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弘: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和李慎之先生谈“新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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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弘  

五年前的此刻,我正在给李慎之先生写信,就他寄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修订稿,谈我的一些看法。信刚写完还没有寄出,就接到舒芜的电话,说慎之先生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于是,我把这封永远无法让他看到的信收了起来,在哀痛中整理他寄给我的信和文章。

我和慎之先生并无一面之缘,只通过几次信,是一篇文章引起的。1999年秋,我正在反思五四以来的历史,集中思考启蒙问题,就在这同时,收到了舒芜寄来的他的新著《回归五四》,和朋友传来的李慎之先生的《风雨仓皇五十年》。后者很快在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中间传开,成为我们之间的热门话题,一个毫不轻松却饶有兴味而且常常触及伤痛并引起争论的话题。这以后,我边思考边读书,一边与朋友们——都是七十以上乃至九十以上的老朽——继续交谈争论。一次,偶然在电话里与谢泳谈及此事,他鼓励我把这些写出来,于是就有了那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回归五四——苦难的历程》。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会发表,只是请和我同年的老妻张焱把它输入电脑,打印出来给朋友们看,以便于交流;当然也传给了谢泳,让他看看。不想谢泳把它全文发在了2001年第六期的《黄河》杂志上,而且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中间就有刘绪贻先生。我和刘先生初识于1952年,三十多年后再相见,我们成了坦诚相待,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是刘先生建议我把文章寄给李慎之先生,请他指教。我和刘先生都很敬佩慎之先生,说请他“指教”并非客套,是真心想听取他的意见。文章寄出后不久,就收到了慎之先生的一封近五千字的长信,在热情肯定我的思考和基本观点的同时,提出了他的疑问。我在那篇文章里主张“回归五四”的同时,也谈到“回归马克思”和“回归鲁迅”。后来我和慎之先生的通信,谈的主要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对鲁迅的看法。

刘先生、李慎之先生和我,分属于三个年龄段:九十多、八十多、七十多;我们的青年时代分别生活在北伐、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所集中考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畸变中,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精神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这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又敬仰鲁迅的人自己有什么责任?这中间的关键问题,就是启蒙,如何认识和对待启蒙的问题,而这又正是李慎之先生生前谈得最多的问题。

回首百年,几代先驱——康有为和梁启超、胡适和鲁迅、储安平和胡风,到我们同时代的顾准和李慎之,不管他们的思想与行事有什么可议之处,在力主启蒙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启蒙与自省是相连相通的,这些先驱者都有自省精神,民族自省和个人自省。其中,以鲁迅说得最明确也最痛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责己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慎之先生的《风雨仓皇五十年》正是这样一篇带着血泪的启蒙/自省的“独语”。既非“歌颂”,更说不上“暴露”——反思历史,不是一味责人,而是置身其中,如鲁迅所说“把自己也烧进去”。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李慎之先生所倡导所代表的,正是这种精神。

百年世事变迁,今非昔比,中国确实比以往富强了。然而在精神文化方面似乎并无太大的变化;在许多方面似乎还停留或退回到了戊戌-五四之间。所以有人主张回归五四,有人呼唤文艺复兴,实际上这都是意在启蒙,证明慎之先生身后并不寂寞,孤独。为此,我把这封写给他而他未及读到的信,作为奠仪放在这里,与敬仰先生并重视启蒙的朋友们一起纪念这位离我们最近的启蒙思想家。

下面就是五年前写给李慎之先生的那封信。

二00八年四月二十日于武汉东湖

慎之先生:

来信及《不能忘记的新启蒙》早已收到,未能及时复信,请原谅。

您所说的那场“新启蒙运动”,我以前曾读过一些材料,知道的不多,更未深入思考。读了大作以后,捡出旧时所做笔记重读,才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在此提出向您请教。

总的来说,您在今日重提这段历史,是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我觉得,其中有几个问题特别重要,值得深入细致地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是对“启蒙”、“启蒙运动”的理解问题。多年来,人们往往把思想启蒙与古代的蒙童教育或一般的宣传教育混为一谈,把启蒙运动与其他社会政治运动相提并论,从而模糊了、掩盖了启蒙的根本意义和作用。所以今天需要重新彰显康德的那篇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的要义,特别是那开宗明义的第一段,其中所说的“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未成熟状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这里面所包含的自主、自由,批判、创造和反传统、反权威精神,正是我们批判改造了几十年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的一切祸害都源于缺乏这两个主义;没有这两个主义,就不可能有民主和科学。当然,没有民主与科学,这两个主义也难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存活。至于民主、科学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鸡与蛋之间孰先孰后的问题,我还没有细想;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确证:从“五四”转向“文革”的历史大倒退,正是从否定、批判这两个主义开始,并在不断批判清除这两个主义的过程中走完全程的;也是从否定、排斥知识分子开始,并在不断迫害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完成的。由此可见,自主、自由、批判、创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既是启蒙运动的要义,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如同贾宝玉颈上的那块通灵宝玉,丢失了它,就会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启蒙不再成其为启蒙,知识分子也不再成其为知识分子。

