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我在北大执教之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25 次 更新时间:2016-02-27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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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待余赴平后,清华又来请兼课,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但余亦未以此面询之颉刚。


余赴北大,在历史系任教,是为余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所任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必修课由学校指定。另一门选修课可由余自定。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余求其书不得。或人告余,可赴东安市场,在某一街道中,有一书估坐一柜上,柜前一小桌,可迳授与八毛钱,彼即在其所坐柜内取出一纸包授汝,可勿问,亦勿展视,即任公此书也。余果如言得之。


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一日,某君忘其名,来电话,询余近三百年学术史最近讲到陈乾初《大学·问》一篇,北平最富藏书,但此间各友好皆不知此文出处。并举冯芝生为例。君于何处得读此文。余答,余之讲义,付北大讲义室,待下周去上课时,始领取分发,君何先知。彼在电话中大笑,谓君此讲义人人可向北大讲义室预定,先睹者已群相讨论,君竟不知此事,可笑可笑。亦可想见当时北平学术界风气之一斑。盖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续开此课,故群相注意也。


又有人来书,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余以此书告讲堂诸生,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诸君试听,以为如何。又一日,告诸生,事有可疑,不专在古,古亦多无可疑者。如某姓钱,此钱姓即属古,无可疑。余确信有父有祖,乃至高曾以上三十几代前,为五代吴越国王钱?。以上仍有钱姓。近乃有人不姓钱,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来问,君何大胆若尔。余问何事。彼言,君知班上有钱玄同之子亦来听课否。答,知之。其人曰,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余曰,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又一夕,有某君设宴席,席上多大学史学教授,一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某,一北大史学系教授盂森心史,两人皆年老。主人推两人居首座,曰孔盂应居上,可勿让。又指余与钱玄同曰,君两人同宗,可连座。余遂与玄同比肩。坐既定,玄同问余,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余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余答诺,并谓彼勤奋好学殊少见。玄同又谓,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余闻言,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将何措辞。


玄同乃续谓,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余仅诺诺。玄同乃改辞他及,不再理前绪,余心始释然。


一日,又有人责余,君何无情乃尔。余问何事。彼云,君知适之近患病进医院否。余曰,顷正闻之。彼云,适之尊君有加。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余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又有一学生告余,彼系一新学生,旧同学皆告彼,当用心听适之师与师两人课,乃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不知两师曾面相讨论可归一是否。余答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


又有一生来问,师言老子出孔子后,又言出庄周后,除最近在《燕京学报》新有一文外,尚有其他意见否。余答,有之。彼云,愿闻其详。余答,此非一言可尽,余在上古史班上当有述及,君倘愿闻其详,可试来听之;彼乃哲学系四年级生,自是遂来余上古史班上旁听:越一年,来晤言,余因师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师言不疑。哲学系有毕业纪念刊,当整理一年笔记成篇刊人。不知师尚有所言未尽否。余答,有之,彼因请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毕业刊物中,并告余,亦当请适之师同为一文讨论其事。余允之。余因续撰一文,连同彼笔记同刊是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刊中,而适之则竟未为文。后余自刊《庄老通辩》一书。已在余居香港时,距当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笔记载当年北大哲学毕业刊者,余手边无之,容当觅得,再以补人。此君已忘其姓名,惟闻其留学德国,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


余与适之讨论老子年代问题,绝不止三数次。余曾问适之,君之《先秦哲学史》,主张思想必有时代背景。中国古人所谓知人论世,即此义。惟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则老子应在春秋时代,其言亦当根据当时之时代背景而发。君书何乃上推之《诗经》,即就《诗经》来论时代背景,亦不当泛泛说乐天派悲观派等五种人生观,认为乃老子思想之起源。当知乐天悲观等分别,历代皆有,唐诗宋词中何尝无此等分别。即如最近世,亦复有此五等分别。何以老子思想独起于春秋时代,仍未有所说明。且如老子以下,孔子墨子各家思想,亦各有其时代背景。君书自老子以下,即以思想承思想,即不再提各家思想之时代背景,又何故,适之谓,君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一时误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传》,此是当时之失。然对余之第二问题,则仍未有答。


此后适之见余,再不乐意讨论老子,而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孟子》一书,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两说异同,诸生贵自有折衷,并余已将今天堂上所讲,一一告之适之,不烦再为文辩论。遂拒不为。诸生乃浼余助教贺次君即就余讲堂所讲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学在天津《益世报》所主办之副刊上。适之见之,大不悦,但亦未撰文反驳。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欲次君别为一文自解说,次君拒之,谓所辩乃本钱师之说,不能出尔反尔。不得已,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自为一启事,解说此事。自后余来香港,某君在《港大学报》上刊一文,专为讨论适之说儒,余始别为一小篇,追忆前说,则已上距当时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集。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然孟子所谓余非好辩,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又一日,适之告余,得商务来书,嘱编一中学国文教本。彼谓,君在中学任教国文课多年,对此富实际经验,盼我两人合作,共成此编。余告适之,对中国文学上之意见,余两人大相违异,倘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国人对比读之,庶可有益。倘欲两人合编,其事不易,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遂拒不为。此事遂亦作罢。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惟余与适之在文学方面甚少谈及,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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