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财政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意义重大,相关问题备受关注。对一个典型县的追踪调查显示,县域财政在实践中呈现出专项化与金融化两种长期趋势。专项化是指财政资源分配以任务事项为基础,自上而下的监管不断精细化,财政体系越来越多地嵌入专门的任务导向。金融化是指县域政府通过银行、债券、证券等多样化金融渠道获得常规财政以外的资金,这类资金灵活性高,能够较为自主地用于县域发展。专项化是将“钱”与“事”绑定,限制财政资源的通用性;而金融化扩大了县域的财政规模和资源灵活性。专项化财政与金融化财政,两者“差异式共存”,共同支撑当前县域治理的多重职能,但其运行风险需要多维度的制度调整加以应对。
关键词:县域治理 县域财政 专项化 金融化
作者: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 210023);王伦刚,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成都 61007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9期P117—P138
引言
县域治理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这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所形塑的学术脉络有关。政府的治理模式是理解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而县域治理又是政府治理的关键环节。所以,对县域的关注,实际上承载了学术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理解,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财政是县域治理研究的关键议题,财政体系决定着县域政府的组织运行方式和公共服务机制。对财政的研究,实质上是以财政为主线理解整个县域治理的研究。
近年来,国家在多方面推进县级财政体系建设:增强转移支付力度、明确县级事权责任、加强财政过程监管。这些工作提升了县域治理的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成效,缩小了县域间的财力差异。县域财政资金主要来自上级转移支付,并且以专项化的方式分配,上级部门对县域治理的目标设置、资源分配、过程监督等环节具有更强的管理能力,县级政府行为规范性明显提升。
但在规范性建设的同时,县域财政的问题与风险也逐步凸显。县域发展压力增大,政府通过银行借贷、资产抵押、国有资源变现等各类金融渠道大规模融资,县域财政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财政行为的复杂性带来了财政风险的扩大。县级存在融资手段不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总量扩大、债务违约风险增加等问题,影响着县域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
因此,当前的县域财政在实践中出现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财政专项化带来保障与监管能力提升,县域治理的规范性明显增强;而另一方面,财政金融化衍生的问题也在凸显。那么,县域财政专项化与金融化的形成逻辑是什么?对县域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调整两者之间的张力,提升县域治理能力?
一、研究对象与调查方法
为了认识县域财政诸多现象之间的关联,本研究侧重从经验整体的角度开展调查。县域财政的经验整体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横向是指对财政结构、项目、金融、债务、经济发展等重要议题作贯通式考察,将其看作一套内在关联的体系,而不能分割地、矛盾地看待这些现象;纵向是指超越短期现象,考察长时段的、稳定的县域财政逻辑。县域治理内容包罗万象,具体的治理行为细碎且充满短期波动,需要拉大研究的视野,才能认知其整体特征。为此,本文采用追踪调查的方式研究县域治理,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观察完整的事件周期,理解其演变逻辑。
县域治理涉及的部门众多,机制复杂,由此带来数据资料的多面性,不同的部门所掌握的数据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如果仅仅依靠一个渠道的资料供给,必然带来信息偏差。因此,必须基于深入调查,对相关单位有充分的调研,才能搜集较为全面的数据,在相互校准中把握真实情况。同时,县域治理是一个综合体系,财政系统、金融体系与其他县域治理问题相互交织。比如,目标考核、机构设置、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与财政金融密切相关,只有将财政金融与其他县域治理问题综合理解,才能更透彻地认识财政金融体系在县域治理中的作用,也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县域政府的行为。
本文关注的个案是地处西部的N县。N县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有30个乡(镇/街道),是人口规模和地域范围较大的县。作为农业大县,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00亿元,人均GDP约为6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中西部地区处于中等位次。之所以选择N县开展长期调查,是因为这样的县域在当前的财政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典型案例需要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点,蕴含丰富的运行机制。对于县域财政而言,典型个案需具备两个特征:财政规模大、财政类型多。一个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则其财政过程必然较为复杂,能够展现当前县域财政的运行逻辑。财政规模直接取决于县域人口,因为人口数量是财政资源分配的最核心指标。财政类型与经济形态多样性相关,因为不同的经济形态关联着不同的财政运行方式,农业需要财政的公益性支持,而工业需要财政的投资性发展。N县是人口大县,县域财政规模大;同时,N县是农业大县、工业强县,产业多样性关联着复杂的财政类型。财政规模大、财政类型多,直接体现在财政数据上。2017年本研究开始时,N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50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有较大规模;同时,财政金融化逐渐凸显,县域政府专项债余额近10亿元,高于当时省内县域的一般情况。因此,从财政规模和财政类型两大核心特征考虑,本研究选择N县作为县域财政的典型个案,开展持续性的跟踪调查。
