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智慧:史学如何经世——魏源的史学认识论与实践论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4 次 更新时间:2026-11-22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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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智慧  

摘 要:史学如何经世,这是古往今来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均曾思考的大问题。与传统认识相比,魏源将现实视作历史演变的终点,而认为史学的要义,就在于对这种古今流变的背后原因的深层把握,即所谓“观变得枢”。并且为最大限度地突破认识主体的天然局限,他另强调通过静态的“静观”和动态的“主客四维互质法”,来达致认识的客观与深入。以此为前提的现实改革,则当因势利导、以复代逆、以去弊为兴利、以简易豁积弊、以实效法古今。魏氏史学,尤其思考的是在各种社会情势与机制固化条件下的中衰之世,如何有效改革的问题,可视作道咸经世之学在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典型创获。其方法受道家影响,但内在精神却与儒家别无二致,可为今日期望努力面对现实、认识现实、经略现实的不同学科,在获取横向社会事实之外,提供一个历史维度的纵向思考范式。

辛智慧,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文史哲》2026年第5期,第73-86页

 

1841年,曾国藩开始其居京生活不久,即向同乡先辈唐鉴叩学,在问及“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时,唐鉴答以“经济不外看史”。在唐鉴的理解中,史学是经国济民的基本知识工具。他并且解释道:“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显示他对史学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阶段,即仅将之视作以往治理经验与典章制度的渊薮,可供当下取鉴。这一理解似乎也是我辈当下对历史作用的常见认识,但在同为湖湘先进的魏源那里,却对史学的经世功用做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原本清嘉道以降,国势转衰,文网渐弛,有关怀的士大夫,逐渐在内外现实的刺激之下,开始直面当下,筹思更张之法。一方面,能够直接回应现实需求的知识、学术,如边疆舆地、典章制度、西方史地,乃至更为具体的河漕盐兵、钱谷刑名等,受到更多专门研讨与关注。另一方面,乾隆晚期以降,政治腐败、官场粉饰、政令丛琐、人才畏葸、物力耗匮、军备废弛,国家百病交侵、积弊日深,在一线接触现实的士大夫,逐渐认识到这些弊病是全面性和整体性的,如何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从根本上清理积弊,扭转现实,就不是仅仅依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个别学术知识所能解决的。他们深切意识到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艰难过程,必然有支持群体(得益者)和反对群体(受损者),尤其是在一个中衰之世,改革只能建立在当下各项条件已经成型乃至固化的现实之上,这就逼迫他们首先必须思考当下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如何能够突破直观感受而更为深入地认识此一现实?而在此一现实条件之上,什么样的针对性改革措施对症且有效,最重要的是能够落实且带来的流弊最少?魏源正是从这一方向来展开自身的学术思考与现实关怀的。他一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中以史学经世的思想,一面在个人的学术关怀之下,对之做了更为丰富与切实的发展。这对于今日更加仰赖社会科学知识来认识和操持改革,而将史学当作是求过往之真,最多是提供与现实对应的历史镜鉴的我辈来说,已相当陌生。职是之故,深入掘发魏源的思考,对我们重新理解史学、理解现实、理解改革,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魏源撰有《元史新编》《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史学著作,史才优长;而且因有长期为贺长龄、陶澍等地方大员做幕僚,以及晚年亲任地方官等经历,对当时国家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如河漕盐兵等,均曾亲身筹划,深度参与。因此,他对如何借由史学以经世的理解与认识,就远较当时同样呼吁关心现实问题却相对缺少实践经验的学者如章学诚、龚自珍等更为深入。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源才可以作为嘉道经世学的典型代表,而不必厕于诸人之间。

不过魏源虽然擅长史学,却并没有完整阐述其历史认识的独立作品,相关论述多分散在不同的诗文之中,显得零散而无统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人对他的理解与接受。因此本文拟以勾稽加解读的方式,不避烦琐征引,将相关论述聚拢一处,做出探讨。

一、历史是现实的前身及演化基础

从乾隆晚期开始,由于时代问题逐渐凸显,已有学者努力突破“万马齐喑”的状态,呼唤一种更为关心现实的学问形态,如章学诚说:

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章学诚已经从是否切于人伦日用的“实用”角度,来考量学者应当如何治学,从而强调重视典章、掌故等更关涉当下现实的学问取向。降至嘉道之后,由于逆睹世变,关怀现实成为学人的普遍自觉,如龚自珍说:

能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系,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其于言礼、言兵、言狱、言政,言掌故、文章,言人贤否,皆如其言家事,可谓能入矣。

如果仔细分析,大约包括舆地物产、人才风俗、典章制度,乃至中央政教、地方治理等情况,均是龚自珍认为需要专门去了解与研究的。魏源亦曰:

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诒误于家国。……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图谟、图远猷始。

魏源呼唤一种突破科举帖括,走向现实的学问形态,其中同样包括朝章、国故等内容。这种呼唤关心现实问题,乃至倡导与之相应的学问形态,在章、龚、魏之间,似乎有一隐形的影响脉络。揆诸章氏学通过段玉裁而多为龚自珍所了解,而龚、魏又大约在19世纪10年代中后期相识相知,其思致有所接近就并不难理解。

