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一、努尔哈赤起兵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东北女真地区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万历初年，海西女真哈达部势力曾一度强盛，“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南尽清河、建州，北尽逞、仰，延袤几千里” (1) 。但是其首领王台不善于治理，他生前内部就不稳定，因而王台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以后，该部马上陷于纷争之中。位居开原北关的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逞加奴、仰加奴趁机进攻哈达。明朝统治集团害怕叶赫部强大对自己不利，遂出兵支持哈达，并于万历十一年（1583）击杀逞加奴和仰加奴二人。但这二人的儿子卜寨和纳林卜录继续和哈达争斗不已。同时，哈达本身也被王台的子孙弄得四分五裂。建州女真这时亦因混战而分成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和长白山等部，其中各部又各分为若干小部落。当时的女真地区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2) 。这种状况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史载，当时人人自危，“凡有出入，必佩持弓矢，以避相侵害、抢掠之患” (3) 。人们到处逃亡，田地荒芜，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商业贸易也经常被迫中断，“今贡市绝而江夷道塞” (4) 。海西女真哈达部甚至出现“人皆无食……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的悲惨情况 (5) 。恩格斯指出，割据所造成的“疆土分裂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 (6) 。只有政治上的统一，消除人为的分裂、割据状态，经济文化才能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这时的明王朝已经腐朽，无力整顿东北地区混乱的局面，统一女真的历史任务，落到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身上。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出生在明朝建州左卫一个奴隶主的家庭里。其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朝人称之为叫场和塔失）和明朝的关系很密切。觉昌安担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的职务，不仅经常带领属下前往抚顺马市和汉人贸易，而且万历二年（1574）还协助明总兵官李成梁，攻灭了侵扰辽东的另一女真首领王杲。

努尔哈赤受其先辈的影响，和明朝来往也很频繁。早在幼年时期，他就被父亲送往明将李成梁家“侍候” (7) 。在那里，他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演义》和《水浒》，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年长后回到建州，因继母虐待，19岁就分家自立。为了生活的需要，他时常上山采集人参、松子，并拿到抚顺马市上去出售。艰苦的生活磨炼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由于和汉族民众的接触，也使他对明朝社会的状况及民众生活的困苦有了较多的了解。

王杲死后，其子阿台思为报父仇，继续与明朝为敌。明万历十一年觉昌安和塔克世引导明朝军队进攻阿台。在激烈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世为明军误杀。明政府为此给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 (8) ，封他为指挥使。努尔哈赤遂将其父祖被害的责任归咎于建州女真另一个首领尼堪外兰身上，打出为父祖报仇的旗号，于1583年5月，以塔克世“遗甲十三副”，数十兵卒，向尼堪外兰占据的图伦城发起进攻，尼堪外兰弃城出逃。这不仅是努尔哈赤独立行动的开始，也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序幕。

二、统一女真各部

1. 统一战争的进程

努尔哈赤开始进行统一女真活动时，力量微弱，没有被其他部族所重视，甚至自己家族的人也不满意。但是他采用“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努力争取明朝的支持，避免与明朝发生冲突，在1583—1619年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内，经过了三个阶段，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首先致力于建州本部的统一。他先后攻占了苏克苏浒部的萨尔浒城和浑河部的兆嘉城。万历十二年（1584）经过激烈的战斗，又占领了董鄂部的翁科洛城。万历十三年（1585）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挫败了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八百人的进攻，声威始壮。万历十四年（1586）他攻克了贝珲城，降服了浑河部。然后挥军进攻鄂勒珲城，战斗中，努尔哈赤受箭伤三十处，仍然奋勇不退，取其城，后杀死仇人尼堪外兰，苏克苏浒部落入他的掌握之中。接着在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又征服了哲陈部。万历十六年（1588）董鄂部首领何和里率部归顺。同年，完颜部亦被征服。这样，努尔哈赤用五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五部，形成一个稳固的势力，“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 (9) 。这是统一女真的第一个阶段，是努尔哈赤兴起的阶段。

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使海西部大为恐慌。万历十九年（1591）海西叶赫部首领纳林卜录派人向努尔哈赤要求划出一个城给他，遭到拒绝，双方关系开始紧张。叶赫见努尔哈赤不顺从，遂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等九部，出兵三万，向努尔哈赤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强敌压境实力悬殊的险恶形势下，努尔哈赤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状况，认为“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以胜矣” (10) 。他集中兵力在古勒山据险布阵，以逸待劳，抓住有利时机发动进攻。在其打击下，联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努尔哈赤乘胜追击，活捉了乌拉部首领满泰之弟布占泰，缴获三千匹马和大批其他物资。古勒山之役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它严重地削弱了海西女真的力量，标志着努尔哈赤已成为女真各部中的一支强大的势力。

随后努尔哈赤开始向边远地区进军。他遣军征服了朱舍里部和讷殷部。而长白山鸭绿江部早在1591年就已被努尔哈赤降服了，于是建州部统一遂告完成。这以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之子褚英领军攻打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安褚拉库路（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和内河路（松花江上游）。第二年，东海女真的虎尔哈路酋长王格、张格前来降附，“贡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渥集部之虎尔哈路每岁朝谒” (11) 。努尔哈赤的势力逐步向黑龙江流域扩展。

古勒山战役之后，海西女真叶赫部和哈达部为争夺霸权又陷入纷争之中。哈达抵挡不住叶赫的进攻，就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趁机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吞并了哈达，“奴酋（指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 (12) 。这是统一女真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努尔哈赤逐步强大的阶段。

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加紧对海西女真的征服。万历三十五年（1607）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一带）首领策穆德黑，为了摆脱乌拉部的控制，自愿归顺努尔哈赤。于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子褚英就带领军队前去迎接策穆德黑的部属。在回归途中，遭到被努尔哈赤释放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截击，双方在乌碣岩展开激烈的战斗，乌拉军大败，损失士兵三千余人、马五千匹和甲三千副。同年，努尔哈赤趁辉发内部动乱之际，发兵将之攻灭。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再次率军进攻乌拉。布占泰面临生死存亡，领兵三万拼命抵抗，“两军之矢如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 (13) ，但布占泰终于战败，只身逃往叶赫，乌拉遂亡。这样，海西女真仅剩叶赫部还在依仗明朝的支持与努尔哈赤对抗。