从2017年到2026年,笔者对N县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查,特别关注县域财政金融状况及其政府行为。笔者对N县的县领导、财政局、金融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县级平台公司等人员和单位进行了调研,通过访谈、数据搜集、项目点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整个县域治理中的财政金融体系。同时,本研究采用档案记录查阅、回溯访谈等方式,积累了2008年以来N县财政、金融的相关资料,帮助我们在十余年的跨度中理解N县治理的总体过程。
这一时段的追踪调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化给中国的县域治理带来重大变化,并经历了多次政策调整。近十几年的历程展现了县级财政金融兴起、发展、压制、调整的周期过程,也展现了国家政策规范性与县域策略灵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意义上,这一时段的观察能够揭示县域治理在实践中复杂的演变过程。
二、专项化:县域财政的“大转型”
专项化是上级掌握财政控制权,并将资源分配融入任务绩效的过程。以财政为基础,上级政府对下级的管理在目标设置、过程监督、结果考核等各方面实现精细化。相比于原有的分权式治理(比如行政发包制 ),专项化带来了两个大的治理转向:专门任务与过程管理。首先,专项化的财政,让每一项资金都依托特定的事项进行分配,县域政府面对的是明确的任务组合。其次,专项化的财政从分配到使用到验收都是强监管,强调全过程管理,县域政府必须紧跟财政的管理程序。在治理任务和治理过程两个维度,县级政府的自主权减少,这与行政发包制的自主治理有本质的差异。在此意义上,专项化带来了县域治理方式的“大转型”。
具体而言,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看到了专项化趋势的四方面表现:财政自给率低、项目占比高、支出刚性强、督查考核严。这四个方面的特点相互联系:在分税制的财政体系下,县级财政自给率低,且支出压力大、刚性强,所以财政资源主要来自上级分配;上级分配的财政资源关联自上而下的治理目标,所以项目占比高;专项度高、任务性强,需要配备精细化的督查考核机制强化过程管理。
(一)财政自给率低
就N县来看,县域的本级财政收入虽然总量在增长,但始终处于低自给率的状态。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比例能代表县级财政的自给率,即本级收入覆盖总支出的比例。近年来,N县的财政自给率平均为20%,大部分财政资金都来自上级。低财政自给率带来县域治理的资源限制,因为上级虽然给予了大量的补助,但上级的财政补助具有非常强的计划性。
(二)项目占比高
在低自给率的情况下,县域财政绝大部分来自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即项目资金。作为自上而下的再分配资源,项目制的资金限定性非常强,其用途、使用期限、管理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功能是弥补县级公共预算收入的不足,均衡县级政府财力。近年来,因为项目制显现的弊端,财政政策不断调整,国家加大了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同时减少了专项转移支付。2024年,N县全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为48.69亿元,相比于2015年的25.24亿元呈现出较大增长趋势。一些研究由此误以为专项化趋势因政策出台而减缓了。专项资金占比下降了,县级政府能否自行支配更多财政资金?实际情况更为复杂,需要区分“名义专项资金”和“实际专项资金”,两者的差异不能从财政数据中判断,要从县域的实际运行中才能发现真实情况。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名目众多,上级政府并非直接“打包”将资金发放给县级政府,而是设立众多渠道分别下放资金。其中,能够让县级政府统筹支配的主要是县域间财政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而其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实也是由专项计划下达,包括义务教育补助、养老金补助、医疗保险补助等。这些资金都有特定用途,实际上,类似项目只是在统计口径中纳入了一般性转移支付。
比较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名义属性与实际属性,可以将N县的财政结构概括如表1。
从财政的统计口径来看,专项转移支付只占上级转移支付总量的4.8%;但从实际用途来看,具有计划专项特征的资金占比为44.5%,专项资金一直在N县占据很高的比重,县级的资源自主空间有限。
所以,从长期过程来看,项目资金在县域财政中具有很高的占比,而且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并不因为政策的调整而轻易改变。在专项化的财政体系下,县域政府想获得财政资金,就必须完成各项目标,形成专门任务的工作导向。而且,近年来依托项目下达的目标越来越精细,目标任务数量不断增长。
(三)财政支出刚性强
从财政总量来看,N县的资源并不少,财政总收入多达六七十亿元,财政资金似乎很宽裕。但是,以上级转移支付为核心的县域财政,具有很强的计划特征,即上级的补助都有明确的支持口径,量出为入。这导致N县的财政具有很强的支出刚性,大部分财政收入在获得之前就已经明确用途了。
2024年,N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共73.5亿元,财政支出量很大,但多是刚性使用。地方治理需要依靠党政机构运转,维护公共秩序,这类财政支出是县域治理的基础。2024年,N县共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1.4万人,用于这部分人的经费俗称“保工资、保运转”,全年共支出约22亿元,主要包括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各类办公支出。除了运转经费,农林水利、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交通运输等重要民生支出占据较大比重,年度总经费在50亿元左右。2024年,N县民生支出最多的是农林水利,这部分资金多达18.6亿元,包括农业补贴、水利建设,也包括扶贫资金。同时,县里把村(社区)的各类经费(村两委工资、办公经费等)也涵盖在这个名目中。教育和医疗卫生约10亿元(不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社会保障和就业9.9亿元,城乡社区支出5.4亿元,交通运输3.3亿元,另有其他住房、文化、科技、商业、金融等服务。因此,这部分总量很大的支出,都是刚性极强的县域治理事项,几乎没有调整的空间。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财政资源虽多,但基本都是刚性支出,县政府的财政支配权非常有限。而且,近年来因为工资待遇、医疗养老以及城乡社区支出的持续提高,县域财政的刚性支出压力不断增大。
(四)督查考核严
