它的强制才是合理的;对于每个公民则意味着,不仅应该遵守法律,而且应该尊重法律。

  就法律是强制的而言,人们是法律的接受者,从而必须服从外在规范的命令。就法律是自由的而言,人们又是法律的创建者,于是外在的命令变成了内在的自我约束,他律变成了自律。作为强制的法律建立在作为自由的法律上面,也就是说,合理的法律必须包括强制和自由两个方面。

  哈贝马斯从康德的强制的法律,推出所谓法律的事实性,即法律必须得到遵守,从康德的自由的法律,推出法律的有效性,即法律必须得到尊重。这里应该指出,哈贝马斯的有效性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事实的有效性,另一个方面是规范的有效性。前者是指行为的合法,即凭借强制施行而保证对法律规范的遵守,后者是指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它导致人们对法律规范的自觉尊重。

  哈贝马斯关心的问题不是行为的合法,而是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在合法性问题上,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康德道德思想和卢梭政治思想的融合。按照康德的思想,公民既是法律的接受者,也是法律的创建者,前者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合法,后者为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合法性。按照卢梭的思想,法律体现了公民作为整体的“公意”,表达了所有人共同的自由意志,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程序。因此,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观念包含两个要点:第一,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律的接受者和立法者,而作为接受者和立法者,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第二,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来自于人们的共识,而这种同意和共识则产生于民主的过程。同意和共识表现了社会的团结,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只有是团结的,才能在重大政治法律制度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意和共识。对于哈贝马斯,团结不仅是当今社会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也是对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的矫正。

  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正义,然而哈贝马斯把正义转换为合法性。虽然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观点本身是合理的,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契约论的理念,但是哈贝马斯将正义问题变为合法性问题是不合理的,因为正义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合法性问题,而且它也比合法性问题更为重大。就政治哲学而言,我们的任务不是主张所有公民作为立法者都应该参加法律的制定,从而为法律提供合法性,而是为合法性提供一个标准,并参照这个标准来检验现有的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性。

  政治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批判现实。绝大多数公民都不可能亲身参与法律的制定,但是他们可以对法律的合法性提出批评。当面对某种现成法律的时候,我们如何检验这种法律的合法性?尽管哈贝马斯把合法性当作政治哲学的主题,但是他没有对这个重要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我认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检验法律的合法性,一种是合法的检验,一种是立法的检验。

  基于公民之遵守法律和尊重法律的双重性质,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合法的检验。对于一个法治国家,不仅公民的所有行为都应该符合法律,社会秩序应该是由法律维持的,而且支配该社会的法律本身就应该具有合法性。只有法律本身是合法的,我们才能合理地期望人们不仅会遵守法律,而且也会尊重法律。法律的合法性为公民遵守法律和尊重法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根据法律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人们出于尊重法律而遵守法律,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据人们对法律的尊重来检验法律的合法性。从法律的合法性出发,我们可以推出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将这个过程倒过来,从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出发,我们可以验证法律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双向的过程。从法律的合法性到公民对法律的尊重,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思想试验。从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到法律的合法性,这个过程可以进行经验的验证。因为法律基本上都是现成的,所以主要的政治哲学问题不在于合法地立法,而在于对现成法律之合法性的检验。

  基于公民之法律接受者和立法者的双重性质,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立法的检验。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律的接受者,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在法治国家中没有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律的立法者,这是一个理想,因为现代的法治国家都是代议制国家,而在代议制国家中,制定法律是某些人(议员或人民代表)的专职。现实是不理想的,理想则是不现实的。所有人都参与立法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公民作为立法者之思想的价值,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基于公民作为立法者而对法律提供一种合法性证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都不可能亲身参与法律的制定,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位亲身参与制定某项法律的立法者,我会同意这项法律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立法的检验,通过了这个检验,法律的合法性就得到了证明。另外,我们不仅可以从立法者的角度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如该项法律的受益者或受害者。无论是法律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赞成或反对该法律的理由都应该是公共的,也就是说,你的理由必须得到别人的认可。如果我是某项法律的受害者但同意该法律,那么这种立法检验对该法律的合法性就提供了很强的证明。

  

  二、民主

  

  合法性产生于民主。哈贝马斯在其政治哲学中不仅追问合法性,而且也试图通过民主理论来建立合法性。几乎在所有的政治哲学问题上,哈贝马斯的假想对手都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民主理论也不例外。在阐述自己的民主观念之前,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民主观念进行了批判,以便从其矛盾中申引出共和主义的民主。

  对于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由政党竞争、平等选举和多数决定等规则构成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制度的构成,而在于对这种民主制度给予证明。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是以下述方式来论证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普遍的选举。而选举的合法性原则是多数决定。这种选举制度和多数决定原则源于一种现代人特有的自我观念,即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如果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那么合法性就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同意。由于无法做到在所有事情上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以只好实行多数决定的原则。但是,自由主义需要说明,对于由多数决定的规范,为什么反对规范的少数人应该加以服从。自由主义的一种解释是,选举本质上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虽然民主制度为权力斗争提供了和平的方式,但多数决定原则还是发出了这样一种威胁:或者服从多数决定,或者服从暴力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主义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理由,但不是一种好的理由。

  当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有两种主要代表,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社群主义。如果自由主义没有为民主提供好的理由,那么社群主义能否提供好的理由?哈贝马斯在与自由主义的比较中分析了社群主义的民主观。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重要问题来分析两者的区别。第一个是民主的本质。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任务是按照社会的利益来为政府制定程序,在这里,政府代表公共的行政机构,社会则是一种私人劳动关系和市场的体系。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归根结底服务于私人利益。对于社群主义,民主政治具有更多的功能,它在整个社会过程中应该发挥建构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对实质性伦理生活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共同体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是相互依存的,经过充分商议而行动,并将他们之间现有的相互承认关系发展成为一种自由平等公民的联合体。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权利。自由主义持有一种“消极自由”的观念,这种观念一方面赋予所有公民以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特别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私人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保护公民权利,而不得干预。社群主义则持有一种“积极自由”的观念,这种观念重视的不是对自由消极的保护,而是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共同实践。社群主义不仅要求公民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过程,而且要求公民把自己理解为共同体之不可缺少的平等成员。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的政治过程。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过程本质上是权力的市场,人们在这种权力市场中为了各种政治职位而进行竞争。在经济竞争中赢得胜利依赖于消费者的青睐,消费者用金钱说话;在政治竞争中赢得胜利依赖于公民的偏爱,公民用选票说话。对于社群主义,民主的政治过程之理想模式不是市场竞争,而是公共对话,不是一种权力争夺的过程,而是一种说服的过程,不是选择各自偏爱,而是追求共同理想。社群主义以紧密团结的共同体为基础,在这种共同体中,民主是一种形成公共意志的过程。

  尽管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是共和主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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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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