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昆仑文化是以“敬天—通天—天人一本”为核心命题的中华传统文化类型，其核心词义为“天”，核心功能在“通天”。本文以昆仑文化观点体系为理论框架，依循“文化内容—符号逻辑—活态表现—祖源一致—发展共同—现代表现共相”的论证次序，以西（北）部各民族民俗为对象，系统考察昆仑文化习俗与符号的活态传承。研究表明：圆形（圜）、圆内十字、三圆（三天）、黑白正色与数字“七”构成贯通时间、空间、色彩与数量的核心符号体系，其源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观象授时与祭天礼制；燎祭、煨桑等烟祀实践是“以烟通天”信仰的活态延续；各民族以物质与非物质双重载体完成了昆仑符号的跨语言传播与本土化再造。历史祖源的一致性与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表明，中华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起源与共同的历史进程，现代中国各民族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
关键词：昆仑文化；通天宇宙观；民俗符号；圜道；腾格里；中华民族共同体
引言
昆仑在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中，远不止是一座地理山脉，更是承载宇宙观与信仰的核心文化意象。与这一意象相始终的几何符号——圆形、圆内十字、三圆图形与十字图形——并非简单的装饰母题，而是肇始于远古先民对天体运行的精密观察，并升华为“天人合一”哲学思辨的世界观。这些符号自史前形成后，随中华文明的演进持续传播、演化，进入西部各民族的生活深处，形成今日仍可辨认的活态民俗。【1】
“大昆仑”文化区域，地理范围覆盖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川西、滇西北等省区的广阔山川与居民。昆仑文化符号依托河西走廊、昆仑山脉、横断山廊道向各个民族流布，与本土信仰碰撞融合，发生创造性转化。和田绿洲地处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枢纽，是观察昆仑文化活态传承的典型样本。汉代武帝定昆仑于于阗南山，历代“河源昆仑”的追寻又不断强化其文化坐标地位。【2】
本文依“昆仑文化的内容—民俗符号与核心逻辑模式—西部各民族的活态民俗表现—历史祖源的一致性—历史发展的共同性—现代表现的文化共相”的次序展开论述，最终说明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生、一体发展的历史真实。
一、昆仑文化的内容：通天宇宙观与核心符号体系
（一）“圜道”与“通天”：昆仑文化的理论内核
理解昆仑文化，“通天”理论是关键。文献记载：《集韵》直言“昆仑天形”，《太玄经》称“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康熙字典》释“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说文解字》释“圜”为“天体”，《易·说卦》言“乾为天，为圜”，《吕氏春秋·圜道》以“大圜在上”（高诱注：“圜，天也”）、“日夜一周，圜道也”（高诱注：“圜，天道也”）指认天形，皆以圜形释天。【3】
昆仑的本质是“天道”的象征，即《易·系辞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由此，“昆仑”并非普通山名，而是古人将抽象、宏大的“天道”具象化、模型化的终极产物：它既是宇宙秩序的缩影与模拟，也是人间政治合法性的神圣来源。
尤为重要的是，中原“天崇拜”与阿尔泰语系“腾格里”（Tengri）信仰本质同源。所谓同源，指东亚大陆新石器时代以来广泛存在的敬天—通天文化基底，而非族群血缘同源；二者是这一文化基底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生长出的不同变体，这正是符号能够跨古代部族和现代民族传播的心理文化基础。质言之，昆仑崇拜与腾格里崇拜，是北方游牧部族天崇拜体系的一体两面：腾格里是天神的精神化、人格化，昆仑是通天之山的具象化、礼制化。【4】
（二）观象授时：核心符号生成的天文与考古根基
昆仑文化符号体系来自先民宇宙观的具象表达模式。先民观测苍穹，呈现为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完美穹顶，日月星辰东升西落、昼夜交替，塑造了“圜”（圆形）的宇宙形态认知，也奠定了黑白二色作为天地、阴阳本质的色彩哲学：白昼之光与黑夜之幕，构成宇宙运行最基本、最庄重的视觉节奏。《吕氏春秋·圜道》称“日夜一周，圜道也”，将天象循环与“道”相连【5】；祭天礼制中的玄衣纁裳即以黑象天、以赤象地，与后世新疆各民族正装的黑白搭配在色彩象征上同出一辙。
对“天”的认知进一步精细化，产生了“三界”或“三天”的观念。《尔雅·释丘》载“三成为昆仑丘”，“成”即层，意指神圣的昆仑山由三层圆坛叠构而成，是沟通天地人三界的通天之丘【6】。这一观念得到考古学的有力印证：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宏大的三层圆坛祭祀遗迹（圜丘），其“三成”形制与文献记载惊人吻合，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天坛。【7】这证明，至迟在五千多年前，“三圆”结构已不仅限于想象，而是被用于实体祭祀建筑，成为沟通天地、礼敬上天的神圣范式。
