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系统的国债理论认知与高效精准的国债管理对提升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在政府财政收支、国债发行、财政赤字率等问题的认识上深受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庭预算思维的限制。现代货币理论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以主权货币为逻辑起点，系统阐释了主权货币政府财政货币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为全面理解国债与赤字等问题提供了一种突破性的理论解释。该理论揭示出，主权货币政府的财政操作不会面临融资约束，可在电子记账系统中通过“敲击键盘”创造货币的方式直接为财政支出提供资金，而国债管理本质上属于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调控操作，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于央行与财政部的政策协同。当前我国存在劳动力资源闲置、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的现象，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同时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但当务之急是在观念层面建立起全面而科学的国债观和财政赤字观，这也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重要理论前提。
关键词：国债理论 主权货币 国债利率管理 财政货币协同 财政赤字
一、引言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国债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拟从当年起“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2025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使用”。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科学系统的国债理论认知与高效精准的国债管理对提高政府资产负债表质量、加强央行与财政部的政策协同、提升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的一家独大，使其被赋予了近似“真理”的认知地位，其中有关国债与赤字等问题的分析也深刻影响并引导着我国政策研究与实践的基本方向。例如，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所著的《宏观经济学》指出，当政府支出超过收入时，必然要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筹措资金来弥补财政赤字，而政府债券的发行会与私人部门争夺可贷资金，导致私人部门用于投资、消费的净储蓄减少，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此外，向公众发行政府债券意味着子孙后代将要承担偿还责任，表现为更高的税收负担或更少的公共服务。N.格里高利·曼昆所著的《宏观经济学》指出，通过发行债券来为政府购买融资，这一过程减少了公共储蓄，在IS-LM图中表现为均衡利率上升，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政府债务是过去赤字的累积，反映了政府为赤字融资而欠下的债务总额，如果债务占GDP比重过高，政府支付债息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或意愿就会成为问题，进而损害政府信用，而高债务又意味着高赤字，将带来通货膨胀问题。鲁迪格·多恩布什等所著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发行政府债券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持续大规模的赤字最终将导致过大的政府债务，而高额的政府债务意味着未来的纳税人将背负沉重的税负，影响后代经济福利。该书还将政府预算类比为家庭预算，认为如果政府支出持续大于收入将会面临严峻的偿付压力，甚至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戴维·罗默在其《高级宏观经济学》中提到的政府预算约束的核心方程，体现了财政赤字与债务积累的关系，明确了债券发行与赤字弥补的直接关联，即认为发行政府债券是财政支出融资的主要方式，并且该书在讨论赤字的长期成本时提到，政府债务的偿还依赖于未来税收，因而会减少后代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其福利水平。此外，书中通过模型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制，认为过高的政府债务可能引发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的质疑，导致政府融资成本上升并降低财政可持续性，甚至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受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影响，国内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在政府财政收支、国债发行、财政赤字率等问题的认识上深受传统家庭预算思维的限制，认为政府在进行支出前必须筹集足够的资金，如果支出大于收入，为了维持各项支出、确保经济正常运转，政府通常需要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而高额的政府债务意味着过大的赤字规模，这将带来通货膨胀压力，降低财政可持续性，并引发政府偿债能力风险等。