专项化财政改变了以往公共资源笼统使用的方式,有明确的任务导向与过程管理。为了实现这两方面的变革,需要强化督查考核,所以专项化也伴随着严密的过程管理和结果验收。督查考核的方式多种多样,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系统,近年来不断强化。有三种类型的督查比较常见:财务督查,考察资金的使用流向、规范、结果;项目督查,管理项目的开展过程与成效验收;政治督查,监察财政运行中的纪律和中心工作落实情况。督查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既有上级部门督查,也有第三方抽查;既有过程督查,也有事后检查;既有常规督查,也有不定期督查。这种精细化的督查考核给县级政府形成了问责高压,使得县域治理必须按照专项化财政的指挥棒来完成任务,并且要过程合规。
可以看到,近年来的县域财政资源呈现出专项化增强的趋势保障了县域治理的基本秩序,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得以规范执行。但同时,严格的制度约束也给县域政府拓展资源空间、推进地方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财政专项化与县域治理的财政压力
县域政府不仅要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也需要主动谋求地方发展。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县域进入了“统筹式发展”的模式,政府需要将政策、土地、国有资产、金融资金等多种资源综合调配、灵活运用。以N县为例,“统筹式发展”的需求集中体现于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创新两大方面。
(一)经济增长
虽然各地的背景条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将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是县域普遍的治理导向。发展的压力可以透过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认识。N县政府每年都会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工作任务。以五年的跨度为参照,2017年和2021年N县的主要经济考核指标如表2所示。
前后比较来看,不同年份,县域经济的考核指标有差异,但经济类指标始终是最重要的。县域政府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指标?主要依靠重点工程项目的大投资。重点工程是当前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各个县域也有不小的经济体量。N县的经济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一年的经济总量也在600亿元以上。600亿元以上的GDP,每年还需要保持8%左右的增长,只能靠大项目、重点工程才能有力推动。所以,在县里看来,最好是投资“几亿、十几亿”的大项目,甚至是百亿级的重点工程,才能有力拉动县域经济。
常规的行政工作可以按部就班开展,重点工程项目则不同,并没有固定的来源和开展方式,需要县里发挥能动性,因地制宜,把握时机。争取重点工程项目,需要较为特别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才能实现。那么,重点工程项目从何而来?有两类重点工程项目:一类是计划渠道的,即自上而下的国家大项目;一类是竞争渠道的,即大的招商引资项目。计划类大项目主要是国家分配,常见于基建领域,“可遇不可求”。因此,招商引资类重点工程项目是县里的工作重心。
2018年,N县从沿海地区引入了一家服装企业H公司,该企业年销售额约60亿元,虽然不是非常大规模的招商项目,但对于N县这样的农业县可算优质。项目规定,H公司将在县郊投资工业园,总投资8亿元,预计三年后全部建成投产,年产值15亿元,带动就业2500人以上,并且有全口径税收6000万元以上。这对于N县而言是不错的发展机会。据估算,如果预期全部实现,能够综合带动 GDP 增长 30亿元以上,而且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但发展需要成本,而且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发展的成本就越高,因为企业的谈判地位高,县里就比较被动。N县的招商引资就具有类似的情况。
H公司与县政府的投资协议中,详细规定了N县在该重点工程中必须提供的资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县里向H公司提供用于投资落地的153亩工业用地,使用期限40年,容积率不低于1.2。该地块虽经过招拍挂程序,但实际为投资方无偿使用。县郊这类土地拍卖平均价格为70万元/亩到80万元/亩,所以县里在土地方面需要先期投入1.2亿元左右。(2)县里另提供30亩的商住用地,用于支持企业解决管理人员的住宿问题。(3)县里支持该投资项目的税收返还。H公司的投资协议要求,县里通过产业扶持资金的方式,减免相当于企业前三年100%的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并减免之后两年50%的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企业先交税,然后地方政府将地方留成部分返还给企业,但是以产业扶持资金的方式操作。(4)N县需要给该项目的生产员工提供培训、住宿、社保三项补贴。在培训方面,补贴100人到沿海培训,每人1000元;补贴2400人在本地培训,每人500元。在住宿方面,县里补贴所有员工一年住宿费的20%。在社保方面,连续三年支持企业员工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社保费差额。
除了具体的资金补助以外,县里还要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诸多事项,包括配套设施、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等。为了提供这些全面性的服务,N县需要调动国土、招商、教育、城建等多个部门,统筹多种资源综合跟进。根据H公司与N县的协议,为了吸引这8亿元的投资,县里需要承担的资金成本在2.5亿元以上。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招商引资项目,成本高于30%。而这类发展资金,都必须是较为灵活的方式支出,县里的常规财政预算是无法支持的。因为在专项化的体系下,财政资金都已经被常规的事项“瓜分殆尽”。承担了如此大的成本,县里的收益却充满了不确定性。H企业给县里的预期即使能实现,也得在5年后,而2.5亿元的发展成本却是县里必须马上支出的真金白银。
