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伴随着风险。风险社会所具有的动态性、复杂性和需求的多样性都离不开对信息的生产、处理、流通和输出。信息在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利益共同体与意义共同体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弥补、相互印证，从而更好地决定如何定义风险、识别风险、应对风险。在面对风险社会存在的信息不充分、信息泛滥化、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信息近邻效应，以及信息与技术和经验的复杂性带来的多维挑战时，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生态链、稳定的信息制度框架、有效的信息认证、联合的信息生产机制的形成，以及信息的平台功能发挥，有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键词：风险社会；全过程人民民主；信息机制；信息治理。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旨在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许多复杂矛盾和问题，“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现代化伴随着风险，这是一个经典的理论命题。风险社会存在的张力和可能出现的危机也必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充斥于社会各个领域。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高速推进的过程中，同样要高度重视风险问题。《决定》专门提出要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围绕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提出了改革任务。自习近平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论断以来，国内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围绕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和内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和实践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义和显著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路径等议题做了不少的讨论，很有启发性。然而，国内学界还少有从信息机制的视角来研究风险社会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建设的关系。本文从信息机制的视角出发，探讨信息在风险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信息难题，并基于此探讨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在应对风险社会中形成更完善的制度体系。信息效应理论认为，受信者会根据所获信息作出决策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要将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尤其要注重在事前的决策和事中的管理中把可能的损失降至最低。因此，本文集中讨论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在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以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二、风险社会的本质是信息处理

“风险”自古有之，既可以是影响个人生命安全的客观危险，也可以是一个群体对危险的认知，还可以是技术对环境所产生的威胁。国际学界最早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7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类学的震撼：切尔诺贝利与风险社会的轮廓》的文章，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社会所说的风险是指，近现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因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干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逐步扩大而演化出来的风险。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精密细致的社会分化裹缠在一起，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作用，使得原本在时空中毫不相干的事物却有可能瞬间建立起直接的甚至是危险的关系。风险的存在使理论和实践、价值和事实的边界愈加模糊，也使学科的边界不再清晰。

风险社会意味着世界更加易变、开放和知识的弥散化。工业社会陈旧的思维理念与调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风险社会，仅依靠单一的国家权力无法应对风险社会所形成的永恒的压力和制度的不稳定性。适应工业社会的单一中心权力结构、等级化的权力过程及其所形成的封闭式的决策空间，在解决风险社会中的议题时会显得捉襟见肘、贻误时机，甚至效率低下。很显然，权力机构和专家已然无法准确把握风险社会的复杂情境，也不具备充裕的知识和信息来作出决策，更不能了解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具体需求和利益。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各种主体和受影响群体在竞争和冲突过程中产生的要求、利益与观点，共同界定风险。这是一种出现在全人类公共空间范围内、根源在人类自身、超越地理和社会文化边界、具有多元信息化知识体系特征与时间持续性的个体和集体危机。

风险社会对信息处理的要求很高。按照《韦氏大辞典》的释义，信息是指通过调查、学习或者传授而获得的知识以及知识或情报的沟通或接收。这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来讨论信息，包含了知识的获得和沟通的维度，指向了社会交流的层面。

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特殊的、基于物能的感受性关系，在其成熟阶段，典型形态是信宿和信源间的感受性关系。对于人类这一信息的接收者而言，这既是一种感性实践关系，也是一种过程关系或关系过程。正是对信息的感受性关系的理解，为深化感性实践研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基础。

风险社会促使共同体的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划和新技术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并形成一种普遍广泛的讨论过程，要使公共理性与专家理性、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利益共同体与意义共同体通过信息相互弥补、相互印证。在风险社会中，信息处理主要围绕信息、信息过程、信息技术来展开种种政治进程，诸如获取、控制、生产和使用信息，从而使得在风险社会的复杂情境下更好地决定如何定义和识别风险、由谁来承担和如何应对风险，以及谁来负担相关的成本。

三、风险社会的信息难题：技术、语义与有效性

信息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互联网+”到网格化管理，意味着信息收集、传递和处理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革新。在传播理论中，信息可以划分为技术层面、语义层面和有效性水平三个层次。技术层面关注的是符号如何传递、特定信息被发送的概率、通过知道哪条信息被发送减少不确定性等问题；语义层面关注符号是如何准确地传达了行为主体所想表达的意义，重点是传达信息的充分性以及不失真地传达信息的能力；有效性水平关注信息产生的意义如何有效地影响行为。

