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谈史学史的编纂——兼评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9 次 更新时间:2026-11-19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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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过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以及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支那史学史》(昭和二十四年弘文堂刊、二十八年再版)。解放后三十年,史学史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一直没有完整的新著问世,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出现了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了之后,觉得有一些问题,但一直没能把这些问题仔细分析条理,形成文字。最近听说陆陆续续又将有几部新的史学史问世,有几部史学史正在撰写中,感到这些问题应该提一提,理一理。因为搞史学史的人,天天谈史学体例、史料学、编纂学,而自己的史学史著作却不那么科学、合理,未免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想结合上面提到的几部著作特别是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谈谈中国史学史编纂中的一些问题。

毋庸置疑,这几部史学史专著各有其成就与特点,然而本文不想对这些书作全面评价,仅仅想从这几部书的编纂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出发,谈一谈史学史的编纂,因此对各书的缺点涉及得多一些,敬祈谅解。

一、重点要放在说明历史学发展的规律及途径上

白寿彝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曾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他还谈到“旧日的学者,有的就因此(指史书多)而掉进海里,把书目和内容介绍当作史学史看待。有的人是站在海边上,一点也摸不着主流,只是把海面上的波涛起伏当作中国史学发展的本身。”(《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人民日报》1964.2.29)这是非常尖锐而中肯的意见,可惜这个意见往往被人忘却。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历史史料学,历史编纂学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与途径。例如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从它刚刚产生起,就带有矛盾,强调直笔记实与强调褒贬义例这两种传统史学思想,很奇特地却又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严格说来,直笔记实是不允许带有任何史学家个人感情色彩的,它的目的在于把真实的史事传诸后世;而褒贬义例是强烈的阶级或集团、个人的感情的产物,它的目的在于把历史当作实用的教科书,因此为了这一目的常常采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方法。这是一对矛盾,而这一对矛盾在整个封建社会史学史中都存在,从褒贬个人到褒贬某一个王朝,从“正名”到“正统”,在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正蜀、魏之统之后,宋代、金代、元代掀起了热烈非凡的“正统”之争,朱熹的《通鉴纲目》作为史学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这一对矛盾中“褒贬义例”占了主导地位,而直笔记实则被贬为“记注之学”,不登史学大雅之堂。而实用色彩极强的“褒贬义例”史学的全盛,又恰恰意味着封建史学的衰亡,清代乾嘉史学一反旧习,抛弃“褒贬义例”史学的陋习,既是封建史学的中兴,也是封建史学的回光返照。怎样说明这一矛盾运动过程?过去的史学史专著如魏、金两家就不曾提起,内藤氏《支那史学史》虽然在第九、十章分别设了《正统论》与《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及正统论》两节,但也只是就事论事,与整个封建史学思想没有联起来。而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也只满足于在各节中进行的零星的介绍,而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剖析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

再如历史编纂学。我国的历史编纂学其特点之一是体裁形式繁多,刘知几《史通》中便有“二体六家”之论,而后来的政书、学术史、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使品目更为丰富,这与西方史学基本以叙事、编年体为主,比较单一的现象不太相同。这种现象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中《论中国史学之特征和价值》一节,专门把史体之多列为中国史学的特征之一,分别为三体(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四端(文化史、传记史、学术史、史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在唐宋之后,基本以史体分述各家之史,如设馆修史(官修)部分,分编年体之实录、纪传之正史、典礼、方志四部,私修诸史则分为纪传体之正史别史(其中又分八类)、编年体之通鉴、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四部,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也在《史记》、《汉书》之后多次论及“纪传编年二体的并行”和“在图书分类法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史部书的发达”,类书对史学体例的影响等,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也在介绍各种体裁史书的代表作时有所阐述,如第四章第二节《司马迁的史学》中论纪传体的特点。但是问题在于他们都把史著的体例仅仅当作分类依据或编并形式的差异,没有更深入地去分析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我国编年史产生在前,却一直以纪传体为正史?为什么我国会有如此众多的编纂形式?各种编纂形式产生的条件及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因此,对历史编纂学上的这些变化发展的描述,便在各书中显得十分零散和突兀,不能与史学思想、史料学以及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因而不能给人以立体的感受。

