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弘:积极和平主义与冲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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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弘  

 

日本在二战后一直有可以称之为护宪和平主义势力的存在,如社民党等政党和革新派,以及一般国民如“九条会”等。他们主张坚持维护和平宪法、拒绝改宪、希冀和平。在日本战后由被动和平主义到现实和平主义外交安全保障政策演变过程当中,他们的主张被讽刺为绝对和平主义和空想和平主义而屡屡遭到主张现实和平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批判。积极和平主义提出之后,又被当作其对立面的消极和平主义而备受诟病。2014年拥护宪法九条的日本国民被推举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在日本国内,约有41万人签名表示支持。2015年安保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反对该法案成立的学者、文化人、一般市民和年轻的学生们也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2016年4月,有包括律师学者等在内的约500名市民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诉日本政府2014年通过的安保法违宪。虽然2014年日本国民最终没有获选诺贝尔和平奖,安保法案最终也在参议院通过并于2016年3月29日开始实施,但是在日本主张护宪和平主义的国民确实存在且为数不少。那么战后与护宪和平主义对立的和平主义是如何演变的?积极和平主义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是什么?积极和平主义是否能给日本和东亚地区带来和平?能否给冲绳带来真正的和平?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就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对于冲绳的意义进行了思考。

一、积极和平主义的演变

(一)从被动和平主义到理想和平主义

积极和平主义起源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被动和平主义。所谓被动和平主义,就是战后50年代开始日本在内外政策中积极推行的“吉田路线”中所包涵的和平主义。吉田路线的基本思想是重经济、轻军备、用日美同盟来维持日本的安全保障。“吉田路线”可以说给战后的日本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使日本在美国保护下的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专心致力于发展经济,为其日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个阶段的和平并不是日本所希冀的真正的和平,只能是说根据当时日本战败的现实状况之下无奈的选择和平,所以可以把它称为被动的和平主义。吉田茂本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和平主义者,他期望日本经济强大以后,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拥有可以对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军队,进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的主导亚洲的强国。这在吉田茂的发言中可见一斑。吉田茂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立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学问上来看,日本成为与世界一流为伍独立国家,在自己防卫方面如果永远不摆脱依赖他国的现实,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还是像缺少一个轮子一样不完全。”[1]该书的作者还这样表述吉田路线:“吉田茂的外交政策路线延续了那么久,不仅令很多研究者感到困惑,连吉田本人也对自己政策的持久力赶到吃惊和失望。因为吉田并不是单纯的和平主义者,他是现实主义者。面对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悲惨处境,他坚信要优先复兴经济,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是唯一的出路。可是,他也认为一旦日本经济崛起,政策也会改变。他并不在意在日本恢复主权之时,是否仍要拘泥于自己策定的战略。”[2]

作为吉田路线继承者的池田勇人,同样继承了吉田路线并作为战后日本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也继承了被动和平主义的理念,但是池田也是对被动和平主义无奈而接受的一位政治家。据常年担任池田个人秘书的伊藤昌哉回忆:“1958年5月,池田突然脱口对伊藤说出日本应该武装核武器。对此伊藤对广岛选出的众议院议员池田提出忠告,决不能在他人面前表示出自己的这个信念,池田立刻表示同意。池田担心如果把自己认为有必要呼唤爱国主义精神觉醒的信念表达出来,右派就会利用他促进再军备而把日本从通向繁荣的道路上引向复活军国主义的歧途,而左派则会批判他反动。所以池田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提出过再军备的主张。在1958年的众议员选举中,池田明确表示在自己任首相期间不会修改宪法。但是池田晚年还是醉心于让国民理解日本必须拥有自卫能力而不应该依附于美国这个信念。”[3]

至于自民党内政治家修改宪法的主张,战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日本战后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维持了长期政权的自民党的领导者,虽然完全没有考虑对日本的长期战略来说究竟什么才合适的问题,但是却忠实地坚持了吉田茂的外交政策。自民党主张修宪论即改正“麦克阿瑟宪法”,强化日本的自卫能力而取得政权。可一旦掌握了政权,继续掌握政权就成了自民党最优先的课题。但是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回归国际社会的希求,自民党却从未放弃过。[4]

在自民党内部,强调修改美国起草的宪法,日本应该拥有独立防卫能力重要性的鸠山一郎、岸信介、中曾根康弘等强硬该宪派政治家与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首相等以宏池会为中心的成员之间的确存在着隔阂。但是,也不必过于强调自民党内的改宪强硬派和稳健派之间的分歧。因为像池田和其他自民党的主流政治家,有很多是在大藏省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之后进入政界的。他们与吉田茂的日本最终还是应该拥有强大而独立的自卫能力的信念是一致的。[5]