在与海西女真激烈争夺的同时，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的征伐也在步步加紧。万历三十七年（1609）攻取兴凯湖以东瑚叶河畔（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刀毕河）的滹野路。万历三十八年（1610）招抚渥集部之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在绥芬河流域及乌苏里江上游，明双城卫、速平江卫）。万历三十九年（1611）夺取渥集部之乌尔古宸（今俄罗斯比金河一带）、穆棱（今穆棱河流域）二路。万历四十二年（1614），努尔哈赤派军征服雅揽（明牙鲁卫）、西临（今俄罗斯苏袒赫河一带，明薛列路卫，又作失里卫）二路。万历四十三年（1615），攻占渥集部东额黑库伦城（今俄罗斯纳赫塔赫河地方）。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命大臣扈尔汉、安费扬古率兵两千征讨位于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行至兀尔筒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以后渡黑龙江，取萨哈连十一寨 (14) ，同年，还招服了阴达珲塔库喇喇（即使犬部，今抚远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诺罗（今挠力河附近）、石喇忻（今七显河一带）等三路。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的军队又攻占库页岛及附近岛屿。至此，散居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东海女真大部分已被统一起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力量进一步强大的条件下，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叶赫。经过一番激战，叶赫败亡。海西女真全部统一于努尔哈赤的麾下。这样，“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15) 。至此，女真统一的第三个阶段——统一完成阶段便宣告结束。

2. 女真统一的原因

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虽然是为扩大新兴的女真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适应了当时社会要求统一的需要，这是他能完成统一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努尔哈赤跟上了时代，跟上了发展，促成了女真的统一。

实行征讨招抚并用的政策是统一事业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努尔哈赤在统一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征服外，十分注意采用招抚的办法。凡是率部归顺的首领，总要委以重任，给予奖赏。如万历十六年，建州女真苏完部长索尔果率部归附努尔哈赤，其子费英东因此被任命为大臣，努尔哈赤还将自己的孙女嫁他为妻。同年，位居佟家江流域的董鄂部，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其部长何和里亦率本部前来归顺。努尔哈赤大喜过望，特以长女嫁彼为妻，授为大臣。天命三年（1618），东海女真呼尔哈部长纳哈答率百户来降，努尔哈赤要他们分成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给愿留下的八名头目每人男女仆人二十名、马十匹、牛十头，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样一来，原先愿意走的也不走了，他们并且捎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 (16) 。努尔哈赤实行的招抚政策大大减少了统一的阻力，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运用灵活的策略，处理好与明朝的关系，也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得以实现的要素之一。明朝封建统治集团对东北少数民族历来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因而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是不会允许的。对此，努尔哈赤竭力维护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履行作为地方官应尽的职责，争取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他执行明政府的指令，不仅陆续把其部属掠夺的汉人和牲畜送还明廷，而且还为捍卫明朝疆域的安宁而尽力。万历十六年女真部的一个小头目克五十率其属下抢掠柴河堡，射杀明军指挥刘斧。努尔哈赤接到明朝要他消灭克五十的命令后，立即部署对他们的围剿，杀死了克五十，将其首级献给了明政府 (17) 。同时，当明朝举行军事行动时，努尔哈赤还主动请战。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占据不少地方。朝鲜国王向明朝要求援助。明政府准备征调军队赴朝鲜作战。听到这个消息，努尔哈赤特地派遣部下，借到北京朝贡的机会，请求明朝准许建州的军队去朝鲜，和明军协同作战 (18) 。此事虽未获明廷批准，但也显示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忠诚。

此外，努尔哈赤还按照明政府的规定，经常派遣部下到北京进贡。其中，他本人还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 (19) 、万历二十六年 (20) 、万历二十九年 (21) 和万历三十六年（1608） (22) 四次亲赴北京朝贡，每次都受到明政府的款待。

努尔哈赤的忠顺和在捍卫边境安宁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使明政府多次提升他的职务。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晋升为都督佥事 (23) ，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被封为龙虎将军。 (24)

努尔哈赤争取明政府信赖和支持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不仅使他有了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在与海西和东海女真的斗争中处于优势，而且也使明政府在他起兵着手进行统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感到威胁，甚至还误以为其力量的增长对稳定辽东局势是有利的，因而没有公开阻止努尔哈赤的统一行动。

但是，后来努尔哈赤势力的膨胀还是引起了明政府的疑惧，于是明政府开始限制他的行动了。面临这种形势，努尔哈赤又采用了巧妙的“倏顺倏逆”、“乍吐乍吞”的策略，以避免与明政府发生公开冲突，尽量减少统一的阻力。这在围绕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存亡上表现得很突出。当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统兵攻占哈达城，生擒其首领孟格布禄，并将他杀死时，就引起明政府极大的不满。明政府害怕努尔哈赤并吞哈达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强令努尔哈赤使哈达“复国”。在高压和威胁面前，努尔哈赤先是“退避三舍”，以迷惑明政府。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孟格布禄之子吴儿户代为妻，并送其回哈达。但后来又趁明朝不备和哈达发生饥荒之机，将“复国”的哈达灭掉了。努尔哈赤对付明政府的这种“倏顺倏逆”的策略，在万历四十一年还有典型的一例。这一年努尔哈赤纠结蒙古宰赛等二十四营，屯兵于辽东清河，准备骚扰明朝辽东地区。明朝见努尔哈赤来势凶猛，急忙征调蓟镇军队五千余人赴援，又下令停止与努尔哈赤的马市贸易。努尔哈赤见明朝真的要动武，又狡猾地采取退让的策略，曾“请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抚顺关为质……示无鲠中朝”。明朝果然中计，放松了戒备，努尔哈赤又趁机向明朝支持的叶赫部发动袭击，“严兵围烧金、白十九寨” (25) 。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了明朝后期朝政腐败，上下姑息的弊端，使明政府陷入举棋不定的窘地。努尔哈赤遂排除了明政府的阻挠，实现了统一女真的宏图。

3. 统一女真的意义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成功对于以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实现了女真族自金朝以后的又一次全民族统一，这就促进了民族的发展，标志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形成。在统一之前，女真各部之间虽也互相通婚或交换物产，但更多的是相互仇杀，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努尔哈赤的统一使女真民族突破了这种状态。就在他进行统一的初期，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和叛逃，就把归附的人全部迁到自己的住地周围，加以编排。万历十六年对苏完部和董鄂部的一部分、万历二十六年对安褚拉库路、万历三十五年对瓦尔喀部斐优城、万历三十九年对虎尔哈路扎库塔城，都是如此。后来归附的越来越多，介于归附者与努尔哈赤住地之间的部族也被统一过来了，也没有必要再集中了。如渥集部东额黑库伦（1615年归附）和东海萨连部（1616年归附）等就是这样。集中居住，进行编排，为扩大民族中融合、密切关系提供了条件。统一组织，统一生活和生产，从而使民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满族人民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它结束了女真族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就为实现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最后，女真的统一也加强了东北地区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这对巩固边疆，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创立八旗制度　建立后金政权

1. 八旗制度的创立

在进行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战斗力，并便于管理，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

