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税收之源和国债的本质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0 次 更新时间:2026-11-16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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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的本质

在很多人看来,税收乃是政府强加于市场主体(居民或企业)的一项义务。这一观察虽不能算错,但从经济学角度,税收更准确地说是一项市场主体和政府的交易:市场主体通过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政府首先必须投资提供公共服务必需的资产,比如军队、制度和各类基础设施,居民通过纳税,为使用政府的公共资产付费。

尽管和其他商品的交易不同,公共产品的交易是强制性的,但这并不妨碍“税收就是为政府所有的公共资产定价”这一经济学本质。因为政府不会因为拥有单方定价权而无限制地提高税率——税率过高会减少税基,进而减少总税收;同时,政府间竞争使得市场主体可以用脚投票抑制过高的税率。

市场仍然是公共服务最终的定价者。

二、定价的成本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公共产品为什么不能像市场上的其他产品那样直接交易?答案是成本。和任何产品一样,公共产品价格的寻找是有成本的。如果给产品定价的成本比收益还高,这个产品就无法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公共产品恰好就是这样一类产品。

比如国防,政府很难度量每一个市场主体从这项服务中得到的精确数量;再比如城市道路,政府很难计量每个居民或企业的使用数量。于是政府就对所有市场主体征收一个人头税。但显然,每一个市场主体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均等的,于是政府就转而根据个体财富和经济活动的规模征税。这其实就是假设收益越多的市场主体,使用的公共服务就越多。

三、收费和收税

一旦能把直接定价的成本降下来,公共服务就可以从不精确的税收定价,转变为给直接收费定价。比如,水表发明后,水费就可以直接给供水设施定价。假设居民排水和用水相等,就可以把污水处理服务加在水费里。高速公路分段收费后,就可以通过过路费、过桥费直接为道路、桥梁定价。

在这个意义上,收费可以视作一种更精确的收税。其本质也是给公共产品定价。一项公共产品是收费还是收税,取决于两者定价成本的高低。如果可以直接定价,最优的定价策略就是收费;如果直接收费的成本太高,就退而求其次,放弃直接收费,转而间接收税。

因此,“费”是直接为公共服务定价,“税”则是对所有“免费”的公共服务定价。后面会发现,税和费的这一区分对于追溯政府债务的责任非常重要。

四、资产与债务

现代增长与传统增长的一大区别,就是现代增长不必像传统增长那样,通过压低当期消费积累,来获得创造资产的原始资本。现代增长是通过抵押该资产未来的收益,为创造资产所需的资本融资。

假设一座桥梁造价30个亿,寿命100年。传统增长的建造方式是每年节衣缩食剩下1个亿,用30年把桥建好。而现代增长则是用这座桥每年收费1个亿作抵押,一次融资30个亿。桥建成后,再逐渐归还债务,30年后还清所有债务。

这个简单的例子表明,所谓的现代增长,必定伴随着债务的增长。没有债务,也就不会有资产。而一座桥是不是“资产”,关键取决于桥能否收费。如果不能收费,桥就不是“资产”;如果还要花钱养护、维修,这座桥就是一项“负资产”。

五、土地财政

以上文案例,用“桥”来代表所有公共产品。如果每年收费1个亿,桥梁寿命100年,可以收费100个亿,相对30个亿的造价,绝对是一笔划算的投资。但如果其他公共产品直接收费成本太高,怎样为这样无偿的公共产品定价?

这就要说到中国独特的“城地公有”的土地制度。根据1982年宪法,中国土地所有制分为两类,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1] 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最大的差异,就是城市土地附着大量公共服务,所以价值远高于农村土地。而农村土地要转变为附着基础设施的城市土地,就必须先将土地公有化。

这就像桥修好后,两端的土地是政府的,免费的桥必然会带来两端土地的升值。由于土地国有,政府就可以抵押桥两端的土地为桥融资,桥修好后,再把两端的土地卖掉偿还债务——这就是后来被广为诟病的“土地财政”模式。[2] 通过这个模式,中国成为举世无双的基建狂魔,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了巨大的公共资产。

六、增长转型

随着城市化接近尾声,“征收农地—配套公共服务—再出让”的土地需求开始减少。这时中国执行的却是增加土地供给、打压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导致土地市场突然失去流动性。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价开始下跌,随之而来的就是地价下跌。为了还债,政府不得不卖更多的土地,而更多的土地又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

