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杜亚泉的启蒙理性与生态意识 ——兼及生态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庚子三论(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 次 更新时间:2021-01-16 21: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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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  


杜亚泉的启蒙理性与生态意识

——兼及生态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杜亚泉(1873-1933)

  

   杜亚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位被长期尘封的学者,他不但是一位普及科学、呼吁民主、开发民智、变革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者,同时又是一位尊重自然生命、倡导身心和谐、统整传统与现代、致力平衡接续发展的卓越思想家。本文立足于启蒙理性的复杂性、启蒙人格的多面性,并在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常常被忽视的杜亚泉的生态意识,进而追溯全球生态灾难的起因与衍变,探索生态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维度、新走向,为地球人类树立生态型世界观、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文化危机。

   在西方,是由启蒙理念主导的现代文化走上极端之后的隐患发作;在东方以及大多发展国家则体现为这一现代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博弈。

   纵观近百年的世界历史,源自欧洲的启蒙理念在推动全球现代化的同时,也将环境灾难与生态危机播及全世界。人类原本期待的福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噩梦。看似无关轻重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冲突,却在不经意间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后果。

   中国,地球上这一庞大的生命共同体,在迈进现代化、全球化的大门时,原本是有过重大争议与讨论的。这些围绕文化选向的论争最终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去向,如今看来,所得所失已不难分辨。历史不可能重新开始,人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却有益于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与筹划。

   杜亚泉,是20世纪初中国最早展开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本文试图以他作为个案,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某些偏颇与失误略加阐述。


中国传统社会启蒙者杜亚泉


   杜亚泉,生于1873年,卒于1933年,浙江绍兴人,与梁启超同庚,与蔡元培、秋瑾、鲁迅同乡。他16岁得中秀才,修习于杭州崇文书院,旧学根底深厚。甲午战争后,受时代大潮冲击,以开启民智、济世强国为己任,奋发自学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并游历东洋,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医学以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诸领域均有所涉猎。他一生从事教育、编辑、出版事业,当年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的百余种自然科学教科书,皆出自他之手。另有哲学专著《人生哲学》。由他引爆的20世纪初中国首场关于中西文化大论战,即发生在他担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

   1933年岁末,杜亚泉在上海寓所于贫病交集中去世,享年仅60岁。杜亚泉去世之后,胡愈之在悼词中称“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他“没有替遗属留下物质的遗产,却已替社会留下无数精神的遗产。”[1]他的商务印书馆的后继者在回忆文章中说,与他同代的知识分子都曾从杜亚泉编著的教科书中取得大量“启蒙知识”。

   在中国近现代,杜亚泉是一位继容闳、严复之后,胡适、梁漱溟、张君劢之前的一位启蒙思想家。他的启蒙思想集中表现在“引进科学、开发民智、变革人心、改良社会”,尤其在“引进科学”、“变革人心”方面成绩卓著。直到去世当年,虽然疾病缠身,他仍变卖家产,筹资编印《小学自然科词书》,全书包罗了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理学、生物学、卫生学、工程学,以及农业、森林、制造、建筑、食品、摄影等二十多个门类的基础知识,被胡愈之誉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就向国民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的实绩而言,在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应无出其右者。“就近代中国的知识更新和观念进化而言,其影响尤为深远,它不仅一般地满足了世纪之初兴学浪潮对自然科学教科书的迫切需要,而且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并进而推动新旧知识的更替和思想观念的进化,对近代科学观念的形成和科学精神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2]

  

 

王元化(1920-2008)

   遗憾的是,杜亚泉,这样一位富有实绩的启蒙思想家,在此后波澜起伏的中国社会变革中竟然很快被忽略、被遗忘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史著作中看不到他的身影,即使论述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之争的书中也很少提到他。

   杜亚泉被埋没多年后再次“出土”,已是他去世60年之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际,对此做出重大奉献的是倡导“新启蒙”的思想家王元化及史学家许纪霖。此后,在中国学术界曾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杜亚泉热”,1993年在杜亚泉的家乡绍兴上虞举办了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接着相继出版了《杜亚泉文选》、《杜亚泉文存》、《杜亚泉著作两种》、杜亚泉评论集《一溪集》、《杜亚泉重要思想概览》,同时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并出版了浙江大学高力克教授研究杜亚泉思想的力作《调适的智慧》。

   一个甲子过后,杜亚泉重现于中国思想界视野,大多学者认可了王元化对他的定位:“他在胡适之前,首开以科学方法治学的风气”,“他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他的思想敏锐,这使他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的地位。”杜亚泉对改革是真诚的,同时也是稳健、持重的,他“主张温和和渐进改革的理论”[3]杜亚泉是一位“坚持理性”、“冷静思考”的人,向往“自由”与“思想独立”,他在东西文化之间持调和论,寄望“从传统资源中发掘新旧调和观点”以变革中国社会。[4]

