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少华（1988—），男，江苏省苏州市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元一体观念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研究”（25&ZD019）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2026年5月21日）。
摘要：时间是影响史学实践的基础性框架，从时间之于史学的方法论角度，能重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间逻辑。中国史学史学科从产生时便深具关怀“现在”的旨趣，但后续实践偏重揭示“过去”，导致其意义自限于历史学学科“过去”的知识范畴，难以真正有效参与当下史学的创新。今天我们应重提中国史学史研究聚焦“现在”的学科特征，即以反思史学的“现在”为问题起点，以建设史学的“现在”为研究终点。为适应不断前进的时代，史学知识应时时更新，不能也不应“凝固”。因此中国史学史研究通过叙述史学的过往，不应充当扮演“固化”原有史学知识的角色，而应层层解构将原有史学知识本质化的历史叙事，解放人们的思想，并通过打捞原先被忽视、压抑的史学现象，发现史学存在其他形态的可能性，为建设符合新时代的史学知识体系提供突破口。在历史学体系中，这样的中国史学史不是沉迷于讲述往事，而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思想解放的先锋。这在本质上是认识论层面基于反思意识的知识再生产活动，能让中国史学史研究“活”起来——因聚焦“现在”而打开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广阔空间，并随着“现在”持续迈向“未来”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新议题。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历史时间；学科建设；思想解放；“过去”；“现在”
1926年10月到次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学，正式从研究一门专史的角度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即使由此算起，中国史学史学科也已经历百年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发展到百年之际，求变的学科焦虑不断蔓延，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不得不正视的现象。这种学科焦虑来自一个核心问题：面对随着社会与史学演进而产生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史学史学科如何守正创新？
事实上，中国史学史学科自产生后，便在继承和反思中不断开拓创新，显示出学科自身的“继进性”和“开放性”。近年来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持续努力，已做出很有益的探索，出现很多可喜的新气象。总的思路或趋势，是随着史学理念本身的更新而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涵，尤其最近接连出现的概念，如“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开放的史学史”“作为方法的史学史”“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等，更显示出以外扩内涵的方式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注入活力的努力。在向外探索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向内反观，重新发现中国史学史学科原先就存在，但逐渐被忽视的重要学科特质及相应研究理念。其中，中国史学史学科从创设开始即高度关怀“现在”的旨趣，就值得我们再认识。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探讨中国史学的“过去”，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但对于作为具有鲜明反思性的学科史而言，回望学科的“过去”，目的是推进学科的“现在”。如果以人两条腿走路设喻，中国史学史研究按照前辈学者的设计，探求“过去”和关怀“现在”是驱动学科稳定前进的双腿。不过，具体研究的实践却越来越偏执于探求“过去”——为“过去”而揭示“过去”，不少研究成果很难与史学的“现在”产生关联，相当于跛足而前，难以远行。
进一步看，“过去”或“现在”是时间表征。时间对历史研究而言，不是“哲学或伦理问题”，而是“方法论问题”，“历史学家探询”“所回顾的时代与他所处的当代之间的关联与差距，不是用形而上的眼光来看待，而是为了更好地确定和理解他的研究对象”。由“过去”“现在”“未来”不同关系组成的不同时间观念，是决定史学实践形态为何的基础性框架。所以，本文将从时间之于史学的方法论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间逻辑，探讨直面“现在”的必要、内涵和意义。
一、重访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现在”旨趣
如所周知，历史研究一项显著特质，便是研究“过去”。即使是在进化论等尤其关注“现在”和“未来”的理念下，史学仍无法脱离自身是研究“过去”的这一身份。譬如，20世纪初梁启超借进化论改造史学时，依然强调“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因此，既然史学要研究“过去”，那么关注中国史学的“过去”，自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倡“史学史的做法”时谈道：“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其中，“几千年的成绩”尤能反映着眼于“过去”的视角。虽然在“史学史的做法”上，蒙文通与梁启超的想法不同，但都认为应揭示中国史学曾经的面貌。蒙文通在阐明主旨的《中国史学史·绪言》中首先便肯定道，“中国史籍之富，并世诸国，莫之与京”，“称中国为历史之国家可也”，随即话锋一转，“篇籍既博，则事宜钩要，苟徒取糟粕，尘秽简牍，而欲以穷其蕴奥难矣”。此外，早期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些常带有目录学的解题色彩，而这样的体例主要服务于阐明“过去”的情况。