图1三圆祭天形制：左，牛河梁红山文化圜丘；中，天山巴音布鲁克草原圆形祭坛；右，明清北京天坛圜丘
十字图形的产生，与确立方位、划分时空的需求紧密相关。《淮南子·天文训》载“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二绳即南北、东西正交于中心的基线，为古人立表测影、测定四方之本【8】；四钩即四隅，四正加四维成八方，环绕中央合为九宫。冯时指出，二绳四方观念是中国古代空间体系的基础，其后四位、五位、八方、九宫皆由此推衍。【9】考古所见，湖南高庙遗址出土白陶上的八角星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四十五号墓墓穴南圆北方的形制，表明至迟在8000年前后，先民对“天圆”与“地方”的认识已经完成。【10】《周髀算经》又言“正南正北谓之经，正东正西谓之纬”，经纬交叉点即“天心”，亦即宇宙中心——昆仑所在。【11】
图2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左，高庙文化白陶上的戳印八角星（约8000年前）；右，高庙白陶盘外底“方框＋十字＋八角”复合图
数字“七”在昆仑文化中并非孤立数字崇拜，而是天道周期的数值编码。其天象根基在于月相“七日一节”的客观节律：一个朔望月约二十九日半，古人分朔、上弦、望、下弦四个关键相位，相邻相位间约历七日；盖天家的“七衡六间图”又将太阳周年视运动描绘为七个同心圆轨道，内衡为夏至、外衡为冬至，七衡六间实为“三圆（三天）”结构的时间化扩展。哲学上，《周易·复卦·彖传》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完成“七”的哲学定型【12】；天象上，《史记·天官书》载北斗七星“运于中央，临制四乡”，斗柄指向决定四季更替，日月五星合为“七政”【13】；生命节律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以“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而天癸至”至“七七，任脉虚”分定女性生理周期【14】；礼制民俗上，《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以“七”为天子祭祀规格【15】，民间七夕定于七月初七，正月初七“人日”以女娲七日造人之说立节，皆见“七”由天象向人间秩序的转化。【16】
考古实物为“七”提供了直接物证。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六座墓葬地表围有七圈木围桩，形如七重同心圆放射的“太阳墓”【17】；小河墓地的人像、木梳上亦刻七道旋纹、七组三角纹。此类“七重围桩”与中原“七衡六间”、牛河梁七坑北斗共同构成“七”的考古证据链，说明数字“七”作为天道周期编码，早在史前即沿昆仑—天山通道西传。
（三）通天实践：燎祭、煨桑与高地烟祀
符号是通天宇宙观的空间书写，祭祀则是其实践展演。燎祭（燔柴、禋祀）是中华文明极为古老的祭天仪式，通过焚烧祭品使烟气升腾以沟通天神，为古代国家最高规格祭祀之一。《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均为燔燎升烟之礼【18】；《礼记·祭法》言“燔柴于泰坛，祭天也”【19】，《郊特牲》又揭示其思想核心在于“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神灵以气味为享，燃烧产生的清香气味是奉献于天的最佳祭品。【20】
图3甲骨文：“燎”字与燎祭复原场景
煨桑是燎祭在青藏高原的活态延续。藏语“桑”有净化、清除之意，指在屋顶、山顶、垭口等高处焚烧柏枝等香木，添加糌粑、糖果等供品，以烟雾祭祀山神、地方保护神等神灵。【21】煨桑与燎祭共享“烟祀通天”观念：燎祭“燔燎升烟，所以报阳”，煨桑则认为桑烟可以直达天神居所；二者又同享“山岳祭祀”传统，燎祭于泰坛（高山之坛）举行，煨桑必选山顶、垭口等高处，共同体现“山岳通天”的神圣地理观。古羌先民烧柴祭天，是煨桑的源头；绕山祈福，是后世转山习俗的前身。燎祭所代表的烟祀文化，还衍生出蒙古族祭敖包燃柏、彝族火把节钻木取火等一系列多民族习俗，其传播呈现“从通天到实用”“从天神到众神”的双重演化，而“焚烧生烟以沟通神灵”的核心观念始终不变。
二、昆仑文化
的民俗符号与核心逻辑模式
（一）符号语汇：圆、十字、三圆、黑白与数字“七”
综合上述内容，昆仑文化符号体系由四组相互嵌套的语汇构成。其一为圆形（圜），以循环为天道之形，“天道圜，地道方”；其二为圆内十字，十字确立四方、划分四时八节，交叉点即“天心”或宇宙轴心（昆仑），纵轴象征天地贯通，横轴象征阴阳交汇；其三为三圆（三天）结构，以三重同心圆表征宇宙垂直层级的划分，对应昆仑丘“三成”之制；其四为黑白正色与数字“七”，黑色对应“地”“阴”“夜”“北方”，白色对应“天”“阳”“昼”“南方”，数字“七”则是时间维度的周期数值编码，度量月相演进、太阳运行与生命节律。四组语汇相互嵌套，构成一套描述宇宙时空秩序的全息模型：圆是天道运行的总体形态，十字是同一对称的坐标轴心，三圆是宇宙的层级划分，黑白是阴阳本质的色彩呈现，“七”是天道周期的数值编码，由此实现“天—地—人”三才框架在形态、方位、色彩、数值四个层面的通贯。
（二）核心逻辑：敬天—通天—天人一本