您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和《新世纪,老任务》两文中,曾列举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先驱者的观点,强调上述五四精神的启蒙主义特质,并与陈寅恪所说《白虎通义》中的“三纲六纪”相对照。其实,早在1935年,郁达夫就用最直白的话语说出了这层意思:“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己而存在了。”我觉得,还可以说得更直白简单:“把人当人看待”——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自由、平等、人权,都在这里了。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里就说得很清楚了:“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他称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为“庸人世界”,说“庸人的世界就是政治动物的世界”;在那里,“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也就是动物所希求的”。这就是说,庸人们只有生物的本能需求,他们之间只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重读这些旧笔记,深感震憾和愧疚,我们自己不就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吗?有不满和牢骚,也曾经有过抗争、受过挫折,却很少想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指出:“必须唤起这些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然而,就是到了今天,自尊、自由在我们这里依然是精神上的稀缺元素!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您的第一封来信里向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我要回归的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您说如今人们对此看法不同,各有所宗,有的重视《1844年手稿》的自由、人道思想,有的重视《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每个人的自由”的思想,也有人只承认他晚年的定论“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实现”,您还提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其实用不着解释,我所说的当然是前二者,那种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而属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那种东方化、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

这里,我还可以给您提供一则资料——恩格斯后来对此的看法:在1894年致意大利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仑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伟大的佛罗仑萨人”指但丁,因为卡内帕要求恩格斯为他的杂志《新时代》题词时,说他所想象的“新时代”是不同于但丁笔下那种人压迫人的时代的,所以恩格斯才选了这段话。由此可见,晚年恩格斯和当时的社会党人、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仅不否定个人自由,而且把个人自由看成是解放全人类的必要条件。其实,康德在那篇文章里也说得很明白:“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别的任何东西”,他还进一步说明,在一切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这不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新闻自由吗?

于此,我不由地想到:在中国,人们什么时候获得过这些自由?又在什么时候失掉了这些自由?是我的笔记里的下面这一段话,使我产生了与您不尽相同的看法——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组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透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思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务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了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认识自己。”“(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把您的文章与以上论述相对照,我想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我们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掀开纱幕并进而走出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二是“新启蒙”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前一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中国的启蒙运动确实是始于戊戌—五四;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再启蒙,则是向五四的回归。但是,在后一个问题上我却有些疑惑,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您把新旧启蒙严加区分,指出五四启蒙上承戊戌,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与1840年以来中国实际上的民族要求相一致的;另一条路是通向“文革”之路,是另一种性质。这后一条路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退回到上述中世纪那种由信仰、幻想和偏见织成的纱幕中去了。“个人迷信”所代表的那种极左思潮,不就是这种现代型的红色纱幕吗?问题在于,似乎不能把这一倒退直接归因于新启蒙。新启蒙与“文革”相距整整三十年,不仅客观上国内外形势地复天翻,相关人物的身份处境和思想主张也变化很大。当时陈伯达、艾思奇都明确表示,要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坚持新文化运动方向。张申府说得更明确:“就是要思想自由”,“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那时张已退党多年,陈、艾虽是中共党员,也同样是在野的反对派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新朝的秀才、笔杆子。他们的理论观点虽已经有了教条主义独断论倾向,却还没有大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所以还不能说新启蒙已走到了五四启蒙的对立面。走到五四对立面的,是后来的另一场运动。

您在文章的最后谈到新启蒙在延安和国统区的情况,谈到新启蒙与毛泽东的关系,《新民主主义论》的意义和作用这几点。我觉得这是文章的重心所在,可惜放在了最后,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展开论述。是篇幅关系还是别有原因,我不敢妄断,只想在此说说我的看法,因为我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