中国史学史学科创设之初，便要求研究者面向“过去”，揭示、阐发中国史学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内涵。这在此后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中，成为一项核心旨趣。进一步讲，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由最初的史书、史官，拓展到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历史观、历史理论、史学批评、历史编纂学、中外史学交流、史学传播等，且研究视角、方法也日益多元，但是凡此种种的最后指向，偏向聚焦在“过去”——揭示史学这门学科的“过去”。
这样的学术旨趣自然无可置疑，不仅因为历史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探求“过去”，也是因为中国史学遗产丰富，值得持续深入探索，“我国是史学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多种体裁、多类内容的史籍浩如烟海，古代散见于经部、子部、集部诸书中的历史评论、史学批评、史学议论多不胜收，近现代发表于报刊的史学撰著绚丽多彩，这是卓有中国特色、富于理性精神的文化财富”。在揭示史学的“过去”这一方面，学界成果丰富，有从古至今的贯通性研究，也有聚焦特定时期史学或特定史学内容的著作，已能较为清晰地揭示中国史学的“过去”。当然，若要使这一面貌更加血肉丰满，还需研究者继续努力，所以这仍是当前及今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不过，中国史学史学科诞生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过程，具有后者的鲜明特征。史学固然是研究“过去”的学问，但自清末梁启超举起“新史学”大旗，中国史学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要将史学与“现在”紧密关联。他的《新史学》批评中国古代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认为史学不单为“过去”而写，更应为“现在”而作，“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
大概20年后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的史学理念已有很多变化，但重视史学与“现在”的关系，仍是他不变的核心想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开篇就讲：“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这样的历史书写，不是为“过去”而揭示“过去”，是为“现在”而阐释“过去”，“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受进化论影响，人们对“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关系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在史学的重新定义上，便要求历史研究不能仅关注“过去”，更要重视“现在”和“未来”。除梁启超外，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反复阐述“今”与“古”的问题，批评“怀古”心理，宣扬“重今”理念。他对史学的界定，同样延续了这样的看法，强调“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再如朱谦之甚至创造“现代史学”这一概念，来强调史学与“现在”的紧密联系，“从前许多学者以为历史就是一种研究过去的学问，不知历史如不以时间为标准罢了，要是我们承认历史就是时间的学问，那末历史更应该将现代同过去同未来一样看待，不应只是回忆过去的事迹。历史应该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
总体来看，近代推动史学转型的重要史家在界定史学内涵时，多会阐述类似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字基本是辨析式的——批评史学就是研究“过去”这种观念。这反映的是知识重构过程中由此到彼的变化现象，所以或可称之为史学的“现在转向”亦不为过。
因此，我们应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诞生，置于此种史学转向的语境中理解。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虽然梁启超表示“此次所讲‘历史研究法’，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但关于“史的目的”，他仍延续原来想法，表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给现代人应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史学史的做法”是梁启超构想的若干“专史”做法的一种。这种“专史”做法的逻辑，自然不是外在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同样符合他阐述的“史的目的”——“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由此，当我们看“史学史的做法”所聚焦的“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时，就不应只将之理解为是从这四个方面去说明史学的“过去”，而应该注意到其落脚点在于史学的“现在”。