符号的背后是逻辑。昆仑文化传承的核心命题可归纳为敬天、通天、天人一本。“一本”，指天（腾格里、昆仑）是万事万物的最高本源与最终归宿，人间秩序是天道的投影，个体生命是天道的分殊。这一命题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称谓与仪式表达，但其底层逻辑高度一致：一是至高性，天居于一切神灵之上，为万有之源；二是中介性，高山、烟气、神树、萨满（毕摩、东巴、法拉）均为人天中介，承担“通天”功能；三是循环性，天道周而复始，人的生死、季节的更替、政权的兴衰皆依天道循环；四是配应性，人间行为必须顺应天道节律（如“七”的周期、四方八节），否则招致灾祸。这四项底层逻辑，正是昆仑符号体系得以跨语言、跨地域、跨民族传播的心理基础。
（三）传播路径与三层文化层累
昆仑文化向西部存在文字典籍传播与非物质载体传播两条并行路径。路径一依靠先秦探察昆仑河源的活动、汉代汉武帝定昆仑的国家文化政策，以及历代汉文文献传递“昆仑”文化与神话叙事，影响集中在通晓汉文的精英与行政体系内部；路径二依托玉器、石堆祭坛、建筑形制、服饰纹样、祭祀仪式，不依赖汉文“昆仑”名词，宇宙观念借助物质实践完成跨族群流动，这是大昆仑区域符号传承最主要的路径。符号可以脱离名词文本独立传播，这一点是过去昆仑研究常忽略的关键点。
在解读各民族民俗材料时，还需区分三层文化层累：第一层为底层内核，源自中华上古敬天通天宇宙观，对应圆、三层祭坛、十字方位、黑白正色等原型；第二层为本土再造层，各部族结合自身生产生活、本土神话、社会组织完成改造；第三层为后世叠加层，晚出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叙事与审美附着于旧有民俗之上。凡判断民俗现象的归属，须做到视觉符号、祭祀仪式、本土宇宙观念、历史传播通道多重证据互证。
三、西部各民族民俗中的活态表现举例
（一）新疆绿洲与帕米尔诸族
1.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以艾德莱斯绸、阿以旺民居与卡勒帕克帽保存昆仑符号的完整语法。艾德莱斯绸为扎经染色丝绸，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2】，其纹样以抽象变形为主，多作二方连续横向长条排列、左右对称、节奏连绵，无限回旋的构图范式对应昆仑圜道——天道周行不息的宇宙秩序，寄寓幸福恒存、生命永续的祈福愿景。阿以旺民居的藻井木雕构图外方内圆：方形外框代表大地四维四极，中心环形回旋纹样象征天穹圜道，层层向中心汇聚回旋，形成由地向天的视觉上升通道；屋顶天窗引入天光，呼应黑白二色的阴阳内涵。南疆维吾尔卡勒帕克羔皮高顶帽帽体黑身白顶，高耸上收：黑色帽体喻指厚重的大地，白色帽顶模拟澄澈天色，自下而上构筑起由地登天的立体宇宙模型，人戴此帽，如立于大地之巅、头顶触达昊天。
仪式方面，诺鲁孜节择高地举行、面向四方、黑白为正装、献祭谷物乳品，粥饭要求七种谷物与七个清泉之泉水，完整对应数字“七”的天道节律。维吾尔谚语中“七”的文化基因同样活态犹存：“天有七层，地有七层，人心却深不见底”“你若一天辛勤工作，就能安享七日之福”“一见之下，须七思而行”，皆以“七”表征完整、圆满与神圣秩序，与《周易》“七日来复”的循环观念高度契合。【23】从和田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24】，到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绘有北斗七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都证明以天命观为核心的中华主流文化早已深度参与塑造古代新疆文化底层。【25】
图4维吾尔艾德莱斯绸及其二方连续纹样
2.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族世代生活于帕米尔、昆仑、喀喇昆仑山区，口头传统称天山为Tengri-Tag（腾格里塔格，天之山），称昆仑山为UlukTengri-Tag（大天山），直接把高大圣山与“天”绑定。其毡房穹顶木构以顶部环形天窗为中心辐射放射状木椽，形成圆内辐条的核心构型，可与五千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圆内十字/多辐线条”纹样互证：大圆代表天穹，三重同心圆即三层天穹，放射木椽如同自中心圣山向四方延伸的天地脉络，毡房内部因此成为一个微型宇宙。
图5柯尔克孜毡房穹顶构型与马家窑文化彩陶
阿克卡勒帕克白毡帽已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帽子四棱高耸卷檐、帽顶以黑色十字毡线分割帽体，黑白对比鲜明；当地老人直呼帽顶黑色十字为Tengri（腾格里，天），称此帽为“腾格里夏塔”（腾格里之梯），是“把昆仑宇宙观戴在头顶”的珍贵田野记录。【26】史诗《玛纳斯》开篇即言玛纳斯为腾格里的使者，部族重大行动必先向腾格里祈祷，与毡房、帽饰的符号语言构成物质—口传双重证据链。
图6柯尔克孜男子白毡帽（卡尔帕克）
3.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世居帕米尔高原，其帽饰与刺绣以圆形、多重同心圆、十字与放射状线条为核心母题：女性库勒塔帽硬壳圆帽为基底，黑色绒布上遍饰圆形、十字、放射状刺绣纹样；男性黑羊羔皮帽帽顶绣多层同心红色环线。圆形帽体象征天穹，多重同心圆代表层叠天宇，十字纹样以中心原点向四方延展代表大地四维，整套图式将圜道宇宙模型缩微于服饰之上。【27】婚礼、节庆等最隆重场合常出现黑绒布底绣纯白纹样的特别款式，男子则以黑色羔皮高统帽配白衣黑袷袢，黑白搭配在雪山蓝天背景下极具神圣感，是对阴阳、天地宇宙结构的直接模仿。其民俗中抛洒面粉、以白色面粉制作三层同心圆与白色生命树的习俗，同样承载黑白祈福与通天之义；《大唐西域记》记其居民“汉日天种”的起源传说，具有浓郁的中华文化影响色彩。【28】