从信息约束的间接效应视角来看，信息传播经历了信息产生（信源）—信息传输（信道）—信息接收（信宿）的过程。依据技术、语义和有效性三个维度的分析，风险社会首先面临信源性挑战，主要是指应对社会问题复杂性时信息生产的不充分和泛滥化，这是技术层面的难题；其次是语义层面的难题，即科层制政府在了解社会问题真实状况时难以回避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碎片化现象，信息的意义在部门结构的传达过程中产生进一步的损耗、扭曲甚至变形，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道性挑战；之后则是当社会性问题进入决策程序时，公共部门封闭性的群体思维这一有效性难题带来的信息近邻效应，表现为信宿性挑战；最终，在技术、语义和有效性的叠加影响下，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信息与经验、技术的关系，以破解复杂性难题。信息在技术层面、语义层面和有效性层面经常会使组织治理模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而这也构成了不同组织治理和运行的独特模式，从而会影响不同主体信息的传递、交换、内化和确认，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整体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

一是社会问题复杂性与信息不充分和信息泛滥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不断迭代升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不同群体的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差异性和变动性，信息不充分成为风险社会的常态，诸如交通、食品安全、自然灾难、传染病等问题远远超越了任何传统方式的解决范围和解决能力，人们对信息充分性的要求前所未有。同时，随着人类自身知识积累的增加、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会产生认识复杂世界的信息过载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信息的新颖性及正确性，大量的重复信息被生产和传播；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以交互性、开放性、参与性等为特点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助推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发布者，信息的流动和传播速度大大提高，信息的生产、加工和处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造成了信息密集化、多样化、高速化传播，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日益稠密，造成了信息过量。

二是政府科层制结构与信息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组织具备准确、及时、高效的优势，认为它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有利于指令自上而下传递和下级对指令的执行。在官僚制组织中，信息是一种重要资源，掌握了信息资源就意味着权力权威的增强，就意味着控制有效性的增强。政府的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专业属性和管理内容，对信息的垄断可以确保本部门在科层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并在设置议程、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人为强化的专业主义和部门主义导致了政府部门间的信息隔离。纵向来看，下级政府部门会对上级政府部门的信息进行选择性传播或二次解读，导致公众无法完全获得真实的、完整的信息。此外，职务权力提供与权力结构相一致的信息，组织越是机械化、等级化，信息越是稀缺、秘密，其被高层掌握的概率就越高，从而支撑起权力的地位。机构内有的人掌握相对充分的信息，有的人掌握的信息则较少，这就容易形成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从而形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影响社会公正公平和市场资源的配置。

三是封闭性的群体思维与信息近邻效应。信息近邻效应是指组织或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或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潜意识中倾向于节约信息成本，从自己的“舒适区”寻找和使用信息，并形成强烈的路依赖径。特别是对于组织而言，长期以来形成的组织结构、人事和文化上的信息来源与加工渠道是极其稳定和常规的，容易形成为决策所依赖的信息源，导致处理问题的思路循规蹈矩和渠道重复狭窄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就提出过“群体思维”的概念，即思维相近的人们构成相对封闭的群体，并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组织决策的失误。信息近邻效应容易使组织因信息封闭而导致丧失战略远见。例如，这解释了为什么距经济中心最近的地方却并没有因地理距离相近而最早受到经济辐射的拉动。

信息近邻效应解释了为什么公共部门的决策容易被批判是封闭式的。这一效应容易使具有公共性质的决策过程无意识地、深深地嵌入以部门利益为主导的决策制定过程，导致公共决策变为部门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囿于部门内部、部门之间的博弈，甚至是对抗性的讨价还价。由信息近邻效应所导致的“部门决定”的封闭性，在本质上与风险社会所需要的使组织和个人有更强的责任性和能动性不完全适应，这常常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四是信息与经验和技术关联的复杂性。对于信息的解释本身就具有比较强的复杂性。在信息与经验的关系方面，信息并不是中立或直观无误的，行为主体会对信息进行加工和解释，而其既有经验或知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历史上无数事件证明，经验并不是完全靠得住的。在信息与技术的关系方面，通常认为，技术手段的改善可以提高信息质量和信息使用的有效性。但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处置过程中，技术并没有提供有益的帮助。事故发生初期，一线人员没有合适的仪器来检测核辐射强度；随后的合适仪器读到了测量结果，但因为这些结果与当事人的专业知识不符而被一一否定。这一事件的教训是，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问题，因为人们是带着自身的知识和利益来使用技术的。

四、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风险社会应对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风险社会下中国人民为回应时代要求、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而创造的民主形式，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在制度化参与的过程中，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精神贯彻到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保障了信息公开，促进了信息透明，扩大了信息传播范围，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构建安全环境、实现善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做一种信息机制。