那么,日本国民对被动和平主义的认识又是怎样的呢?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战后都变成了绝对和平主义者。为了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与他国缔结军事同盟,如果有必要可以支持同盟国行使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军事行动,把由此依赖于同盟国而维持的和平定义为和平主义是可笑的。在日本人中的确有和平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绝对和平主义者,而是不反对为了日本的国家安全而行使军事行动。他们只是反对解除对日本行使军事行动的制约。[6]

上世纪70年代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合作的构想,主要是通过加强文化、教育、技术等国际交流与理解展开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有国际化的特征和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实际上是通过输出软实力来消除外部威胁,从而主导亚洲实现和平的日本对外安全保障战略的一部分。日本在这时正处在上升期,希望继续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可以说上世纪70年代的和平主义是在和平宪法框架内积极运用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实力来实现的理想和平主义。理想和平主义是被动和平主义的思想根据时代的变化所作的适当调整。[7]

(二)从理想和平主义到现实和平主义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学者猪木正道把社会党所主张的护宪和平主义称为空想和平主义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空想和平主义与战前的军国主义犹如双胞胎”,其实是批判护宪和平主义过于理想化而不切实际。[8]同时猪木主张日本的对外安全保障政策应该转换到现实和平主义。猪木正道在任防卫大学校长的致辞中阐述了其观点:“我想陈述一下关于空想和平主义的危害。不正视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有赖于构成国际社会的主权独立国家的自卫能力来实现,逃避到非武装中立的空想的世界中,不仅是对自己国家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全人类不负责任的危险思想。只要人性中还存在与生俱来的兽性和魔性,永久和平的理想就是缺乏现实性的理想。看看高喊反战语和平的人中,有多少残酷好战分子,对于空想和平主义的毒害就可以一目了然。”[9]其后以猪木正道和高坂正尧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日本的对外安全保障政策应该转换到现实和平主义。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口号。同时增加国防预算,试图淡化侵略历史,这是和平主义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又一次作了较大的调整。向现实和平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海湾战争,日本只出钱不出人的做法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批判,以猪口邦子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反思日本一国和平主义的局限性,主张由多国联盟维持和平的多国和平主义。多国和平主义是现实和平主义的延续和发展。

(三)从现实和平主义到积极和平主义

1992年6月,在自民党的关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特别调查会上首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一词。2009年10月,国际论坛(国際フォーラム)的政策提言报告中正式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并详细阐述了该理念。积极和平主义提出时主要针对日本应该更加重视日美同盟,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把中国还只是看作潜在威胁。但是2010年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特别是2011年日本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对于中国崛起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越发担忧中国有朝一日会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维持的亚洲主导权的地位形成威胁,日本近代以来通过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受到报复和清算。这时积极和平主义开始主要转为针对中国的崛起。2014年5月,积极和平主义的提出者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在杂志《DIAMOND 》的采访中关于积极和平主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有读者就我的《新战争论 积极和平主义的提言》一书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就是一直向前冲,那么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是否可以拥有核武器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以消极和平主义正确,废除核武器正确为前提,而根据这个逻辑积极和平主义就是错误的。我想指出的是,恰恰是为了克服这种消极的和平主义我才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概念。拥有核武器本身并不能说就是绝对恶。还要看在什么情况下,谁以什么目的拥有核武器。关于废除核武器,我主张与绝对核废除有区别的现实核废除,即使核废除时为了维持和保证核废除的体制也必须保存必要的核武器。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谁来保有、管理和使用这些必要的核武器。这个问题并不像绝对废除核武器主张的那么简单和单纯。”[10]

可以说,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是应日本国家战略根据时代的变化所作的调整而提出的。同时也不难看出,积极和平主义的着眼点在于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同时它又是21世纪日本随着经济逐渐走向衰落民族主义思潮蔓延的日本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其根本的思路是基于人性恶说,换言之积极和平主义并不是基于单纯的和平愿望而提出的。

二、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对华政策

(一)积极和平主义的提出

2009年10月,国际论坛(国際フォーラム)发表了《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積極的平和主義と日米同盟)》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国际论坛成立于1987年,是日本外交战略和安全保障领域的智库。内部设政策委员会,1年约2次为日本政府提交政策提言报告。其成员包括前国会议员、政治家、外交官、学者、评论者和经济界人士约80人。

报告的前言部分分析了国际局势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指出结成互相之间放弃战争的“不战共同体”的重要性并强调NATO和日美同盟作为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公共财产”的重要性。强调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需要在地区与世界的安全保障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就是不能过于依赖美国而需要有日本的自主性。这也是日本以冷战思维审视新的国际局势并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基础之上通过新型的结盟来维持国家安全以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新形势下的外交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思路。