图7塔吉克族帽饰与刺绣
4.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与柯尔克孜、蒙古等共享草原通道与腾格里信仰传统。其毡房与克尔克孜毡房、蒙古包构型一致，手抓肉宴礼中羊头为最高敬献，羊额以刀划出十字纹样，意涵即为腾格里（上天）：十字以羊首中心为原点向四方延展，象征天地四维，表达对上天赐予生命的敬畏与感恩。【29】哈萨克布绣、花毡大量使用十字纹、放射状八角星纹与回旋连续纹样，黑白、蓝白对比为礼服与毡房内饰正色；青年男子娶妻须跨过七条河、到七个部落以外取回新娘，北极星被称为“七个强盗星”，数字“七”同样是其民间文化的核心数字。哈萨克案例提示，昆仑符号在西部传播并非单线进入某一民族，而是在阿尔泰语系诸族共享的草原文化带中循环流动。
图8哈萨克团花纹饰纹样图案举例
（二）北方草原民族
1.蒙古族
蒙古族的天命观念是北方游牧族群的思想核心。《蒙古秘史》开篇即写“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蒙鞑备录》记载“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30】，蒙元官方文书频繁出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腾格里信仰已深度融入国家政治话语。【31】
图9蒙古包的穹庐构型
蒙古包穹顶以顶端天窗（陶脑）为中心辐射木椽，分出四向主干对应四方四维，次级木椽切分八方，构成九宫式空间秩序，与河图洛书所承载的华夏古宇宙图式相互对应。敖包可视作微型人造昆仑：典型祭祀敖包高3至6米，以三层圆锥状石堆筑成，三重层级对应昆仑三层神山，顶端安置神木与经幡构成通天阶梯，主敖包外围常环绕十二座小敖包，7、13为神圣吉祥数【32】；阮葵生《蒙古吉林风土记》载“垒石象山，悬帛以致祷，报赛则植木表，谓之‘鄂博’，过者无敢犯”。【33】新疆博格达山敖包即大昆仑文化圈珍贵的活态民俗遗存。蒙元时代“双重祭天”制度尤为典型：忽必烈既行汉法建太庙、立郊坛，又于每年旧历上巳日在都城郊外“洒马乳以祭天”，与清代皇帝既临天坛又行堂子祭天的做法遥相呼应，说明以天为至高神祇的信仰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最高依据。【34】
图9草原敖包祭祀场景
2.土族
土族为河湟地区重要少数民族，本民族口语称天为tinger（腾格尔），民间观念中腾格里居于最高地位，为万物之主，佛与人间君主皆受腾格里委派，生死祸福、四季流转全归腾格里掌管【35】；其民俗节庆纳顿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会手舞的一字长蛇阵、四门斗敌阵暗含四方、四时方位观念，继承上古二绳十字方位思想，是符号脱离文本传播的典型案例【36】；法拉（萨满）祭祀环节保留祭祀苍天、敬拜天地的古老环节，向tinger祷告祈求风调雨顺【37】；土族刺绣以中心涡旋太极纹、多层同心重环花卉、十字四方纹为核心母题，将圜道循环、中心统摄四方的宇宙观浓缩于织物之上。
图10青海土族盘绣廓日洛团花刺绣纹样：以涡旋太极纹为中心，向外延展多层同心重环花卉，辅以十字四方纹、对称瑞兽与连续回旋边饰
3.满族
满族（女真）依托阿尔泰语系语言音义体系，将“昆仑”的圜圆本义转化为天命观念：女真语称鸡啼为“替课忽蓝必”，谓鸡鸣催动天道轮转，把禽鸟时序本能诠释为天命运行的具象征兆【38】；满族传统刺绣遵循中心原点、四方对称、外圆内方的构图范式，或作八瓣花形外轮廓模拟天穹、中心菱形为天枢、四向伸展生命树纹样，或以方底外框对应大地、中心圆环内十字划分四维，构成天圆地方的经典构型。其天命实践集中体现为立竿祭天（索伦杆）与堂子祭仪：立竿于庭院、杆顶安置锡斗，以牲血谷物敬天，与草原敖包“以杆通天”的结构逻辑一致；入主中原后，清代帝王既行堂子祭天又亲诣天坛，实现民族天命信仰与中华正统天命体系的深度融合。
阿尔泰语系“昆仑”语词的圜道意涵，为蒙古、满族案例提供了语言学证据。北方现代民俗中，很多圆形事物的发音近似“昆仑”：蒙古语“库仑”“圐圙”（kulun）释为“圈子”“营”，是古代牧民集体游牧的环形组织，氏族驻屯时各家庭列帐呈环形、首领帐幕居中；“格儿伦”义为穹帐、房子，女真语称圈牲口的圆形棚舍为“火罗”。学者指出，“昆仑”与“窟窿”“屈栾”等关系很大，其义近“圆”。【39】由此推衍，圆形器物名称皆音近昆仑：蒙古语称轮为“克儿敦”、天窗为“斡罗”，女真语称碗为“莫罗”、琵琶为“苦鲁”、金环为“安出忽鲁”，蒙古语称鸡为“忽鲁花”，以为鸡啼日出、天道圜圆。【40】“昆仑”之称虽遍布环宇，其圜圆本义却与阿尔泰语系诸族语言水乳交融，是古汉语神话与原始阿尔泰语神话融合的语言化石。
图11左图八瓣花外轮廓象征圆形天穹，中心菱形为天枢，四向对称排布生命树纹样，向外延伸通达四方；右图采用外方内圆构图，方喻大地，中心圆环喻天穹，圆内十字划分四维，四角回纹标识大地四隅。整套纹样遵循中心统摄四方、天圆地方的空间逻辑，契合昆仑文化体系圜道周流、宇宙中心生发万物的构想，可与西北多民族建筑、刺绣、祭祀器物的圆-十字放射宇宙符号相互参照，是昆仑文化宇宙图式在东北的民俗视觉遗存。
（三）西南山地民族
昆仑文化沿横断走廊向南抵达西南，在彝族、纳西族、苗族的史诗、祭祀、历法、服饰中留下深厚印记。
1.彝族