信息机制是一个处理关系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信息被用来引导社会和经济走向集体协商的目标。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信息汲取—信息处理—信息应用，它可以使风险社会中的政府稳固地站在信息中心点，使组织和个人都被赋予更强的责任，推动政治结构变得更加开放，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有助于达成整体利益和个人福祉的平衡。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质上旨在塑造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信息传递、信息交换、信息内化和信息确认的可行路径，在信息分享和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开放式的决策结构，达成共识并借助具体的公共政策将治理理念转化为治理实践，以有效应对风险社会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化解信息的不充分、泛滥化、不对称、碎片化、近邻效应、复杂性等多维难题。

（一）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生态链

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身就是政治驱动的结果，超越了工具意义，获得了人民群众更广泛的信赖与支持，从而降低了不当决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阐明了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关联性。他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筹划“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在那里，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得到真正实现。

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意义关系。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产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层面始终坚持使人民当家作主更好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从历史价值层面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从理论价值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遵循人民是主权的拥有者和人民是权益的最终获得者；从实践价值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

如果不能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生态链，对信息的使用就会走向极端。如果缺失战略层面的政策目标，信息就有可能支配着国家机器的运转，带来权力滥用。一方面，官僚体制凭借权力优势掌控信息，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利用信息，将其作内部化处置，实现对市场和社会的管制和监控；另一方面，在现代技术的助推下，信息可以呈现出有利于资本扩张的一面，使掌握更多信息的大型企业从中获取更大收益，并使公共部门和民众别无选择地承担更多风险，形成更大的信息鸿沟。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在政策构建和使命践行上，把握好信息生态链的整体性，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价值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取向和政策设计的起点，作为检验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在风险社会，人民不是简单不变的，而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中的有机体。动态性、复杂性、需求的多样性和自我赋权成为当代人民的特点，这就对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及其优先顺序提出了切实诉求。在信息生态的维度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吸纳整合多元的利益需求，避免因为缺乏信息或缺少沟通带来的问题，畅通民意表达的制度化渠道。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生态链能够把民意的表达和回应嵌入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可以使信息在决策过程最大程度地涌入，方便有关各方就公共议题与政策内容进行高质量的信息互动、充分的讨论和理性的对话，便于党和政府整体、动态地掌握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求，推进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全面落实。

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将政治制度、治理机制、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纳入信息治理的全过程，统一到使命型政党引领下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中，整合正式或非正式的全部组织体系，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生态链，在治理结构、运行过程、关系协调、制度保障等方面，实现以人为本的治理之善，体现民主治理、组织协同、文明发展、法治建设的价值目标，保障信息生态链的价值健康、可持续发展与良性循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生态链，无论是对于数据的挖掘使用，还是利用技术来收集、传递、分析和解释信息，都可以通过在技术、行为和组织等多个层面进行改革，让信息成为积极的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避免步入以资本为中心或社会管制过度的误区，避免信息机制成为吞噬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性的帮凶。

（二）形成稳定的信息制度框架

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制度安排，涉及国家的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制度载体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问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宪治国，使民主制度化、法治化。中国宪法以确认、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为使命，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方面的具体国家制度，为中国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党的领导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监督和制约原则、法治原则，这几大基本原则构成了宪法内在精神的统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宪法体制的基本支柱。

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确保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因此，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策框架上构建起了以法治为依托的信息制度框架，法治成为信息治理体系规定性、固定性和稳定性的遵循，使治理主体在资源处理、权益配置、行为协同等方面能够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赫伯特·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指出，当今组织最大的问题是对信息储存和信息处理进行组织，即掌握相应的治理信息、施行有效的治理行为的信息处理过程。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稳定的信息制度框架，既可以使政治共同体有效处理常态化信息和非常态化信息，决定哪些信息进入政策议程设置，还可以为处理纷繁复杂的信息提供制度化的依据，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体系等体系架构，能够通过规范化、常态化手段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方面的信息反馈、融入政治生活中，保障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同时，就制度设计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上下贯通的纵向制度结构也实现了治理信息自上而下传递和基层民意自下而上表达的有机统一。

信息制度框架意味着对公共权力机构及公职人员的法定职责和义务的设定，例如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公开义务。对于涉及公共信息资源配置和公民信息权利限制的活动，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必须于法有据，既要防止政府在实践操作中根据自身偏好进行信息资源配置的随意性，又要使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部门，根据自身权限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国务院工作规则》《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政府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要求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明确信息公开内容，健全信息公开方式和提高信息公开实效。此外，信息制度框架还可以赋予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知情权，并注重在政府的信息收集和传输行为中维护个体隐私权。