其中，“最近史学的趋势”表露这层意思尤为明显。这部分内容基本是在批评“最近史学”出现的问题，认为过于注重“别择资料”“补残钩沉”等，将史学研究越做越窄，强调“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讲，“最近史学的趋势”主要是“挽救已弊的风气”。即使“史官”部分看似属于古代范畴，是写曾经的“国史馆的设立”“史官独立的精神”“史官地位的尊严”等，其实也在讲史学健康发展需要的良好社会机制，是在为当下史学发展提供建议。稍早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篇章设置，也反映了这种现象。第二章名为《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是“近现代最早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专文”，紧随其后的第三章名为《史之改造》。这样的篇章设置，反映出梁启超论述史学“过去”，是为改造史学“现在”的这种想法。
朱希祖是较早在高校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学者，也是积极推进史学近代转型的先行者。他在给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作的序中，用强烈的情感词汇表达道：“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他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课程改革，同样持此目的，“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曾聘西洋史教授翻译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从事鼓吹”，“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1930年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设的中国史学课程主要内容分别是，“中国史学之源流变迁及编纂方法。撷《史通》《文史通义》之精华而组织，稍有系统，并与西洋史学相比较，使研究史学者有所取资”，“中国史学之起源及历代各派史学发展之概况，注意各时代文化思想之背景，而以近代史学观点评论重要著作之价值”。可见，他的中国史学史课程，目的是致力于当时史学的改造。
相对而言，梁启超、朱希祖对史学新方法更为强调，所以他们要讲的中国史学史能明显体现出对史学改造的追求。而金毓黻完稿于1939年并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则反映出另一种改造史学的旨趣。该书主要考辨历代史家、史书及修史制度等，表面看似乎只是厘清基本史实，没有改造史学的意图。1947年齐思和揭示此书特点时含蓄地批评说：“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而这样的史学史写法，容易被人误解重视史学的“过去”，忽视史学的“现在”。1946年周光岐就直言：“写一部史学史的用意，虽然是在明了整个史学的发展，但是重要的还是在解释现代史学之所以会‘转变’，之所以会‘革新’。在转变与革新期中的史学，他又怎样发展着？向着那个方向发展？”事实上，金毓黻在整理国故的学术理念下，以考据学方法厘清史学的“过去”，是为“编纂新史”做准备，而“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正是他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要旨。所以，金毓黻抑或其批评者，都深怀革新史学的关怀，只是二者认识的角度不同，导致有所分歧。从中我们尤其能感受到时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核心目标——打造史学的新貌。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史学史研究陷入低谷，只有极少数学者仍坚韧并低调地从事研究和教学。直到1961年备受冷落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受到重视。1960年代初学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目的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学界仍将推进当代史学发展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核心目标，尤其是配合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1964年白寿彝指出：“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只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良好发展局面很快因“文化大革命”遭到中断，等到改革开放后才再次进入正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更为完备，其中推进当代史学建设还是其重要旨趣。即使近年出版的指引中国史学史研究门径的著作，仍从建设当代史学的高度，强调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涵和意义。不过，同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近些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渐趋偏向揭示史学的“过去”，淡化了参与当代史学革新的关怀；抑或说，建设当代史学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目标，也逐渐成了学科理论文本中的“一纸空文”。