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记载“昆仑九重山”，视其为天地交汇、神灵居所，对应《山海经》昆仑墟九重层级叙事，是族群迁徙过程中保存的祖地文化记忆【41】；毕摩祭祀垒筑三层圆形坛台，底层祭地、中层祭人、顶层祭天，形制完全复刻“三成为昆仑丘”，是昆仑丘祭祀制度的西南活态版本，唯其服务氏族祭祀而非帝王礼制，属于同源符号的本土化改造。彝族还继承昆仑文化观象授时传统，以观测北斗斗柄指向确定星回节（彝族年），一年分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年终过年日五天，历法植根于对日、北斗、二十八星宿的观测，与上古昆仑天文传统一脉相承【42】；火把节时毕摩在祭坛以钻木取火取得火种，再依次点燃广场火盆，祭坛设计与圆形广场寓意“天圆地方”。【43】
2.纳西族
纳西族东巴经典《崇搬图》记载居那什罗（居那若罗）神山为宇宙中心、众山之祖，神山分隔天地、划分人神三界，与中原昆仑“天地之中、层叠通天”的神话架构深层同构，又经本土卵生创世体系完成再造；纳西祭天仪式“美本”分春祭、秋祭两次，祭天坛修筑三层台基，上层立神树、插天香，中层陈设祭器牺牲，下层为氏族成员祭祀空间，焚烧柏枝青松行烧天香之礼，以青烟上达天听，与藏地煨桑形态相近【44】；纳西“披星戴月”羊皮披肩上两大圆纹象征日月、七枚小圆纹代表七星，直观诠释天圆地方、七星布列的宇宙图景。
图12纳西族传统刺绣团花纹样与披星戴月服饰
3.苗族
苗族古歌口传记忆传唱祖先来自“西方昆仑，东方泰山”，保留昆仑作为祖源圣地的集体记忆。【45】徐旭生将上古族群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苗族先民古三苗与“昆仑三族”渊源深厚，是其战后孑遗，自然延续了昆仑文化基因【46】；蒙文通亦言苗族先民文化既保留东方泰族痕迹，也延续西方昆仑特质。【47】苗族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大量八角星纹、螺旋纹、菱形嵌套方形纹样；阿城指出苗族鬼师服饰上的异形符、北极星形象与源于昆仑天象观测的洛书河图天象文化相关，贺刚等研究表明花苗服饰“猪蹄花”八角星图案与八千年前高庙文化陶器图案一致【48】，而高庙文化发源地正是苗族先民迁徙途中的重要栖息地。【49】“吃牯脏”、苗年祭祀传唱古歌追忆昆仑祖源，芦笙舞蹈队形回旋往复、模拟星回斗转，是“以歌载史、以舞象天”的完整礼仪实践。
4.其他山地民族
除上述民族外，羌族释比唱经、白石崇拜与祭山会，普米族韩规教三祭传统，景颇族目瑙纵歌的祖源迁徙记忆，均以高山为祖灵所居、以祭祀沟通天地，其底层逻辑与昆仑文化“敬天—通天—圣山中介”的内核一致，此类材料多依赖民族志与口述传统，尚需进一步田野核实。
（四）物质图式的活态传承
1.九宫宇宙图式的物质载体
昆仑宇宙观还外化为可见可触的物质图式。传统团花图案整体呈“中心圆形结构，内嵌十字形对称架构”，即“圆内十字”，是昆仑符号系统的经典组合方式；其“圆周八等分”可上溯至高庙文化白陶八角星纹（距今约八千年）与凌家滩玉版八方图式（距今约五千余年），九宫即“九宫八风”之数术图式：四正四维加中央，中央为太一所居，太一巡行八宫、历尽八节、复归中宫，正是“圜道”的时间化运行。新疆和田传统地毯以中心大圆为天枢、上下两组三圆团花构成“三圆—三天”层级、辅圆环绕形成九宫八方格局，人居毯上即置身缩微宇宙之中。
图13和田传统纹样地毯（“三圆—三天”与九宫格局）
2.团花构型：从八角星到宝相花的图式转译
在中国传统纹样谱系中，以双十字交叉而成的米字图样构型团花，是最令人熟悉又最耐人寻味的一类。它频繁出现在敦煌藻井的穹顶、唐代织锦的窠环、宋元瓷器的腹面、明清刺绣的衣摆与现代家居服饰各类用品之上。花瓣的母题代有更替，莲、忍冬、石榴、牡丹轮番登场，然而真正不变的乃是那个“圆”——圆心一点，四周瓣片如轮辐般齐整放射。二绳四维的骨架平铺展开是米字格，将其装入圆形轮廓，便成“团花”。唐人谓织物上以圆环圈定的独立纹样单位为“窠”，一花一窠，独立圆满。把直线骨架弯入圆形并非单纯审美：盖天说中天圆地方，圆形是对天盖最忠实的摹写；团花以圆为界、以方为骨、以中为枢，把“天圆地方”压缩进一枚小小的纹样。这也是团花一律取四、六、八、十二偶数等分的原因——唯偶数方能沿二绳四维对称展开。纵、横两条线相交于圆心，定出东西南北四正；四角再各引一条斜线，定出四隅。四正四隅合八方，加中央一点即九宫。将这骨架连同其背后的天圆地方观念一并装入圆形轮廓，便得到了团花。【50】
图14左，中国传统四面对称团花线稿，二绳十字与四隅如意钩清晰可辨；右，唐代多层宝相花线稿，以米字格为骨架，层层向外放射
八瓣团花构型自中心向外依次为天极花蕊、二绳四正、四维四隅、八节花瓣、四钩如意与天盖外圆。
图15八瓣团花构型拆解示意图：由中心向外依次为天极花蕊、二绳四正、四维四隅、八节花瓣、四钩如意与天盖外圆
这一米字格团花经历了从天文图式到装饰母题的数千年转译。史前天文阶段（约前6000—前3000年），高庙白陶八角星、双墩与柳林溪二绳刻划、凌家滩玉版，图式本身就是历法与宇宙观，而非装饰。凌家滩玉版夹于玉龟背腹甲之间，中心小圆内刻八角星，小圆外琢大圆，大小圆间以直线平分为八区、各琢圭状纹指向八向，大圆外另有四圭指向玉版四角——其“中心小圆八角星—大圆八等分—四角四圭”的结构，与后世团花“中心花蕊—八向花瓣—四隅如意”几乎一一对应，是天圆地方的实物定型。【51】
图16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距今约5300年），出土时夹于玉龟背甲与腹甲之间