再如对各个朝代或者各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的整体描述。恩格斯《反杜林论》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卷二十三页)作为史学之“史”,不仅应当研究那些细节即每一部史著,而且应当去描绘一个时代的总画面。然而各部著作却都采取了书目介绍式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能给人以“史”的感受,因为各部书之间的联系,它们彼此的相同点、不同点,以及深藏在史书背后的史学发展规律、时代的影响都没有描绘出来。例如宋代史学,在北宋以《新唐书》、《新五代史》的问世为契机,而以南宋《通鉴纲目》的问世为标志,完成了封建史学的一大转折,宋代史学既高度发展,又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流派众多,新体叠出,在史料学上也以《通鉴》为代表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各书除内藤《支那史学史》略有整体描绘外,其他几部都只对具体的几部书进行了评价,而大量分散的零碎的资料不能得到应用,时代的史学全貌不能得到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总而言之,说了半天还是一句话,史学史不要搞成单纯的书目答问,要籍解题,而要把重点放在阐明历史学发展的规律上。诚然,对一部一部书单独进行孤立的分析要容易得多,而在此基础上更广泛、更深入地进行辩证研究则要费力得多,没有大量的比较、分析、综合,是不容易理清这一头绪繁多的脉络的,然而史学史研究本身就是要理清这一线索,否则,它与目录学又有什么区别呢?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专立了一项《史学史的作法》,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要对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我们的史学史著作,对前两项比较注意,而对后两项则比较忽略。如果说,从专著编纂形式上考虑,认为过多地综合论述规律、途径、背景、概貌等问题,会导致条理不清之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其他文化史专著的编纂方法,如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在每一个时期的史学之前,来一个综合论述,写得长一些,细一些,然后再分别对具体史书及史家进行论述,甚至最后再来一个小结,介绍它们的影响呢?这样似乎面、点结合,更富有立体感。

二、要大力发掘那些前人未发掘的领域

丹纳《艺术哲学》中说到,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一些人作为代表,而更多的人则是合唱团,没有这些合唱团,重要人物便显得孤零,突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史学史上的情况也完全相同。

中国古代史学十分发达,经史子集,史占了四分之一,位居第二。现存的史书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如果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天下一切著述都是史书,那么就更多了。所以,史学史所要涉及的面是十分广泛的。上述几部史学史无疑对大部分重要史书基本上都作了评价,可是仍然使人感到开拓面还不够广,发掘得还不够深。

