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国后在世主政的27年间，有两个令人费解的疯狂举动，一个是三年大跃进，一个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的心态导致了这些疯狂举动，官方虽有说法，民间亦有种种猜测，但却难以令人满意。现在，首先试解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最令人费解的疯狂举动。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说法
“对刘少奇不满意，要换接班人”。——有分歧，不满意，看来确是如此，迟早是要换的，但也用不着采取这种方式，花这么大力气，开次党代会不就解决了么。
“弄成这种局面，并非毛的本意，是林彪、四人帮引错了方向”。——林彪、四人帮、王关戚，确实对文革进程起到某种作用和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整个进程完全是在毛的控制下展开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1966—1976）收录的材料来看，不仅党中央（包括党代会、中央全会、政治局和中央办公厅）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而且，连林彪、周恩来等人在重要场合的讲话稿，甚至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和重要文章，都是经毛审阅、修改和批发的，许多重要人物的处置——关押、审查、监护、解放和任用，也大都是经他批准同意的。而且，事必躬亲，自己动手。正如他1971年8—9月《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中所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已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启动到结束，十年间各阶段的战略部署，任务的提出、政策的制定和运用的方法，都是在他控制之下进行的。林陈、四人帮、王关戚，只是他的帮手和替罪羊而已。
“像历代君王一样，夺得天下之后，就要杀掉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清除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持此种看法者似乎越来越多，确实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因素的存在。但是，能够瞡视和威胁其“皇位”者，毕竟只是廖廖几个位高权重之人，那也犯不着花这么大力气，发动全国民众，从上到下抓走资派。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这是官方主流派彻底否定论的说法。
“两个文化大革命说”。首先提出此说者为名叫郑义的作家，他说：“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权力结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旁落大权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自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持此种类似观点者还有王希哲、李一哲、杨曦光等。“两个文革”的观点，在亲身参加过文革、特别是那些当过造反左派的人们中较为流行，是对官方“彻底否定文革论”的一种反弹。
还有“权力斗争说”、“社会冲突说”或者“社会革命说”等等。
应该说，这种种说法，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极其复杂庞大的运动的各个不同的侧面，都有存在的某种根由。
揭露社会主义社会黑暗面的一种形式
现在，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毛泽东主席1967年2月8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说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个令人费解的疯狂举动的秘密。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20页）
据此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揭发社会主义社会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只不过不同于以往的类似斗争。具有下述特点：
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不是某个领域的斗争，而是涉及各个领域；不是局部地区的斗争，而是波及全国。
公开的，而不是遮遮掩掩的：对于党和政府的黑暗面，坏人坏事，不是遮遮掩掩，秘密处置，而是公开揭露，公众处置。
由下而上，不是单纯地由上而下：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造反，揭露、批判和打倒党政官员。
具体形式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毛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同上第71、73页。）
这就是说：
第一，人为制造“天下大乱”，诸如批准播发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造反、亲自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允许学生全国大串连、接见来京红卫兵等，制造天下大乱、全国造反的局面。
第二，让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展开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第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要有多次扫除。
毛泽东在怎样的心态支配下决定这样做的
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理解其动因，了解失败的原因，接受必要的教训。
总的感觉是，毛泽东对于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因而采取了过左的政策，结果导致了失败。
下述一些客观情况促使他对局势作出了过于严峻的估计：
苏联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中苏大论战：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来，苏联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现在看来，这是苏联适应国内外局势变化而进行的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但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认为苏背叛了马列主义，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了资本主义，因而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举起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旗。国际上反修，国内防修，成了他忧虑和担心的主题。毛主席1966年7月8日在《给江青的信》中说：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72页）。
国内路线斗争的局势不利于已：58年大跃进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59年卢山会议本想纠左，不料彭德怀抛出反左万言书，不得不反右倾，以致更左，结果到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不得不作清算总结，不得不承担责任，威望下降，形势很不利。
晚年多疑，忧虑身后安排：这导致他只信任自己的亲人，不大信任别人。如果香港《开放》杂志披露的消息属实，华国锋是毛泽东和姚姓女子生的儿子，那么，文革以华接班而终，这确实是深谋远虑的巧妙设计。先是让华在基层历练，由县而地市而省级，扎实而不出人头地，谁也想不到他会接毛的班，免得成为超强争皇位之的和牺牲品，可以安全地等到毛辞世让位之时。继而，在十年文革中，打倒原定接班人刘少奇，诱逼副帅林彪自我暴露、自取灭亡，有威望影响皇位安排的朱德、周恩来1976年相继“病死”在毛之前，这样，世人未知是其长子的华国锋接掌“皇位”的障碍全部排除，托孤之人也已选定，长期任军委参谋长、在军中颇有威望、又忠顺于毛的叶剑英是最适当的人选。但华只有忠毛之心、没有扭转局势、率领中国走出危机的魄力和能力，于是，叶邓（小平）达成交易，华靠边，邓出山。
对外反美又反苏，国际上处境弧立，担心战争突然降临。
毛泽东对局势的估计
对政权机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1966年4月，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3—44页。）
对中央：“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时，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谈话，同上第31页）。
对文化界：存在一条黑线，“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语和修改，1966年3、4月，同上第25页）。
对知识分子：“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同上第35页）。
对高等院校：“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大字报的批语，同上第62页。）
对工厂企业：“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6页）。