商周礼制阶段，二绳加四钩发展为日廷图、亚形墓圹与青铜轴对称布局。秦汉数理定型阶段，洛书九宫数、《周礼·考工记》九井之制、《淮南子·天文训》二绳四维、《史记·天官书》太一游宫与《灵枢·九宫八风》太一移居八宫之说迭出，天圆地方宇宙观完成经典化，团花之“数”由此固定。【52】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艺术化阶段，佛教自西域传入，莲花、忍冬与“宝相”东渐，与中国本土圆形团窠结合，经隋入唐达于鼎盛：敦煌莫高窟初唐217窟、盛唐320窟藻井中心团花，日本正仓院藏唐宝相花纹锦，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团花绢，皆以八瓣或十二瓣放射为骨架，融莲、石榴、牡丹于一体；唐代团窠又称“陵阳公样”，实为西域联珠圈环与中国花卉审美的合璧。宋元明清以降，宝相花渐褪宗教含义而转为吉祥团花，广用于织锦、青花、和玺彩画、木雕、剪纸与刺绣——宇宙图式沉淀为集体审美无意识。【53】
图17敦煌莫高窟第320窟盛唐藻井中心团花：方井、莲瓣、菱格与垂幔层层套叠
作为这一图式的史前原点，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白陶（距今约7800—8500年），器表戳印着明确的图式：中心为方或圆，向外伸出八个尖角，四长四短，正四维交错；常与凤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共出；器表并刻有祭坛、飞檐、阙楼类图像。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境内最早的、成体系的八方宇宙图式之一。冯时在天文考古研究中反复指出：这种“中心+八向”的结构，本质是盖天宇宙观在陶器上的平面投影，与后来的凌家滩玉版、太乙九宫占盘一脉相承。【54】从“八角星”到“八瓣花”，高庙八角星纹自距今8000年而下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断“纹样化”——几何尖角逐渐被花瓣、云气、莲瓣取代，但“中心+八向”的骨架始终未动。
图18左，八瓣宝相花；右，八角星纹图式演变为八瓣花纹式的过程示意
3.维吾尔建筑装饰花砖的绿洲版本
九宫图式在维吾尔家居服饰各方面应用极广。传统装饰花砖大量采用几何纹样，其纹样单元反复出现菱形套方形、八角星套圆等经典组合，其底层构图逻辑与前述多民族团花刺绣一脉同源：以纹样单元中心作为宇宙天枢，四向对称向外铺展，单元之间借十字接缝连续拼接延展，整体生成中心—四方—八方的宇宙秩序感。每一块花砖的几何单元并非单纯的建筑装饰，而是将昆仑文化符号体系下的九宫宇宙图式压缩、微缩，改造为可无限复制、连续铺展的建筑符号模板：中心小圆为天极，外围八角星环围天枢，八角对应八方，外框菱形界定四维大地，构成八角星套圆的天圆地方构型；亦有以中心团花为天枢、十字向四方延伸卷曲枝蔓者，枝蔓如同通天生命树，由宇宙中心向四方化生万物；或以四组卷曲弧形纹样沿十字轴线对称排布，圆点模拟星辰，呈现天体环绕天枢循圜道运转的意象。花砖的连续拼接特性，进一步拓展了圜道宇宙观的表达：单个花砖是一套微型宇宙模型，无数花砖沿十字经纬接续铺陈，使得“中心—四方—八方”的宇宙秩序铺满整座民居墙面，民居建筑由此被转化为一个可栖居的宇宙缩影。维吾尔民居花砖将昆仑文化的九宫天极、天圆地方、圜道化生的底层宇宙编码，转化为伊斯兰几何美学风格的建筑语言，完成本土化再造，成为昆仑式宇宙图式在西域绿洲民居建筑中的物质载体。
图19维吾尔家居装饰瓷砖花饰纹样：以中心为天枢，采用菱形套方、八角星套圆的几何构图，将九宫宇宙图式微缩为可连续复制的建筑单元，遵循中心—四方—八方的宇宙秩序
4.苗绣、彝绣与土族刺绣的九宫构图
苗族、彝族与土族的刺绣，则以织物延续同一套“中心天枢—四方四维—八方环绕”的经典构图范式，与前文南疆各民族织物、建筑符号共享同一宇宙图式逻辑。苗绣画面以中心团花为天极原点，纹样沿十字轴线对称向外放射；内层圆环对应昆仑圜道，外层菱形框架划定四隅四方，构成完整的八方九宫宇宙模型，是史前八角星、中心放射宇宙符号体系在西南山地民族的延续，与新疆绿洲维吾尔等居民纹样遥相呼应，共同纳入中华文明的符号谱系之中。
图20苗族刺绣纹样：左为黑底苗绣，右为红底变体苗绣，以中心团花为天枢，圆形象征圜道，菱形外框界定四方四维，呈中心放射式的八方九宫结构
彝族传统刺绣延续“中心天枢、四方四维、外圆内方”的宇宙构图范式：左绣品内圆外菱形，中心主花为宇宙天枢，是天地交感的核心原点，向外辐射四组对称花卉卷草纹对应大地四方四维，菱形外框界定大地疆域，内层圆环象征周流不息的天穹圜道，中心向外次第排布的多重花卉如同层叠昆仑神山，由宇宙中心向外生发生命；右绣品以八角星形为中心主体，外围环绕八段弧形环带，构成八方环绕天极的宇宙格局，环带内布满花卉、鸟兽纹样，鸟兽守护宇宙圣域，花草代表天地之间滋长的万物。
图21彝族传统刺绣：中心放射、八方环绕构图，以中心为天枢，圆象征天穹，多边形代表大地，承载圜道循环、万物化生的宇宙观念
土族刺绣以涡旋太极纹为中心，向外延展多层同心重环花卉，辅以十字四方纹、对称瑞兽与连续回旋边饰：中心涡旋为宇宙天枢，多层花瓣圆环象征层层天穹圜道，十字纹样指向大地四维，整体构成微型宇宙图式，呼应昆仑文化“中心统御四方、圜道周而复始”的宇宙构想（见上图10）。
以上数组图式均可与前文各民族符号体系跨地域互证，均将天圆地方、圜道循环、四方四维的观念转化为民间审美符号，寄寓族群对天地和谐、生命绵延、世代永续的祈愿。这套“居中为尊、圜道循环、四方布列”的宇宙编码，是跨地域、多族群共享的古老文化底层母题，已深深纳入中华文明的符号谱系之中。
四、历史祖源的一致性
（一）考古序列的同源