满洲旧俗，凡出猎行围，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旗寨而行，每人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管率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牛录，汉语是大箭的意思，额真是主的意思。可见牛录额真是出师行猎的临时性的十人之长。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归顺的人日益增多，但还没有统一的组织，于是就将上述旧有的制度加以改造，于万历二十九年把原来的十人为一单位扩大成三百人为一单位，称牛录，立一牛录额真（后来叫佐领），旗分黄、白、红、蓝四色。到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的势力更为壮大，就确立了八旗制度，每三百丁立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之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设一固山额真（后之都统），固山额真左右置梅勒额真（即后来的副都统），将原来旗帜的周围镶上一道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从而形成八种不同的旗帜。不镶红边的黄色旗称为整黄旗，就是整幅的黄旗，简称正黄旗；镶红边的黄色旗称镶边黄旗，简称镶黄旗，俗称厢黄旗。其他三色也一样，合起来称为八旗。

八旗制是满族“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将满族全部人口都编入了八旗之内。牛录是最基层的单位，而固山则是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以后即使人口增加了也不添旗，基层单位也不变动；为适应变化的情况，只将中间单位——甲喇（即参领）的数目加以调整。每旗的参领数目可以增加到八、九、十个。旗民在各级额真统辖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 (26) 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每个满族壮丁都有出征作战的义务。

这时，满族对义务的负担和权利的分配都以八旗为单位。凡有任务就由八个单位（旗）分担，八旗再分别往所属的参领分派，最后则落在最基层单位——牛录（佐领）之上。从要人、要马、要钱乃至要人参和狐皮，都是平均负担。所以史称“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 (27) ，一切权利也按八旗平分。土地按八旗平分，抢来的人口、钱财和牲畜同样要按八份分。这种平均分配的办法是满洲历来的习惯。

八旗制度是在氏族联盟制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努尔哈赤是高踞于八旗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八旗的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及孙辈等宗室贵族担任。从努尔哈赤到旗主、参领以至佐领、一般民众，形成了阶梯式的等级统治，所以这是具有封建性质的一种政治制度，同时还有氏族残余和畜奴成分。

八旗制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整体。这不但巩固了女真统一事业的成果，而且还消除了各部之间的差异，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广大满族民众统一在八旗之下进行生产和战事，发展了社会经济，增强了军队战斗力，为建立后金政权奠定了基础。

2. 创制满文

满文的创制在努尔哈赤兴起中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

历史上，女真族在金代曾仿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那时，此种文字在金统治区域内广泛使用。但是，随着金朝灭亡和元朝建立，蒙古文字在女真地区逐渐流行起来，而女真文却反而衰落下去。明朝中叶以后，女真人一般使用蒙古文字。如正统九年（1444），明玄城卫指挥、女真人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在奏文中说：“‘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 (28) 达达字，即蒙古文字。

努尔哈赤兴起以后，这种状况仍在继续，“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 (29) 说女真语，用蒙古文，对巩固和发展女真各部的政治经济联系，发展社会生产是极不利的。为此，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满族自己的文字。

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任用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从事这件事。开始这两人有畏难情绪，努尔哈赤遂和他们一起确定了制字的原则，努尔哈赤说：“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 (30)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就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语语音，创制了满文。从此，满族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

但是，这种文字在女真地区推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由于蒙、满语音有差别，借用的蒙古文字母不能完整地表达满族语言，因而往往造成“上下字雷同无别”，“人名、地名必致错误” (31) 的现象，于是明崇祯五年（1632），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加以改进，将借用的蒙古字母加上“圈”或“点”，区别了原来容易混淆的语言。经过达海改造的满文称为“有圈点的满文”或新满文。而原来的满文则相应地被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这样，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个时期三十三年的创制、推行和改进，满族终于建立起了能够准确表达自己思想和意志的文字，从而为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利用满文书写历史，记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件，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满文老档》。满文创制后不久，努尔哈赤即建立了档案制度，不仅有专门记述他本人言行的档子，各旗也都有记述本旗事务的档子。努尔哈赤之后，皇太极又继续派人进行这一工作。于是便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满文老档》。它是用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新满文两种字体书写的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朝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明崇祯九年（1636），共一百八十册。按月日记事，内容涉及军国大政、宫廷生活及社会情况等。早期的满文著述除《满文老档》外，还有《满洲实录》等。

满文的创制也促进了满族学校教育的发展。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巴克什 (32) ，以钟堆、博布赫、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等八人为之，并要他们对入学的八旗青少年“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 (33) 。明崇祯四年（1631），其子皇太极更令诸贝勒大臣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全要入学读书。 (34) 学校的创兴和发展为满族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 建立后金政权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还逐步建立起政权机构。明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即烟筒山）下的南岗，“筑城三层，启建楼台” (35) ，修筑费阿拉城，建立根据地。同时“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 (36) 不许女真民众“犯上作乱”，不许侵犯满洲贵族的私有财产，至此国家政权的雏形已经产生。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由费阿拉迁到赫图阿拉（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居住。经过女真夫役的多次营建，赫图阿拉城已初见规模，“城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城外有“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铁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东门外则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 (37) 。显然它已成为努尔哈赤辖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这样努尔哈赤就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脱离了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开始了和明朝对抗的时期。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及辽沈地区之战

一、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使明朝统治集团越来越忧惧。早在明万历十六年，辽东巡抚顾养谦就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黠酋” (38) 。明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礼部在奏文中说：“更闻努尔哈赤与弟速尔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 (39) 万历三十七年明朝内阁首辅叶问高更忧心忡忡地说：“窃念今日边疆之事，惟以建州夷最为可患。” (40) 为了对付这股可怕的势力，明朝统治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使用各种手段，企图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就更激化了两者的矛盾。后来，遂在万历四十七年发生了著名的萨尔浒之役，并在以后双方的战争中矛盾日渐升级。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向明朝正式开战。所谓“七大恨”即是：

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父、祖；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4.明朝派军队保卫叶赫，抗拒建州；5.叶赫出于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坌、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肖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41)

“七大恨”主要反映了满族对明朝统治集团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愤恨，是讨伐腐朽明朝的檄文。

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兵分两路进军，令左翼四旗兵进攻东州、玛哈丹二堡，另一路则命“市夷”五十人（抚顺的商队）先发，他本人亲领右翼四旗兵，潜随其后，直趋抚顺。驻守抚顺之明游击李永芳不战而降，东州、玛哈丹及许多堡寨都为后金攻占。为了扩大影响，努尔哈赤将“七大恨”文交给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来抚顺贸易的商人带回。明广宁总兵张承荫急忙领兵援救抚顺，也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全军覆没，张本人亦阵亡。随之，清河亦为努尔哈赤所攻占。