H公司的投资还只是中等规模。为了更快地发展经济,县域政府需要不断争取更大型的投资项目。然而,越大的投资项目越难拿到,成本也越高,同时风险也越大。这样的循环逻辑下,县域要想发展,就需要争取更多更大的项目,县里就要投入更大规模的财政资金。2018年,N县启动的另一个项目就堪称典型的超重大工程。在环保高压的情况下,县域招商引资的压力增大,因为大量的企业不能达到环保的要求,这就造成绿色、新能源企业变成了县域招商引资的“香饽饽”。生产新能源的W公司就是如此,在与N县的招商引资谈判中要价很高。2018年,W公司与N县达成初步协议,W公司同意在N县投资100亿元的超大型新能源生产项目,能快速提升县域发展水平,县里高度重视。但这100亿元的招商成本也很高,比例同样不低于投资额的30%。首先是项目用地,需要1000亩,征地拆迁成本10亿元左右。同时,企业还需要县里的产业资金来购买机器设备,县里另外还要负责各种配套设施、税收减免和员工福利。虽然未来的预期收益很大,但三年的投资建设周期内,县里要出资30亿元左右,这无疑是巨大的压力,因为县里一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0亿元。县领导将这一重点项目称为“对赌协议”,如果成功,未来几年将提供数百亿元的GDP,县里的发展突飞猛进;但风险很大,十年以上县财政才能“回本”,而这期间,行业风险、企业经营问题等都可能造成项目失败。县领导坦言,任何一个干部面对如此大的风险项目,都承担着巨大的决策压力。到了2025年,因为市场行情变化,W公司已经濒临停产,项目宣告失败,县里的大部分财政投资都无法收回,成为巨额债务。
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给县域带来了压力,全县必须围绕大项目开展大投资。发展的前景激励了县域政府,但也带来了资金需求和发展风险。
(二)社会治理创新
近年来,社会治理创新在县域治理中越来越重要,同时也给县域财政带来了新的压力,因为创新需要灵活度高的资金支持。
在N县,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内容并不固定,开展的力度随上级部门和地方领导的工作重心变化。例如,中小学免费午餐是较为典型的社会发展事务。2015年,市里要求各地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不仅在学习方面,而且在生活方面也要有发展。参考其他地区的一些经验,N县决定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从2016年2月开始,全县166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实现免费午餐全覆盖,受惠学生近7万人,地方财政按照每生每天6元的食材标准进行补助。N县为促进“免费午餐”政策的落地,让县里的通达集团(化名,国有平台公司)专门负责实施,平均每年需要县财政支出1.2亿元左右。
这笔钱虽然用在教育方面,但不属于上级转移支付当中的教育经费。为此,N县只能从其他经费中支出。之所以选择让平台公司负责,正是因为县财政一时支出不了,只能先让平台公司承办。另一个相似的社会治理创新是土坯房改造工程。2017年,在开展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市里要求各区县除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外,还需要根据本县情况提升工作力度,创新扶贫方式。N县决定将“土坯房改造”作为创新项目。土坯房是指农村地区的夯土墙面房屋,居住条件差,也存在安全隐患。县里先后开展了三次土坯房排查,锁定了16万余户的土坯房,并制定了土坯房改造的三年攻坚计划。这项工程是改善民生的治理创新,市里高度认可,但也给县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县里须自行筹措资金完成。县里的办法是以借贷的方式来筹措土坯房改造的资金,为此制定了《关于统筹整合2018—2021年部分涉农资金用于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项目的方案》,并与农业发展银行在2017年签订了协议。农发行以“扶贫过桥”贷款的方式,向N县提供了十几亿元的金融支持,保障了土坯房改造的推行,还申报了全省扶贫事业的创新典范。像这类发展型的社会事务,需要借助灵活的经费体系才能适时开展。
(三)县域发展的财政压力
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县域治理的核心任务,两者都需要财政资源的支撑。经济增长方面,近年来,N县为了推动发展,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在200亿元以上,其中工业投资的任务额度为75亿元左右。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投资都需要县级的财力作为支撑。工业投资是招商引资的重点,县级财力需要承担基础设施与其他配套建设资金,每年需要县里至少 10 亿元的支持。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如果是县级自投,需要县里融资;如果是上级投资,县里通常需要配套投资,不同属性的项目配套比例不同。根据近年来财政局的债券使用情况统计和国有平台公司的项目建设统计,可以估算,N县每年的发展性资金投入在20亿元以上。比如,2022年,N县各个部门利用专项债券融资投入1.1亿元开展建设,包括农业设施、医院。同时,各类国有平台公司投入23亿元左右开展农业、工业产业园区建设,包括生猪养殖现代循环产业项目、冷链物流中心项目、汽车零部件智慧产业园项目等。同时,国有平台公司还投资棚户区改造、旅游园区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属性不同,有的是经济投资,有的是社会发展,有的则是混合型,但都需要大量的县级财力作为支撑。可以看到,在保运转、保民生以外,N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支出每年以十亿元计,发展越快速的年份,所需要的资金投入量就越大。
县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与常规财政资金属性不同。常规的县域财政已经高度专项化,“量出为入”“专款专用”是其主要特征,而且都是用于工资发放、机构运转、民生保障这样的刚性支出。而发展性投入的资金则带有很大的灵活性,这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创新带有不确定性,难以纳入常规的财政预决算体系。县里每年招商引资的项目都不固定,每一项投资建设所需要的“配套资金”也有所不同,县财政很难提前做出明确的预算。比如,2017年N县的工业投资建设不到100亿元,而2018年因为一个百亿级大项目落地,导致当年所需的工业园区建设资金比上一年增加10亿元,给县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第二,发展性投入需要的是“好用的钱”,而专项财政的钱“不好用”。所谓“好用的钱”,是指资金不限制固定的用途,可以按照县政府的想法来花。而常规财政因为高度专项化,大部分资金都必须用于固定项目,难以用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创新。第三,发展需要的财政资金时间节点比较宽松,而常规财政的时间节点非常严格。时间节点是指资金的使用进度要求,进度不达标的资金会被收回,甚至影响下一笔资金的拨付。常规的工作每年相对固定,基本可以满足专项化财政的时间节点要求,但发展性投入需要根据企业和社会需要来安排资金,难以使用专项化的财政。
可以看到,当前县域统筹式发展的模式,需要将各类公共资源综合调配,投入巨大的财政资源,从而推进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创新。统筹式发展对财政的需求与高度专项化的财政体系存在张力,这不仅在于财政资金的数量,还在于财政资金的性质。专项化的财政体系,资金主要来自上级政府,有严格的用途限制和精细的程序管制。所以,财政体系越专项化,越是压缩县域政府的自主空间。但与此同时,县域政府又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创新,须有大量的财力支持。常规的财政资金已经被刚性固定支出占据,没有多余的财力支撑县域的发展;而且,财政专项化的特点,也使得常规财政的钱很难作为发展性投入。因此,县里必然需要一套常规财政以外的体系,这就衍生出金融化的财政。