二、囿于“过去”的倾向及局限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翼骧曾在北京向“一位文学家、也是哲学家、对史学也颇有见解的先生”请教“史学史算不算学问”的问题，后者回答：“史学史应当是一门学问，要以历史哲学为主要线索，把历代有关史学的著作和言论贯穿起来，说明其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但现在号称史学史的著作，大都是着重于叙述史书编纂的经过和方法，介绍史书的内容与价值，就算不上学问。”这位先生认为理想的中国史学史是要关怀当下的——甚至已溢出史学范围而去追问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同时这反映出确有一些学者只顾做类似目录学的书籍解题工作。不过，当时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做得像史书介绍，可能是由人们对学科基本内涵尚未完全理解及外在条件有限所致。
但是，大致到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中国史学史学科内涵渐趋明确，另一方面实践却逐渐背离重视当代史学建设的旨趣。在1985年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白寿彝就提到这个问题，“中国还有一个情况是，停留在断代史的研究。讲古代不讲近代，讲近代不讲古代。大概比较普遍的是不讲当代。中国史学的传统是要讲当代史，史学史的任务恐怕也是要以讲当代史为更重要。这方面的沟通我看要慢慢地来”。这段话虽然是从断代史角度讲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太平衡，但已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太关注当代史学问题。
这里可以通过比较如今的近代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发轫之初的“最近史学的趋势”，来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最近史学的趋势”这一概念类似于当下的近代史学史，只是前者指涉包含“现在”的最近“过去”，而后者更多是不包含“现在”的最近“过去”。2018年经李孝迁编校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学评论》，收录了近代颇多“最近史学的趋势”性质的文章，反映了时人比较愿意撰写这类著述，“或受梁氏的影响，中国现代史学每每走一小段路，就要‘回头看’，所以时人经常发表‘最近史学的趋势’性质的文章，不仅有总论，亦有专论，不仅有论中国史，亦有论西洋史，不仅正统派好回顾，左派史家亦喜总结”。
这些关于“最近史学的趋势”的研究，多着眼于今后史学的发展，抑或说高度参与当时的史学建设。譬如，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的发展》首节名为《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清楚表明作者想要改变中国史学“落伍”的局面。所以他讲：“拿现代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应加以彻底的改造。但是百年来中国史家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最近改造旧史学的成绩如何？将来应采取什么途径？”金灿然在一篇有明确中国史学史学科意识的文章中表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何在呢？那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来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此外，当时这类文章标题具有作者参与当代史学革新的浓烈情感色彩，如《评现在之中国史学界》《新史学批判》《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对现在史学界几句诤言》等，莫不显示这些作者意在聚焦当代史学之意。
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初期，人们固然会在研究时段上分出“过去”与“现在”之别，但基本不会划出一个狭隘的“现在”，并将之置于一旁，而去讨论靠近“现在”，但又不属于“现在”的史学情况。反观当下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时间范畴，可谓处于不“今”不“古”的时间夹层——不太“古”又不是“今”。进一步看，这与将“近代”窄化成指涉“过去”的概念是同步的。“近代”这一时间概念最初包含“现在”，但在中国史学体制建设中，逐渐将“近代”窄化成指涉为离“现在”不太远的“过去”的时间概念。不“今”不“古”的时间概念虽然有转型之意，但毕竟是属于“过去”的时间范畴，焦点已不在“现在”。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当下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颇多内容，继承了当初“最近史学的趋势”的框架或思路，但二者内核已悄然发生变化，由高度关注“现在”的学问，变成了专注“过去”的研究。
从学理上看，揭示“过去”作为史学的立身之本，很容易让人陷入为“过去”而讲述“过去”的陷阱。虽然学界已有基本共识：“过去”的绝对真相，可能只是远不可及的高贵之梦。但是这个梦不是白日做梦的梦，是高贵且备受珍视的梦。“过去”能得以存在，不单是它曾经客观发生过，同时在于人们认为随着方法、工具的更新和丰富，能够逐渐乃至无限接近“过去”。换言之，若“过去”不再是一个能成立的概念，只是一个虚幻之梦，那么宣称研究“过去”的史学恐怕会失去根基。可以说，“过去”和史学相互依存，“过去”需要史学求“过去”之真，以维持其正当性，而史学也需要“过去”的成立，以保持其学科存在的前提。所以，史学只关心“过去”，探求“过去”的真相，能得以自足。只是，这对于历史学不同学科分支而言，其自足或意义的限度是不同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若只关注“过去”的史学情况，而不心系史学的“现在”，固然仍能维持其成立的基本条件，但其学科意义会明显衰减。