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造山带（秦-祁-昆造山带）是横亘中国大陆中部、全长约5000公里的巨型构造带，自西而东包括昆仑造山带、祁连造山带和秦岭-大别造山带。本文基于笔者关于昆仑文化的系统理论，从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与文化地理学三个维度，系统论证中国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的内在统一性。研究表明，地学意义上的“中央造山带”与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昆仑山系”在空间范围上高度重合、在文化内涵上深度同构。《史记·大宛列传》：“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书·西域传》“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以上的记载，以西汉官方文献的形式，以国家明确的方式，第一次把上古文献中神话昆仑落地在西域。同时十分明确地表明西域南山脉归属汉南山（秦岭），二者为系列山系。为昆仑山系作为中国中央山系的文化地理定位提供了最早的正史依据。昆仑山系新疆段作为这一山系的西端起讫之地，既是地理学“秦-祁-昆”造山带的起点，也是中国风水学说“龙脉之祖”的源头，承载着中华文明“敬天法祖”“天人合一”“大一统天下”等核心文化理念。
本文从地理学“中央造山带”与历史学“昆仑山系”的空间耦合出发，证实了横贯中国大陆的巨型山系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统一性。昆仑山系新疆段作为这一山系的西端起点，既是“秦-祁-昆”造山带的地理开端，也是“龙脉之祖”的文化源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论证并非孤立的地理考证，而是与笔者昆仑文化理论体系中的两个核心命题形成深层呼应。其一，如前发文章所论，昆仑的本源并非实体山脉，而是上古先民依托立表测影形成的“三圆三天”天人宇宙模型；昆仑作为“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的文化象征，经历了从天文模型到政治符号再到国家地理标识的完整演化。文稿所论证的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的空间重合，正是这一文化象征“落地”为具体地理实体的历史结果。其二，笔者下一篇文章将要论证的，昆仑的词义为“天”，核心功能为“通天”；“天山”一词的词义同样为“天”，二者在名称的天命意涵上完全一致，均为中华传统天命观的山岳化表达。文稿从地理学角度论证中央造山带即昆仑山系，正是为下一篇文章“天山也是昆仑”的命题提供山脉连续性的空间依据。两篇文章一“地”一“天”，尝试共同构筑昆仑文化从地理实体到文化符号的完整阐释框架。
一、引言：一个被地理学与历史学共同见证的“同一座山”
在中国的地理学版图上，有一条东西横贯中国大陆中部的巨型山系——它西起帕米尔高原，经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秦岭，东至大别山，绵延5000余公里，将中国地质、资源及生态环境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地质学家称之为“中央造山带”或“中央山系”。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版图上，同样有一条从西域延伸至中原的“万山之祖”——它始于新疆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经昆仑山、祁连山、秦岭，被视为天下龙脉的根源。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称之为“昆仑山系”。地理学与历史学指向的，是同一道山系。[1]
图1、中央复合造山带区域分布及大地构造分区略图，采自杨经绥、马昌前、吴才来等：《复合造山作用和中国中央造山带的科学问题》，《中国地质》2010年VOL.37（1）：1-11页。
笔者曾明确指出：“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昆仑、阿尔金山是地理学‘秦-祁-昆’（秦岭-祁连山-昆仑）造山带，即中国中央山系的组成部分。这一山系就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大昆仑——昆仑山系。”这一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中国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是同一地理实体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不同表达——前者是地壳运动的物质记录，后者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2]
本文旨在系统论证这一命题：中国中央造山带（秦-祁-昆造山带）与昆仑山系在空间范围上高度一致、在历史认知上相互印证、在文化内涵上深度融合。昆仑山系新疆段作为这一山系的起点和源头，既是地理学上的“万山之祖”，也是文化学上的“龙脉之祖”。
二、中国中央造山带：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脊梁”
（一）中央造山带的提出与界定