抚顺、清河失守传到北京之后，明朝野上下，惊惶失措。为了挽回辽东败局，遂命杨镐为辽东经略，集兵进攻努尔哈赤。然而明朝财政困难，兵饷迟迟不能筹齐，直到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始得以预定的兵力出师。杨镐制定了四路进兵方略：

1. 杜松、赵梦麟、王宣等带兵三万人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左岸，入苏子河河谷，此为左翼中路军；

2. 马林、麻岩等军合叶赫军共约一万五千人，由开原、铁岭方面出三岔口，入苏子河流域，此为左翼北路军；

3. 李如柏、贺世贤领兵二万五千人，沿太子河流域，出清河，从鸦鹘关入兴京老城，此为右翼中路军；

4. 刘 军一万人及朝鲜援军一万人从宽甸出佟家江流域，入兴京老城，此为右翼南路军。

杨镐为四路总指挥，驻沈阳。明军号称四十七万，但实际上，除朝鲜援军外，仅有兵力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名。 (42)

努尔哈赤获取明军大举进犯的消息之后，对敌情进行了判断和估计。努尔哈赤看穿了明朝声东击西的策略，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明之主力——中路军杜松部，而仅以数百兵力抵御明之南路军刘 部。这样努尔哈赤就亲自率领八旗劲旅六万人西向迎敌，双方遂在萨尔浒一带发生了遭遇战。

三月初一，明将杜松等率兵结大营于萨尔浒山冈。当获悉后金兵在界凡修城时，就命两万人留守大营，另外一万兵去进攻界凡。而努尔哈赤根据明军阵形，命代善、皇太极率领两旗兵援界凡，自率六旗攻萨尔浒山明军大营。明兵恃枪炮以攻，出营列阵，天大霾晦，咫尺不能辨，枪炮皆打柳林。后金兵趁机进攻，破其营垒。而努尔哈赤所遣助界凡之兵自山驰下，合力夹击，明军遂大败。主将杜松、王宣和赵梦麟皆阵亡，“明兵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43)

三月初二，马林所率明军闻知杜松战败的消息后，就据守尚间崖，而潘宗颜军则据斐芬山，龚念遂军屯斡珲鄂漠。努尔哈赤率兵北进，先击溃明军龚念遂部，龚阵亡。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军又大败，副将麻岩等战死，惟总兵马林率部分官兵遁开原。后金军紧跟着又驰往斐芬山，攻潘宗颜军。经过激战，潘军亦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击败明中路和北路军之后，就回师对付南路刘 军。而刘 此时已率军进至距赫图阿拉仅五十里地方。努尔哈赤只留四千兵抵御李如柏，其余精壮尽数抵宽甸刘 来兵。并派明降兵持杜松令箭，诡言杜松军已得胜深入，诱之速进。刘 因不知明军萨尔浒战败消息，又怕杜松夺取首功，竟自率精锐为前军，先进至阿布达里岗。后金兵分左右翼夹击之，明军大败，刘 力战而死，其余部相继被歼，南路亦败。明经略杨镐闻三路兵败，急檄李如柏回兵，明廷只有这一支军队逃脱了覆灭的命运。

萨尔浒之战，后金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等方面虽处于劣势，但士气高昂，上下团结，八旗官兵浴血奋战；同时努尔哈赤又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44) 的战略，以逸待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终于取得歼灭明军四万五千余人的辉煌胜利。

与之相反，明朝则兵民厌战，将帅不和，士气低落；加之统领作战的杨镐又是个常打败仗的庸才，运用的是分兵合击的战略，致使明军在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终归为后金各个击破，几至全军覆没的惨败结局。

萨尔浒之战是明清兴亡史上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后金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明朝封建统治者一举消灭后金的企图，保卫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冲破了明朝辽东防线，使后金军转守为攻，为进占辽沈地区，为统一东北全境奠定了基础。

二、辽沈地区的战役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胜明军后，继续扩大战果，于1619年6月攻破开原，7月占领铁岭。兵锋所至，明军望风溃逃。沈阳、辽阳诸城堡岌岌可危。面对辽东危急状况，明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其曾巡按辽东，熟悉边疆事务。熊廷弼日夜兼程出山海关之后，遍阅形势，看到的是人心涣散，逃亡相继，一片混乱的局面。为了稳定军心，他到任后的第五天，就将临阵脱逃的三名明军将领审问处斩。他深知在明朝新败，力量对比不利于明的情况下，不宜对后金采取攻势，而应该专心防守，使努尔哈赤不敢轻易进犯。为此，他采取“坚守进逼”之策，招抚流亡，修缮战具，训练军队，整顿军纪。并把十八万明军分别布置在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坌、镇江（今辽宁丹东）等地，固守城池，不轻易和后金军开战，只派小股人马骚扰。这样做的结果，仅一年工夫就稳定了辽东局势，努尔哈赤因此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

但是熊廷弼的这些做法，却遭到明朝一些官员的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因而被迫离职。换上来的是缺乏军事才能的袁应泰。袁“历官精敏强毅”，但“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 (45) 。明朝用这样的人物来与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努尔哈赤对抗，显然是很大的失策。袁应泰任辽东经略后，对熊廷弼的以守为主的策略“多所更易”。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甚至还布置对后金的反攻，致使明军的防御体系有所削弱。同时他还轻率地把大批蒙古灾民，安置在辽阳和沈阳城内，使得为数不少的后金“奸细”趁机混入。所有这些均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

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大军，“将板木云梯战车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 (46) ，直取沈阳。明朝为了保卫沈阳，设置了坚固的防线，“城外有品坑，内插尖桩，上覆秫秸，以土掩之；又壕一道，于内边竖栅木，近城复有壕二道，阔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桩；内筑拦马墙一道，间留炮眼，排列战车枪炮”。同时还将大批明军士兵部署在城上守卫。后金大军到达城下后，先用计诱使明朝总兵官贺世贤出城迎战，射杀了他；然后又用楯车攻城，从东北角挖土填壕。城上明军发炮还击；但发炮过多造成炮身过热，装药即喷。后金军趁机渡过壕沟，猛攻东门。在这关键的时刻，混在蒙古灾民中的后金奸细，砍断桥绳，放下吊桥，后金军蜂拥而入，攻占了沈阳城。 (47)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随之后金军又在沈阳城外和前来援救沈阳的明军一万余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面对数万后金军，明军并不畏惧，他们拼死作战，一度使后金军“却而复前，如是者三”，最后虽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但后金军损失也很大，伤亡了数千人之多。《明史》评论说：“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虽力绌而覆，时咸壮之。” (48)