杨翼骧阐述中国史学史研究意义时，都由后续史学的发展着眼。他说：“研究中国史学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来，一是了解史学发展的情况，总结其优点，批判地继承史学的优良传统，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吸取宝贵的经验，以发扬光大今后史学的研究和发展；二是了解过去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弥补其缺陷与不足，以充实今后史学研究的内容，推进史学的发展；三是了解过去史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培养和锻练对史学的鉴别、分析、批判的能力，以提高今后史学研究的水平。”反过来讲，若中国史学史研究偏执于“过去”，而与“现在”渐趋分离，那么其意义不仅多限于学科“过去”的知识范畴，且呈现出内向构造的特征，很难扩散开来后产生更为宽广而持久的影响。
具体来看，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均与此有关。关于史学文本的阐释，应兼顾“过去”和“现在”的双重维度，若拘泥于前者，容易将研究路径窄化，引发后续解释力的不足。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将史学文本置于中国史学发展脉络中阐释其价值，是一种常见的重要方法。不过，这实际是基于“过去”视角的解释，有一定限度。当史学文本是一流作品时，因这些文本深刻影响过史学进程，由此方法自然能揭示重要意义。这就是上文所讲，只探求无关“现在”的“过去”，也能使史学研究得以自足。但是一流作品会被先行研究者首先关注和研究，而在后续学科发展中，后继学者一方面通过学习将这种方法延续下来；另一方面因一流作品数量有限，只能将此方法用于分析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作品。而后续这些史学著述对史学进程影响是递减的，为使研究显得有价值，研究者既不断绞尽脑汁去挖掘其意义，又套用形容一流史学文本的语词，以生成所谓的意义。所以，当站在“过去”视角分析史学文本的意义时，随着史学文本在其所处时空中重要性的下降，揭示的所谓重要意义多是研究者的自我包装，容易呈现出研究的低水平徘徊现象。
近年来学界对于史学文本的这类研究路径也有反思，认为应该加强考察史学创作背后人的活动及更广阔的社会情境，强调走出“从文本到文本”或“就文本论文本”这种只聚焦史学知识形态的分析路径。这是研究思路的重要拓展，但是或可再推进一步。若只停留在揭示史家活动或其所处社会的情况，还是一种以“过去”为焦点的研究。这尤其体现在此类研究又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专注人事之间的隐秘。换言之，在“从文本到文本”或“就文本论文本”的研究中增加社会的维度，是为更好理解史学文本的构造及史学演进的脉络。但不宜“喧宾夺主”，误将揭示史学文本所处的社会或其背后的人事关系，当作研究的目的，毕竟史学史研究最终关涉的是知识再生产的活动，研究者的最终目光仍应回到文本，思考知识何以生成、何以如此。
中国史学史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日渐疏离，是其偏执于“过去”产生的另一典型问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理应是最具“亲缘”的学科，但二者间对话也在递减。史学理论研究是推进史学创新的重要途径，它的名称虽然有理论二字，但本身不是向壁虚造或无所依凭的发明，而是通过回顾、反思史学过往后的推陈出新。譬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主要是用史学史方法来阐释理论问题。再如，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阐述理论的方式，不是哲学式的，是史学史式的。他自己说：“我在对19世纪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研究中，将设法说明这种观点。我研究的历史学家有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历史哲学家有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
前辈学者较早已认识到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赋予二者能相互成就的期望。所以，我们能看到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置的研究中心、教研室，创办的学术期刊、专栏，举办的学术会议，一般将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两个名词并置，以表达整体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科交融旨趣。但是，当下实际情况却是你我两分日益明显。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为名的学术会议，多数呈现出治史学理论者谈史学理论，治史学史者谈史学史，鲜有出现二者有效交流的场景。这固然与学科日益专深化后形成的学科门槛有关，但二者联系日趋松散，更应是史学史这一方要自觉反思的问题。因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的提出，需要借助史学史式的研究方法，若史学史研究一味专注揭示史学的“过去”，会使研究成果无法与史学的“现在”产生深刻关联，也就很难与当下史学理论的更新发生共鸣。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尚且渐趋疏远，与其他专门史或断代史的疏离就更为严重。自中国史学史学科出现至今，这段时间已不算太短，随着持续的研究及队伍的扩大，为满足增长的选题需求，研究内容不断扩充。这就导致中国史学史研究渐趋细化，从研究史学的整体状况，到日益深入各专门史或断代史领域，由此产生诸多专门史或断代史的研究史，抑或某一史家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史等。值得注意的是，专门史或断代史研究者也会探讨其领域的研究史，多由反思该领域当前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材料运用等入手，并通过揭示尚不为人知且具有启示性的研究史，助力该领域基本范式的更新。因此，若涉及专门史或断代史的研究史领域，实际存在两类研究群体，一是史学史研究者，一是专门史或断代史研究者。前者视野在“过去”，多揭示在史学演进脉络中相关专门史或断代史的状况；后者聚焦“现在”，多以推进本领域现有研究为目的。二者侧重不同，各有意义，理应互为补充，但事实上二者很少有交集。