该报告分为3个部分共9项政策提言。关于国土防卫的提言共4项,包括对非核三原则等防卫政策进行再讨论;协助驻日美军基地进行再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输出三原则;强化和改善国家的情报收集和分析体制。而关于地区安全保障的提言共3项,包括掌握东亚地区的话语权及主导权;强化并发展日美对华战略的协调;关注对日本主权的侵犯行为。最后关于世界安全保障的提言有2项,包括制定共同维护国际和平的法律,为集团安全保障做贡献;同时推进核不扩散、削减核武器、和平利用和严格管理核设施。

该报告提出时是民主党执政时代,而无论执政党如何更替变化,该智库已经开始为日本新的对外战略政策做好了准备。但这时中国的GDP还没有超过日本,因而在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提出之际,针对于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理念有弱化日美同盟的倾向因而着重于强调加强日美同盟以防患于未然。可以说,这时日本对于中国的定位还是潜在的假想敌和可能的竞争对手。也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苗头,并且带有非常明显的冷战思维和预防外交的色彩。报告中提出的修改武器输出三原则,特定秘密保护法出台的必要性,集团安保体制的强化等观点,从2013年开始已经陆续被安倍政府落实在主要针对中国的外交安保政策上。

(二)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

2012年1月国际论坛(国際フォーラム)又发表一份《崛起的中国与日本的对应(膨張する中国と日本の対応)》的报告。报告的前言部分对通过2010年9月在钓鱼岛发生的撞船事件对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的同时是否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表示担忧。同时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今后对国际秩序的形成可能产生的影响,指出日本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关联”,结成“不战共同体”的必要性。强调中国外交向强硬路线转换并有可能选择军事手段时日本需预防对应的重要性。该报告共有9项政策提言。包括为了维护领土、领海、主权和尊严需不惜余力,谋万全之策;从硬件和软件上再审视发生万一不测事态时的自存自卫体制;为了维持日美同盟和相互信赖关系,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在各个领域强化与中国的紧密关联;发展多国家间合作的不战共同体,促使中国参加;督促六方会谈、日中韩首脑会谈作为地区安全保障机构发挥作用;敦促中国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吸收中国经济活力的同时避免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加深与中国舆论界领袖等高层间的相互理解。

该报告的提出是在中日GDP发生逆转的第二年,故报告中对由于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经济衰退而引起的中日失衡,明确提出中国威胁论进而提出具体方策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这时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何在?其实就是担心崛起后的中国取代日本掌握亚洲的主导权。在国际格局重组的过程中,中国有可能伴随着崛起,在亚洲乃至世界与美国抗衡和削弱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并以中国为主导重新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所以日本开始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步步为营,逐步实施扩军备战的国家战略。从2014年4月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明确支持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对立并试图挑起代理战争;奥巴马访问日本时明确提出钓鱼岛属于日美同盟的范围;2014年7月1日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安保法案并与2016年3月开始实施;近期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等一系列安倍对华政策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该报告中的政策提言正在逐步实现。

(三)用积极和平主义遏制中国展开对抗中国外交

2014年8月5日国际论坛(国際フォーラム)又发表了《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的走向(積極的平和主義と日本の針路)》的报告(第37政策提言)。该报告前言分为6个部分,包括对目前国际局势的解读并提出2014年3月俄罗斯通过实力改变现状是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不能容忍;日本不能只满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还应该通过提升“抑制力”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保持“力量均衡”;强调日本需要从“一国和平主义”向“世界和平主义”转换,呼吁世界需要重建新秩序,重定新规则;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国际社会不能给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从承认战前所犯的错误,并誓言不再重蹈覆辙出发,是与世界共存共荣的日本的战略智慧。该报告共有6项政策提言。参加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联合国所采取的集团安全保障行动;尽早实现海外派遣自卫队法案(PKO)的改正以及国际间和平共处基本法的制定,以期为世界安全保障体制的完善做出贡献;欢迎解禁集体自卫权,尽早完善相关法律;以日美对华战略合作为前提,强化与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的协力;与G7各国一起,拒绝俄罗斯运用实力进行的领土扩张,坚持不承认的原则;日本要在国际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从以上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该报告更加明显地把积极和平主义的对象直接指向了中国。并且把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主要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战略和指针。

三、积极和平主义与冲绳

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中不难看出,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理念经过近70年演变,成为现在的积极和平主义。而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通过安保法案得到具体体现。那么安保法案在哪里实施呢?可以说主要是在冲绳。因为冲绳拥有近74%的驻日美军基地。