当土地不再有市场需求时,地方政府的巨额公共债务立刻就出现违约。据估计,当前全国政府总债务(国债+地方法定债务+地方隐性债务)高达102.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73.2%。[3] 截至2026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应收账款高达29.48万亿元。[4]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政府的拖欠——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机构2025年联合报告,企业应收类款项中政府欠款超10万亿元,约占GDP的8%,其中已形成拖欠的账款规模约4.5万亿元。[5]

可以说,城市化转型是地方债爆雷的深层原因,房地产市场崩盘则是政府债务违约的直接导火索。

七、新的权益市场

土地市场就是城市政府的股票市场,购房者就是城市的股东。政府通过发行“城市股票”,为基础设施融资。房价所体现的,就是城市未来的收益。打压房价,就是打压一个城市未来的收益。一旦房地产市场崩盘,没有人愿意持有城市的股票,政府的巨额投资就无法在资本市场退出。

要想化解庞大的债务,就必须寻找能替代房地产的、新的权益市场。

还是前文例子,如果那座桥每年收1个亿,30年就可以把债还了。但如果银行要求第10年还债,政府就在权益市场(比如REITs,即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或ABS,即资产支持证券)上把桥未来90年的收益卖掉。如果信用好,市场相信你能收1个亿,那么再卖掉20年收费权,加上已经收到的10年过桥费,合计30个亿,就可以足额偿还借贷。如果市场只相信你能收0.5个亿,政府就需要卖掉40年的未来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2026年10月,公募REITs已上市92只,发行及扩募规模超25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公募REITs就有82只、发行规模2243亿元、总市值约2141亿元。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54.8万亿元,两者相差约250倍。

这说明,在可预见的将来,权益市场只能承接债务重组的边际部分,真正的压力最终仍要回到中央财政的资产负债表上。

八、国债的本质

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资产都可以低成本收费,在经济下滑周期更是如此。任何一项新增收费,都会导致市场主体的巨大反弹。南宁慧泊公司以道路停车收费权融资、后因收费争议被叫停,就是公共服务收费难的具体案例。[6]

很多城市在房地产高潮时,为了推升地价,降低,甚至取消了很多公共服务收费。这时,如果恢复收费,已经支付了高房价的市场主体就会觉得自己被二次剥削——因为高房价已经贴现了公共服务未来的收益。

前面已经提到,税收实际上是对所有不收费公共服务的定价。过去40年,地方政府创造了资产的绝大部分(约90%),而中央只占约10%,但中央政府的税收占了大约一半。[7] 这说明中央政府的收入绝大多数都是由地方政府无收费和低收费资产带来的(增值税、所得税的税基,正是地方资产所支撑的经济活动)。

换句话说,中央政府的利润表中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本质上是在为包括地方政府不收费的公共产品在内的所有公共产品定价——这就为中央政府发债帮助地方政府去债务提供了法理上的正当性。

很多人认为政府用税收举债是“寅吃卯粮”,这完全是一种错觉。用税收举债其实是给了免费公共服务一个收益流,这是在向未来转移财富。可以认为,拿出一部分税收进入资产负债表(发债),是在为未来政府放水养鱼;反而把税收都放入利润表(发工资),才是真正的竭泽而渔。

九、债务的偿还

还是前面的例子,假设大桥两端的地已经没有流动性,不能通过卖地还债。这就意味着所有债务都必须通过过桥费偿还。如果完全免费,这笔钱就要从财政收入里出。造价不变,都是30个亿,过桥费越低,偿还周期就需要越长。如果借债期限是10年,每年就要拿出3个亿;如果财政每年只能拿出2个亿,银行就需要展期到15年;如果财政只能拿出1个亿,还款期就需要延长到30年。如果能将这30个亿平摊到100年的寿命周期里,财政每年还款就可以压低到3000万元。

公共产品和其他产品最主要的差异,就是长周期、低收益。只有超长期、低利息的债务才能和公共产品的债务相匹配。而政府和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寿命长、收入稳定。特别是中央政府,理论上永不倒闭,税收可无限持续,用来给债务计价的是央行发行的主权货币,这就赋予中央政府的债务最好的信用。有了这个信用,就可以用比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都低的成本,发行更长周期的债务。