所以，当前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意义，颇有愈加内向构造的趋势：一方面，随着研究对象从一流史家和作品变为二流、三流乃至平平无奇者后，继续沿用原先一套解释模式，强行赋予研究所谓的意义；另一方面，研究囿于学科“过去”的知识范畴，难以有效触及“现在”史学知识的更新，所谓的研究意义也更加固定在学科内部，无法真正进一步向外辐射。如此日积月累，就助长了“史学史无用”这种偏颇观念滋长蔓延，如颇为常见的“史学史研究就是综述”的轻蔑之语。综述本身是很重要的学术表达形式，只是用来形容史学史研究时专取“述而不作”的片面意思，以说明史学史研究缺乏创新，不值一提。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偏见，但值得思考其成因，并进一步从学理上追问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何让人觉得“无用”。
三、以反思直面“现在”
史学是研究时间之流上人、事、物的的学问。但历史研究的开展也受制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由“过去”“现在”“未来”之间不同关系构造的时间框架。法国年鉴学派代表学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强调，研究者应“关注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些范畴或普遍形态之间的扭合形式和模式”。概言之，在客观时间层面，“过去”“现在”“未来”前后相继，但在人们的观念层面，“过去”“现在”“未来”会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并成为主导人们理解现实或过往社会的基础性框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将之称为“历史性体制”。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史学的分支，同样深受不同时间观念的影响。这里我们将“未来”看作“现在”的延申，由此集中讨论“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关系及其指涉的不同史学研究路径。
先来看在历史研究中由“过去”到“现在”的顺向时间逻辑。这是指研究者要回到“过去”的历史情境，并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前往后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形成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叙事。在这样的时间关系中，“过去”是主角，且作为不受“现在”影响的自足单位，能自我呈现，以此符合史学追求客观“过去”的目标。史学界常说的俗语“让史料自己说话”，以及由此安排行文的做法，就是这种时间观念下研究方法的体现。由此书写的“过去”，通常会寻求一个时间上较早的源头及此后环环不可缺的后续时间节点，以塑造出“过去”的完整性。同时，作为自足单位，“过去”的揭示已足具正当性，不用以是否影响“现在”来判定研究“过去”的价值。
所以，持这样的时间观念研究历史，能尽量减少“现在”的干扰，可以较好揭示“过去”的客观面貌。陆懋德谈“史学史之范围”时说：“所谓史学史者，在西语谓之‘历史之历史’，此即叙述自古来之历史的成绩，凡历史家之作史的方法艺术，及其演进发展的程序，皆在讨论之内。”金毓黻定义史学史也说：“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记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像“自古”以来和“历代”这类说法，反映出由“过去”到“现在”的顺向逻辑。这种时间观念下的研究，为厘清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及揭示史学发展的脉络，提供了重要助力。
只是，当从“过去”到“现在”的顺向时间逻辑展开的研究取得丰富成果，并为人们认识中国史学的客观过往奠定坚实基础后，还应调整研究背后的时间逻辑，继续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这就是我们接着要讨论的由“现在”到“过去”的逆向时间逻辑。这是指研究者出于对当下史学的反思，不再视“现在”为“过去”的延续，而是注重“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将“过去”作为反思“现在”的镜面，选择能照出“现在”不足的“过去”片段，将之连贯成历史叙述，并最终指向对“现在”的推陈出新。这样形成的历史叙事，表面也是依时间顺序的从前往后，但不是按自然时间顺序的先后排列，是逆推后的顺叙，旨在打破原先由合理化、单一化“现在”所搭建的历史记忆，由此寻找史学发展的别样可能性。
在从“现在”到“过去”的逆向时间逻辑中，“现在”是主角。但这里的“现在”，不是从断代史层面指狭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史，而是作为问题意识的起点——由反思“现在”而生发出问题意识。不过，这样的反思要能真正有效，其对象不是随意或浮于表面的，而应是平常不被人怀疑的深层预设。这就要求研究者透过当代史学繁复的知识论述，抓住被今人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框架、基本命题、基本概念、基本逻辑，尝试将其去本质化，抑或脉络化，由此通过消解预设的唯一性，揭开另一或多重的可能性。