但是与章、龚单纯强调对当下典章制度、治理实务等的关怀相比,魏源特别加入一种历史意识,以为通晓当下的典章,需要借助对历史上典章制度的考察:

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

在这里,历史就成为魏源认识当下的通道,即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才能获得对当下的深入认识。这一看法,与魏源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根本看法有关,他认为:

积人遂成世,积治遂成制。积事遂成史,垂为百王治。今治与古治,何异前车辔。今史视古史,何异前年契。

人积人之谓治,治相嬗成今古。

人积人乃成世界,治积治乃成制度,事积事乃成历史,这些也即衍化呈现为历代诸王的实际治局。可见在他的认识里,历史即治理经验史,同时其中还内含有一种特别的累积流变意识。并且古史(同时也是古治)对今史(同时也是今治)而言,无异于先代治理经验的留存(驾驭之缰绳与记录之契据)。二者之间,同样是前后对应且嬗替流变的。亦即,今天的现实不过是历史演变发展的结果而已。这才是他强调若要认识当下之典章,则需考察屡朝之方策的内在原因。这一古今之间的流变意识,魏源多有表达,如: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

今日之今,风风雨雨。俄焉瞩之,已化为古。

不但今日与三代不同,甚且今日之今,俄顷相视,已变化为古。其对古今嬗替流变的强调,可谓至极,大有古希腊哲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相似况味。这也是多为学者所注意到的魏源的“变易”思想。而王夫之也有过去沉积于现在、现在决定着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本是一脉之流的认识,称“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谓之曰过去,不知其未尝去也。有将来者焉,流之归也,而谓之曰未来,不知其必来也。其当前而谓之现在者,为之名曰刹那,不知通已往、将来之在念中者,皆其现在,而非仅刹那也”。龚自珍同样说:“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魏源的认识,均与他们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此一看法,尚有一更为根本的哲学基础,即魏源认为大千世界的运行规律,是变动不息的“气化”:

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柞薪之木,传其火而化其火;代嬗之孙,传其祖而化其祖。

魏源以薪火与祖孙为例,比喻今来源于古,而变化于古,可谓恰切。由此强调历史(古)与现实(今)是被气化所决定的一种流动的情势,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他还说:

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

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流变,有其不得不然的情势,与气化嬗递而成四季是相似的。这种对世界本原的认识,隐隐体现出张载以来,尤其是清代属意经世的气论学者的影响。不过魏源之所以强调世界的这一形上部分,并不如一般理学家那样是为了辨析世界的本体为何,而仅是为自己的经世认识提供形上保证,借之打通形上与形下而已。故他在这一形上部分并无多少深造,仅停留在拿来主义的地步。他更为强调的,还是现实是历史变迁的终点这一认识。他还说:

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

正是因为现实是由历史变化而来,研究历史才对理解现实具有重要意义。站在今日局面的基础上(立乎今日),深入理解这种局面从过去流变至今的情形(以指往昔),方能辨别出历史上看似相同乃至相反的政策措施(异同黑白),其实都是因病施药、因药致病,病与药不断相互刺激生发的产物(病药相发)。只有如此内在地理解历史与现实,才能为今日治理政策的因革损益提供可靠的依据。

总之,虽然同样将历史视作对过往治理经验的记录,但与一般孤立地将历史仅仅视作现实的镜鉴,以及孤立地强调关心当下的现实状况相比,魏源更突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嬗替流变关系。他认为现实是由历史演变和导致而来的,且这种演变是一刻不息的,因此理解现实,必须先从理解历史开始。而理解历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为当下认识与改造现实提供依据。并且魏源将这一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上推到部分明清学者的“气化”(而非“天理”)本体之上,为其经世取向建立形上依据,使之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而不仅是治理现实的一时方略而已。

二、史学是对历史与现实何以嬗替洿隆的追讨

既然今日的现实局面由过往的情势流变而来,并一定程度上为其所导致与决定,那么对当下的把握,就必须借径历史。这种把握,就是魏源认为的史学的主要任务。他说:

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从违、知参伍变化之谓学。

在古今嬗替流变中,追讨道与器洿隆与敝更背后的原因,并且知晓以之修己与治人时,何者当从违,何者需变化,方称得上学。这里的学,即指史学。由此可见其史学的核心追求,在乎对古今洿隆流变原因的深刻理解与把握。这种观念,与龚自珍相比,就动态得多,龚自珍说: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