如您所说,新启蒙运动主要在国统区进行,这是事实,不过在延安也曾热闹过一阵子。随着知识分子的涌入,新思想新文化也到了那里,山沟里荡漾的歌声,舞台上演出的新剧,文艺界的论争,特别是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等那些鼓吹民主、反对特权的文章,就都具有启蒙精神。可惜时间很短,从1938年到1942年,而且正是在这几年里,一种反启蒙的力量正在酝酿形成。于是,突然之间一切全变了,思想启蒙运动变成了思想改造运动;启蒙是启发鼓励人们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改造则是迫使人接受别人的思想,按照别人的指令去思考。所以,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似乎应该是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五四启蒙——延安整风——新时期再启蒙。真正改变中国启蒙运动方向和性质的,是延安整风运动,而不是新启蒙运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等等,从此都成了打击扫荡的对象,直到“横扫一切”。

  说到这里,不能不再次提到康德,好像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切,警告人们避免在排除旧偏见的时候,无意间种下新的偏见,而新的偏见将会像旧偏见一样,成为驾驭人们思想行为的圈套。他还特别指出,通过一场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政权,打倒压迫者,却绝对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改变。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说我们——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当灵丹妙药,一味顶礼膜拜而不许质疑,科学变成信仰,这就开始种下新的偏见。接着,这种偏见又被夸大被利用,而且是把它嫁接在游民文化的传统老根上,使其迅速繁衍,遍地疯长,成为驾驭广大人民的新圈套。

这也就是您所说的,毛泽东既受益于新启蒙又别立新宗。这个“别立新宗”妙极了,一语破的,极为深刻。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里您只用了三四百字,也未免太惜墨如金了。说明白一点,这“新宗”实际上就是“游民宗”——陈胜、吴广、朱元璋或阿Q、小D 他们的那一宗。总结了历代游民造反的经验,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了胜利,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其实,就在“马上打天下”的时候,就定下了“马上治天下”的方略——军事政治战线,思想文化领域,不管是武器的批判还是批判的武器,全都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依靠广袤而古老的农村征服少数现代的城市;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全都是这个路数。真可谓:成亦在兹,败亦在兹;功亦在兹,罪亦在兹。

所以我认为,从1915年的旧启蒙到1936年的新启蒙,再到1942年的“结合”运动,这中间是一个从蜕变到逆转的过程。前一次转折是蜕变,新旧启蒙之间有变化有区别,但在根本问题上是相互联系有传承的,这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为目的。张申府特别强调提出“自由”和“自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并没有用救亡压启蒙。后来的那场以“结合”为关键(周扬语)的运动就大不相同了,知识分子成了批判改造的对象,个人=个人主义,自由=自由主义=自由散漫,都成了批判和清除的病毒,代表民族、阶级的“集体”、“大我”取代了作为生命个体和精神个体的个人。于是,在一种宏大叙事的僵硬逻辑中,启蒙变成了反启蒙,变成了康德所说的那种新偏见所造成的圈套。所以,我认为,真正走到五四启蒙的对立面的,不是新启蒙,而是后来“别立”的“新宗”。

您在文中详述了自己的思想经历和当年的读书生涯。我读时感到既亲切又惊讶:相距十年,竟那样相似。您是在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期间接受左翼文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十年后,我同样是在那些左翼书刊的影响下开始左倾,在1948年的“五.二0”运动以后进入解放区的。后来,有过同样经历的这两代知识分子大都备受磨难,一批批地倒下了。由此可见,新启蒙思想不见容于后来的极左新宗,就因为那是知识份子的,保有五四启蒙精神,那种自由、自主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中间,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分不清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游民文化小传统,被“人民”“大众”的牌号吓住了,忘了鲁迅的警告。

我觉得,今天在谈论重新启蒙的时候,应该弄清楚:以往的启蒙运动是怎样从“启蒙”变为“欺蒙”的?这里的关键是误把游民文化看成是与传统旧文化异质的“人民文化”而加以赞扬吸纳。在这个问题上,杜亚泉、黄远生和鲁迅还有梁启超,都是清醒的,后来的胡风也是清醒的。同出鲁迅门下,雪峰和聂绀弩成为吹捧《水浒》的权威,而胡风却大唱反腔,就是明证……。这些说来话长,以后再详谈。

还有,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过左翼文化运动(包括新启蒙)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潘汉年等,都不属于那种极左新宗;这也留待以后再专门详论。

信写得太长了也扯得太远,谬误之处,请不客气地指出。最后顺便问一句:明年是顾准逝世三十周年,听说要开学术讨论会,不知确否。明年也是“甲申”三百六十年,两者相遇,似应有许多有益有趣的话可说。专此即颂

近安

姜弘

二00三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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