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作为承载中国文明与古代国家记忆的标志性山脉，它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更早已升华为超越地理边界的文化与政治符号。地处新疆和田的昆仑山，如何一步步成为古代中国认知、治理并融合广袤西部地带的文化基石？昆仑文化及其符号系统，又为何能成为解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关键钥匙？笔者将凭借多年考古工作经验与研究心得，逐一回应。
昆仑文化的缘起
中华文明自起源之初，其核心关切便是如何处理人与至高无上、变动不测的“天”之间的关系。先民的智慧在于，并非将“天”视为与人对立的至上力量，而是努力理解其运行规律，并将其转化为“生生不已”、滋养万物的生命源泉。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天人一本”世界观——视天与人的关系为一种生命有机状态的连续与一体，主张“以天为本，效法天德”，遵循“天无私载、地无私覆、日月无私照”的普遍价值标准。
昆仑文化正是这一“天人一本”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与具象化表达。其核心词义即为“天”，核心功能在于“通天”，是专门构建与诠释天人关系的文化载体。目前所见关于昆仑的最早文献记录在《尚书·禹贡》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这里的“昆仑”指西戎地区的部族名称，反映了早期对西部边疆的认知。在先秦文献中，“昆仑”含义逐渐扩展，《山海经》《楚辞》等将其描述为神话中的山岳或通天场所，如屈原诗中“邅吾道夫昆仑兮”体现其作为宇宙中心的象征意义。《太玄经》称“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凸显其作为天体象征的宏大无匹属性；《集韵》直言“昆仑天形”，明确其与天体形态的直接关联；《康熙字典》则从形态特征界定，“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指出“浑圆、旋转”是其核心特质。考据字源，《说文解字》释“圜”为“天体”，《易·说卦》称“乾为天，为圜”，《吕氏春秋》亦有“大圜在上”之语，高诱注：“圜，天也。”由此可见，“昆仑”在本质上是“天道”的象征。此“天道”，即《易·系辞传》所言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
丰富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昆仑文化从萌芽到初步成形的脉络，展现了文明前夜“满天星斗”式的文化奠基。距今约9000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了包括玉璧、玉环、玉玦在内的一批早期玉器。这些玉器以“天形”（圆形）为基本造型，以“天色”（玉色，象征苍穹）为材质追求，其功能已非普通装饰，而是明确的“通天礼器”，标志着以玉器沟通天人的观念已然萌芽。
距今约8000年的湖南高庙遗址下层，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场，包含被称为“通天神庙”的建筑基址和众多祭祀坑。出土的白陶祭器上，戳印有“天梯”图样、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精美图案。这些纹饰系统性地表达了“天圆地方”“敬天法祖”的宇宙观，生动再现了先民庄重的祀天场景，呈现出明确而成熟的昆仑文化形态。尤为重要的是，高庙遗址的獠牙神面纹，被学界公认为是后世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肖家屋脊文化龙形纹样乃至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源头。这表明，昆仑文化的核心符号体系，在8000年前已初具规模，并开启了跨越时空的传承。
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墓”。其龙、虎图案的方位，与古代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星宿精准对应；墓坑的特殊形制，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吻合，体现了“七日来复”的天体运行规律与天道意涵，凸显了数字“七”在昆仑文化中的神圣象征意义。
距今5500年左右的辽西地区，出现了更为系统的祭祀遗存。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刻有八角星纹的“洛书玉版”及大量玉璧，明确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架构。同时期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则发现了完整的三层圆坛祭坛（圜丘）。其“三成”的形制，与文献记载的“三成为昆仑丘”完全一致，并且这一形制从史前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的天坛，成为昆仑文化“祭天”设施跨越5000年的直接物证，彰显了中华文明祭祀传统的强大连续性。此时期的“昆仑”形态具有鲜明的多元特征，以高台祭坛、精美玉器、神圣纹饰等多种形式表达“通天”追求，广泛分布于各区域文化之中。而此时的“昆仑”更多是一个文化功能概念，即一切用于实现“天人沟通”的神圣场所与器物的总称，尚未与某一具体、唯一的山脉固定关联。这种分散性恰恰反映了文明起源阶段各区域文化平行发展、各具特色的“多样”状态。