龚自珍以为周代以上,治教不二、君师合一,因此所谓历史与史学是同一的,且是同一于先代治理经验的。甚至法、书、礼等,乃至道,也均为同一事。龚自珍是在极力突出学无空言、道非虚设,而务在经世致用的旨趣,与颜元的“圣人学、教、治,皆一致也”类似,也与章学诚力主官师合一、道寓于器,乃至六经皆史,史以经世等认识是一致的。但是魏源与他们相比,却并没有将史学直接等同于历史(治理经验),而是强调对古今流变所由然的准确把握,才谓之史学,其中蕴含着一种特别对动态流变的把握意识。此一特别之处显示,由于在章、龚眼中,史学既是历史,也是先王先圣的治道、治法,其与章、龚当身现实的关系如何,最多只能从语境化地理解这一治道、治法上来构想。如先王先圣如此构建治道、治法,其应对的现实语境是什么,其如此构建的苦心何在,思考清楚这类问题,来帮助我们在处理当下问题时找到思路。当然也包括提醒当下学者应学习先圣先王,要有现实关怀。但是魏源所理解的史学,却是高于历史的,它是加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流动视野,突出的不是静态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历史在嬗替流变中对现实的前提性与宰制性。因此,魏源史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就远较章、龚的看法更为直接与密切。

魏源的这种认识,当然并非一己独造。原本在强调“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传统史学意识中,即已指出需在始终(古今)流变之间把握时代兴衰的内在秘密。尤其在源出史官的道家那里,这类看法更为普遍,如刘咸炘曾总结道家史观曰:

《七略》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执本,以御物变。”此语人多不解。不知“疏通知远”“藏往知来”,皆是御变。太史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即是史之要旨。吾名之曰察势观风。

所谓“秉要执本,以御物变”“通古今之变”“察势观风”等,均强调一种把握古今流变的史学意识。不过相较于刘咸炘更突出“察势观风”(即其所谓土风、时风),魏源在《老子本义》中说“黄老静观万物之变,而得其阖辟之枢”,在《圣武记叙》中说“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虽与前引“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知参伍变化”等多有用词变化,但都强调要从观察这种“变”之中得其“所由然”或“阖辟之枢”。概言之,所谓“观变得枢”“溯洄本末”“推本洿隆”,即把握古今变迁的关窍,才是魏源所认为的史学的目的所在。这一看法,虽然在章学诚与龚自珍处也并非毫无迹象,如章学诚曾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但他们仅是偶一言之的一般性书写,远不能与魏源将之作为方法论反复强调相比。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魏源的“观变得枢”,一方面是像道家一样,将自身置于历史之外,以获得对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但在另一方面,则是将自身置于历史流变之中,强调一种刚健有为的儒家精神,意图努力把握历史命脉,将之落实于当下的“自治外治”之中。因此,他才说这种观变得枢之学的目的,是“学为师长,学为臣,学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国、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齐且治平者也。”亦即历史研究的目的,要落实在当世人事、政教,乃至从个人诚正到家国天下的修齐治平之中。因此可以说,魏源史学具有方法来自道家,关怀却纯乎儒家的双面性格。后来刘咸炘在史学方法上强调道家,但在本质上将史学理解为“人事学”,似乎也包含着关怀天下的儒者面向,但与魏源相比,他还是不自觉地将自我安置在一个历史观察者的位置之上,与魏源将自我建立为历史承担主体的意识是有差距的。

仅有溯洄本末的意识,在认识现实时恐怕还不能充分。因为我们一旦将这一方法真正应用到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中,可能首先便会碰到两个实操性的问题:一是溯洄的内容是什么,即对一个时代来说我们溯洄什么才是最为标志性的“现实”?二是溯洄的时段需多长,或者说要溯洄到哪里对认识现实才是足够的?作为一名实践者,魏源对此类根本而切实的问题,也给出了他的经验。

首先,作为对当下世界有充分关怀的学者,魏源与其他经世学者一样,主张对当下与现实相关的各种问题,均需予以关注:

选举、考察、职掌之必悉,而后可以审立官;赋榷、俸饷、出入之周知,而后可以制国用。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别,何以辨五礼之仪文?山川、关塞、邮驿,不审其方,何以筹九州之控驭?明罚敕法,准乎律例,如程物之有衡;堤防疏浚,各有情形,必左图而右史。

这里他虽然仅提到用人、财税、礼制、舆地、法令、水利等方面,但其背后指涉,实为与经略现实相关的所有事务。在更为概括性地表述时,他将之总结为上揭“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即民力、物力、人材、风俗四项。其中民力、物力,可视作是对国家政治尤其是财政能力的一种反映,而人材、风俗,则与整体的士风、民风相关。后来刘咸炘也说,历史之识是“知政事、风俗、人才变迁升降之故,孟子所谓论其世者也”,均显示出此类抱有经世关怀的学者,在这一思考上的接近之处。其实,政事、风俗、人才,再加上讨论这些的学术,原本即为古人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四个维度,是更能体现国家整体状况的重要指标,并且相互之间有一逻辑关系。钱穆先生总结说,嘉道新变就是“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即当政治刓弊的情况下,则寄望于社会普遍风气保持良性,若社会风气亦趋向败坏,则只能通过改造学术,来再造人才,以期回头去挽救政治。这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魏源溯洄的为何是这些内容。

其次,对于溯洄的时间范围,若宽泛言之,则是上揭之“今世”“前世”,以及《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的“屡朝”;若具体言之,则在《圣武记叙》为“我生以前”“我生以后”,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中为前“二代”。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时间,无非是在说明,欲深入认识今日的问题,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前后因革损益之中考察求取。时间越近者,与当下的历史情势越具有直接相关性,即所谓“时愈近,势愈切”,其对认识当下也就更为重要。因此这一溯洄的时间范围虽然并不胶固,但也大致落在距离研究者不远的“近现代”而已,由此也特别展现出研究近现代史对当代的重要意义。