考古学为“天人一本”的古老渊源提供了完整证链。湖南高庙文化白陶八角星纹距今约八千年，濮阳西水坡M45蚌塑北斗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红山文化圜丘方丘并置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凌家滩玉版八方图式距今约五千余年，构成一条自公元前六千纪延续至公元前三千纪的“观象—祭天—通天”考古序列。冯时指出，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先民通过观象授时建立天文与人文的对应体系，这一体系在夏商周三代发展为成熟礼制并随王朝扩张向四方传播【55】；苏秉琦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韩建业进一步提出“早期中国”文化圈概念，指出公元前三千纪中后期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圈已经形成，并以“重瓣花朵”式结构向周边辐射。【56】昆仑文化的“天人一本”内核，正是这一文化圈在信仰层面的公共底座。【57】
（二）语词与信仰的同源
中原“天崇拜”与阿尔泰语系“腾格里”信仰的一体性，有深远的语词与历史证据。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研究显示，圆环状符号与天柱—圣山观念在北方诸族中普遍存在，与中原圜丘礼制遥相呼应【58】；“腾格里”一词的古老根脉更可上溯至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语：匈奴君主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即“腾格里”的不同音译，汉文文献中关于阿尔泰民族敬天的记载因此极为古老。【59】前文所述“昆仑”在蒙古语、女真语等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圜圆音义留存，则表明这一敬天通天的文化底层非汉文化圈独有，而是汉藏、阿尔泰两大语系在上古长期交流中共有的精神遗产。语言是历史最忠实的档案，语词的同源指向观念的同源，观念的同源指向文化的同源。
（三）祖源记忆的同源
“同祖同源”已成为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学者指出，羌族、彝族、景颇族、普米族等至少二十个民族都认为其祖先来源于青藏高原；苗族古歌“西方昆仑，东方泰山”的祖源叙事，彝族《勒俄特依》的“昆仑九重山”，纳西族居那什罗神山，柯尔克孜族称昆仑山为“大天山”，皆以不同语言保存着同一“圣山—祖源”记忆。【60】祖源记忆的跨族群一致，说明昆仑作为“天地之中”的文化坐标，早已内化为中华诸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五、历史发展的共同性
（一）共同的发展通道
昆仑文化的历史发展，始终依托共同的物质与观念通道。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藏彝走廊、草原通道构成流动网络，玉料、织锦、器物东来西往，附带携带宇宙观念：和田玉作为“昆仑之玉”早在新石器时代便东传中原，成为“苍璧礼天”的重要材质；锦缎西输于阗，又使中原图式进入西域织物。物质交流背后，是宇宙观念与尚色传统的双向传递。正是这些通道，使同一套符号在数千年间自中原向西部、自草原向西南持续流动，形成自蒙古高原经天山、昆仑山、青藏高原直至川滇横断山区、绵延数千公里的“圣山—天梯—圜形”文化带，与玉石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的走向大体叠合。
（二）共同的再造机制
传播从来不是复制粘贴，而是“接受—过滤—再造”。各民族在接收昆仑符号时，均发生三重改造：其一为功能重定向，中原昆仑符号服务于帝王祭天与礼制论证，西部社会将其转化为民间祈福禳灾的实用仪式（燎祭从国家祀典到民间燎疳）或氏族祭祖的集体实践（纳西祭天、苗族吃牯脏）；其二为形式重组，中原以圆坛、璧琮、冕服呈现的符号，在柯尔克孜、哈萨克化为白毡帽、毡房穹顶，在彝族化为三层毕摩祭坛，在蒙古化为敖包、蒙古包，形式千变而“圆—十字—三层—黑白”的原型稳定；其三为叙事嫁接，昆仑神山叙事与各民族创世神话嫁接，如纳西居那什罗神山、彝族“昆仑九重山”、蒙古腾格里三界模型，均保留“圣山—天梯—三界”的核心结构而换上本土神祇与故事。这种“同源异流”的再造，正是昆仑文化生命力的来源：唯其稳定，故能跨越数千年；唯其可变，故能深入各民族生活。
（三）共同的历史进程
从史前观象授时，到三代礼制化，再到王朝“定昆仑”“祀天地”的政治示范，昆仑文化经历了一个中华诸族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汉武帝定昆仑于于阗南山，历代追寻“河源昆仑”，国家礼制的示范为符号传播提供了权威背书；民间则以实用化、节庆化改造使其普及。通道机制、生产者机制（工匠谱系与祭司谱系）、接受语境机制与国家民间互动机制交互作用，解释了昆仑文化何以在数千年间保持“核心稳定、形态丰富”的传播态势。这一进程不是某一族群单独完成的历史，而是中华诸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书写的历史。
六、现代表现的文化共相
（一）符号语法的共相
综观西部各民族活态民俗，昆仑符号呈现高度可辨认的共相语法：圆形轮廓象征天穹，十字轴线象征二绳四正，中心母题象征宇宙轴心，三层结构象征层级天宇，黑白正色象征阴阳天地，数字“七”象征天道周期。从维吾尔花帽到哈萨克花毡，从蒙古敖包到土族盘绣，从彝族刺绣到苗族八角星，从纳西“披星戴月”到满族方底绣品，“中心原点+放射分位+环形圜界”的视觉语言反复出现，形式千变而语法同一。这种共相不是装饰母题的偶然趋同，而是“构图骨架的系统一致性+仪式空间的形制对应+历法节律的数值同构+历史通道的时代背景”四重互证的结果。