沈阳攻克以后，努尔哈赤召集诸王大臣开会决定：“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 (49) 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得知后金将要进攻辽阳，急忙把奉集、威宁的明军撤到辽阳，以加强防守力量。同时还放太子河水，“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 (50) 设法固守。同年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到达辽阳城外，袁应泰随即督明军出城五里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后，明军败退，后金军追击六十里，至鞍山始回。第二天，后金军分兵两路，其左翼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其右翼兵囊土运石堵塞城东水口。明军三万人亦出东门安营，连续向后金军施放枪炮。后来水口被堵，城壕逐渐干涸，后金军遂乘势渡过濠沟，明军阵脚动摇，败归城内，与此同时，后金右翼兵也冒着明军密集的炮火，登上西城城墙，占据两角楼。明军并不气馁，当天晚上，他们举起火把与后金军一直鏖战到天亮。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袁应泰亦督率明军苦战，但终归失败。袁应泰自杀，辽阳失守。后金军随之席卷辽河以东，海州、盖州、金州、复州和耀州等七十余城都被占领。

努尔哈赤于是召集群臣商议迁都辽阳。诸王大臣都说应回旧都，而努尔哈赤却说：“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目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 (51) 于是，后金就从萨尔浒城迁都到辽阳。这件事充分反映努尔哈赤的进取精神。他并不满足攻占沈阳和辽阳的胜利，也不是出外抢掠一番就跑回老家的眼光短浅之辈。他要把辽沈地区变为继续进攻明朝的基地和桥头堡。

沈阳、辽阳相继失守使明朝大为震动，于是又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以收拾辽东残局。可是熊、王二人从一开始就发生矛盾。熊廷弼倡三方布置策：集中兵力于广宁，对付强敌；而于登莱、天津则建立水师，扰乱辽东半岛沿岸；经略驻山海关，指挥全局。其策略的中心仍是以守为攻。而王化贞则大言轻敌，一意进攻，且分兵屯守辽河，处处和熊廷弼唱反调。熊的职位虽在王化贞之上，可是熊仅有兵四千，而王却拥军十余万。明朝中央政府对于攻与守亦采取模棱两可态度，举棋不定。

善于捕捉战机的努尔哈赤，遂在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率领大军渡过辽河，进攻辽西。后金军首先围攻西平。王化贞听从其亲信孙得功的计谋，大发广宁明军前往救援。而双方甫一交锋，明军就溃败下来。而孙得功竟阴为内应，逃回广宁后大呼后金军已到，城内军民惊惶失措，四处逃奔。王化贞也狼狈而逃，与熊廷弼同退入山海关。广宁遂为后金所攻陷，其他城堡不战而降者四十余处。

努尔哈赤又集议从辽阳迁都沈阳，诸王大臣都反对，努尔哈赤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子河，于苏子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 (52) 于是迁都沈阳。这也为后金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三、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

努尔哈赤进占辽沈，取代明朝成为辽河东西广大地区的统治者以后，为了满足满洲贵族的财富欲望，对汉族民众实行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

第一，抢掠财物，屠杀汉人。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取抚顺时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 (53) 。第二年六月陷开原，“屠杀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 (54) 。天命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还下令杀戮汉族知识分子，史载“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 (55)

第二，大批迁徙汉民。努尔哈赤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防止汉人反抗，多次强迫汉人迁徙。后金天命六年他下令将镇江、宽甸、叆河、汤山、镇东、镇西和新城等地的汉民迁往萨尔浒 (56) 。第二年又把广宁等九卫汉民迁往辽东。锦州二卫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 (57) 。汉民不愿前往，努尔哈赤竟派军镇压，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就杀死三千人 (58) 。强迫迁徙不仅使汉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而且造成田园荒芜赤地千里的悲惨景象。

第三，强迫汉人与满人合村生活。为了安插大量进入辽沈地区的满人，努尔哈赤下令满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 (59) 。于是不少满人遂利用其战胜者的优越地位，对汉人备加欺辱。诸如抢占汉人的田地和财物，侮辱汉人妻女等等事情屡有发生，对汉族民众扰害甚大。

努尔哈赤错误的政策使辽沈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激化，反抗后金的斗争此伏彼起。

逃亡是汉民斗争的重要方式，他们为摆脱后金贵族的控制和奴役，纷纷逃亡。天启二年（1622）广宁被后金攻占后，据明人记载，辽民逃入山海关的有二百八十万人 (60) 。这个数字虽系夸大，但也可看出逃民之多。天启五年（1625），逃民甚多，社会秩序混乱，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在城门上安置云板、铜锣、鼓，并规定若有逃人出城内，要敲铜锣 (61) ，以便遣军追捕。

投毒也是辽民斗争的手段。他们有的将毒药投入八旗官兵用的吃水井内；有的将毒药撒在猪肉、蔬菜和鸡鸭等食品中，卖给满族官员和士兵。天命六年五月，努尔哈赤到海州视察，在衙门举行宴会时，有八个汉人向井中投毒，企图毒死努尔哈赤，但被发觉。 (62) 由于中毒的不少，努尔哈赤只得下令各庄主必须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立在店前，八旗官兵买食物时要记住店主姓名，以便中毒后容易追查。 (63)

暴动和起义是汉民斗争的更为激烈的方式。天命六年七月，镇江民众配合明将毛文龙的军队举行起义，一举抓获驻守该地的后金游击佟养真父子和随从六十余人。汤站、险山民众也起而暴动，捉拿了该城的后金官员。天命八年（1623）复州城一万多民众揭竿而起，英勇地抗击后金军队，失败后几乎全部被杀 (64) 。据《满文老档》不完全的记载，从1621—1626六年期间，较大的起义多达数十次，涉及地区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镇江、清河和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的全部辖区。

辽东汉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后金的统治，使努尔哈赤在1622年攻占广宁后，不得不集中力量巩固内部，从而在一段时期内无力对明发动新的进攻，明朝得以从容整顿辽东防线。

四、宁远之役和努尔哈赤之死

广宁的失守对明朝的震动很大，它不仅宣告明朝对辽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权的丧失，而且意味着关外最后一道防线——山海关也将直接暴露在后金军面前。面临如此危急的形势，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如何有效地保卫山海关，遏制后金军攻势产生了分歧。以代替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为代表的一些官员，主张专力防守山海关，放弃关外，在距关八里地的八里铺修筑城池，置兵四万防守。而兵部主事袁崇焕等部分官员则反对王在晋的重兵守护八里铺的意见，主张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字元素，广西藤县人 (65) 。他曾任邵武知县，知兵有谋略，勇气过人。天启二年正月，任兵部职方主事。广宁师溃，袁崇焕单骑出关，遍阅形势。回京上报朝廷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66) 明廷遂擢其为佥事，使监军关外；并发帑金二十万，以招集散亡。袁崇焕坚守宁远的主张受到大学士孙承宗的赞许。不久，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倾全力布置宁远的防御，并以觉华岛（在宁远西南海中）作为贮积粮饷的地方。天启三年（1623）孙承宗见祖大寿筑的宁远城墙不合规格，命袁崇焕重加修筑。第二年宁远城建成。此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异常高大坚固。同时，其“四角台皆照西洋法改之，形如长爪，以自相救” (67) 。这种敌台三面突出于城外，火炮可三面施放，能给敌方造成严重的杀伤。在袁崇焕的苦心经营下，宁远屹然为明之关外重镇。天启五年，孙承宗又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并修缮了城郭。自此，复关外地二百里，明之宁锦防线形成，成为努尔哈赤向关内进犯的巨大障碍。不过，同年九月，孙承宗因受魏忠贤的排挤，被迫去职。代之者是毫无才干和胆小如鼠的高第。他畏敌如虎，竟然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和杏山的守军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他还欲撤宁远、前屯二城守军。袁崇焕誓死不去，坚守宁远。努尔哈赤见明经略易人，形势变化，以为有机可趁，遂决定发兵进攻。