总之,相较于章学诚、龚自珍一般性地突出经世意识,魏源更加强调历史与现实之间是一种流变的情势。而相应的,只有对这一古今情势何以洿隆嬗替加以追讨,方可谓之“史学”。努力把握古今情势变迁背后的原因,就成为对这一史学的基本要求,其最终目的,则在于为当下现实中的修己与治人提供依据。可见魏源已经深刻认识到,当下现实中的兴举,必须有一对当下问题深入认识的前提条件,而他所谓的史学,正是此一前提条件。因此,贺照田先生认为,魏源的历史学就是其识今学,这是非常准确和有见地的。

三、主体对现实的充分认知如何达致

如果说,溯洄的内容与时段,一定程度上还是具体的、外在的规则,那么,若欲令把握现实的认识工作真正展开,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关键和紧迫的问题,即把握现实的认知主体,怎样才能具备充分把握现实的认知能力?要获得这一充分的认知能力,认知主体又需要经过怎样的磨炼?众所周知,这一认知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其要求的认识能力也不能是固态的,它需要随着所面对的主客观形势的变迁,不断地磨炼、打开与提高。并且由于每个人所处时与地的局限,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就很可能是局部的、表面的、偏狭的,如何尽最大可能突破人之为人的局限,让一己对现实的认识不是某种想当然,就对认知主体提出了更多自觉的要求。魏源久历世务,对此亦筹之至熟。首先,如上揭所示,他受老子影响,以为“得其阖辟之枢”的前提,是“静观”万物之变。此一“静”字,显然有老子要求认识主体清虚澄明、不偏不倚,以便更充分和更客观地容纳、观照外物的内涵。魏源在《老子本义》中援引苏辙的“虚极、静笃,以观万物之变”,也印证着此类思考。有时,他又将这一静笃,称作“穆清”,说:“大圣人端拱穆清,揽群策,执参伍,探万物之本原而斟之,王路奚患不荡,王道奚患不平!”这里的深探万物本原(症结)的前提,同样是“穆清”,也即认知主体处在一种清虚平衡的状态中,无执无欲、能鉴能照。

与此同时,魏源对这一主体状态,又有更多儒家式在“动”态人事中磨炼的要求,可看作是对这一道家“静”观的具体补充与拓展。他认为,溯洄本末之时,必须将事与心、法与人、今与古、物与我四对事物彼此互质对勘。他说“事必本夫心”,但“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即外在事务如何处理,均出自人心的裁断,但真正充实饱满的心灵,却又需要在外事上衡验。质言之,魏源着意让主客观互质互动起来,以避免徇外丧我和师心自用两种阻碍真确认识对象的常见问题。他又说“法必本于人”,但“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法度因人而设,但是人在具体做事时,却又需资借法度框架的便利。显示他是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凭借已有的制度设施条件,放在一起考量的,亦追求一种二者间的平衡。他接着说“今必本夫古”,但“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当下的作为必以古圣先贤的实践与义理为折中,但善言古者,绝不是生搬硬套古人陈迹,而是在充分动态理解古人的基础上师法其心意,以证成今日之善治。即古与今皆非死的教条,而是可以互相校准、证验的活的人类经验。最后他说,“物必本夫我”,但“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这里的“物”,指“他人”,魏源强调:自我当然是他人意见的最后准衡,但善于提出自我意见者,一定是懂得听取他人意见的人。在这里,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善入夫人人之心,又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的方法论。即对于他人之心,我们首先需要有深入体贴的能力,然后还能既不限制在他人的立场、意见中,又能借他人的立场、意见扩大、提升自我的心胸与认识。

魏源给出的这一在事与心、法与人、今与古、物与我四个维度各自彼此互质的方法,明显将自我与外在事务、自我与外在制度、自我当身的现实与古人的历史实践、自我的认识与他人的意见,互相辩证统一起来,以期通过外在于自我的种种实况,打开一己所可能带有的偏狭、局限,提高认识能力。为行文方便,我们暂且将这一方法称作“主客四维互质法”。显然这一在动态中运用的方法极具分寸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对其主体提出了甚高要求。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一方法通过一个不断保持开放的自我,来与外在世界相摩相荡,以充分涵纳外在世界,从而为达致对它最大程度的真确认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除了借由历史维度来认识现实之外,魏源并没有忽视立足当下来把握当下。第一是亲自实践,以获得躬亲体察的直接经验。他说:“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真正的实践者,是不会依谱下棋、按图相马、泥法治民的。魏源在诗歌中也吟咏过“书生读史谈形势,果否披图胜陟山”的句子。可见他充分重视纸面虚理与现实情形之间的距离,给予亲身实践在认识现实中以突出位置。