（三）进行有效的信息认证

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是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将话语作为信息载体，传递信息和知识，在转变偏好、形成共识的过程中，依靠不同主体之间平等理性的对话，改变主体的偏好，进而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通过构建开放性的参与治理的空间，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推动政府与公众的共同参与，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并对复杂的信息进行优化确认，提升相应的风险应对能力。

认证作为国家行动最基础的环节，是指国家收集、确认以及识别人、财、物、事的基本事实，建立并执行明确、精细和统一规范的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需要打开信息通道，获取足够充分的信息，并对之进行筛选。信息学表明，信息的被创造和被生产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的特点就是它会在被使用和被传播的过程中极速蔓延膨胀。群体产生的噪音比输出的有价值的信息多，并不能增强社会学习能力，很多信息可能是有害的，尤其在网络时代，互联网信息会影响人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信息泛滥使得合适的信息难以寻觅，获取高质量有价值信息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给对社会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的甄别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过量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信息承载能力，会导致信息生态系统的结构性破坏和失衡，会拉大社会成员在信息获取与利用能力方面原本就存在的差距，进而形成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逆向式螺旋又会导致原本恶化的区域信息生态系统出现信息危机，迫使管理者进行偶然性与动态性的博弈式管理与决策，直接导致战略决策的行为失误。

如果不能加强对信息的有效认证，容易导致社会舆论一边倒、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甚至会威胁到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运用各种制度载体的过程，如推进“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广泛运用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广泛的信息处理和认证，是对广泛收集的“体验和经验”进行反复验证、反复考察的过程，是集思广益、平等对话、真诚沟通、形成共识、作出决策的过程，也是淘汰劣质信息、甄别出优质信息的过程，还是克服信息邻近效应的过程。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内容的关联度，会特别注意听取相关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基层群众身边，能够及时征集基层群众对法律、法规草案等的意见建议，有助于人大及时了解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信息员凭借自身的经验和期待，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人民的意愿。这本身就是围绕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信息认证过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可以将经过实践检验的信息在政策上予以确认，推动这些经过反复检验的信息上升为制度，形成相关的成文法规，或强化各级党代会、人大与政协等组织的作用以保障信息机制的有效运行。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的有效认证离不开对信息的监督。监督者一方面要确保信息获取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还要确保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信息有效收集。例如，宪法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遵循公开原则，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和依法监督。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具有法定的审议权、提案权、表决权、建议权、批评权、询问权和质询权等。政协委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基于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地位的超然性、监督的广泛性、较强的组织性、突出的协商性等优势，政协委员能够对选举、决策、管理等各环节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参与决策过程，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和批评，从而进行有效的信息监督。此外，技术不断赋能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使监督成为反馈信息认证的过程，更畅通、便捷、安全，实现“人人起来负责”，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促使正向反馈信息有效性的确认。

（四）建立联合的信息生产机制

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贯穿国家组织机构内部，也贯穿国家与社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践行不仅加强了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降低了跨部门信息交换所引发的沟通协调成本，还在上下级政府之间构建起专业的信息沟通机制，破除了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交换壁垒，实现了信息的联合生产。

适应工业社会的科层制无法完全适应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部门主义和僵化的组织结构，导致政府治理效果差强人意，诸如效率低下、办事拖沓、机构膨胀、公共服务碎片化等问题凸显。为解决科层制的深层次矛盾，“合作型政府”“整体性政府”“协同式政府”以及“无缝隙政府”等政府改革理念和实践竞相迸发，深刻改变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功能定位以及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然而，机构和功能的拆分与合并，在政府改革中仿佛走进了官僚主义的历史周期率，循环往复、叠床架屋，并不能真正形成兼具统一与灵活、高效与公平的可持续模式。追根溯源，信息不对称仍然是导致治理失效的最核心问题。

在实践中，政府虽然掌握着与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大量信息，但不少工作人员缺乏系统性的信息思维和信息使用能力，信息壁垒在政府治理中广泛存在，这容易导致组织决策产生偏差、治理精准度下降等消极后果。即便是在地方政府推动大数据治理的改革过程中，往往也缺乏信息的联合生产机制，它们或者沉浸在传统的机构拆迁重组中，或者运用既有部门的分工协作来推动工作，或者建立综合性机构，从而出现机构臃肿、运行僵化的问题。另外，在大数据应用方面，不同地方政府、不同部门多遵循各自为政的逻辑，开发的软硬件互不匹配、难以对接。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难题，不应局限于机构和功能的重复拆分或合并，也不应局限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分的基本框架，而是需要通过凝聚政府机构、企业、媒体、公众、第三方组织等主体的治理合力，针对信息社会的结构特点，开展资源集成、能力协作、决策判别、系统风险防范与安全干涉、绩效督导等治理变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社会领域的信息交互机制，多元主体通过互动交流来发现社会知识。这一机制强调合作与共识，公民参与、政企合作、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协同。合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程序有助于国家发展行之有效的信息联合生产机制，促进政府和公民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提升公共事务治理效能的核心议题也应从聚焦机构变革转向信息流动，通过提升治理主体的信息承载力，形成由信息发布、信息生产、信息处理与资源协作构成的驱动和调整组织治理的战略决策及具体的行政行为，从而形成系统性的组织战略。高水平信息承载力可以捕获更多的战略竞争机遇。因此，在组织发展中，信息承载力水平已经成为主动性战略行为的衡量标准，其中的最核心作用就是能够识别更多机遇并将其贯穿于问题或事件的发现、处理、解决过程中。