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征明，连下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和塔山等七城，进而围攻宁远城，致书袁崇焕要他投降。在大兵压境，外无援兵的紧急关头，袁崇焕毫不畏惧，他和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刺血誓师。他们把城外民众迁入城内，所遗住房全部烧毁，坚壁清野以待后金军。努尔哈赤见袁崇焕不降，便指挥军队猛攻宁远，但明军“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 (68) 。袁崇焕还令福建士兵施放红夷大炮，击毙不少后金士兵。后金军连续攻城两日，都不能得手，只得解围而去。宁远之战是明金交战以来，明军所获得的第一次大胜仗。它遏止了后金对关内的进攻，挫伤了他们的锐气，稳固了明朝宁锦防线。从此，明朝和后金在宁远、锦州一带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宁远之役的失利使努尔哈赤很是恼怒，“帝（指努尔哈赤）自25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69) 。他回到沈阳以后，心情仍然很是不好。其间，他虽曾一度出征蒙古喀尔喀巴林部，并取得胜利，但还是不能把他从沮丧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痈疽突发，疗养治疗均无效，于天命十一年八月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死去，时年68岁。

努尔哈赤是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利用广大民众的力量，结束了女真内部分裂混乱的状况，实现了各部的统一，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他采取许多措施发展满族的经济和文化，为满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他基本上统一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为加强汉族和满族等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然，作为一个属于剥削阶级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不对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在解决民族矛盾中，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从总体看，他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第三节 满族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

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不仅在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统一，而且在经济上也处于大发展的变革之中。

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农业有明显的发展。首先耕地面积扩大了。赫图阿拉附近“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 (70) 。攻灭哈达后，努尔哈赤在其地大力开垦耕地，“群驱耕牧，罄垦猛酋旧地” (71) 。万历三十三年明朝撤出宽甸六堡后，努尔哈赤在这块延袤八百里的膏腴地区，种植庄稼 (72) 。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还派五百余人进入汉区汛河、刘家、孤山等地扩耕，虽屡为明官驱逐，但倏去复来，坚持耕种 (73) 。农作物品种也很齐全，“旱田诸种无不有之” (74) ，不仅有小麦，而且有高粱，后者一直是东北的著名作物。还种植山稻，兵士常带炒米，作为行军用粮。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布告国中，开始养蚕，播种棉花，产量提高得很快。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 (75) 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不可能下种量与收获量达到一比八九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满族农业生产量确实提高了。从当时满语中关系农业生产词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情况，也可以推想当时农业发展的状况。例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 头，都有专称。 (76)

传统的渔猎、采集生产继续发展。万历十六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这里提到的都是满族传统的渔猎和采集生产。

畜牧业已相当兴旺。如申忠一就见到努尔哈赤辖区，家家都养鸡、猪、鹅、鸭、羊、犬等 (77) 。天命四年（1619）朝鲜人李民 也说后金，“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 (78)

在手工业中，开采、冶炼和铸造业的发展很是突出。万历二十三年朝鲜通事河世国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 (79)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建州开始大规模炒铁和开采金银矿 (80) 。这更加促进了铁制农具和兵器的制造。据记载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征乌拉时，“盔甲鲜明”；万历四十一年征叶赫，所统四万军率“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 (81) 。这些记载，虽不免夸张，但足以说明满族当时已经有了专业的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接管了明朝在当地的铁矿、冶铁设备和大批“炒铁军”，更使满族的制铁业有了新的发展，天命八年四月试验焊接技术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82)

此外，如造船、煮盐等业也有所发展。天命元年七月，努尔哈赤曾派六百人在兀尔简河发源处密林中，造船二百艘 (83) 。食盐向来是满洲缺少之物，努尔哈赤为解决此问题，于天命五年（1620）六月开始在海边煮盐 (84) ，10月命每牛录各派四人前往搬取。 (85)

在农业、渔猎、采集和手工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随之繁盛。贸易的地区在逐渐扩大。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本部后，即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与明朝互市 (86) ，用女真传统的人参、貂皮等物品来换取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粮食、布匹、绸缎等生活用品，同时他还派人到海西、哈达和乌拉部去收买貂皮和海珠，然后在抚顺马市上转卖 (87) 。天命元年他甚至派三十人到黑龙江边三十六村去购买貂皮 (88) 。贸易的规模也很大。以抚顺马市为例，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曾声言有三千人赴抚顺马市 (89) 。这虽是他袭击抚顺的计策，但明朝方面却信以为真，并不怀疑，可见平时参加贸易的人数也不比努尔哈赤这次说的少。怪不得明朝人要说仅抚顺一市，努尔哈赤就可“岁市貂、参，利不下数万”金了 (90) 。这时还改进了人参的保管技术。“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怕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指努尔哈赤）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 (91) 。这表明，在人参大量进入市场的情况下，能否妥善地保管，是增强商品竞争力，获取更大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此种技术的产生，恰恰说明商业贸易的发展。在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铸币也开始了。天命元年努尔哈赤“铸天命通宝钱” (92) ，并在辖区内通行。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努尔哈赤时期旧有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更加不符合客观情况，奴隶的反抗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都是有势力的奴隶主。而杀害觉昌安、塔克世的恰恰是他们家中的奴隶尼堪外兰。依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扶植，尼堪外兰甚至还要做建州的首领，还要压迫努尔哈赤往附 (93) 属下，奴隶背叛主人说明这时旧有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种奴隶制的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其首领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 (94) 。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 (95) 。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必须对旧有的剥削方式进行某些改变，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满族的先人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制的金朝（1115—1234），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虽然辽在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他们还是比较熟习的，他们建立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有优于其他民族的方便之处。

满族向封建制过渡还具有优越的外部条件。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来看，与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族介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比较密切，因此，满族进入封建社会，是较为顺利的。