第二是实地调查,以获得对现实情况的真切了解。他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皇华》之诗知之矣。”魏源期望通过《皇华》之诗吟咏的“咨诹”“咨谋”“咨度”“咨询”来认识现实,这与现代学科中强调的调查研究意识,已差别不大。此外,他同时认为,一旦这样的调查访问抵达现实最精微的真实面向,则其同时即意味着落实,也自带着落实,即所谓“诹、询、谋、议与施措同”。此处蕴含有甚深哲理,既给予认识在经略现实中以充分的先在地位,同时也将认识与行动打通,认为真正的认识所至,亦即行动所至。需要另外说明的是,表面而言,此处似乎有阳明“知行合一”的意味,但其内里却恰恰相反:魏源用以统合行的乃闻见之知,阳明用以统合行的是德性之知。魏源这样的思路,彻底赋予客观认知外在世界独立地位,强调其在经略现实中的前提性与必要性,而阳明则将客观认知外在世界统摄在德性之知当中,不承认其有独立地位。这种差别,代表着魏源这类经世学者,对独立察识外在世界的别样重视。之所以如此,大约与他们对改变现实所必备的认识前提有更为真切的体认有关,他说:

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之节次,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之万变,宜各通其要,不得谓一可类推也。

耕、获、舂、炊,每个变化中的环节,均需受到正面对待,这样才能使开出的药方紧贴脉象,而虚实补泻各奏其功。其中透露着魏源对如何才能扭转现实的深入体会。不但要重视古今情势的流变,还要重视对这种流变中每一个环节的认识与行动,如此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这些话,若不是有真切的实践经验,恐怕难于如此强调。正因为如此,他对现实认知的格外重视,给予其独立地位,就不难理解。

并且,魏源将这一对认知的强调,也推到了更为根本的哲学立场之上。他认为,如果我们对现实认知到绝对深度,是可以窥破天地奥秘,而使己之灵爽应合到天地之灵爽上的。是则无所谓古今,也无所谓人我,而可以无微不入,无坚不劘,从而人也即可以与天地造化相通,甚至可以自造自化,他说: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己之灵爽,天地之灵爽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何微之不入?何坚之不劘?何心光之不发乎?是故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

人的认知能力与造化相通,并且可以自作造化,其哲学性浓郁,与《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的认识内在一致。再次显示出魏源在本体论层面的追求与探索。当然,这也更加凸显出魏源对扭转现实所需的认知能力的无上强调与重视。

总之,魏源在强调通过历史认识现实之时,首先考虑的是认知主体如何最大可能地获得真知的问题。我们知道,探讨主体的认知能力与范围,同样是西方笛卡尔、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与他们重在批判主体的认知局限性不同,魏源虽然也充分意识到个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但他受道、儒两家影响,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清虚空明的“静观”与“四维互质”的动态磨炼中,既保持主体的不偏不倚,又实现主体的不断扩充与打开,从而达致对外在事物最大可能的真确认知。虽然这种对现实的认知属于闻见之知,与阳明的德性之知有别,但他同样将之上推到本体论层面,认识到这样的认知达到极深研几的程度,是能够以人力而通于造化、改变造化的。魏源对认知如此强调,无疑是其深刻体察到经世需有充分的认知前提的结果。此外,魏源也注意到当下的实践与调查在认识现实上的重要作用,虽然对此并无特别发挥,但也是其完整认识论的组成部分,不应忽略。

四、对衰败现实的有效改革如何展开

由上可知,在魏源看来,现实是历史流变的结果,因此认识历史的目的,即在认识当下。而深入认识当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找到恰切的方法举措,为改革现实提供依据。尤其是在一个日渐衰败的时代中,如何止衰起弊,是以他和龚自珍为代表的道咸经世士人念兹在兹的问题。此一方面,魏源的论述也非常具体深入。他从自己一贯考察历史情势的眼光出发,首先指出一个朝代前期与中后期的政治现实、人心利害的错综复杂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凡国家当创造之初,人心思治,官朴吏愿,士纯工悫,男侗女庞,其君子勤礼而急公,其小人畏威而寡慕,故上常清静休养而天下治。休养日久,生齿炽而机变滋,人心日趋于利。利出于二孔,则不归于上,不归于民。有救时君子欲挢其弊而还其利,势必不得不出于更革。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于是中饱不便之人辄群起而哗之。豁群哗之难,难于豁积弊,任事者遂动色相戒,以改作为多事,以因仍为持重。

作为深度参与当时漕盐等大政的改革之人,魏源对王朝中后期的改革之难有深切体察。他尤其分析了王朝中后期依附在现有制度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情形,即承平日久,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人心普遍机变趋利,依附在制度之上牟利的人会越来越多。而改革就一定会触动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遭到其舆论反扑而陷于被动,甚至会导致后人以改革相戒。作为一名受过实践磨炼之人,魏源道出了改革现实的复杂之处。在他看来,虽然天道不离一阴一阳,但常胜者却是阴,并且“政教之治乱,贤奸之进退亦然”,体现出他对改革所面对的人事阻力的充分体会。

更有甚者,改革有时所面对的阻力,并不是单维的,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他将之称作“风会”,以为此类风会既成,人力亦莫如之何:

有士风,有民风,斯二者或区于土俗焉,或移于政教焉。……风之既成,贤君相三纪挽之不足;风之将变,一狂士败之有余。

这里虽然仅提到魏源甚为重视的人材、风俗的情况,但显然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整体状况。所谓的风会,并不是单个原因导致的,而是历史中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章学诚同样说过“风会所趋,庸人亦能勉赴;风会所去,豪杰有所不能振也”。也许正是对风会既成,难于从单一方面改变的情形深有体会,魏源才能将如何认识现实的方法发展到那么深入。他在其他篇章中,依据其气化观,对如何才能改变现状,有更为细致的说明:

神气化形体,形体化衣食,衣食化语言,语言化酬酢,酬酢化尊卑,尊卑化轩冕,轩冕化宫室,宫室化城郭,城郭化市井,市井化赋税,赋税化燕飨,燕飨化狝狩,狝狩化盟会,盟会化歌舞,歌舞化聚敛,聚敛化刑狱,刑狱化甲兵,甲兵化水火,水火复化神气。其来也浡不可阏,其成也坚不可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而但能以甲兵止甲兵也;不能使刑狱之世复还于无刑狱,而但能以刑狱止刑狱也;不能使歌舞之世复还于无歌舞,而但能以歌舞为礼乐也。刑狱、甲兵归于歌舞,歌舞归于礼乐,礼乐归于道德,则不肃而严,不怒而威,不侈靡而乐。是以圣王之治,以事功销祸乱,以道德销事功;逆而泯之,不顺而放之,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是谓反本复始之治。

从神气到形体,一直到水火,再回到神气的转化,中间的每一环节,其来不可挡,其成不可摧,即使是圣王在世,也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不能使刑狱之世复还于无刑狱,不能使歌舞之世复还于无歌舞,只能是在现有基础上,以甲兵止甲兵,以刑狱止刑狱,以歌舞为礼乐。亦即顺应历史情势做出引导,一步步臻于至善,而不能逆着历史情势,预设一个目标,妄图跳过现有条件而跑步抵达。不过即使气运如此难于撼动,但魏源依旧强调意在改变现状的刚健有为,尤其是执政者当“逆气运”而动:

真人逆精以反气,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

当政者应当逆气运以拨乱反治,其积极干预现实的态度可见。他认为“彼以纵任为顺天者,随其懠而助其虐也,奚参赞裁成之有?”但是在具体落实兴革举措时,他却以为当谨慎从事,不应大变速革,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对操切,而强调因势利导。他说:

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

魏源以为,现实问题并非表面对治即可解决,而需要对其背后导致此一局面出现的各种历史机制有完整深入认识,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申韩之法),则不是针对这些历史机制的因势利导(黄老之术),只是对表面需求的快速、彻底满足,其结果可能是“激而反之”。只有将求治之兴革与因势之利导结合起来,取长弃短,方为治国之庖丁。这一看法与同为湖湘先贤的王夫之一致,在船山看来,国步艰难犹如琴弦之松缓不调,如果不能顺着其背后原因进行调整,而只在表面上亟于拉紧,则“大弦急,小弦绝,而况可以调乎?”魏源在其他篇章中也说:

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

及有过而渐喻之,感悟之,无迫束以决裂,此末世之“无为”也。

君子之学,不主逆而主复。

第一则里的所谓“熟”,不过是操切的反义词而已。第二则“无迫束以决裂”,正是他强调“熟”的核心缘由。第三则里的“不主逆”,是就改革举措而言,非在改革勇气上说,故与前文“逆气运”之“逆”非同一层面之事,不可泥于字面。魏源强调复而不逆,同样可见其因势利导的用心。然而何者为复?何者为逆?其差别何在?尚需追问。

其次,他认为改革不在改弦更张,而在除弊。除弊即所以兴利,而其要在得人。他说:

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

国家盐法,本来美备,止因事久弊生,有名无实,非法病人,人自废法。今惟有申明旧章,大加厘剔,则除弊即所以兴利。

故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

复者,严格制度落实(综核名实),搜剔弊病,以复制度本来之初者也。逆者,直接对治当下弊病,变法更张者也。他并且指出,落实“复”的核心,在于找到问题的症结并找对解决之人。他说:

正其原,顺而循;补其末,逆而棼。苟非其人,功不虚创,事不虚因。

显然这对执政者的认知能力与执行能力,均提出了较高要求,他同样感叹道:

故废谱而师心,与泥谱而拘方,皆非善弈者也;有变易之易而后为不易之易。《书》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孰是局中而具局外之识者乎?

可知他的改革论,一是与死的治法相比,更看重人的能动性,但同时并不彻底摆脱成法(废谱),而是主张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二是强调对当下问题,能够有一定突破自我所处时地的超越性认识(局中而具局外之识),这一点与龚自珍在《尊史》篇中所说的“能入”“能出”是一致的。

第三,他主张政策必须简易,即意在取消过多的中间环节,以消灭蠹虫的生存空间,减少制度运行成本。他说: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与其使利出三孔二孔病国病民,曷若尽收中饱蠹蚀之权使利出于一孔?