马克·吐温曾言：“让我们陷于困境的并非未知之事，而是那些我们深信不疑但却错误的认知”。在开展学术研究和指导政策实践方面，那些被奉为圭臬但存在根本缺陷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往往更具误导性。在中央强调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背景下，为了提升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效能，防止政策效力出现偏差，当务之急是在观念层面突破传统家庭预算观的认知桎梏，因而有必要脱离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考察国债与赤字等问题。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以下简称MMT）综合并创新了经济思想史中非主流经济学的众多理论成果，例如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勒纳的功能财政理论、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戈德利的部门收支分析法等，从主权货币制度的本质和运作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替代性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突破性的理论解释。
二、主权货币政府财政支出不需要融资
主流宏观经济学习惯用家庭预算观指导主权货币政府的财政实践（本文所提到的政府特指一国拥有货币主权的中央政府），认为政府在支出前需要获取收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当税收收入不足以弥补赤字时便需要发行国债进行借款，财政部既可以在二级市场向商业银行等机构发行国债，也可以在一级市场直接向央行出售国债，但后一种方式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为债务货币化或财政赤字货币化，认为其将引发通货膨胀而加以摒弃。从央行、财政部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毫无疑问，税收和“发债收入”最终都存入财政部在央行的存款账户，而当财政部进行支出时，该账户中的余额随之减少，这看似征税和发行国债的目的是为财政支出融资，而这种表象也支持了税收和发债收入是政府收入必要来源的观点。
相反，MMT认为上述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仅仅是在描述实际的运作过程，代表着一种内部会计程序，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取得融资，税收和发债收入在被转入到财政部在央行的账户中时就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因而将征税和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称为“销毁资金”或者“回笼资金”更为准确。进一步地，MMT认为征税和国债发行扮演的均为非融资性角色，征税的作用在于确保民众对政府法定货币的需求，从而为国家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应对通货膨胀、调节收入分配以及奖惩个体经济行为，而国债发行的主要目的是吸收银行体系中过剩的准备金以维持银行间目标利率。
既然征税和国债发行都不是为了财政支出融资，那么，主权货币政府财政支出的资金来自何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对现实中的主权货币政府和非主权货币政府做出区分。MMT认为主权货币政府应具备如下条件：第一，政府有权选择并发行一种用于支付的法定货币；第二，政府能够以本币计价对公民施加纳税等强制性义务；第三，国债等其他政府债务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第四，政府不发行任何非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不承诺以固定汇率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他任何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主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配置资源的权力，主权货币政府与非主权货币政府在实施经济调控、应对危机等方面存在本质性差异。例如，欧元区各国虽拥有各自的财政部门，但却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而是由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简称ECB）统一行使货币发行权。欧元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罗伯特·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坚持“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原则。在实质上，导致欧元区各国陷入了财政政策无货币主权支撑的治理窘境，成员国既不能像美国、日本等主权货币国家那样通过直接创造货币的方式应对紧缩，又难以在ECB的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获得针对性救助，其赤字和债务规模也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严格限制；而在形式上，成员国与主权货币国家内部的地方政府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得成员国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被迫陷入痛苦的“财政紧缩—经济衰退—债务攀升”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希腊、意大利等国家推向主权债务危机的深渊。
作为本国法定货币的垄断发行者，主权货币政府的财政预算逻辑与作为货币使用者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截然相反，货币使用者必须通过赚取收入、出售资产、借贷等为支出提供资金，如果支出持续大于收入将会面临破产风险。相反，主权货币政府理论上具有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在技术上不会面临财政约束，可以支付得起任何以本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凡是在生产上可行的，在财政上也总是可行的。同样，主权货币政府对于以本币计价发行的债务没有偿付能力风险，不会出现非自愿性违约。政府不需要我们的钱，但我们需要政府的钱，因而是政府支出为私人部门纳税和购买国债提供了资金，而不是相反。事实上，主权货币政府在电子记账系统中通过“敲击键盘”创造货币方式直接为财政支出提供了资金。