对农民：一再引用列宁的“农民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来说明农民的特性。“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974·12，同上第413—414页）
战争与革命：“请你考虑一下，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毛泽东1968年轻11月28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讲话，见《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2页）“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1969.4.28 《人民日报》）
总之，在毛泽东主席看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到文教，从工业到农业，“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严重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进行局部的、分散的斗争，像过去搞的“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于是，毛泽东主席便人为制造“天下大乱”的局势。诸如批准播发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造反、亲自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允许学生全国大串连、接见来京红卫兵、支持他们冲击各地政府等，制造天下大乱、全国造反的局面，发动了这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广大群众揭发黑暗面”的人为制造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人为制造革命的“客观依据”
可以说，这是一场执政最高当局自己人为制造的革命，但却具有全国规模，轰轰烈烈，持续了十年之久，这并非偶然，有其“客观依据”。
第一，共产党执政已有17年，群众与当权者之间的矛盾已有相当积累。
第二，与苏联的争论已进行十年，社会主义存在变修变色危险的观念已深深锲入人们头脑。
第三，毛泽东的威望高，群众对他有很强的个人迷信，文革期间，这种迷信达到了神化狂热的程度。
第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形式的大民主，调动了各类群众的包含极大破坏性在内的积极性主动性。
仅就这些情况而言，“两种文革论”似可自圆其说，对毛而言，是利用群众打倒政敌的权争；对群众而言，是利用“皇帝”打倒贪官的“人民起义”、“社会革命”。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形态和特点
从上述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文革时期过左政策具有以下一些理论形态和特点，也由此可以了解结束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时期新的政策和理论产生的历史和逻辑的缘由。
重政治，轻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强调的不是经济建设，不是生产，不是物质基础，不是充裕的生活用品，而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是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放在首位，生产被放到了无足轻重的次要地位。“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过渡”，“贫穷社会主义”。十年文革，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促使人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把经济放在首位，把生产放在首位，把生活富裕放在首位。
重斗争，轻统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把它放到了首位的首位，年年讲，天天讲，时时处处事事讲，没有对立面就人为树立一个对立面，搞得人人自危，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人，分裂了人民，破坏了团结统一的局面，其恶劣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这都是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结果，因而就会走向反面，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当然，要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理论，这到底该不该，是对还是错，至今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重视工农群众，轻视知识分子。重视体力劳动，轻视脑力劳动。“读书无用论”盛行，上山下乡，半工半读，军训当兵，害了整整一代人。文革结束，人们自然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上大学，重知识，重学位。
还有以下两个特点：
既最公，又最私。要全国人民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竭力提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似乎最公；可是，最高领袖及其副帅接班人却只信自己的老婆、儿子及其他亲人，传子传亲，又空前的私。
既是最大的民主，又是最严厉的独裁专制。最高领袖要全国各级各方面的权力机构停止活动，给予民众起来造反的权力，允许他们建立造反组织，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亨有“四大”民主的权力，人们似乎亨有最大的民主、最充分的自由；但是，又是最专制独裁的，最高领袖被神化，比皇帝还威严，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必须遵从执行，不能说否，甚至连在头脑里有怀疑的念头都是不能饶恕的罪过。
几点应该吸取的教训
对于形势，要冷静的、恰如其分的估计。看不到形势中的危险因素，固然会麻痹轻敌，失去警觉，但过分估计形势中的严峻性、危险性，也会犯惊慌失措、应对过当的错误。年轻人易犯前一类错误，老年人易后一类错误。每个人还往往具有易犯其中某种错误的习性。对于当前形势中的动乱因素，官员的腐败程度，看不到不行，看得过重，反应过分，也危险。
对于理论观念的取舍，要以功效为准。不要过分执着，不要视其为万能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基本观点引申出来的。既然被压迫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那么，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还应该继续进行这种革命，过七八年就发动群众起来造反、进行一次推翻统治者的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显然是很荒谬的，自己推翻自己，自己乱了自己，损失惨重，危害甚大。但这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必然得出的结论，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定阶段，必须及时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改奉我们过去批判的“阶级调和论”，我们的党和政府要站在超阶级的立场，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保持社会的公正和稳定，这样才能治久安。也许有人会指责这是放弃原则，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就是要讲求功效，一切以功效为准。对国家对社会有害的，就要否之；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就要行之。姓资姓社不要争，姓列姓修不要争。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舍弃阶级斗争，这是他英明果断的决策。
对于人的政策，要宽容，不要求全责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多次讲，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毛主席经历文革前期“打倒一切”多年磨难之后得出的真知，非常可贵，我们要牢牢记住，现在也要有这种认识。清理党政和社会阴暗面时，不要用“彻底”二字，不可能的，否则，就会扩大化，弄得人人自危。中国现在的亿万富翁、千万富豪，要彻底查其如何起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用非法手段赚得第一桶金和起家的。不能那样干，那会弄得那些富翁人人自危，资金大量外流。既要反贪反腐，又要稳住多数富豪，避免资金外流，这就要靠政策。人无完人，水清无鱼。
十年文革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深远的。上述分析已经可以看到，现今理论形态和政策特点同文革有某种“逆反否定”的缘源。不仅如此，“76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89天安门运动”，都有文革“四大”的影子。任人唯亲，结帮拉派，贪污腐败日甚，也有文革的影响。今后，如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动乱，有可能又会看到“四大”的影子。毛泽东那七八年来一次的预言，总像悬在中国上空的一把剑，令人不安。
（2003.11.30凌晨一时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