总之,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

清初顾炎武、王夫之均有“法密则吏权重”的观察。盖一个王朝越到后期,人心思利,内卷化越严重,为了防止蠹虫,只能层层加密制度,美其名曰堵住制度漏洞。另一方面,末世士风功利自私,官风颟顸糊弄,在上者意欲振起有为,也只能借助制度的约束与敲打,从而使得制度同样愈趋愈密。这是晚明和晚清均出现的情况。但制度繁密的结果,看似层层防弊,水泄不通,实则提高了中间各层级执行制度的胥吏们的地位,在极大地增加其工作强度的同时,也平添其执行之权,拓展了其上下其手的有利空间。日久天长,不但制度会被胥吏架空,弊不胜防,而且会使得被制度约束者,人人为了应付制度的烦琐要求,走向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而无法务实,即所谓治官之官多,而治事之官少。最终令卷入其中的整个社会,谨小法,忽大体,付出巨大代价。因此顾、王均主张疏阔节目,以取消制度成本。魏源曾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收录康熙四年(1665)广东总督卢崇俊之《法令应归简易疏》,称:

夫法令一多,则内外衙门,在大官惟成例是遵,每多查驳之烦;在有司惟功令自畏,有不遑救过之虑。岂能计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抚字之仁耶?且因丛迫之际,以致左右作奸,则民生愈受其困矣。若政治一归简易,则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门各役莫施鬼蜮之伎俩,是害不除而自绝,利不兴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

魏源是对此类看法有切身体会的,他说:“政不易简者不可以宜民,非深知险阻者亦不能以易简。”二语看似平易,但却是一个真正对现实有深度参与且有深刻认识之人方可道出之言。政令烦琐,制度丛密,最终得利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依赖体制生活之人(尤其是吏胥)。正是因为懂得此类人的千沟万壑,清醒的执政者方知易简的珍贵。而龚自珍在清政府对大员的管控中,也发现这类问题:

谓率天下之大臣群臣,而责之以吏胥之行也。一越乎是,则议处之,察议之,官司之命,且倒悬于吏胥之手。彼上下其手,以处夫群臣之不合乎吏胥者,以为例如是,则虽天子之尊,不能与易,而群臣果相戒以勿为官司之所为矣。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虽圣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鱼,忠如诸葛亮,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而况以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耶?

龚自珍的视野,已经涉及对清廷统治术的鞭挞,与魏源立足于改革现实的视角稍别。但同样可见作为好友的龚、魏二人,在某些问题上的一致性。

第四,反对不顾当下情势而一味复古。他说:

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

恢复封建、井田等议论,为清初学人一大话题,魏源从人情、时势的角度,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政治的终极目的,在于利民,因此只要有利于民者均可采用,而不在于其古与不古。这种立足当下、讲求实效的精神,可谓前后一贯。他又说:

事期可行,不取乎迂高;效责目前,毋征乎往古。

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从来不沉醉于空谈理想中,更不会一味地泥古崇圣,只会在当下复杂的现实局面中,取其可以改善的部分,慢慢求取实效而已。王船山有言:“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魏源与之精神意趣毫无二致。可以说,像船山、魏源这样深入参与其时代现实之人,其思想的深刻性正来自亲身的行动与体验。

其实之所以不主张一味复古,还是因为魏源认为古有古之情势,今有今之情势,“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因此,真正的学者在理解古人时,需“设身以处地”“平心以衡其轻重”,来打破以迹观人、以迹师古的问题。王船山也曾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对船山、魏源而言,设身处地,平心衡量,都是突破当下之我的时位局限,而深入理解古人的基础。毋庸讳言,在王、魏时代,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理解古人的问题,是因为当时能够佐助思考当下治理问题的参考项仅有“往古”,因此如何理解古人,就对彼时的人士如何思考现实有着绝对的重要意义。而在其后不久,“西方”逐渐涌现为中国人更为直接的谋治参考项,他们二人如若生活在彼时,也一定会对如何深度理解西方有更多提醒,而在师法泰西器物、制度、文化乃至“全盘西化”等建议之上有更多真见。

总之,魏源以为,不论是何种改革举措,均当以深入认识所面对的现实状况为前提,展开因势利导的工作,避免大改骤革,甚至应当“敝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乃至以兴利为除弊,以简易行变通等。因为在魏源的认识里,现实世界类似一名东倒西歪的醉汉,需要不断左右扶持,对于治理者而言,本即无所谓良药、毒药,只有对症之药:

汉文用黄、老,孔明用申、韩。为术不同,同归于治安。晋以庄、老亡,秦以申、商族。为术不同,同归于倾覆。用法不为法所庸,九流腾跃入环中。

道家与法家,一无为,一刻酷,貌似相反,但用之得当,却可以同归于治安,用之不当,也可以同归于倾覆。再次突出他对并无本质治法而只有用法巧拙的认识。他最终的目的,是达致老子般“静胜动”“牝制牡”“柔胜刚”“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的效果。在魏源看来,老子的这些思想,充分面对了衰败之世的历史条件与现实情势,考虑的是在一个王朝后期各种条件均相对成型、固化的基础上,如何认识现实、展开改革的问题,因此他说:“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书也。”显然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些复杂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乃至改革论与实践论,也是对老子这些思想充分吸收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是在一个王朝的开国之时,甚至是王朝前期,官风、士风、民风,乃至政治运作、制度执行、财政基础等尚好的条件下,改革现实并不一定需要如此复杂、谨慎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魏源若身处其时,其建基在史学上的认识论、实践论自然也不会如此复杂,是嘉道时事,作育了龚、魏等一代经世学人。