四、金融化:县域发展的资源统筹机制
与财政资源的专项化相对,县域治理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总体性趋势——金融化。金融化来自县域发展与专项化财政的张力,其核心目标是为县域政府提供灵活性高的资金,满足发展的需求。
金融在地方治理中的影响早有研究关注,也引发了很多争论。但既有研究多是在工具层面理解县域金融,将金融看作县级政府采用的一种手段。 本研究不讨论具体的、作为手段的金融,而是认为当前整个县域治理本身具有金融特征,金融资源是县域运行的基础。这种内在的、长期的特征表现为县域治理的金融化。县域治理金融化,是指县级政府及其主导的企事业单位,通过银行、债券、基金会等金融平台进行融资,并用于县域公共治理。从古至今,县级政府一直存在借债等融资行为,但金融化是新近的现象,其标志是县域政府持续性、大规模地通过金融机制获取公共资金,金融成为当前县域发展的支撑条件。县域的公共资源(土地、国有企业、工业园区、产业项目等)可以成为金融市场的融资资源(抵押、租赁、出售、投资等),而金融市场中的资源也能够进入县域公共财政,成为县域治理不可或缺的资金。概括而言,县域治理金融化表现为三方面特征:金融体系有一套独立的运行机制;金融在县域财政运行中具有支撑作用;县域政府围绕金融统筹各类资源。
金融化带来了县域治理逻辑的转变:在发展方式层面,以往的县域发展主要依靠经济增长与项目投入,金融是辅助性的,而当前,金融成为县域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在运行机制层面,以往的县域治理中金融是一个具体领域的业务,而当前,金融成为县域政府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整个县域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在治理思路层面,金融转化成为县域资源运营的重要导向,土地、公共设施、工业项目等各类资源都追求金融转化,试图通过金融渠道为县域治理提供大量资金。
(一)N县治理的金融化进程
虽然县域治理的金融化很难明确划出一个时间点,但很多学者认为,全国层面大规模借助金融为县域融资开始于2008年。2008年,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利用金融体系扩大公共投资。
N县的金融化进程与国家政策导向关联密切。在N县,第一家政府平台公司成立于2005年,但在成立后的三年中,公司的业务规模都非常小,完全是靠成立之初政府划拨的门面收取租金(每年200万—400万元)来维持公司运转,并未在N县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
2008年,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N县开始以平台公司为渠道,以借贷等方式融资,拓展县域治理的资源。从2008年开始,N县的金融化经历了明显的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过程,包括金融主体增加、融资手段增加、融资规模增加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主体增加。2005年,N县成立了通达公司(后改为通达集团)作为县域最大的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融资发展。2009年,县里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为了融资和建设,成立了路桥公司,专门负责城乡道路工程,该公司后来又将业务拓展到教育、卫生、文化几大领域。2017年,县里制定了“工业强县”的政策,为了给工业发展融资,成立了工业投资公司,该公司主要负责县里的工业园区建设,运营国有建设用地进行融资。在三大平台公司下,还成立了若干子公司,负责某一项县里的发展任务。比如,2021年,为了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心工作,通达集团成立了子公司,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门负责蔬菜种植、农业园艺、乡村旅游等业务,是N县乡村振兴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见,县里在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任务,就会成立新的平台公司(或子公司)进行融资,金融化的平台公司是县域发展的建设主体。
第二,融资手段增加。2008年至2013年,在金融化开始阶段,N县主要以银行借贷的方式开展融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同时,在中央的政策支持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开始发行,并延续至今。到了2014年,县里开始通过平台公司发行市场债券。2014年11月,通达集团通过某证券发行工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筹资四千多万元,是N县第一笔证券融资。通达集团后续发行了多笔债券融资项目。2016年,N县的融资手段进一步多样化。县里通过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发行专项基金,用于乡村旅游等项目建设,拓宽了融资方式。同时,又开始发行私募债和信托资金贷款,融资用于棚户区改造。另外,还将国有的医院、自来水公司进行融资租赁,获得高流动性贷款。2017年,县里大面积开展工业园区建设,这些项目采用BLT(Build⁃Lease⁃Transfer)+EPC(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EPC+F(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 Financing)等方式推进。虽然具体模式有差异,但这些项目都可以统称为融合建设(“融建”),强调金融与建设协同运行,简单而言,就是让工程方带资建设。融建拓宽了县域治理的金融手段,因为承建方带资建设,县里分年度偿还本金和利息,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借贷。2022年开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又给县里增加了新的融资方式。2024年以来,国家对地方隐性债务管控更加严格, 但并不能禁止县域融资,私募债、定向债券、可转换债券等成为新的融资渠道。所以,从N县的金融化历程来看,融资手段逐步多样化,政策性银行借贷、商业银行借贷、证券发行、信托、融资租赁、融建等多种金融工具并用,为县域治理提供了灵活的资金渠道。之所以要多种金融手段并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应对政策限制。金融化的资源渠道给县域治理带来资源,但因为存在潜在金融风险,国家不断出台政策限制县级无序融资。因此,县域政府必须掌握多种融资渠道并灵活运用,才能应对政策监管,不断获得金融资金。
