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入滇的东、南、西三道:
历史上关于入滇道路的记载,最早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楚威王(《后汉书》《华阳国志》说在楚顷襄王时)命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千里,以兵威定属楚。”[1]庄蹻所循而上的江,据《通典》卷一八七夜郎国注说就是沅水;《华阳国志》又说他“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且兰即今贵州平越,可知庄蹻是由湘西经贵州而入滇的。这可以说是古代入滇的东道。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唐蒙在南越吃到蜀枸酱,问知是从西北牂牁江而来,牂牁江自夜郎出番禺城下,江广可以行船,于是蒙上书请“浮船牂牁出其不意”以攻南越。所谓自西北出番禺城下的江,就是现在西江。西江上通浔江,浔江通郁江,郁江通盘江,盘江东西二源全在云南境;又从郁江上通右江,右江上源名西洋江。西洋江由广西边境百色上达云南剥隘。这可以说是古代入滇的南道。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发巴蜀兵以临滇,其后命王然于喻滇王,以及蜀汉诸葛武侯之渡泸,他们的详细路程虽不得知,但全是由四川南行至云南。这可以说是古代入滇的西道。大概古代入滇大道不出这三线。《史记·西南夷列传》还有“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一个记载,前人解释五尺道多半说是形容地之险狭,如淳说:“道广五尺。”司马贞说:“谓栈道广五尺。”颜师古说:“其处险厄故才广五尺。”全没有举其所在。李泰《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唐初郎州后改播州[2],就是现在贵州遵义。但《通典》卷一七六又说:五尺道在戎州棘道县,就是现在四川宜宾县。两说不同,相距甚远,又无其他证据,不知是否直达云南。
唐代的南北两路:
唐代通云南多经过四川,大道有南北二路。当时南诏蒙氏先都蒙舍川(今蒙化西北)后都羊咀咩(今大理)。交通的中心在现今迤西。《蛮书》上说:“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3]石门在今四川庆符县南,隋史万岁南征所开。《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所说“遣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趋云南”即此道。鲁望就是现今曲靖。《蛮书》说过石门外第九程是鲁望即蛮汉两界,曲州、靖州废城皆在;旧《云南通志》说靖州故城在南宁县南十五里(阮氏《云南通志》三十五),南宁民国改称曲靖。昆川就是现今昆明,《蛮书》说拓东城凤伽异所置,其地汉旧昆川。可知唐代入滇的北路是从今四川南部庆符县之石门南下,经过曲靖、昆明。《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戎州开边县注所引贞元十年(公元794)袁滋,刘贞谅使南诏的路,也是这条线。(余别有《唐使南诏路考》)
《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嶲州越嶲郡注说:“有清溪关”[4]。《蛮书》说:“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公元759)置关,关外三十里即为嶲州界。”[5]因为关在黎嶲两州交界处,所以《新唐书》与《蛮书》所记不同。就现在来说,就是西康汉源县南。唐邛部属嶲州故城在今西康越嶲县北。会通河今名老口河,源出西康会理,东南入金沙江(阮氏《云南通志》二十五,《清一统志》三百五四川宁远府)。但会通河之名不见于《通典》、两《唐志》《蛮书》《南诏野史》等书,怀疑是会同之讹,会同城在今西康会理县北,总之经过会理是无疑的。可知唐代入滇的南路,是从四川西部今划入西康省之汉源县以南的清溪关南下,经越嶲,会理渡金沙江而入云南,《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嶲州越嶲郡注所引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刘希昂使南诏的路,同《蛮书》内自四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开塞里数所列路程,《一切经音义》八十一《求法高僧传》内从蜀川南出,经越嶲,永昌西行入天竺的道,全是这条路。关于《蛮书》记载可参阅向达先生《蛮书校注》,见国立北京大学《文史》专刊。
五代及元的通道:
五代通云南的大道,据《五代会要》所载,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云南使赵和是从大渡河黎州入中国,这还是唐代的南路。至于宋代,因为书阙有间就不大清楚了。元宪宗二年(壬子,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忽必烈以皇弟奉命帅师入云南,次年自临洮次塔拉,分三道进兵大理。忽必烈由中道,经满陀城过大渡河,渡金沙江至大理北四百余里之摩娑部界。详细的路程现在学者还在研究,但他所走的路全是崎岖的小道。《元史》说,“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又说“山径盘屈,舍骑徒步,(郑鼎)尝背负世祖以行”,可以想见其困难。[6]忽必烈即位以后,所开的云南站赤道路,就《元史·本纪》所载,还是从叙州、乌蒙走水路,或是从庆符经盐井到中庆走陆路,(见卷十六至元二十八年本纪,同《永乐大典》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六站字。)叙州就是宜宾,乌蒙就是昭通,盐井就是盐津,中庆就是昆明。这条路就是唐代北路。