余论

晚清以来,学人论道咸以降之学术,普遍以“经世”概括。但魏源与章学诚、龚自珍,乃至后世有同样主张的刘咸炘等人相比,还是不难看出,章、龚、刘等人,乃置身局外以观局中,多流于提出观点,由于缺乏实践的磨炼与对峙,没有发展出更具针对性的理解细节,其识解尚不脱文人学士之议论;魏源则处身局中以裁局外,故不但可以提出观点,而且可以在实践中细化和磨砺已有认识,使之进一步深化、着实,其目光直透现实与当下,终究乃担当实干之人。

近代以来,魏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重要性是被放置在后设的所谓“时代主题”(中西关系)中来凸显的,从而在有意无意间,放松了立足在嘉道时代问题前后形成的脉络上来考察魏源的感受与思考,这恰恰违反了魏源的历史观与认识论。实际上,对于魏源而言,努力紧贴历史脉搏,认识自己的时代、改造自己的时代,才是他能够养出超越侪辈的“看世界”之眼的关键。他通过对史学的发挥,构造出一套全新的认识论,认为历史是过往的治理经验,而现实是当下的治理现状,并且现实是历史流变的最终结果,这一流变演化过程,自有其不得不然的背后决定条件(气化嬗替)。有些情势一旦形成,人力改变起来会非常困难。而史学的首要追求,则在于准确把握古今嬗替演化背后的情势条件,考察民力、物力、人材、风俗之所以盛衰消息的根本缘由。与常常将历史孤立地理解作可资与当下对比、借鉴的过往经验不同,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了流变互动的观察视野,从而让他的历史学,直接就是识今学,他所体察到的历史,也直接就是制约乃至形成当下现实的前因,从而成为认识当下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由此魏源在方法论上提出“溯洄本末”“观变得枢”之法,并且明确要求认识主体既要澄虚“静观”,又要在事与心、法与人、今与古、物与我两两互质中“动态”磨炼,以期突破个人的天然认知局限,获得对当下之为当下,是什么、为什么、从哪来等问题的最大认识。进而为如何在当下建设一个好的世界,如何振衰起弊,提供认识论前提。沿着这样的认识论,他针对当下的改革实践,虽然强调直面时代问题,但同时主张只能依现实的情势条件,做出因势利导的改变,而不能脱开此一情势,追求某个应然的改革目标。具体而言,是反对鲁莽操切,强调以复代逆、以去弊为兴利、以简易豁积弊、以实效法古今,体现出深入把握现实肌理,因时乘便,调动各种因素来塑造局面,而不泥于表面上一招一式对治弊病的老学精神。黄象离为默深文集作序,称“先生盖深于道家言”,是有见地的。盖道家原本“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正是魏氏史学在认识上、实践上的最终追求。

此外,中国史学历来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以探索“古今治乱兴废得失之数”为最高义谛,内含着浓郁而强烈的经世意识,魏源史学虽然在认识论、实践论上深受道家影响,但其内在精神却与儒家别无二致,强调的是史学积极承担历史命运,刚健有为,最终落实为“内治外治”。不得不说,他的这一儒道互补的历史思维,既是对王夫之“体人情、揆事理、周世变、究终始”的历史方法的进一步细化发展,又是对顾炎武立足现实重返历史探索的活的继承。但是也要注意到,魏源的历史学,同样有其所针对的历史条件,即他思考的是在各种条件都趋于成型、固化、衰坏的王朝后期,如何振衰起弊的问题,因此他尤其强调改造现实之前,首先需要深入认识现实,并且需要为这一认识找到一个确切的方法论。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需依据这一认识,顺势而为。这是魏氏史学最突出的特点与贡献,也是嘉道学人在共同的现实关怀之下,对经世学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开拓与创获,可视作道咸新学之所以为新的根本所在。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魏源的识今之学,除了特别突出仰仗历史之外,并没有忽略同时立足于现实的实践与调研,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他完整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方法论。在进入现代之后,我们经略现实,已经主要依靠新兴的各种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提供的知识工具,而实践、调研的重要性也早已得到这些学科的普遍重视,成为它们获取“社会事实”的基本手段。反而是如何理解这些获取的社会事实,如何准确定位这些社会事实,从而真正找到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实现有效经略,成为普遍困扰这些学科及学人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魏源纵向的历史维度中所包含的“观变得枢”意识,就变得格外重要,它为我们突破仅是照相式地横向获取社会事实,而展开纵向(时间维度)的认识与理解工作提供了深切的方法论。龚自珍曾云:“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魏氏史学,其所以知来藏往者欤!

附记:本文写作受贺照田先生2008年秋在新竹清华大学开设的晚清史课程“历史的挫折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启发,并蒙张勇先生、靳大成先生教正,敬申谢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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