第三,融资规模扩大。自2008年以来,金融渠道获得的资金在整个县域治理中的重要性呈现增长趋势。县域治理的融资体系复杂多样,本文以汇总的平台公司融资为线索,统计N县每年的金融资金规模(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平台公司汇总的融资具有一定波动性,受到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但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从2008年的0.50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5.83亿元。金融资金在县域财政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2008年,N县的财政收入为24.2亿元,0.50亿元的金融资金远低于常规财政收入。而2023年,以平台公司为渠道的融资就达到了45.83亿元,而当年的常规财政收入为74.35亿元。2008年至今,N县的金融资金增长速度远高于常规的财政资金。十余年的增长,让金融化的资金成为县域治理的“半壁江山”,对县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金融化的功能
要理解县域治理为什么要金融化,需要从金融资金的使用去向来分析。知道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才能理解金融体系的功能。通过追踪平台公司十余年间融资的资金流向,我们得以分析金融资金的功能。平台公司的融资是县域金融的主体,根据访谈和档案材料,2008—2023年,N县每年的金融资金使用主要去向可以整理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平台公司融资具有多样化的用途,包括公益类(基础设施建设、安置房等)、商业类(国有酒店、工业园),还有很多项目是公益与商业混合(景区建设)。这些项目,涉及县里的经济发展(如工业园区建设)、民生保障(如棚户区改造)、社会治理(如土坯房改造)、应急管理(如疫情留观点建设)等多方面工作,对县域发展极为重要。
三类典型的融资案例可以说明金融化的功能,一是银行借贷,二是证券融资,三是融资租赁,代表了N县融资的主要方式。2010年,县里要在G镇三个村民小组开展土地整理,以农民上楼居住的方式腾出建设用地指标。为了让三个村民小组顺利搬迁,需要建设集中居住小区及其综合配套设施。为了解决综合配套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县政府将一部分已经征收的土地划拨给通达公司,通达公司则利用这部分土地向农业发展银行抵押借款7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至2015年。这部分资金全部投入用于综合配套设施建设。2017年,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融资项目,通达公司与某大型证券公司合作,发行了8亿元的企业债,这是该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融资。这笔债券期限为2017年至2024年,利率7.2%,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三年开始还本。虽然资金成本高于银行贷款,但资金使用灵活度高,这笔高额的企业债有一部分投入到了县里的招商引资工作中,以产业发展基金的方式支持投资企业购买设备、组织员工培训等。银行借贷和证券融资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而非标融资则提供了最便捷的融资途径。2016年,县政府为了解决工业园区项目建设征地拆迁的资金需求,将县人民医院的国有资产划拨给通达公司,通达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一家国有企业借贷1.5亿元,五年内还款。2017年,通达公司再将人民医院的剩余资产管理权融资租赁给另一家公司,借贷1亿元,同样是五年期限。融资租赁则是将医院的产权“抵押”给公司,待本息还清后归还产权。实际上医院本身并不受影响,因为企业不可能真正收走医院,只是名义上借用医院这样的国有资源完成贷款的合法性程序。这笔融资租赁成本极高,利息超过12%,但资金用途不受限制,可以解决县政府征地拆迁资金的燃眉之急。在融资租赁开展的高峰时期,国有资源大量用于租赁借贷,学校、医院以及各类基础设施的产权被“抵押”出去,变成了县域发展的流动资金。
由此可见,金融化的资金弥补了常规财政的不足,可以灵活用于县域的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征地维稳等各种事项,还可以支持县政府完成应急性工作。总之,金融化机制提供了县域的发展性资源,可以让县政府相对自主支配,支撑着当前县域治理体系的运行。而且,这套机制内嵌于当前县域治理的深层逻辑,在现实运行中具有很强的韧性。例如,2025年,平台公司为县财政划拨超过30亿元用于还债并投资发展,而2026年的融资任务突破50亿元,金融机制继续为县域治理提供资源。
(三)金融化的影响
在地方治理中,适量的金融能够作为财政的补充,拓展公共资源,带动县域发展。而本文所讨论的县域治理金融化影响非常复杂。当前的县域经济格局中,有少数经济发达县市场活力相对较强,这些县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中心区域。对于N县这样的普通县域,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县域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投资带动,大规模的金融资金至关重要。在实践中,县域政府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金融手段,独立于常规财政运行,形成了发展、金融、债务循环的路径。
金融化的县域治理模式有三个特点:金融资金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必然产生债务;既有的债务问题需要新的金融资金来应对,金融与债务循环式伴生;县域越发展,金融化的程度越深,债务的问题也越复杂。
十余年来,N县因金融化产生的债务余额增长明显。债务的增长带来了还债压力的增长,虽然因为债务期限的差异,不同年份还债金额会有波动,但总体上每年的还本付息量在增加。近年来,N县每年需要还本付息的金额在10亿元左右,基本等同于全县一年的本级财政收入。债务由金融化的方式产生,也需要由金融化的方式应对。在N县,每年的到期债务都需要通过新的融资来偿还。县政府和平台公司会通过债券、贷款等方式开展新的融资。新融资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县域的发展性投入一部分用于偿还既有的到期债务本息。对于平台公司而言,不断有新的融资是关键,不然资金链条会因为债务而断裂,造成整个公司和县域发展的停摆。
由此可见,债务支撑了县域的发展型治理。发展、金融、债务三者形成了治理循环,且具有很强的实践韧性。在调研中,N县财政局对财政金融的描述体现了这种韧性:
笔者:在财政资金规范加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怎么办?
