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夫妇的旅行笔记总是引人入胜。他们以风景为线索，带出历史上的人和事，抒发他们对历史的见解。《西班牙旅行笔记》承袭了这一风格。读了这本书，即使是一个过去对西班牙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清理出西班牙历史的一个梗概，并产生循着林达夫妇足迹亲访西班牙的冲动。

林达夫妇最想写的，是西班牙内战和其后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和一般作者不同，他们没有站在共和派的角度来评论西班牙内战，而是试图站在一个更超脱的高度对共和派和佛朗哥派的极端主义提出批评。正如他们在《带一本书去巴黎》里强烈批评雅各宾派一样，林达夫妇没有因为共和派代表了民主的一方而放弃对他们的极端做法的批评。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林达夫妇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警惕左、右两派的极端主义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林达夫妇似乎没有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似乎认为没有血腥的革命，西班牙也能够完成从封建到民主的转型。他们对血腥革命的厌恶，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根据他们对历史的解读，路易十六本来是要改革的，法国大革命因此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事实是，那些经历了自然发展过程的大国(“自然发展”用在这里排除了像美国这样的新大陆移民国家)，多数都经历过血腥的革命，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莫不如此。这些国家都成功完成了由封建到共和的伟大转型，而那些没有经历革命的国家——如印度——至今还背负着封建旧制度的拖累。一些人极力推崇英国的光荣革命，把它想象成和平革命的典范。他们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在光荣革命前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经历了多次血腥的革命和反革命，先是国王和王后被推上断头台，后是克伦威尔的独裁，再后是王室的复辟，克伦威尔被拖出坟墓鞭尸，其惨烈程度，井不亚于其它任何革命。如果流血的革命可以避免，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后来流血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西班牙内战和中国革命了，因为人们早该从英国革命那里学到和平革命的方法。流血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旧势力总是存在，总要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如果没有以佛朗哥为代表的右翼的反叛，西班牙的内战就可以避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就可以延续下来，西班牙的民主也就会提早半个世纪到来。事实上，在评价大国革命这件事上，没有中立立场可言，因为这关乎人类历史的方向。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在过去三、四百年完成的、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转型，它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生活到政治治理，无所不包。在此之前，人类对自然界的掌握以及对自身的控制都处于一个极低的状态。人类的历史是摆脱自然的历史。这里的“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其核心是，在缺乏合适的治理机制的前提下，人类社会总是趋于无序。这和人是唯一具备理性的动物这一事实有关。其他动物只有本能，而人会计算，会趋利避害。因此人与人之间总是要发生这样或那祥的冲突。在文艺复兴之前，除了个别地方在个别时间(如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之外。人类解决无序的方法是独裁统治。就如动物界一样。人比动物聪明。在多数地方还为这种统治赋予神性。以昭示其不可侵犯性。我们今天认为独裁是一种恶。但以人类在蒙昧时代所具备的智性，它却成为主导人类几千年的统治方式。尽管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少数哲人已经认识到了它的缺点。独裁统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条件是当时的生产技术还无需一个更宽容的制度来支撑。想象一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当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发明创造如何能够发生并维持？人类在经历了童年时代文明火花的迸现之后，便进入了漫长的停滞和黑暗时代，而独裁本身通过宗教的神化和人的贪欲得以加强，并扑灭任何变革的企图。只有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才开始意识到，，让少数人凌驾在大多数人之上并把他们作为奴役对象是不道德的，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由此，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这就是自由民主。福山说历史的终结，,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信念，毋宁说是人类在摆脱蒙昧时代之后找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法。专制是人类在孩童时代就自我治理摸索出来的一种均衡，人类在那时达到了一个稳态，,而自由民主是人类正在实现的另一个稳态；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由前一个稳态向后一个稳态过渡的时期。福山说，自由民主就是罗马，每个国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向着它奔跑，有些国家到达得早一些，有些国家到达得晚一些，还有一些在路上彷徨，但最终每个国家都会到达自由民主这个终点。革命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往往必不可少，特别是那些首先跑出一条路或在路上彷徨的国家，革命更是必然。

西班牙就属于那种在路上彷徨的一类，它是西方世界最后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它的革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发生。如果没有佛朗哥的叛乱，第二共和国也许无需革命就可以维持下去；但保守派的反抗让第二共和国演变成一场惨烈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林达夫妇多次强调佛朗哥叛乱的动机，即维护西班牙的传统。这也许是对的。自由民主的一个问题是人的平庸化，所以福山才要讨论“最后的人”的问题。但是，在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更直接的威胁是确定性的丧失。专制虽然坏，宗教虽然禁锢思想，但它们都给予人类确定性,而对于在有限的生命中必须面对无穷无尽变故的个人来说，得到确定性是一种安慰。佛朗哥之所以能够得胜，除了德、意法西斯的支持而外，本国民众中向往确定性的右翼无疑给他提供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但是，佛朗哥独裁所导致的西班牙民主化的拖延并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毕竟，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也花了半个多世纪才最终确立了民主制度。西班牙民主化道路在后发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其特点是，在封建制度终结之后，某种形式的稳定的威权体制是成功的自由民主的前奏。德国、日本、韩国、墨西哥，都是如此。也许，在推翻帝王独裁之后，人们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又如何在实现民主的同时不失去传统给予民众的确定性。事实上，西方先发国家也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民主制度。英国从光荣革命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给予妇女选举权，花了二百四十多年的时间才算完成了全面民主制度的建设；在这二百四十多年期间，英国民主至多是一种有限民主。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情形并不太坏。

读林达夫妇的书，感触最深的是卡洛斯国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民主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个由佛朗哥指定的国王，原本是会成为人所不屑的对象的，但却最终成为西班牙人最爱戴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卡洛斯国王也许会乘军人叛乱之机成为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国王。但他不是。尽管从小在佛朗哥的严密控制下长大，他知道世界的潮流所指，知道西班牙如何才能重返欧洲，因此他选择了支持民选政府。君主立宪看似一种相当滑稽的妥协，但实质上却可能是在追求民众自决与确定性之间的一种精巧的平衡。民众自决是潮流，但它也常常把我们带入不确定性之中，此时，君主的声音和行动就起到了锚定的作用。在军人叛乱被平息之后，卡洛斯国王告诫西班牙的世俗政治领袖们，这是他最后一次干预现实政治。但是，既然他做得这么好，又何必是最后一次呢？答案是，西班牙再也没有发生需要国王干预的政治事件了。西班牙的民主成熟了。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中国属于福山所说的那种在奔向自由民主道路上既后发、又在路上彷徨的国家。我们的大转型完成了一半，这一半是由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就社会变革而言，毛泽东在大陆和蒋介石在台湾于1950年代初所完成的，却是基本一致的，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上地改革，尽管两人所采用的手段完全不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完成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它是世界范围内由专制向自由民主大转型的一部分。从这个历史高度来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才不至于让我们陷入革命与反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的争论之中。和西班牙可以对照的是，在帝制终结之后，大陆和台湾都没有立即实现民主化。这里当然有现实政治因素的作用，但对照西方先发国家和西班牙的经验，它或许也是一种必然？我们或许需要时间想一想、试一试，看看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和我们的历史文化相通的一条民主化道路？我们正在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