明清驿路: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命傅友德、蓝玉、沐英分两路入滇,一路由永宁(四川叙永)趋乌撒(贵州威宁);一路由辰,沅(湘西)趋贵州经普定(安顺),普安攻曲靖。[7]前者虽然由川入滇,可是与唐代的南北路又并不尽同,后者大体相当于古代入滇的东道。在当时,由辰、沅经贵州入滇并不是通衢大道,而且群山盘郁,所以明太祖谕傅友德说:关索岭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章潢《图书编》,康熙《云南通志》引杨士云《议开金沙江书》)。关索岭在今贵州镇宁县西,关岭县东(滇黔以关索岭称者五,黔之镇宁,滇之寻甸、新兴、潋江、江川是也,见阮修《云南通志》二十引程封《关索岭辨》)。是崖岭重叠之处。太祖所谓正道在西北,是指唐代由四川入云南的南路。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既定,太祖命置邮传通云南,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8],驿站既通,于是自湘西至贵州,由贵州入云南,成了明清两代的大道。虽然迂回于万山之中,可是入滇正道惟此一线。
到了明朝嘉靖以后,许多官吏以及本省士绅全主张多开通道,大概有三种主张。万历时在京滇籍官员王元翰同云南会试举人杨提等主张另辟新道,由广西府(今云南泸西县),入广南府(今云南广南县)再入粤西田州(今广西百色)可以水道下留都,陆道达湖广常德,以为“不惟宽夷足容九轨,且较之走贵州者捷近数千里”(王元翰《凝翠集》)。嘉靖时滇宦杨士云以及云南巡抚黄衷、汪文盛、巡按毛凤韶等则先后主张利用金沙江,以通四川马湖府(阮氏《云南通志》四十二引康熙《通志》)。天启时云南巡抚闵洪学又主张滇路粤蜀并开(阮志四十一),一路从金沙江趋会川(今西康会理)建昌(今西康雅安)入川;一路从田州归顺(今广西靖西)、泗城(今广西陵云)、安隆(今广西西隆)分道入粤。一路是唐代的南道,一路相当于古代的南道。事实上,这几种新道,因种种障碍全没实行。当时闵洪学赴云南巡抚任,因为安氏事起,黔道梗阻,是从湖南湘潭走衡(今衡阳)、永(今零陵)到广西又经桂平(今县下不复注)苍梧溯浔江而至南宁,再从养利经龙英土界(今广西龙茗)入云南,从广南至临安(今建水)再入昆明。这条路是他所说的归顺一线。他从南宁到临安走了五十多天,而且艰苦备尝,其交通不便可知,无怪新道难成了(阮《志》四十一)。
据《清会典事例》从湖南常德到云南昆明的驿道所经如下:湖南武陵(今常德)—桃源—沅陵—辰溪—芷江—晃州(晃县)—贵州玉屏—青溪—镇远—施秉—黄平—青平(炉山)—贵定—贵筑—清镇—安平(平坝)—普定(今安顺,今之普定为旧定南所)—镇宁—永宁(关岭)—安南—普安—普安厅亦资孔驿(今属盘县)—云南平彝—南宁白水驿(今属曲靖)—沾益—马龙一寻甸易隆驿—嵩明杨林驿—昆明。
这同现在的公路所经实在一样。清代除了入黔驿道而外,又有入川一道,就是:沾益—宣威—贵州威宁—毕节—四川永宁(叙永)——也同现在的公路所经一样。
此外清代还有运铜的四道,同运粤盐的一道。清制云南省广南,开化两府办销粤盐,粤盐全是从百色方面进来,这就是所谓运盐一道。清代各省鼓铸制钱的白铜,全仰给予云南的汤丹厂,汤丹山在会泽西南一百六十里,今属巧家县境内(王昶《云南铜政全书》)。当日所产的铜全要设法运至四川泸州,沿江而下,集中于汉口,因为出产的多,同各省需要的切,所以从出厂到泸州分了四条运道,以求敏捷:一道由汤丹厂用车运至寻甸,再经贵州威宁而到永宁(叙永)转泸州;一道由汤丹厂用马驮至东川(会驿),经鲁甸、奎乡、昭通、镇雄而到永宁转泸州;一道由厂车运至寻甸,然后由罗星渡水运到泸州;一道由厂马驮至东川,然后由盐井渡水运到泸州(阮《志》七十六)。当日白铜是云南出境物品大宗,因为输运的多,所以随之而往来者也多,虽是运铜的道,也成了交通要道了。
1942年10月20日昆明。
(原载1943年3月,《旅行杂志》第十七卷第三期)
【注释】
[1]司马迁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93页。
[2]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5页。
[3]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页。
[4]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2《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0页。
[5]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一,第33页。
[6]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9页。卷154《郑鼎传》,第3635页。原注:见卷四《世祖本纪》,又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卷1五四《郑鼎传》,鼎传误世祖为宪宗,宪宗未尝至云南。按:《兀良合台传》未发现有文中论述语句。
[7]张廷玉等:《明史》卷129《傅友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99-3803页。
[8]张廷玉等:《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第8001-8038页。其事不限于乌蒙诸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