在现代货币体系下，不仅商业银行在央行拥有准备金账户，财政部同样在央行开设了存款账户，因而央行也充当财政部的银行。当财政部有支出需求时，例如购买A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财政部会向央行发送支付指令，央行在接到指令后，贷记商业银行（A企业须在该商业银行开设有存款账户）的准备金账户，同时借记财政部的存款账户，商业银行在收到准备金增加的通知后，就会贷记收款企业在该行的存款账户，整个过程不依赖财政部事先的税收或“发债收入”，而是通过调整央行、财政部和商业银行支付系统中的电子记账科目来完成资金的划转与结算，形成“财政部指令→央行记账→商业银行结算→企业收款”的完整支出链条。MMT进一步强调，主权货币政府通过“敲击键盘”创造货币进行支出，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和说明，而不是建议和主张，并指出主权货币政府应优先考虑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效果，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社会福利提升等公共目标，而不必担心财政的会计结果。
部分学者可能提出质疑：如果主权货币政府不依赖税收或发债收入，仅通过调整电子记账科目直接创造货币进行支出，那么政府的支出能力将失去有效约束，最终必然引发通货膨胀。MMT指出，虽然主权货币政府在技术上不受财政约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受到实际经济资源的质量和可用性的约束，换言之，其财政支出受到通货膨胀风险的制约，因此，MMT主张将通货膨胀作为衡量政府是否过度支出的指标。在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之前，扩大政府赤字支出能够增加私人部门收入或净储蓄，一旦实现充分就业，额外增加的货币供给开始追逐相对有限的商品和服务，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此外，在实际经济资源给定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意味着留给私人部门可实际使用的资源过少，由于主权货币政府拥有无限的本币支付能力，理论上总是能够赢得价格竞标，因此需要谨慎地将支出投向产能过剩的领域以及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上。否则，甚至在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就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压力。因此，MMT强调应将真实存在的资源约束同自我施加但却有能力改变的财政约束（如3%赤字率红线、60%政府负债率红线）区分开来。
三、重新审视国债的作用
如前所述，主流宏观经济学将发行国债视为一种借贷操作，其作用是为财政支出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根据MMT，国债不具有为财政支出融资的功能，更非弥补财政赤字，但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要与国债等货币政策工具密切配合，无论是财政部在一级市场上新发行的国债，还是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中销售的国债，两者在功能上是等同的操作，都是为了抽走银行体系中过剩的准备金，以维持央行所设定的银行间目标利率。这一观点建立在勒纳的功能财政第二定律基础之上：“政府只有在公众希望减少货币而增加债券持有时，才会发行债券”，也就是说，政府发行国债是为了用有息的政府负债（国债）替代无息的政府负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利率管理操作，因而应被视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而非财政政策（尽管存在财政操作）。
在现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中央银行无法控制银行体系中的准备金数量，但能够外生地设定银行间目标利率。由于商业银行不会将准备金贷给企业或个人，准备金只用于确保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支付系统的稳定运行，因而判断银行之间支付系统是否稳定，即判断准备金是否过剩或短缺的方法就是观察银行间利率的变化情况。一般而言，商业银行总是能够赚取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不会以更低的利率向其他银行贷出法定准备金，故而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为银行间利率设定了下限。同样，商业银行总是能够以贴现率的方式从中央银行借入准备金，不会以更高的利率从其他银行拆借，故而贴现率为银行间利率设定了上限。银行间利率通常在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和贴现率之间波动，中央银行通过收窄这一区间便能够减轻银行间利率的波动幅度，但是这种方式无法充分且及时地实现让银行体系准备金减少或增加以稳定银行间利率的目标。因此，当整个银行体系出现系统性的准备金过剩或短缺，从而导致银行间利率偏离目标利率时，中央银行就会启动公开市场操作，并与财政部密切配合，共同确保银行间利率维持在目标水平。
具体而言，在财政部支出过多时，银行体系中会出现过剩的准备金，商业银行通常不愿持有超额准备金，因此会在同业拆借市场中将多出来的准备金有偿贷给准备金不足的银行。然而，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过剩的准备金虽然能够在银行间进行周转，但不会被消除。从长期来看，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和贷款组合来管理超额准备金头寸，但在短期内，持有超额准备金的银行会在同业拆借市场中逐渐降低其贷出准备金的价格，银行间利率面临下行压力，甚至最终可能降至零利率水平。为了维持目标利率，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会向银行发售国债，由于国债利率通常高于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而国债作为准备金的替代品，对于此时正在寻求调整资产组合的银行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因而银行会将超额准备金置换为国债，从而阻止银行间利率下降并使其逐步回升至目标利率水平。同样，当财政部支出不足，甚至产生财政盈余时，会导致银行体系准备金短缺并推高银行间利率，此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会通过购买或赎回国债向银行体系注入准备金以稳定银行间利率。由此可见，央行设定的银行间目标利率是一个政策变量，在央行与财政部的协同配合下总是能够达到其所设定的任一利率水平。同样，国债利率不取决于市场力量，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主权货币政府总是可以按照任何它想要的利率发行国债，该利率通常高于银行间利率几个基点。