更为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比以前更为加强。不仅传统的朝贡、马市等联系方式有了新的发展，而且两族还在宽甸六堡长期杂居。在宽甸六堡移建之前，这一带是女真“射猎之区”，汉族和女真族已经杂居。移建之后，更多的汉族农民和商人相随而来，这就出现了宽甸六堡周围满汉进一步杂居的局面。两族民众通过不断的交往，彼此间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感情也逐渐调融，所谓“宽奠新疆居民六万余口逼奴酋穴住种，参貂市易渐狎” (96) ，正是说的这种情况。万历三十三年，李成梁等辽东官员强迫汉族民众内迁，“居民安土重迁，几至激变”，于是命参将韩宗功“率军数千人焚其室驱之”，许多汉族居民被迫迁走。但是“凡壮勇之人（壮劳力）皆逃入建州，腴地遂为建州所得” (97) 。壮勇之人既然逃入建州，其生产技术一定也同时带了进去，腴地既为建州所得，其生产方式也一定产生影响。不同民族长期杂居，必然促进上层建筑的调融，这是无可怀疑的。从六堡移驻到所谓弃地，中间凡三十三年，再到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又经过十二年，这四十五年的满汉杂居，虽然人数比例悬殊，但年代很长，他们相互之间的生产、生活交流联系之久，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努尔哈赤在上述前提下，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满族逐渐建立起新的封建制的剥削方式。

这在女真统一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史载万历十六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 (98)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 (99) 。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 (100) 。这些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 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不同。

同时努尔哈赤还建立屯田制，实行劳役地租。早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申忠一在建州就发现“奴酋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 (101) 。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出丁十人，牛四头，开始于空地耕种 (102) 。两年之后，他又重申，每一牛录出十丁四牛耕种空地，收获粮谷，充实仓库 (103) 。显然，这种屯田制是以牛录的组织为基础单位，要求出丁出牛，在空地上耕种，全部收获作为课赋——劳役地租。至于牛录的其他丁壮则在本牛录分得的土地上从事耕种，自己食用，即所谓家田。这样，满族民众即诸申就被束缚于土地上，为封建政权提供劳役，成为依附农民，而八旗的各级额真则成为大小封建主。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面对该地封建经济已高度发展的条件，继续实行封建制。天命三年（1618），后金攻占抚顺，对于降附的一千户汉民，没有把他们降为奴仆即阿哈，而是“仍依明制”，并给以田庐、牛马、农粮等，令降金的明游击李永芳管辖 (104) 。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四日，他又颁布“计丁授田”令，将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弃的土地三十万日（一日合田六亩）收归后金所有，分给满族人丁耕种。每丁种粮五日，种棉一日，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充兵役，一丁服差役 (105) 。这里，所谓“计丁授田”制，其土地所有权归后金政权所有，整个土地分为官田和份地两种。满族人丁要在官田上为后金政权提供无偿劳役，而份地则可经营自己的经济。这和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前，所实行的“牛录屯田”一样，也是一种封建劳役地租形式。不过，这种办法具体实行起来困难不小，因而不久便改为征收实物，每三丁一年征收粮二石 (106) 。具体办法虽有改变，但赋役征收还是以授田的人丁为基础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努尔哈赤发布“计丁授田”命令前不久，他还在明朝弃地上设立八贝勒拖克索，由拨什库管理 (107) 。拖克索就是汉语的田庄，《清文鉴》译为庄屯，早见于朝鲜记载。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达“按丁编庄”的命令：“一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为贡赋的东西，八十日是自己食用的东西……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下，每备御给一庄。” (108) 此种田庄的土地分为纳粮和自食两部分。十三丁占有自食的土地八十日，这和“计丁授田”下一丁授田六日差不多，但二十日纳粮却比以前的剥削重了四五倍。虽然如此，它仍是劳役地租，直接劳动者的身份也仍是封建依附农民。

总之，努尔哈赤采取的“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等封建化措施，使满族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但是，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成为整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仍存在旧制度的残余，存在着和平民身份不同的奴仆。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 (109) 。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即汉语之奴仆。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仆身份依然同时存在。直至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十月，仍可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 (110) 的记载。

这种奴仆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获。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遽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千，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 (111)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拉，乌拉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 (112) ；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 (113) ；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 (114) 。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份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 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同时存在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

不过，奴仆尽管存在，但它不是当时整个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者，它主要用于为贵族生活服务的部门，因而这时满族社会已进入封建制是确定无疑的了。

三、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

伴随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后金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1. 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形成了封建等级制度，它在社会生活中愈益显示其作用。

八旗中等级是鲜明的。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其子侄作为他的代表，分统八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和硕为满语hoso的对音，是角的意思。他们是每一旗的所有者，也是最高管理人。每旗的固山额真是管理本旗事务的最高官员，其左右立梅勒额真，作为副手。以下依次为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以下又设二代子（daise）汉语副职，或代理，后取消，四章京（janggin，办事员），四村领催。三百男丁分编四达旦（tatan，汉语住处，窝铺，后取消，相当于班），由章京分领 (115) 。等级森严，上下有序。

同时，努尔哈赤还设立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鞠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 (116) 。这就是说，凡是遇有军国大事或刑事案件，都堂先审理，然后上达五大臣，五大臣复核后再上报诸贝勒，最后由努尔哈赤定夺。而努尔哈赤则五日一朝，听取汇报，发布指示，下达命令。这种行政和司法程序清楚地显现出封建等级制的特点。

后金的等级制受汉族封建制影响颇大。天命五年努尔哈赤袭用明朝军职名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但这些是作为爵位而加授的。总兵官为第一等，内又分三级，从副将至游击，每一等也都分三级。牛录额真都改为备御，下设四员千总 (117) 。名称的改变标志着满族封建化的加深。

封建等级制在后金社会多次显示其作用。天命四年，后金军攻占明朝开原城以后，就是分八等进行庆功赏赐的：“第一等，管辖众人的额真诸大臣各银二百两、金五两；第二等，固山额真诸大臣各银百两，金二两；第三等，大臣一级各银三十两；第四等，大臣二级各银十五两；第五等，大臣三级各银十两；第六等，大臣四级各银五两；第七等，牛录额真各银三两；第八等，巴牙喇的小旗额真和牛录章京各银二两” (118) 。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攻下辽阳后的庆功赏赐，分的等级甚至更细。从总兵官、副将、参将加游击、牛录额真等各级官员，直至披甲士兵和村领催都按等级领赏 (119) 。应该指出的是，这两次颁赏虽然发生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数年内，但如果没有多年实行等级制的习惯基础，也决不会在政权建立后的五六年就执行得这样细密顺利。