财政局:靠发债嘛,靠金融支持。各地的考核,都还要落到GDP。还是要发展,发债是必然的。你不发债,本金都没法还,项目也就都停滞了……所以必须是要新债还旧债。而且,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每个县都要去借债,不可能主动停止……别人都在借债发展,我们也不可能不做。
五、专项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及影响
从N县的财政历程可以看到,县域财政在近十余年逐步形成了专项化、金融化两种趋势,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二元财政”的现象。在专项化的体系下,县级政府对于财政的统筹管理空间减小,上级部门对县级政府拥有越来越精细的资源调配力和行政影响力。而金融化是另一种体系,县级政府在专项财政以外,通过银行、债券、证券、非标融资等多种金融方式进行融资,获取灵活性强的财政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金融化财政增加了县域政府掌控的资源量及其灵活度,变成了当前县级治理的另一条“生命线”。专项化财政与金融化财政,两种体系之间形成了“差异式共存”的关系,各有不同的运行逻辑,但又在县域治理的场域中连通。简而言之,两者的关系是功能上互补,但运行逻辑相反。
两种财政体系差异化运行,体现于三个方面:运行机制独立、制度逻辑有别、应用领域不同。
第一,在运行机制方面,专项化的财政自上而下分配,具有明确的任务导向。从N县的情况可以看到,县域的财政资金依赖转移支付体系,国家的财政计划决定了县域的财政资源,是一套正式的、严密的计划体制。而金融化的财政是县域政府经营国有资源,通过借贷、债券、证券、非标金融等各种方式融资,县域的资源空间、政府的经营能力、政策和市场机遇决定了金融化财政的资源数量。专项化财政是自上而下的分配体系,而金融化财政是对县域资源的统筹经营,两种体系独立并行。
第二,在制度逻辑方面,专项化财政量出为入、任务导向、强监管,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而金融化财政的特征是因地制宜、资源统筹、灵活经营,体现的是县域自主能力。前者限制县域的随意性,而后者增强县域的灵活性,制度逻辑有别。
第三,在应用领域方面,专项化财政主要是保运转、保民生,确保基本公共秩序的稳定,具有全国统一性。而金融化财政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这些钱怎么使用缺乏统一规则,需要县域自主把控。总之,两种财政体系相对独立运行,且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存在明显的差异。
同时,两种财政体系也是共存关系,这一共存关系体现于制度关联与资源相通两种机制。
第一,专项化财政与金融化财政在制度上关联,同时强化。从N县十余年的历程可以看到,县域财政的专项化程度不断加深,任务更加精细化,监管更加强化。而与此同时,金融化的财政规模在不断扩大,金融影响力不断拓展。在专项化财政严格的制度约束下,县域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拓宽金融渠道以获得灵活的资源。而金融化财政带来的大规模债务增加了治理风险,使得国家不断出台监管政策限制县域政府的财政行为。
第二,两种财政体系虽然独立,但在县域治理的场域中可以资源相通。首先,专项财政的部分项目可以作为金融财政的基础。金融的开展需要有项目依托,县域政府可以将专项财政项目包装为金融项目,为融资提供合法性。专项财政的项目常常作为“政策引子”,为县域政府融资提供便利。其次,金融财政资金可以帮助应对专项财政的治理压力,完成自上而下的考核任务。专项财政绑定着大量精细化的任务,但这些任务仅靠专项财政的资金并不容易完成。很多项目虽然有上级拨款,但明确要求县级配套。比如,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县里的配套资金比例较高,这部分配套资金都靠平台公司以项目借贷的方式融资。还有一些任务关系到县域运行的基本秩序,具有紧急性,专项财政难以涵盖,必须通过金融财政来保障。两种财政体系形成了政策和资源互补,共同构成了当前县域治理的资源基础,让县域政府有能力承载多重职能。
为什么在当前的县域治理中,会形成差异式共存的财政体系?这源于当前县域治理执行政策监管与主动谋求发展的双重职责。既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地方政府一直有多重职责,既要落实行政任务,也要谋求经济发展。县域政府的多重职责之前相对兼容,但近年来治理体系的演变导致了角色张力的凸显,由此衍生出两种财政体系分别应对。一方面,县域治理面对的是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环境。近年来,国家治理日益强调规范化,对县域政府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县域政府面对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管。另一方面,当前的县域治理又面临统筹式发展的格局。县域政府要想推动发展,必须有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征地拆迁、厂房建设、税收减免、产业基金等工作。这些发展性工作需要县域政府综合统筹土地、政策、市场各类资源,多渠道融资。总之,两种财政体系的差异式共存,让县域政府可以应对当前的治理张力:专项化财政符合精细化监管的要求,而金融化财政能够为统筹式发展提供保障。