地望的确立与演变
昆仑从普遍的文化理念凝铸为具象的“神山”，其地理指涉伴随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拓展，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西移”历程，最终形成“大昆仑”的区域观念。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地理位移，而是文化观念、国家意志与地理探索相互激荡、主动建构的结果。
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文明从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的并存状态，逐步凝聚为早期中国共同体，早期国家亦随之诞生。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在观念层面迫切呼唤一个能够统合四方、象征至高王权与神权合法性的中心符号。于是，昆仑文化中原本蕴含的“天”的至上性，与新兴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天下之中”理念产生了历史性的结合。“昆仑”从一个宽泛的文化功能概念，开始向一个具有明确政治地理指向的“神山”符号浓缩和聚焦。这座“神山”被认为位于“天下之中”，是“帝之下都”，是天帝降临、王权天授的神圣空间。在现实中，早期国家的都城及其附近具有崇高地位的山岳（如夏商周时代观念中的“南山”“嵩山”等，即“秦岭”），便被视为昆仑在尘世的对应与化身。
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秦汉建立起空前的大一统帝国，国家的疆域版图和政治视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四方拓展。作为国家象征的“昆仑”，其地理指涉也随之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清晰的“西移”历程。这一过程由多重动力驱动。一是对“河出昆仑”的信念，使得探寻黄河源头成为探寻文明圣源的朝圣之旅，河源推定的西移直接带动了昆仑地望的西移。二是自黄帝时代起，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就是文明成长、国家发展的刚需。至汉代经营西域、控制东西交流的西域通道成为强盛王朝的核心战略，而将昆仑定位于西域，更加赋予了经略西域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三是因当时世界其他文明区域尽在西方，强盛王朝的“天下”视野向西拓展，要求其文明的中心象征—“昆仑”能够覆盖和统摄其影响力的前沿地带。四是西域于阗是优质玉石（昆冈之玉）的产地，和田玉作为核心的“通天礼器”必须之原料，为昆仑与产玉之山联系起来提供了牢固的物质文化纽带。
汉武帝定昆仑于于阗（今和田）南山，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汉武帝依据河源认知、产玉事实、地理形胜，特别是出于深远的政治意图，正式将于阗南山确定为“昆仑”。通过将国家级的文化圣山“移植”到边疆，汉武帝成功地从文化心理上将西域纳入了“天下”体系，为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实施行政管理奠定了深层的认同基础。《汉书·西域传》中，将昆仑描述为一个从秦岭向西绵延，包括西域南山、葱岭（帕米尔高原）在内的庞大山系，强调了文化同源、地理连续与政治统属。
自此以降，历经唐、元、明、清各代的不断探索与考证，“大昆仑”区域观念日益成熟并集大成。清代学者如洪亮吉、陶保廉等人系统提出：昆仑并非一座孤峰，而是一个庞大的山系，其范围囊括了从新疆的葱岭、天山，到青海的巴颜喀拉山，乃至西藏的冈底斯山等广袤区域的系列山脉。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的结论最具代表性：“迤逦诸大山，皆昆仑也。”
昆仑地望从与都城毗邻到远涉西部边疆，最终形成“大昆仑”的地理概念，这一过程深刻表明：历代政权对昆仑的追寻，既是地理探索，更是文化认同的强化与政治主权的宣示。它见证了中华文明共同体从黄河中下游不断融合、拓展，最终将西域、青藏高原等广大地区纳入统一政治与文化视野的历史进程。
核心符号
从天道观的视角审视，“昆仑”所象征的“天道”，直接源自对太阳东升西落循环运动（即“圜道”）的观察。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发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关键节气的太阳视运动轨迹，在天空中呈现出三个同心圆的形态（古称“三圆”或“三天”）。依据“所祭必象其类”的原始祭祀理念，先民便模仿这一天体运行图式，在地面上构建三层圆坛作为祭祀场所，称之为“昆仑丘”。《尔雅·释丘》中“三成为昆仑丘”的记载，正是这一实践的文献遗存。因此，圆形、十字、三层结构（三天），以及一切能够体现天体运行规律的图形与数字（如“七”），都成为昆仑文化最直观的视觉符号与表达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抽象的天道观被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文化形态。