2. 封建思想成为统治思想

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总要在思想领域内得到反映。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族社会，封建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宣扬“天命”、鼓吹“君权神授”，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维护封建贵族利益，强化对人民控制的思想武器。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对后金诸大臣说：“天任命汗，汗任命诸大臣。” (120) 第二年，当后金政权建立时，他被群臣尊为“天任命的抚育诸国的英明汗”，并建元天命 (121) 。天命三年，他在训谕中说：“人君即天之子也，贝勒诸臣即君之子也，民即贝勒诸臣之子也。” (122) 在后金封建统治集团看来，天是有意志的，它是人间万物的主宰，而努尔哈赤则是代表天意行事的，理应掌握一切权力，凌驾于臣民之上。同时八旗的各级额真，各级官吏则是奉天承运的努尔哈赤任命的，所以民众也要听从指挥，服服帖帖。显然，这是把封建君主——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和封建政权神圣化，以便欺骗和愚弄民众忍受封建统治，以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它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封建理论。

体恤民情，注重掌握统治和剥削民众要有限度的“民本”思想也出现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甲申岁（1584年，万历十二年）五月一夜，有贼逼近，太祖“以刀背击其首，昏绝于地，遂缚之。有兄弟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太祖曰：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不如释之为便” (123) 。奴隶社会的掠夺行动是常见的，自己被掠转而掠夺旁人以取偿，更是数见不鲜。努尔哈赤这里害怕自己粮食被掠，联想到部属逃散，并不想掠夺旁人以取偿，这就不是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反映了。类似上述以民生为念，关心下层民众生活的思想和行为在努尔哈赤身上多有体现。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移赫图阿拉，“筑城居住，宰牛羊三次犒劳夫役” (124) 。万历三十三年三月在赫图阿拉城外复筑大郭，“宰牛羊犒赏工役五次”。天命元年努尔哈赤还说：“筑城之夫最苦，可赐牛以劳之。” (125) 看到筑城夫役劳动很苦，就杀牛宰羊予以犒劳，这种“善政”虽然是为了维持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更好地榨取他们的血汗，但是比起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毕竟是一种进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本思想的范围也把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仆包括在内。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太祖（努尔哈赤）查本国寒苦旷夫（无妻男子）千余皆给配（选择女子作其配偶）。中有未得者，发库财与之，令其自娶。于是民皆大悦” (126) 。天命三年十月，东北虎尔哈部首领八人归附，拨给他们每人奴仆二十人，《满文老档》作“给供使役的阿哈（奴仆）各十对” (12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都作“男妇二十口” (128) 。说明奴仆都有配偶。显然，这种配偶是主人为他们选定的。这种关心到奴仆家庭生活的思想，它只能属于封建主义思想的范畴。

封建主义民本思想不是努尔哈赤偶然产生的，而是社会变化的一种反映，不会是他个人所独有。虽然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它缓和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是应该肯定的。

(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 　《朝鲜李朝实录》卷71。

(4) 　《东夷考略· 海西》。

(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6)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0页。

(7) 　孟森：《清朝前纪》，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06页。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1) 　同上书，卷3。

(12) 　《明神宗实录》卷366。

(1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4) 　《清太祖实录》卷5。

(1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1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7) 　《东夷考略· 建州》。

(18) 　《东夷考略· 建州》。

(19) 　《明神宗实录》卷220。

(20) 　同上书，卷327。

(21) 　同上书，卷366。

(22) 　同上书，卷453。

(23) 　同上书，卷215。

(24) 　《东夷考略· 建州》。

(25) 　《万历武功录》卷11。

(26)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

(27) 　《建州闻见录》。

(28) 　《明英宗实录》卷113。

(29) 　《满洲实录》卷3。

(30) 　《清太祖实录》卷3。

(31) 　同上书，卷11。

(32) 　清入关前，赐读书识文墨者之普通称号叫巴克什，与武勇之称巴图鲁同。见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56页。

(33) 　《满文老档· 太祖》卷24。

(34) 　《清太宗实录》卷10。

(3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7) 　《筹辽硕画》卷首《东夷努尔哈赤考》。

(38) 　《明神宗实录》卷194。

(39) 　同上书，卷444。

(40) 　谈迁：《国榷》卷78。

(41) 　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北京大学《史学》，1935年第1期。

(4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44) 　《辽事述· 辽左兵端》。

(45) 　《明史》卷259。

(4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47) 　《明熹宗实录》卷3。

(48) 　《明史》卷271。

(4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0) 　《明史》卷259。

(5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4) 　《栅中日录》。

(55) 　《清太宗实录》卷5。

(56) 　《满文老档· 太祖》卷29。

(57) 　同上书，卷35。

(58) 　《满文老档· 太祖》卷34。

(59) 　同上书，卷29。

(60) 　《三朝辽事实录》卷10。

(61) 　《满文老档· 太祖》卷65。

(62) 　同上书，卷22。

(63) 　《满文老档· 太祖》卷40。

(64) 　同上书，卷53、54、56。

(65) 　阎崇年：《袁崇焕籍贯考》，《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66) 　《明史》卷259。

(67) 　《明熹宗实录》卷63。

(6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6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70) 　《旧老城》，第83页。

(71) 　《明神宗实录》卷509。

(72) 　同上书，卷424。

(73) 　同上书，卷519。

(74) 　《建州闻见录》。

(75) 　《李朝实录· 宣祖》卷71。

(76) 　参考《清文鉴》卷20。

(77) 　《建州纪程图记》。

(78) 　《建州闻见录》。

(79) 　《李朝实录· 宣祖》卷69。

(80) 　《满洲实录》卷3。

(8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82) 　《满文老档· 太祖》卷50。

(83) 　同上书，卷5。

(84) 　同上书，卷15。

(85) 　同上书，卷17。

(8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87) 　《筹辽硕画》卷2。

(88) 　《满文老档· 太祖》卷5。

(89) 　《明神宗实录》卷658。

(90) 　《筹辽硕画》卷3。

(9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92) 　《清文献通考》卷13。

(9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94)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95)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96) 　《东夷考略· 建州》。

(97) 　《国榷》卷80。

(98)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99)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100)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101) 　《建州纪程图记》。

(102) 　《满文老档· 太祖》卷3。

(103) 　同上书，卷4。

(10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05) 　《满文老档· 太祖》卷24。

(106) 　同上书，卷45。

(107) 　同上书，卷18。

(108) 　同上书，卷66。

(10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110)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一。

(11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5) 　《满文老档· 太祖》卷4。

(11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17) 　《清太祖实录》卷3。

(118) 　《满文老档· 太祖》卷10。

(119) 　同上书，卷20。

(120) 　《满文老档· 太祖》卷4。

(121) 　同上书，卷5。

(122) 　《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卷1。

(123) 　《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卷1。

(12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125) 　同上书，卷3。

(126) 　《清太祖实录》卷2。

(127) 　同上书，卷7。

(128) 　《清太祖实录》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