同时，在这样的时间逻辑中，“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再拘泥于连续性。客观上，时间和历史进程是连续向前的，连续性也是史学解释的基本视角。梁启超表示，“时代与时代相续”，“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吕思勉也讲，“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连续性背后常隐藏着因果关系，即所谓“过去”是“现在”的前情，“现在”是“过去”的结果。但是，由因果线性搭建的连续性叙事，除“果”为“坏果”这种情况下强调以史为鉴外，多以“过去”论证“现在”，营造出后者是唯一的合理存在。但对于以促进史学进步为主要任务的史学史而言，质疑、反思“现在”的唯一性，可能更为重要。换言之，若偏执于时间的连续性，史学史研究缺乏反思的问题会被放大。所以，要走出连续性视角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关系。
进一步看，人们头脑中“过去”和“现在”之间根深蒂固的连续性，与解读史料时的常见认识有关。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指出：“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每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成的形象有可能成为套式。”换句话讲，当人们在遭遇异文化陌生事物的最初阶段，常会借助自己所知的事物，以类比的方式理解对方。这就提醒我们，进入史料呈现的世界，人们常会以“熟人”自居，以自我的当下认知去理解，将“过去”熟悉化。这就容易构建起由“过去”驶向“现在”的连续、线性叙事。反过来讲，应以“陌生人”的心态，将史料呈现的世界视为能有别于自身所处社会的“异乡”，强调“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断裂性，视“过去”和“现在”为两个独立并行而非前后相继的存在。用打比方来说，看待“过去”的史学应像以历史学看待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那样，或者说将“过去”的史学看作另一种学科，借“他者”之眼，撬动装裹当下史学的层层预设，以解放思想。
由此历史叙事的形态，也会有相应变化。虽然在研究的时间逻辑中“现在”是中心，但这仍是研究“过去”的史学实践，所以描述的主要对象，依然是“过去”，还是典型的历史研究。只是，这个“过去”不用再充当自足单位，对此的叙述也就不用追求自古以来的完整性，即不再定位一个尽可能早的开端并层层往后展开，使叙事表现得涵盖整个“过去”。譬如，海登·怀特所要阐发的文本结构现象，不只存在于欧洲的19世纪，但他只挑选19世纪欧洲特定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进行讨论。换言之，他不是要按自然时间顺序去构建相对完整的历时性系谱，而是选择能用以说明文本结构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和作品并揭示过往不被注意的历史面向。
概言之，由“现在”到“过去”逆向时间逻辑展开的研究，本质上是认识论层面的实践——基于反思意识的知识再生产活动。这或更能体现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更深层次反思性实践的学科特质。一些优秀的史学史研究者已在此角度做出可供效法的案例。若我们将视野放宽，“一些非史学史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所做出的成果，“也彰显史学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独有价值”。或因学科日益细化，学科界限明显，史学史研究者有时不太注意非史学史研究者的这类成果，因此这里以后者为例，说明在由“现在”到“过去”逆向时间逻辑下的具体研究。譬如，刘志伟和侯旭东分别反思“经济史”和“中国古代专制说”这两个基本概念的适用性，揭示二者的建构或形成过程，解构了被人们默认用来解释经济史或政治史的预设，由此找到了解读历史的新维度。
由“过去”到“现在”和从“现在”到“过去”这两种时间逻辑，不可偏废。这里强调后者，并非说前者不重要，恰恰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只有依前者路径积累相当丰富的成果，人们对“过去”有较为充分认识以后，由后者开展的研究实践才能更加有效。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百年历程，已有充足条件支持由“现在”到“过去”的逆向时间逻辑开展的研究。
当“现在”成为研究背后时间框架的中心后，我们还应辨析史学界常有的“谈今色变”的想法，即担心与现实社会过于密切，会影响历史客观面貌的呈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影射史学，粗暴践踏史学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尊严，是史学受现实社会影响的极端表现，对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自古至今，学术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抽离社会而躲入与世隔绝的场域，必须面对或好或坏的社会环境。现实社会总会带来或正向或负面的影响，其中坏的一面是让史学研究屈服于现实利益而脱离学术准则。就当下而言，研究者完全有也应该有能力抵住利益诱惑，坚守学术公心。所以，与其担心和“现在”过从甚密后带来的不良影响，研究者不如扪心自问是否初心如磐。