如前所述，主权货币政府对于以本币计价发行的任何债务没有偿付能力风险，国债虽以债务相称，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债务负担。私人债务是债务，但政府债务是私人部门的金融资产，既要看到国债作为政府债务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作为金融资产的一面，国债作为高安全性金融资产，以主权货币政府绝对的货币创造能力和信用为背书，其发行主体（政府）不会出现非自愿性违约，当私人部门流动性（包括准备金和现金）过剩时，政府发行国债在减少私人部门流动性的同时，也通过向私人部门输送高安全性资产降低了其资产组合的风险。
此外，与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的“国债意味着子孙后代将背负沉重的税负”相反，在现实经济体系中，我们购买国债并将其留给子孙后代，这些国债对子孙后代而言是财富的来源而非负担，我们今天没有背负更高的税率来偿还先前时代的政府债务，同样，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背负更高的税率来偿还今天所产生的政府债务，未来政府可能会提高税率，但不会以偿还政府债务为目的。政府发行国债也不会像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的会减少私人部门净储蓄、推高利率，从而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货币与国债在现代货币体系下具有操作层面的相似性，发行国债仅仅是将私人部门原先持有的货币型资产置换为债券型资产，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并没有减少。在国债到期偿付阶段，政府在还本付息的过程中增加私人部门净储蓄，因而会对私人部门的支出产生“挤入效应”。
四、国债管理中的央行与财政部协同
财政部国库司曾撰文指出：“国债管理现代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经济中，国债……是中央政府运用市场手段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本文旨在阐明其运作机制。在现代货币体系下，国债市场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动最为频繁的领域之一，高效精准的国债管理是加强央行与财政部政策协同的核心环节。
如前所述，中央银行能够在不受银行体系准备金数量约束的情况下外生性地设定银行间目标利率，国债管理本质上也属于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调控操作，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并非如主流宏观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保持独立性，其利率调控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既要适应商业银行的需要，也要适应财政部的需要。换言之，货币政策永远不会独立于财政政策，买卖国债以确保银行体系中留有合理数量的准备金，进而稳定银行间利率，这一作用的有效发挥高度依赖于央行与财政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因此，尽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制度设计上主要分属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但对于拥有货币主权的政府而言，在政策实践中这一区分存在一定的边界模糊性，作为政府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财政部会经常参与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也经常参与财政政策，而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这种政策协同对于一国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首先，财政部参与货币政策体现为：在进行利率调控操作时，为了防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用尽其持有的国债，财政部首先必须发行国债，也就是说，财政部在赤字支出时会或多或少地同步发行国债。虽然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日常销售的国债占国债总量的很大一部分，但从长期来看，绝大多数的国债首先必须在一级市场上由财政部发行，只有财政部先在一级市场发行，中央银行才能购得公开市场操作所需的国债，才能在银行间利率面临下行压力时向商业银行出售国债。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会密切配合，共同消除银行体系中过剩的准备金，但两者在国债管理功能的取向上存在较大差异：财政部在一级市场向银行等机构发行国债的主要功能是消除由赤字支出产生的过剩准备金，而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出售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属于从银行体系中撤出过剩准备金的日常操作性行为。
其次，中央银行参与财政政策体现为：财政部在进行支出时无法做到使国债的发行完全与商业银行每日的超额准备金头寸相吻合，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支出对准备金以及利率的影响，财政部会求助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此外，在现代货币体系下，商业银行在央行拥有准备金账户，财政部同样在央行开设了存款账户，虽然MMT不认为财政部发行国债是为了支出融资，但从央行、财政部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来看，发行国债所获取的资金由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账户划转到了财政部的存款账户，因而作为最后贷款人以及本国法定货币的垄断发行者（在美国，财政部有权发行货币），央行总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财政部的支出活动。