（二）岁时节律与语言智慧的共相
岁时节律的共相尤为直观：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的诺鲁孜节，蒙古族的祭敖包，土族的纳顿会，彝族的火把节与星回节，纳西族的“美本”祭天，苗族的苗年与“吃牯脏”，皆以“顺天时而动”为共同内核，择高地、面四方、用黑白正装、献谷物牺牲，实践着同一敬天逻辑。此外，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回归年长度与现代天文值仅相差约0.0078天，其观象授时传统至今仍准确可验。【61】语言智慧的共相同样深刻：维吾尔谚语“智慧如七重天”，哈萨克婚俗“跨越七条河与河七个部落”，土族口语称天为tinger，柯尔克孜老人称昆仑山为“大天山”，各民族以不同语言表达着对天道的共同敬畏。当这些符号在今天的节庆、服饰、民居与谚语中继续活态传承，它们便成为连接各民族心灵的公共语言。
（三）共相的时代意义
昆仑文化的现代表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纵深：中华文明在上古时代即存在跨语系、跨生态的共享宇宙观，今日各民族对“天”“圣山”“圆”“十字”“数字七”“黑白”的共同尊崇，是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而非近代建构。维吾尔谚语中的“七”、柯尔克孜白毡帽、塔吉克库勒塔帽、哈萨克毡房、蒙古包、各民族团花图案，都是各族群众熟悉并珍视的文化符号，以这些符号为切入点阐释中华文化共同性，可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认同教育；挖掘传播这些共识性文化符号，有助于营造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社会氛围，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情感纽带，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结语
本文从中华天命观文化视域出发，依“文化内容—符号逻辑—活态表现—祖源一致—发展共同—现代表现共相”的次序，系统考察了昆仑文化与西部各民族民俗。研究表明：圆形（圜）、圆内十字、三圆（三天）、黑白正色与数字“七”构成昆仑文化贯通时间、空间、色彩与数量的核心符号体系，其源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观象授时与祭天礼制；燎祭、煨桑、燃柏、高山烟祭等烟祀实践，是“以烟通天”信仰的活态延续；各民族服饰纹样、民居建筑、节日礼仪与谚语智慧，以物质与非物质双重载体完成了昆仑符号的跨语言传播与本土化再造。
这些发现汇聚为一个总判断：昆仑文化不是单一族群的文化，而是中华诸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精神标识。它以“敬天—通天—天人一本”为内核，以“圆—十字—三层—黑白—七”为符号语法，以“圣山—天梯—烟祀”为实践路径，跨越语言、族群与生态的界限，在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保持了核心稳定与形态丰富的双重品格。历史祖源的一致性证明中华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起源，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证明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的历史进程，现代表现的文化共相则表明这种同源一体至今仍在活态延续——中华各民族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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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冯时：《中华文明宇宙观的考古学观察》，《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0日。
[5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1页。
[57]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58]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347页。
[5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7—3798页。
[60]《“昆仑文化”智库报告解读：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精神原乡》，新华网，2026年8月19日。
[6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火把节（彝族火把节）”词条。
作者：巫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