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有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尽管同属历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但往往被认为是两个不同领域的生硬结合。这其实是对这个学科性质的一种模糊认识。受克罗齐等史学理论家的启发，我认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区别被夸大了，实际上，二者是统一的甚或同一的。
在目前我国的学科目录中，历史学门类之下分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是历史学门类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具体来讲，中国史之下是“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世界史之下是“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之下设有“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也大致相当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史学理论”作为历史学学科理论，与“史学史”作为本学科的发展史，二者被设置为同一个二级学科，这与其他某些学科的二级学科设置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教育学门类中，作为一级学科“教育学”之下的“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史”，分属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
尽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被并置为同一个二级学科，但在不少从业者看来，二者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之间的区分，似乎也成了学界的一种共识，并体现在很多方面。克罗齐的《史学的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的书名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相较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史学的理论与历史”或许更适合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名称。具体来说，中国史之下可以是“中国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世界史之下是“世界史学的理论与历史”，考古学之下是“考古学的理论与历史”。单从语言暗示上说，更改后的名称更容易让本学科的从业者达成认同：无论倾向于“理论”，还是侧重于“历史”，他们的共同前提都是“史学”（对过往的研究和书写）。
更改学科名称当然是一个虚拟性的设想。不过，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学科名称，我们都应该明确一个道理：“有关史学的理论”与“有关史学的历史”，或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二者如同硬币的两面，是彼此统一甚至同一的，不宜做判然的二撅区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内部的争论，源自于对学科固有性质的某种背离或误解。
再以克罗齐的《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内容为例。该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也就是有关史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概念或观点，第二部分是史学史，亦即对西方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回溯。克罗齐本人的“史学理论”是，“一切真历史（史学）都是当代史”。在第二部分，根据第一部分所阐释的史学理论，通过考察各种各样的史学史著作，克罗齐试图首先确立史学史的编写方法，然后通过概述西方主要历史时期的史家和史著，对这种方法进行例证，并对第一部分略显抽象的史学理论进行具体的阐释。也就是说，克罗齐打算通过史学史来阐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第二部分的史学史写作很好地贯彻了这一设想。
根据克罗齐的观点，在史学史上，任何真正的史学，都是时代思想或精神的某种外化或体现，并因此获得自身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它们如同涓涓细流，汇聚而成一条恢弘浩荡的河流。这条单一的史学思想之河，通过扬弃各种真的甚至假的史学形式，成就了自己的连续性、逻辑性和必然性。史学思想的内在要求或本质，在于蕴含活的当下精神或思想的真实性或科学性。“史学思想的发展”，乃是史学的目的和本分，从而也是整个史学史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史学史排斥缺乏精神内涵的死的编年史，拒斥滥用情感而损害真实的诗歌性历史，敌视纯粹以政治、宗教和道德为目的的实用性历史，虽然也不拒绝它们在促进史学思想发展上的积极作用。
因此，在克罗齐这里，“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是一体的，而且，它们与“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是统一的。在他看来，在史学史上，任何史家的头脑中都会有一种史学是什么的观念，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也据此去评价其他史家的工作。也就是说，“史学理论”是史家工作的前提假设，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尽管克罗齐对超验的历史哲学（亦即“历史理论”）多有批判，但仍然认为，它对于史学思想的发展不无意义，而且，也同样是史家工作的必要前提，从而是史学史不可剔除的本质性要素。
克罗齐还认为，“史学思想”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性，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就艺术这门学科来说，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或艺术史是可以分开的，因为，后者是想象的产物，靠的是天赋，而前者是反思的产物，凭的思辨力，二者之间是想象和思想的区别。历史学与之不同，史学理论与历史写作或史学史是统一的，二者都是思想的产物。因为，“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想”是史家工作之不可离弃的前提假设。前面已经提到，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相较于文学、法学和教育学等其他学科，唯独历史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史，也就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被设置为同一个二级学科。这种做法可以从克罗齐那里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看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他眼中原本就是统一的，其共同的基础是“思想”本身。
作为纯粹的心灵形式，“史学思想”或“史学理论”，其实也是“哲学思想”，因为，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家的思想和哲学家的思想别无二致，史学和哲学本来就是一体。既然史学和哲学是同一的，那么，史学史和哲学史当然也是同一的。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历史家，都是在其时代精神或思想的照耀下，去理解和叙述历史事实，从而赋予其作品以永恒的价值。因此，史学史家也只有在这些精神或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对史家史著作出真确而深刻的阐释。在其《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第二部分，克罗齐结合20世纪之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从古代有关宗教、伦理和实在的哲学概念，到中世纪的神学和伦理学，中经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哲学，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观念论和浪漫主义哲学，到下半叶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高屋建瓴地阐明了这大约2500年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克罗齐的史学史其实是一种“普遍史学史”，其普遍性在于贯穿其中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想”。与之相类，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的“导论”以及前四编中，结合西方哲学发展史，从历史主义史学理论观点出发，通过批判不同时期的史学成就，发展了自己的“科学史学”思想。我国史学理论家朱本源在其《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依据同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类似的思路，在第一编阐述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在第二编的史学史部分，回顾了西方主要历史思维模式或范型的发展历程。就我本人的研究和教学来说，从2018年开始讲授《外国史学史》课程以来，我参考克罗齐、柯林武德和朱本源的相关著述，一直都在思考如何结合哲学思想讲好外国史学的故事，并逐渐坚定了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之同一性的信念。
哲学和史学是同一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原本是一回事。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有助于增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同仁的学科认同感，以便携手打造既有厚度也有深度的史学史作品，从而为史学实践提供更具解释力和穿透力的理论资源。
[说明：原载于《史学史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