县域财政逻辑的复杂性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在纵向层面,多种财政机制并用,在各层级政府中都会存在,但只有县域治理才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二元财政体系的特征。当前的县域政府所面对的监管与发展的压力相对于其他层级政府更为凸显。在监管层面,县域治理所面对的是层层加压的行政任务。比如,从目标管理责任来看,省级没有自上而下的细化目标,市级目标较为总体,而乡镇级没有完整的职权,目标项目相对有限,县级的目标最为多样细致;从财政项目来看,县级承接的各种项目最为复杂,同时承担的检查考核最多,是治理专项化程度高的体现。在发展层面,县域处于发展的第一线,经济增长指标重,社会治理创新要求高,需要县域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保发展。这造成了县级财政的巨大压力和较高的金融化程度。县域政府财政自给率最低,同时实际的债务负担重。这种复杂性是因为当前县域治理面对的是层层加压的精细化监管,同时又必须主动作为、统筹发展,县域政府承载了比其他层级政府更大的治理张力。
在横向层面,两种财政体系的张力在不同类型的县域中既有差异性也有普遍性。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体系下,所有的县都面临着精细化监管与统筹式发展的压力,都需要在专项化财政的体系下保留一定的金融空间,债务式发展是县域治理的普遍现象。但在经济发达的区域,因为县级财力自主性较高,两种财政体系的张力没有那么突出,金融化带来的债务负担略低。而大多数普通县都像N县一样,财政的自主空间小,又有较大的发展压力,两种财政体系之间会形成明显的张力,衍生的债务风险较高。
这种二元财政体系不是来自制度设计,而是制度规则与行为策略博弈的结果。在制度层面,国家不断出台政策限制县域政府的融资行为,管控债务风险。制度逻辑的导向是财政一体化,一体化最有利于监管县域政府行为。而县域政府的行为策略导向了金融化的财政逻辑,必须在专项财政以外有大规模的资金才能保障县域治理能力。在当前的治理格局下,县域治理必须同时依赖两种财政体系才能开展,而且这两种体系的逻辑并不一致。从县域政府的角度来看,既要严格执行制度要求,又要灵活应对监管约束,所以二元财政体系带来了较高的运行成本。
制度压力与行为策略的互动,让二元财政体系不断延续。时至今日,N县仍需在严厉的政策限制下融资,为县域治理提供灵活的财政资金。一位平台公司的负责人在访谈中谈到县域治理中金融的重要性:
平台公司做不到市场化改革。我们的定位就是实现政府财政的需要。我们一直在为县财政提供资金,从未终止……实际上,现在融资比以前还要容易了,这个原因是,银行有大量存款,但找不到放款对象。平台企业和银行都看向政府。还有一个原因是,平台公司只有借新还旧,才能像陀螺一样运转。总之,银行想放款,政府要还债,金融就要继续。
结语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县域政府提供基层公共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维持社会长期稳定。多重治理职能在县域层面融合,并且相互促进,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基于合理的财政体系,县域政府才能更好地承载多重职能,既能规范运行,又能自主发展。如何建构这样的财政体系,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难点问题。调查发现,金融化带来了县域治理逻辑的转变,金融成为县域发展的基础和政府工作的重心,县域资源的综合经营与金融转化成为新的治理思路。专项化与金融化两种财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并行,虽然县域政府仍然承载着多重职能,但不同的职能却是由不同的财政体系支配。规范运行受到专项化财政体系形塑,而自主发展是由金融化的财政支撑。当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调整事实上的二元财政体系,使其从分立转向整合,支撑县域治理多重职能的发挥。
本文所讨论的县域财政问题呼应宏观政策的大方向。国家非常重视县域财政,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改革政策。针对专项化财政的问题,财政部逐步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尝试给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资金支配权;针对金融化财政的问题,多部委不断强化政策限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总体而言,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增强县域政府的资源空间,约束其融资行为。这些改革卓有成效,但在实践层面,两种财政体系的张力尚未消除,财政的规范化与风险化并存。
如何在实践中落实县域财政改革总体目标,化解二元财政体系的张力?田野观察的启发在于,需要从县级政府的角度思考,理解其面对的制度压力和行为策略逻辑,才能讨论如何把国家的制度改革真正融入县域治理实践。从改变县域政府的行为逻辑着手,提升县域自主空间,缓解增长压力,才能消弭二元财政体系的张力。
县域政府的金融策略有实践必然性,必须综合调整专项财政、金融财政、发展压力三者的关系才能应对金融化的问题。在专项财政方面,适度专项化,在保障规范性运行的前提下,赋予县级更多的自主空间。在金融财政方面,需要承认其在县域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保留其空间但进行规范性限制。在发展压力层面,N县这样的普通县域实现经济增长成本高、负担重,需要在目标管理中调整考核方式。发展对县域治理很重要,但普通县域的发展大多是投资型发展,即依靠财政投入来带动增长,这种发展方式容易衍生出金融债务问题,缺乏长期性回报。应该将投资型发展转变为服务型发展,即县域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来保障发展。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可以概括为专项财政的适度、金融财政的规范、发展压力的调适,其目标是同时改变县域政府的治理压力、资源空间、激励方式,消解二元财政体系的再生产机制。三者综合推进,改变县域政府行为的逻辑链条,才能将国家总体的政策导向融入基层实践,切实提升县域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