假设地方政府建设这座桥的30个亿,还款期是10年;中央政府就可以发行一只30年期的国债,把地方政府10年期债券置换出来,然后地方政府和中央财政每年各拿0.5个亿,加上利息,用来偿还国债(每年合计1亿元,30年正好覆盖30亿元本金)。由于中央政府信用更好,国债的收益率也会比地方平台发债更低。

实际上,202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平均发行期限已达17.6年,比国债平均发行期限长出11年;只是规模太小,同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1.3万亿元中,30年期为8500亿元、50年期只有1500亿元。尽管如此,中央的信用优势,正在被制度化为更长的债务久期,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十、国债的宏观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国债多好还是少好?从微观上,每一个主体的债务肯定是越少越好。但在宏观上,这一答案就变得是有条件的——如果债务对应的资产有足够的收益,那就是越多越好;反之,如果债务没有对应的资产,或者债务成本高于资产的收益,那么债务就是越少越好。这是因为现代信用货币就是靠未来的收益,也就是债务创造的。如果债务创造的资产没有收益,社会财富就会通过债务减记的方式注销货币。货币是市场分工的基础,一旦货币不足,分工的范围就会不断缩小,劳动退出就业,资产价值缩水。

可以说,货币和债务的关系,决定了债务在微观和宏观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资产能否在市场上被定价,取决于是否有对应的货币。不能被货币定价的资产,都不能转化为市场意义上的财富。因此,国债接盘地方债,就是接盘地方政府创造的巨大资产。只要国债规模不足以对应资产的规模,整个社会的货币财富都会以通货紧缩的方式减记。

一旦加入货币创造,就可能出现债务减少,还债能力反而降低的反常现象。设货币总量为M,税收为T,债务为D。税收是货币的漏出,T≈λM;债务是货币的来源,ΔM≈ΔD。还债能力——债务与税收之比D/T=(D/M)/λ——取决于债务扩张与货币扩张的相对速度,而不取决于债务的绝对规模。当债务总量收缩时,偿还行为本身即销毁货币——ΔM<0且收缩幅度就可能大于ΔD的收缩幅度;税收T按M同比例萎缩,于是D/T不降反升——越去债务,反而会导致还债能力的恶化;这反过来也说明,合理的举债反而有可能提高偿债的能力。

十一、结语

现代财富扩张必然伴随着债务扩张。债务是资产的镜像。你持有了国债,也就持有了公共产品,这就像你拥有住房,也就拥有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未来的收益也就成为你的财富。

固定资产(基础设施、设备、技术)本身不是财富——固定资产的创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真正的财富是这些资产的未来收益。如果没有国债,那些不收费的基础设施就无法被市场定价,也就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财富。

同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宏观债务不等于“负资产”,相反,好的债务是财富的货币载体!只有通过债务这个显影剂,才能把资产的财富价值曝光出来。而国债的意义,正是在于把原本没有市场价值的无收益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的社会财富。

只有理解了税收的来源,理解了国债的宏观意义,才有可能选择正确的债务解决方案——“以债务化解债务”必须依赖资产端收益的资本化,而不能单纯依靠缩表。

 

注释:

[1]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见中国政府网宪法全文:https://www.gov.cn/guo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

[2] 关于“土地财政的本质是土地金融”,参见赵燕菁《楼市进入淘汰赛,未来哪些房子还能涨?》(新浪财经,2026年6月26日):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6-06-26/doc-inietnfr7332172.shtml

[3] 政府总债务与负债率为估算口径,总债务=国债余额+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地方隐性债务估算。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计算,102.5万亿元对应的负债率约为73.1%,文中73.2%系分母取140万亿元所致: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4] 国家统计局《2026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2026年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9.48万亿元,同比增长9.0%: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9/t20260928_1965425.html

[5] 政府显性拖欠规模为估算值(仅计工程款、采购款、服务费等显性部分),统计口径待进一步核对。

[6] 2023年5月,南宁市慧泊停车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因道路停车收费问题引发舆情,南宁市政府决定该公司停止运营、停业整顿、接受审计,由南宁公共交通集团接管道路停车泊位运营。见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市优化调整道路停车收费管理》:https://www.nanning.gov.cn/ywzx/nnyw/2023nzwdt/t5588974.html

[7] 政府资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布(地方约90%、中央约10%)为估算值,依据是地方政府承担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与中央本级资产规模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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