2015年9月,冲绳县翁长知事在联合国发言陈述日本对冲绳的歧视政策,在回国后的演讲中,有外国记者问知事安保法案已经通过,冲绳也许会成为战争的打击目标的问题,翁长知事回答:“由于集团自卫权解禁自卫队的行动范围也会扩大,中谷元防卫相说过要强化冲绳的基地,作为其中的一环就是边野古新基地。还说过日美共同运营边野古基地……不难看出,安保法就是以冲绳为据点进而强化美军基地,国民思考的安保法案的危险性,正在冲绳成为现实。”

其实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节点,往往都与冲绳息息相关。但是在每个与冲绳相关的节点,作为当事者的冲绳却往往被置身于事外。1952年旧金山合约,日美安保条约成立之时,冲绳的行政权作为日本独立的交换条件被交给美国。1972年冲绳民众期待已久的复归,也在日本和美国的密约中完成。前几年发现的资料表明,那时美国与日本的密约中也包含了有关在冲绳保管核的密约。这说明,战后在日本本土享受着和平宪法所赋予的和平权利的同时,冲绳并未享受到真正的和平,而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之下为实现本土的和平冲绳作出了牺牲。冲绳民众对和平的希冀被大国的战略所左右,更谈不上能够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正像大田昌秀元知事所说的那样,冲绳一直被当作道具使用。积极和平主义所主张的理念,是通过制定并通过安保法案,以冲绳为据点针对中国随时可以发动战争的理念。是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帜,行备战之实的好战主义。所以说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是由近期通过的安保法作为法律支撑以冲绳为据点来实现的主要针对中国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边野古建设基地是落实此战略的一环,而战略的实施是与目前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它不仅会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战争的威胁,同时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对冲绳的和平与稳定都没有建设性的作用。

历史上的冲绳是东亚贸易的枢纽,与当时强大的中国和平相处,没有发生对立与冲突。可以说,从目前冲绳所处的特殊位置来看,没有冲绳的和平,就没有东亚的和平。所以,今后冲绳的走向,将关乎到整个东亚的走向和命运。

历史已经证明,在他人的不幸之上构筑的幸福不可能是真正的幸福。那么在牺牲冲绳民众利益之上所构筑的和平会是真正永久的和平吗?通过总结近代以来几次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

四、结语

可以说,从被动和平主义到积极和平主义的演变过程就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由重经济、轻军备、日美同盟的吉田路线向重政治、重军备、抗中联盟的安倍路线的转换过程。也是21世纪日本如何维持近代以来获得的现实国家利益,如何继续维持亚洲主导权,摆脱战前侵略历史,重新塑造大国日本的过程。是日本战后国家战略走向的一次大调整;更是日本试图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束缚的一次大飞跃。其目的是21世纪日本继续维持亚洲主导权,重温昔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之梦。其手段是通过历史修正主义掩盖侵略行为;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扩充军备;以政治手法转嫁经济危机;以扩军备战促经济繁荣;以煽动民族主义巩固政权;以谋略外交攫取政治利益;以强化日美同盟,联合东盟与中国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国家形成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对中国形成军事抑制力并以此来实现国家利益。与战前通过战争进行侵略,践踏中国和周边国家利益来获取日本最大化国家利益做法似曾相识、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积极和平主义有非常明显的国家战略与预防外交的性质。同时,积极和平主义在中日间软实力的博弈与硬实力的较量中作为日本政府的战略指针发挥着导向标的作用。今后积极和平主义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对其内容作些适当的调整。也就是说,积极和平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发生着与时代同步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其政策本身是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

积极和平主义带给冲绳的不会是真正的和平,换言之,积极和平主义使冲绳离和平越来越远,离战争越来越近。

 

注释:

[1] 井上寿一、国分良成等 :《日本の外交》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14頁,岩波書店 2013年10月。

[2] 井上寿一、国分良成等 :《日本の外交》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14頁,岩波書店 2013年10月。

[3] 井上寿一、国分良成等 :《日本の外交》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15-16頁,岩波書店 2013年10月。

[4] 井上寿一、国分良成等: 《日本の外交》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15頁,岩波書店 2013年10月。

[5] 井上寿一、国分良成等: 《日本の外交》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15頁,岩波書店 2013年10月。

[6] 井上寿一、国分良成等:《日本の外交》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16頁,『変化する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政策』,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イス(横山司訳),岩波書店 2013年10月。

[7] 徐勇:『日本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战略意义』,《外国问题研究》(东北师大),1988年第1期。

[8] 猪木正道:「軍国日本の興亡 日清戦争から日中戦争へ」書評。

[9] 1974年4月5日 猪木正道在防卫大学本科第22期生及理工研究科第13期生开学典礼上致辞。

[10] 《DIAMOND 》(Online)(宝石),2014年5月21日。

 

姜弘,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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