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分散化、碎片化的公共偏好转变为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民意处理机制，具体包括民意的表达、收集、整合与回应等环节，拓宽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交流信息的途径，从而能够更好地保障公众对国家治理活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信息发挥中枢作用，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化了政府内部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结合；建立联合的信息生产机制，从而实现了决策的效率性、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联合的信息生产机制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信息在政府职能的实现过程中对人流、物流、财流等的科学筹划，更有效地调节了物质流的数量、质量、方向和速度，有助于政府履行职能，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模式、理念的创新。

（五）发挥信息的平台功能

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制度与行动等要素的有机连接，通过界面重构与功能集成，降低了民主运作的成本，破解了民主规模与信息不对称难题，使民主运作向着线下线上一体化方向融合发展。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通过平台型的组织方式，为各利益相关群体提供了基于多边平台的互动结构与空间载体，兼顾了信息有效应用、信息管制和信息保护。

信息的有效应用是将所有行为体都纳入进来，以应对风险社会的负外部性和路径依赖问题，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绩效的最大化，形成更为积极、开放的治理结构，覆盖服务需求的感知、服务决策的制定以及政府服务职能的履行全过程。例如，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全国12345平台为代表的多样化、差异性的信息应用场景，以及形式多样的地方探索创新，均推动了信息的有效应用；多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建设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信息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具有代表和委员活动信息电子记录、活动情况备案和自动统计分析等功能，支持和保证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法履责。信息平台的即时性、便捷性和超时空性不断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数字技术精准映射优势、分析预测优势、集成整合优势，可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叙事主题推向智能化，进而形成强大的连接效应、拉平效应、集聚效应，以融合性与联动性优化民主链条，促进民主能力提质增效，为降低民主运转成本、发展更高质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现实可能。

除了提供服务外，政府的重要职能还体现在对社会、市场主体的规制。运用信息工具进行管制和规制是国家适度有效干预市场、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重要举措。政府的规制不仅是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也是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干预。政府规制有效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进而基于这些信息作出相应的规制决策。信息管制工具是基础性工具，既能够独立发挥作用，又可以与其他工具配合使用。另外，要注重数据资源的风险管理，防止因治理失误而带来信息隐患和风险。通过构建有关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层级的数据采集、数据共享、数据交换、数据存储、数据处置和数据标准的制度，可以避免包括信息丢失、机密泄露和身份无法认同的危机。

总之，要以信息化机制感知民主发展态势，以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对民情民意进行深度分析与动态预测。

在信息平台的政策实践中，民主的平台建设应以信息的平台化建设承载组织协调机制与技术协调机制，实现内部主体的有效沟通协调与外部民众民主需求的全面对接和正向反馈。一方面，通过收集、整合各类相关信息，提供情境化决策环境与信息治理导向，包括整合各种相互依存的数据链和信息资源、各种相关事件分析等传统方法。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供应链与信息资源的联结与依存进行信息决策与信息干涉，主张信息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碎片走向整合，系统化配置信息资源并建立一体化的治理内容框架，使多元主体得以借助专用性数字履职平台实现纵向层级的全面连接，通过共用性数字协作平台实现横向部门间的贯通协作。

五、结语

风险社会内在的系统性风险暴露了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信息机制，在应对和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仅联系了政党、国家与社会，融合了法治、自治与技术等多因素，还涵盖了理念、制度和行动等要素。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信息世界和物理世界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离不开作为信息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其在改变人们的社交方式、与政府的互动模式中的深远影响。

遵循风险社会的社会理性逻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构建以良政为目的的信息生态链。法治体现着信息治理体系的规定性和稳定性。关键在于如何把更有效的经验和技术手段融合起来并以法治的方式固定下来，超越机构和功能的简单拆分与合并，建立信息的联合生产和应用机制。从信息视角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