若“谈今色变”是从外部环境担心史学研究因现实利益而发生扭曲。那么，学界近年常提的“倒放电影”，是人们不自觉受“现在”影响而产生的研究偏差。罗志田曾指出民国史研究中的“倒放电影”现象。“倒放电影”的名称，已显示这是从“现在”出发的逆向分析办法。罗志田认为这有两个明显的副作用，一是“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二是“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进一步看，这两个弊端的产生，有共同的原因，即将“现在”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以“现在”标准分析“过去”，以“现在”结局删减过去。因此，关键在于当“现在”作为问题意识的起点时，我们到底是顺着“现在”做解释，还是去反思“现在”。因此，就当下来说，“谈今色变”或“倒放电影”背后的问题，不是“现在”本身，而是研究者如何自处、如何自为。或许研究者应直面自己的问题，不应将问题归于“现在”名下，并做出远离“现在”后事不关己的姿态。
所以，“现在”不是也不应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洪水猛兽”，恰恰应强调中国史学史研究关怀“现在”的学科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提示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史研究层面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与当下史学理应最有差异的古代史学常被用来合理化“现在”；与当下史学理应最密切的近代史学却常被反过来视为与“现在”无关的“古物”。就前者而言，学界常说要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传统，以推进史学建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要注意“继承”背后，有时会用“现在”比对“过去”，对照“现在”的模样去挖掘所谓需要“继承”的内容。这就会导致史学建设“原地打转”，因为这是“现在”框架里的重复，没有拓展出新的内容，是事实上的“老生常谈”。就后者而言，当下史学仍处于近代史学的延长线，不应在研究中将之截断，纯视近代史学为“过去”之物，应将近代史学置于“现在”范畴。
在强调中国史学史研究应以反思直面“现在”后，我们要明确这样的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俗语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这是因为当人们经学习某一时代的知识体系后，容易产生“习以为常”的行为——固守于某一知识体系，由此会呈现出某一时代的整体学术特征。反过来看，学术研究的创新，首先要打破对固有知识体系的依赖性。进一步讲，知识为适应不断前进的时代，总是需要时时更新，因此知识不能也不应“凝固”。那么，史学史研究通过叙述史学的过往，就不是去扮演“固化”原有史学知识体系的角色，而是要让人们警觉到对原有知识体系不自觉的“迷思”，并由此醒悟过来，同时通过打捞原先被忽视或压抑的史学现象，寻找史学发展新的可能性。史学理论等学科则能借此新的可能性，构造新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概言之，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史学史不应单纯作为史学成绩的总结者，更应是思想解放者。当下“时间”急剧加速，愈加要求人们不能陷于“习以为常”，对史学史作为思想解放者角色的要求也愈加强烈。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这样的史学史研究能激发出新的学术议题，让自身“活”起来。李大钊曾巧用“知新温故”阐释“倒着看时间”蕴含的道理，他原意是想说认识历史的观念在不断更新，由此历史也能不断被重写。进一步看，“知新温故”中的“故”和“新”分别指涉“过去”和“现在”，蕴含着我们强调的从“现在”到“过去”的时间观念。由这一未完成且持续向前的“现在”出发，也能随之生发出并参与“现在”的源源不断的史学史议题。这不是要等“现在”成为“过去”后，随着“过去”的扩容，使研究“过去”的议题变得丰富，而是因“现在”持续迈向未来，聚集“现在”的问题意识能得以深具活力且持续更新。
结语
史学是研究时间之流上人、事、物的学问，而时间也是深刻影响史学实践开展的基础性框架。从时间之于史学的方法论角度，能重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间逻辑。史学研究的焦点从“陈迹”到“今务”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一项核心内容，中国史学史学科于此背景中产生而深具关怀“现在”的旨趣，但后续研究渐趋偏向揭示“过去”，导致其意义呈内向构造的特征，自限于历史学学科“过去”的知识范畴，难以有效参与当下学科理论知识的更新，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助长了“史学史无用论”这种不当观念的蔓延。这从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种学术现象中，可以进一步得到理解。一方面，中国史学史研究要立足“现在”，似已成为“口头禅”。另一方面，学界仍在不断呼吁诸如中国史学史研究“更需要强化史学理论研究意识”“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后者不单是前者的具体表现，而是指实际研究的不足，二者共同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与这种意识的脱离现状。
今天我们应重提中国史学史研究聚焦“现在”的学科特征。这不是指断代史层面的“现在”，而是指以反思史学的“现在”为问题起点，以建设史学的“现在”为研究终点，即首先层层解构将旧有史学知识本质化的历史叙事，解放人们的思想，并打捞原先被忽视、压抑的史学现象后，通过建构关于史学过往的其他叙事，揭示史学有其他形态的可能性，为建设符合新时代的史学知识体系提供突破口。在历史学体系中，这样的中国史学史不是沉迷于讲述往事，而是扮演着史学发展过程中思想解放的先锋。这在本质上是认识论层面基于反思意识的知识再生产活动，能让中国史学史研究“活”起来——因聚焦“现在”而打开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广阔空间，并随着“现在”持续迈向“未来”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新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