例如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著作,向来被人所提及的只有《史通》、《文史通义》。难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竟如此之贫乏?刘知几、章学诚竟是突兀而起的天才?其实,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资料是极多的,魏应麒《中国史学史》虽然在正文中没有论及更多的史评,但在《论中国史学之特征与价值》部分中,正确地指出了“吾国史学日进,史事日明,而史家著史不敢掉以轻心者,实赖以辨疑为读史之态度之监督。”并指出读史评史有三派,“研究史学体例义法,考订史事之正误异同,论断史事之得失是非”,即历史编纂方法批评,历史史料批评和历史事实分析批评三派。这三大流派早在魏晋南北朝就已经各有其书,初具雏型,如谯周《古史考》、孙盛《三国异同评》,可以作为史料考辨派之先驱,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则可作为历史编纂学的早期文献。至于史事批评,则多见于各史书的史臣论、序之中,而刘知几只是继承了以上三者并总结光大,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天才,我们读《史通》,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受《论衡》等书,尤其是《文心雕龙·史传》的巨大影响。然而对于《文心雕龙·史传》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意义,诸书竟没有提及。而宋代以来,史学批评又由《史通》一分为三,《唐书直笔》、《通鉴问疑》、《通志·总序》作为历史编纂学批评的代表,《唐鉴》、《唐史论断》、《习学记言》、《读史管见》作为史事批评的代表,《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作为史料学批评的代表,使宋代史学批评热闹异常,取得了不小成就,然而各部史学史著作竟没有一字提及这一史学成果,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又以朱熹为例,平心而论,朱熹在史学上的影响绝不比司马光、袁枢小,他的《通鉴纲目》既是义理史学的代表作,又是纲目体的开创作,一直到清代都是正统史学的化身,受到统治者的顶礼膜拜,后世仿作续作不胜枚举,而他的《伊洛渊源录》则在学术史、文化史的编纂上有很大影响,而其《朱子语类》更是宋代史学思想资料的宝库,可是几部史学史著作都对他重视不够,魏应麒仅仅把朱熹《通鉴纲目》作为《通鉴》的附庸提了一笔,金毓黻虽注意到《纲目》“使简约易省,因而别张一军”,但对它的影响与地位也估计不足,所以也只是把它附在第七章第二节《编年体之通鉴》之末,内藤虎次郎及朱杰勤二书也写得极为简略。至于《伊洛渊源录》的作用及《朱子语类》中所反映的朱熹的史学见解,则更不见提及。这显然是开拓不深的缘故。

由于对资料发掘不深不广,因此,对于具体史著的许多评介都流于一般化,魏、金、内藤氏诸书时代较早,自不必说,而朱杰勤先生《中国古代史学史》也同样有些毛病,如对魏收《魏书》的介绍,对杜佑《通典》的介绍,对《文献通考》的介绍,对王若虚的介绍等,都是抄撮而成,没有什么分析和新的见解,甚至象对《新唐书》这样一部重要史著,也只是抄一段《四库全书总目》、一段《新唐书纠谬·序》,及寥寥百余字而成(其中引《元城语录》也是从《四库全书总目》中转录,不是原文)。而论《新五代史》,则更是只引了邵晋涵《南江文钞》中一段提要分纂稿便草草了事。很明显,作者并没有详细发掘材料、分析材料,并从材料入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史学是祖国文化遗产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史学史作为全面介绍、评价、探讨这份文化遗产的著作,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在已为人熟知的那一部分内容上下功夫,还要发掘更深的更广的材料,历史学的发展决不只是几个或几十个大史学家的功劳,往往一个大史学家只是作为那一时代更多的史学家的代表出现的,而往往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却是一些中小史学家,只有说明这一些中小史学家与大史学家之间的联系,说明这一时代大史学家产生的基础,才能说明史学之史,而“发潜德之幽光”正是我国史学的传统,这就是要求我们的史学史进一步开拓发掘的原因之一。我国的史学,不止在专门史著,还散见于经、子、集等大量著作之中,吕振羽先生说得很对,“某些历史著作所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反多出现在稗史、子书或文集中,而很少包含在所谓正史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载《文献》十一辑)。因此,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几十部百来部史著中,而应该对经、子、集各类书都进行研究,比如宋人文集中的大量史论,清人经学著作中的大量证史等,都应在发掘研究之列。此外,近年来出土的新资料,如《大事记》、《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等,也应当引起重视。这就是要求我们的史学史进一步开拓发掘的原因之二。