如果说昆仑文化的思想是灵魂，那么其独特的符号系统就是外化的骨骼与肌肤。这套以圆形（圜）、圆内十字、三圆图形、十字图形及黑白色彩哲学为核心的视觉体系，是昆仑宇宙观的抽象浓缩与高度象征。它们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承载着“观象授时”的科学观察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辨。令人惊叹的是，这套源自中原史前文化的核心符号与色彩传统，在新疆南疆多民族的民俗生活中得到了极具生命力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从微观层面印证了“大昆仑”区域深厚的文化同源性与共同体意识。
“圜”是对苍穹循环往复运行最直观的概括，《周易》称之为“圜道”。与之相伴的是对黑白二色的哲学尊崇：白昼之光（白）与黑夜之幕（黑），构成了宇宙最基本的阴阳节奏与视觉基调，故《易传》有“天玄地黄”之色象。圆形与黑白，共同构成了“天道”最本质的象征。
“三成为昆仑丘”的观念，将宇宙垂直分为三层（天、地、人，或“三天”）。牛河梁的三层圜丘是其在祭祀建筑上的实体化。在彩陶纹样与游牧民族毡房穹顶结构中出现的“圆内十字”纹样的十字由三条直线组成，直观表达“三圆”或“三天”的文化意涵。正是这一“三天”观念的视觉化表达，体现了从定居农业到游牧生活对不同空间模型中宇宙秩序的共享认知。也确证，毡房穹顶圆内十字构形拥有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传承历史。
“十”字源于确立东西南北四方和划分四时八节的需要，其交叉点即为“天心”或“宇宙轴心”（昆仑）。它象征着天地贯通（纵轴）与阴阳交汇（横轴），是一个动态的宇宙结构模型。
在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文化中，昆仑符号并未以原初的哲学文本形式存在，而是完美地“化形”于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与礼仪生活之中，展现了信仰底层的共鸣与在地化的创造性转化。艾德莱斯绸上连续、对称、循环的几何纹样构型，暗合“天道圜圆、周而复始”的法则。在重要礼仪场所，男性长者多着纯白或纯黑服装，形成庄重肃穆的视觉焦点，是对“天光”与宇宙秩序的呼应。
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毡房穹顶为圆内十字构形，其十字由三根木条构成，暗示为“三圆”（“三天”）。毡房自身为圆形，内部严格按十字方位布局，是一个微缩的宇宙模型。在婚礼、诺鲁孜节等最神圣时刻，黑白两色在礼服中占据绝对主导—男性黑白毡帽、内白外黑礼服；女性在彩衣外罩黑色坎肩或白色披纱。这与毡房内从天窗（白/光）到地面（黑/影）的光影结构同构。而他们礼仪用的补花毡常以黑或白为底，纹样布局隐含十字构形。
塔吉克族女子的库勒塔帽，是显性圆形符号与隐性十字符号的组合。尽管日常库勒塔帽刺绣色彩绚烂，但在婚礼、节庆等最隆重场合，常会出现以黑色绒布为地、绣以纯白或银白纹样的特别款式，极致庄重。男子在重要仪式中，则偏爱头戴黑色地、红色线条同心圆纹饰的羔羊皮帽，身穿白色衬衣搭配黑色袷袢，形成鲜明对比。在诺鲁孜节期间，核心舞者与长者的服饰更强调黑白基调。鹰舞中舞者的黑白服饰，模拟鹰击长空（白/天）与栖息岩壁（黑/地）的意象，将色彩哲学融入动态的身体叙事。
纵观南疆多民族的正装服饰系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最庄重、最神圣的礼仪时刻，黑白两色被赋予最高等级，成为连通个体、社群与宇宙秩序的“正色”。这一现象正是中华文化一万年历史的表现，实证新疆地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享崇拜，即腾格里崇拜观念。中原的“天”崇拜与北方游牧系统的“腾格里”信仰，本质都是中华传统天命观的不同地域表达，这种共通的“敬天”底色是符号与色彩得以被共同理解、接受和尊崇的深层心理基础，也是“大昆仑”观念得以被接纳的民族心理前提。不同民族根据自身的生态环境、审美习惯和后期接受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形式，对符号与色彩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例如十字结构融入清真寺的米哈拉布指向或地毯纹样，黑白尊崇则顽强地保留在最高等级的礼仪服饰中，超越了具体宗教仪轨，成为一种更古老的关于宇宙秩序的“礼仪色彩语法”。西部各民族在接纳并内化“昆仑”这一宏大文化意象的同时，也将其转化为自身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不仅仅建立在政治隶属和经济联系之上，更建立在一种共享的宇宙认知模式、价值取向和美学象征系统的深厚基础之上。理解和珍视这一共享的传统，对于今天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解中华民族何以在数千年历史中始终保持“多元一体”的有机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昆仑文化及其符号在西部地带的活态传承，雄辩地证明了这片辽阔的土地自古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精神原乡与文化沃土。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