   王元化的上述评价是贴近杜亚泉真实的历史定位的,杜亚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温和的、渐进的、调适型的启蒙思想家,至此已成为共识。

   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进程基本上为激进革命派所掌控,对于西方现代文化,力倡全盘接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从根本上取缔。以政治革命取代社会改良成为时代大趋势,已容不得任何“折中”、“调和”、“改良”、“渐进”思想的存在。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夕爆发的那场东西方文化论战中,杜亚泉竟被革命阵营的主将陈独秀斥为维护封建名教纲常的保守主义者,几乎被指控为谋叛共和的反动分子。[5]十年过后,中国革命形势趋于更加激烈,原先位于“左翼领袖”的陈独秀已被视为“右倾”,本已经属于“右翼”的杜亚泉自然就更加边缘化。加上他惯常的那身长袍马褂、秋帽布履的服饰,“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俨然已被坐实。此后,在风急浪高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时过60年,中国学界重提杜亚泉并非简单地为这位启蒙学者恢复名誉,而是具有显著现实意义的。王元化在通读了杜亚泉当年留下的文字后竟发出如此感慨:这位杜亚泉不得了啊!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一般人啊!“五四”以来的近百年里,事实一再证明,激进主义的革命思潮即使初心良苦,一旦失去多元因素的制约与抗衡,就注定陷入剧烈的错谬之境。近百年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庸俗浅薄的社会进化论,包治百病的科学主义,独尊一说的教条主义,粗暴武断的斗争哲学通过形形色色政治运动的方式,不知给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带来几多挫折和灾难。60年后在重新评价杜亚泉的不幸遭遇时,有学者以“万山不许一溪奔”相喻,失去溪水滋润的山川,只能沦为一片沙石的荒漠,精神的荒漠。

   历史学家许纪霖认为“五四实际是一个多元的、各种现代性思潮相互冲突的启蒙运动。”[6]以杜亚泉和《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是“另一种启蒙,一种温和的、中庸的启蒙”,“激进的启蒙与温和的启蒙、转化的模式与调适的模式,其复杂的关系和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可以进一步讨论,但绝对不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机械思维可以概括。二者之间,并非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而是启蒙阵营中的分歧。”[7]

   在论及中国的启蒙运动时,许纪霖援引美国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说法,将社会变革中的思想类型分为两类,一为“转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主张革旧布新、大破大立、改天换地、重新建构;一为“调适”(accommodative approach),倡导新旧融合、协调平衡、相接相续、促成新生。前者以陈独秀为主将,后者的代表则是杜亚泉。后继者进而将陈独秀的“转化”思想源头追溯至法国革命先驱卢梭,将杜亚泉的“调适”思想源头追溯至英国自由主义者洛克。这一推论在我看来显得有些拘泥了。具体到英国或者是法国,当年的启蒙者并不清一色,比如同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与卢梭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伏尔泰与洛克的差异。如果实在要进行比较,陈独秀并不像英国的洛克,就其对政治的热衷倒是神似伏尔泰,乃至罗伯斯庇尔;而杜亚泉则与卢梭拥有更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平民,都是靠自学成才的博学的思想家,性格都偏于内向,孤僻,生活都处于清贫寒素之中。就启蒙理念而言,他们都对如日中天的科学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都是固守己见不随波逐流的独立学者。就连卢梭遭受伏尔泰训斥、杜亚泉蒙受陈独秀批驳时的语调竟也有几分相似。

   卢梭与杜亚泉生前相对于各自的思想界对手,同属弱者。但历史最终证明,他们的思想反而比他们强有力的对手们更具生命力。据传,歌德曾经做出过这样的判断:“伏尔泰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诞生。”[8]我们是否也可以套用一下歌德的句式:陈独秀为埋葬旧世界燃起一把烈火,而杜亚泉则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添加一抹晨曦。

这里说的“新时代”,是指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开创的“现代社会”之后的这个时代。人们往往把这个时代笼统地称作“后现代”,我更倾向于把它叫做“生态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的这个现代应当是生态时代。单向度的,激进式的启蒙理念正是酿成当今全球生态危机的源头,而杜亚泉力倡的多元的、中庸的、调和的、统整的,接续的、渐进的启蒙理念中,或许就已经包含了生态社会的因子。陈独秀等人单向度的启蒙者是属于他们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而杜亚泉以及与他类似的一些思想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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