一直以来，在法律或规则层面，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被禁止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财政部国债或者直接向财政部透支，但从实践来看，美国国会曾于1942—1981年受战争及战后重建等因素影响允许美联储直接购买财政部国债（额度上限为50亿美元）。加拿大央行也曾在1930—1975年间通过采取直接购买财政部国债、向财政部透支等方式有效支持了国内工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今天，尽管央行从未违反禁止直接购债和透支这一规定，但它确保系统中的准备金足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并确保财政部国债得到清算。因此，中央银行在维持其工具和目标的独立性的同时，必须考虑财政部的支出需求。
一些学者主张合并央行与财政部，例如，R. S. Musgrave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离会导致经济扭曲，而合并会使得政策在增加支出刺激总需求等方面更有效；W. H. Buiter认为财政部是央行的受益人，央行赚取的利润最终都将上缴财政部，合并两者能够对资金的流转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变动有更为清晰的认知与对待；W. Bateman和J. V. Klooster指出政府的融资缺口无法通过私人信贷市场调节，只能依靠合并后的政府部门内部的融资工具进行化解。对此，MMT认为，由于今天仍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缺乏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在进行分析时假设央行与财政部整合为一个政府部门，即假设合并两者的资产负债表，并以此作为分析起点是有一定理论意义。特别是，从私人部门角度来看，纯粹的政府部门（主要指央行与财政部）间的资产负债表变动对银行体系的准备金规模不会有任何影响，故而这种变动可以忽略不计。此外，财政部和商业银行均在中央银行开设了账户，中央银行充当两者之间的支付中介，如果在分析时将央行与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合并，不仅不会扭曲分析结果，反而更能清晰地揭示现代货币体系下基础货币创造、征税以及发行国债的运作本质。因此，MMT建议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对央行与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合并，但不主张在行政架构上合并央行与财政部，因为尽管它们在政策实践中存在交叉，但在职能定位上有着清晰的权责划分，只需加强两者之间的协同配合就足够了。
除此之外，MMT还提出了一种加强央行与财政部政策协同的思想实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并提高政府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的政策响应效率，可以有条件地允许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财政部国债，未来时机成熟可进一步免除“购债”这一会计惯例，由央行直接向财政部存款账户注入资金，以上操作均不会直接引起银行体系准备金规模的变动。当采取该模式时，一旦财政部赤字支出导致银行体系准备金过剩并压低银行间利率，央行可以通过对过剩的准备金支付利息来维持目标利率，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开始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同样，当财政部支出过少导致银行体系准备金短缺并抬高银行间利率时，央行可以在贴现窗口向商业银行提供准备金贷款来维持目标利率。尽管目前而言，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国债或者取消国债发行、直接向财政部账户注资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或者说是一种理论推演，但是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主权货币政府实际上不用发行国债，国债是为了稳定银行间利率而设计的政策操作工具，因此这一设想相较于现行操作而言，其结果不会有本质区别。
五、对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主权货币制度下财政的本质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强调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同时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国债与赤字同属政府财政收支的一体两面，在资产负债表中大致呈镜像对称关系，但是受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国内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于国债和赤字的关系问题存在着认识误区：当出现财政赤字时，为了维持各项支出，确保经济正常运转，政府需要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如果赤字规模过大且持续时间较长，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也会导致过高的政府债务，降低财政可持续性，并引发政府偿债能力风险。
对于政府应当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学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赤字鹰派”、凯恩斯主义的“赤字鸽派”和MMT的“赤字猫头鹰派”。“赤字鹰派”主张政府应对财政失衡进行调整，争取实现财政平衡或盈余；“赤字鸽派”主张政府在经济衰退时进行赤字支出，在经济扩张时实现财政盈余，从而在一个经济周期内保持财政平衡，即所谓的“补偿性财政政策”；“赤字猫头鹰派”基于功能财政原则，认为政府应将政策目标设定为实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减少贫困和居民福利提升等，这些目标的实现与财政收支结果是盈余、赤字还是平衡没有必然联系。政府财政支出不受预算约束的事实意味着财政政策只能是功能性的。