三、要注意史学史编纂的体例的科学性、史料的可靠性以及叙述的准确性

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史书编纂的方式的进步和史料学的发展,而我们自己编纂史学史,更要注意体例的科学与否和史料的准确与否。可是,上述几部史学史却不能令人满意。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编纂体例上的缺陷较多,如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以官修、私修来分叙各种史著,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弊端,一是使一类史书分见两章,如纪传体中,《宋史》是官修,而私修的《东都事略》是它的参考书之一,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洙《宋史质》、汤显祖《宋史》则是它的重新修纂书,关系如此密切的一类史书却由于分见两章而给叙述带来了麻烦。又如《明史》的前身是王鸿绪的《横云山人明史稿》,但由于一为官修一为私纂,只能分见两章。二是使同时代的史学横断面及其发展脉络模糊不清。金氏史学史这两章先以官、私分,其中各自又按体裁分,各体之中又有小目,如私修史著中又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类专史,而纪传一类中又分创作、改修、分撰、总辑、补阙、注释、合钞、辑逸,有时一代史学分割得七零八落,有时几代史学又被捏合在一堆,这显然不是“史学史”的作法。又如第六七章已包括不少清代史著,而又专立第九章《清代史家之成就》,重叠复见,不免繁杂;又如各章中叙述各代史学,却又将刘知几、章学诚单立为第八章,这又割裂了史学批评与史学的联系,使刘知几、章学诚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此外,魏应麒《中国史学史》虽较金氏为清晰,但也有毛病,如把元、明与清代史学史合在一起叙述,也是很不科学的。

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是比较严格地按时代来编写的,但是,第十一章《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一节也令人感到与全书体例不协,《通典》与《文献通考》虽有渊源关系,但也应该分入各个朝代为好,不然,《二十四史》何以不聚在一起写呢?至于《通志》,与《通典》完全不是一体,更不必沿用清代官府的旧例,把它与诸“通”硬凑合在一起。而第十七、十八章对实录、起居注、历史地理学的叙述,似乎也不必单立门类,难道它们不是各个时代史学史的内容吗?

在史料的可靠性和叙述的准确性上,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显得问题更为严重一些,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一)、第八十一页:“(蜀国)除王崇参与《华阳国志》的编纂,略述西蜀的事迹外,没有一本稍为完备的国史出现。”案:《华阳国志》乃东晋常璩撰,王崇所纂乃《蜀书》,而且在蜀汉灭亡之后,见《华阳国志》卷十一。

(二)、第一五一页论刘知几对史著进行分类:“以后,《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清《四库全书》分十五类,都是参考刘知几的做法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变通增减的。”案:《隋书·经籍志》成于魏征等人之手,在刘知几之前,怎能“参考刘知几的做法”?又史部的分类,既不始于刘知几,也不始于《隋书·经籍志》,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已分史部为十二类。

(三)、第二三二页叙述辽代文化时说:“文教之盛直追金元。”案:辽建国在金元之前,怎能说“直追金元”?

(四)、第二五六页:“(明)李清之的《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卷(闻有传抄本在北京图书馆)。”案:撰此书者乃李清,非李清之,又此书最后完稿在清初,故时称为“清初三大奇书”之一,不能列入明代史学之列。

(五)、第一六四页:“《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人省去“记”字,通称为《新五代史》。”案:本名乃《五代史记》,非《新五代史记》。

此外,还有不少由于简单抄撮而产生的错误,这里便不一一列举了。任何一部著作,都需要有科学的体例和准确的阐述、可靠的史料,而史学史尤其应该做到科学、准确、可靠。

四、结语

总而言之,人们殷切期待着一部严谨的、科学的、丰富的《中国史学史》的诞生,魏、金、内藤、朱等人已经为我们开拓了不算窄的道路,近年来史学史论文不断出现又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和成果,我想这一期望是不会落空的。如果“来者尚可追”的话,在这里我愿意不揣冒昧地提几条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不妨参考一下外国的史学史的作法和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的编纂经验,对叙述体例进行仔细的研究,如各章的综合整体叙述及具体评介如何结合等。

第二、最好采取分工合作、专人负责的方式,这是鉴于中国史著的丰富、史学发展的多元化而提出的。个人之力难以遍览群书,难免抄撮书目、提要,局限于几十部上百部正牌大史著中。

第三、目光不妨跳出中国,用西方、东方诸国史学来与中国史学进行比较,这样会使我们对中国史学的认识更清楚一些。

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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