主权货币政府是本国法定货币的垄断发行者，在技术上完全具备通过“敲击键盘”创造货币进行财政支出的能力，不需要通过征税和发行国债筹集资金，财政支出在时序上必然先于征税和国债发行，只有在主权货币政府先向经济系统中注入货币时，私人部门才会获得用于纳税和购买国债的资金，政府可以支付得起任何以本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对于以本币计价的债务也不存在偿付能力风险。财政赤字率高不能说明财政操作空间小、财政可持续性低；同样，财政赤字率低也不意味着财政操作空间大、财政可持续性高。财政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该国能够调动的实际经济资源，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大小是经济表现的事后结果。
主权货币政府在财政上总是可持续的，不受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规模的限制，只要经济尚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换言之，只要存在闲置的生产资源，财政赤字的增加一般不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过提前预设政策空间和规定特定赤字率和债务规模来定义财政可持续性的做法仍然属于家庭预算思维，本质上混淆了主权货币政府与非主权货币政府的区别，主权货币政府应更多地关注财政收支的宏观经济效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精准把控资金投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3%赤字率红线和60%政府负债率红线是一个忽视发展现实的伪命题。我们面临的真正赤字是“我们所拥有的与所需要的之间的差距……这些赤字包括在良好的工作机会、储蓄、医疗保健、教育、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清洁的环境和可持续的气候，以及民主等方面的不足和危机。这些就业、教育、健康、养老等方面的赤字，才是对民众影响最大的赤字”。
财政赤字的实际数额具有事后核算属性，只有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才能知晓当年赤字规模，因而财政部事先无法真正控制和决定财政赤字水平，财政赤字的大小是由私人部门包括失业人口满足其纳税需要和净储蓄愿望所决定的。从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持续的财政赤字才是常态，财政盈余会释放出强大的通缩压力，任何财政盈余状态都是暂时的，对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规模设置刚性限额并非明智之举。正确的财政赤字率不是3%，也不是其他比率，而是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等公共目标的比率，同样地，正确的政府负债比率应该是与银行利率目标相一致的比率。根据戈德利的部门收支分析法，政府部门财政余额等于私人部门余额（包括国内私人部门和国外部门），政府财政支出必须持续地大于财政收入，只有经常性地处于财政赤字状态，才能满足私人部门纳税、购买国债、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增加净储蓄的愿望，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并扩大投资规模，否则经济将会遭受不亚于通货膨胀的通货紧缩之苦。在财政资源配置方面，MMT不主张政府大水漫灌式的“撒钱”，财政支出必须具有明确的公共目标导向和通货膨胀约束机制，政府应减少对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将资金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倾斜，特别是要将支出重点转向就业、教育、医疗、婴幼儿保育和养老等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
值得指出的是，央行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购买国债等资产向银行体系注入准备金，本质上是属于资产置换操作，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将保持不变，而只有财政部的赤字支出才会增加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财政政策决定政府直接创造的新货币数量，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进行利率管理，通过赤字支出新增货币供给并将买卖国债作为利率调控工具，也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通行的做法。此外，国债以主权货币政府绝对的货币创造能力和信用为背书，其发行主体不会出现非自愿性违约，政府发行国债在减少私人部门流动性的同时也降低了其资产组合的风险。因此，财政部在进行赤字支出的同时必须与国债发行等操作紧密配合，国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财政赤字的产物，国债发行的规模通常也大致等于财政赤字水平。
当前国内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于国债与赤字问题的认识仍受传统家庭预算思维的限制，导致在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上过于审慎，这不仅制约了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等目标的实现。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我国仍有较大的赤字率提升空间和举债空间，为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劳动力资源闲置、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同时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但当务之急是在观念层面摆脱传统家庭预算观的束缚，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国债与赤字问题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