中国中部，从西向东存在一条巨型中央造山带，也称中央山系。这一系列山脉，堪称“中国脊梁”，自古便被称之为“中国龙脉”。“中央造山带”的概念，最初由地质学家姜春发提出。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国大陆地质构造格局的系统认识：在中国大陆中部，存在一条近东西向展布的巨型造山带，东起大别山，西到帕米尔，包括东秦岭、西秦岭、东昆仑、西昆仑造山带在内，全长4000余公里。这一造山带将中国自然地理及地质分为南北两大部分，为强调其居中位置和山脉整体性，称之为“中央造山带”。[3]
中央造山带也称“秦-祁-昆造山带”，从地理山脉综合分析表明它们不是统一山脉，但现实却出现一带山系横贯中国大陆中央。将中国地质、资源及生态环境分为南北两大部分，为强调其构造枢纽之地位和长期影响或控制南北两大板块演化整体特性，亦称之为中央山系。该山系在古今南北中国的气候、环境、人文、地理等方面产生分异形成重要影响。[4]
从构造地质学的角度看，中央造山带处于以塔里木---华北为代表的北方陆块群与以扬子---羌塘为代表的南方陆块群长期相互作用的结合部，也是古亚洲和特提斯两大构造域的交会处。中央造山带自西而东包括昆仑造山带、祁连造山带和秦岭-大别造山带，保存了古生代---早中生代时期华北、华南等陆块拼合的地质记录。它是中国大陆完成主体拼合的构造结合带，是中国大陆的“脊梁”。
（二）“中央造山带”与“中央山系”：概念的辩证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中央造山带”的内涵有着更为审慎的辨析。有研究指出：“从地理山脉综合分析表明它们不是统一山脉，但现实却出现一带山系，横贯中国大陆中央，故地理上可笼而统之称其为一道中央山系。”也就是说，从严格的地质学意义上说，昆仑、祁连、秦岭、大别等山脉并非同一次造山运动的产物，它们在形成时代、构造机制上各有差异；但从地理形态上看，它们确实构成了一道横贯中国大陆中央的连续山系。
彼此密切相关但又存在显著差异的秦岭、祁连以及昆仑三大造山带，基本组成了横亘于中国大陆中部的“中央山系”主体，关联山脉还有帕米尔高原诸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太行山山脉、大别山山脉等。综合中央山系的现实地理地形特征和时空分布经概括有以下特点。
（1）山系东部分布到大别山、太行山收敛合一。西部西秦岭向西撒开分支：祁连－天山一支、昆仑一支中夹柴达木、塔里木等不同盆地与地块．地形西高东低呈现为东西向平放的Y型展布。
（2）中部跨越青藏高原北部并为阿尔金山截开地形中断分为不同山脉。东部秦岭与大别也有盆地分割地形断续。
（3）中央山系，尤其中东部是中国大陆南北的地质、地理、气候、生态、乃至人文的天然分界在中国大陆环境和灾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能源基地。
（4）自东而西，从各山脉的地质构成上看是不同构造层次的依次剥露。东部大别出露造山带根部有超高压变质岩石出露地表，中西部则有中上部岩层较完整保留，东西部综合是很好的造山带垂向地壳剖面。
（5）综合现今地理地形山盆组合关系，它可划分为天山、祁连－昆仑、秦岭和大别4段。它们彼此相关但又有显著差异，各具特色。综上所述，它们不是统一山脉‚但现实却构成了一带山系，东西横贯于中国大陆中央，具有相似特征和作用，具有独自的特殊意义，因此地理上可笼而统之称其为一道“中央山系”。[5]
这一辨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中央山系”首先是一个地理形态概念，而后才是一个地质构造概念。而恰恰是这种“地理形态上的连续性”，与中国古代对昆仑“山系”的认知方式形成了深刻共鸣。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昆仑”，从来就不是指一座孤立的山峰，而是指一系列相互连接、绵延不绝的山脉体系。正如笔者所指出的，昆仑“并非单一山峰，而是以汉南山（秦岭）为核心、始于帕米尔的系列山系”。[6]
（三）中央造山带的空间结构与特征
综合地质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国中央造山带具有以下空间结构与特征。
第一，东西延展，横贯中国。中央造山带自西而东包括昆仑造山带、祁连造山带和秦岭-大别造山带。西部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经昆仑山、阿尔金山进入祁连山，再经秦岭延伸至大别山，全长约5000公里。这一山系是中国大陆东西方向最长的山脉系统。
第二，南北分界，枢纽地位。中央造山带将中国地质、资源及生态环境分为南北两大部分。秦岭段是中国地理上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昆仑段则是青藏高原北缘与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的天然分界。这一山脉系统在气候、水文、生态、人文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分异影响。
第三，西宽东窄，Y型展布。中央造山带西部在帕米尔高原附近呈现撒开之势：祁连---天山一支与昆仑一支中间夹持柴达木、塔里木等盆地，地形呈现东西向平放的Y型展布。东部则逐渐收敛，秦岭与大别山之间虽有盆地分割，但总体上保持了东西向的连续性。
第四，复合造山，多期演化。中央造山带是经历了约600Ma[^7]活动历史、泥盆纪和三叠纪两次碰撞造山以及白垩纪以来的陆内造山过程而构筑成的典型“复合造山带”。它是新元古代以来长期活动、多期复合造山的最终产物。
地学上的“中央山系”，关涉地理构造的内涵，是地质运动中的自然巧合，这与中国古代对昆仑的地理与文化认识完全一致，我们可以直接把这条连绵的巨大山系称之为“昆仑山系”，它涉及到山脉、水系、古代交通，以及古人生存栖息。
早期中国人的生活家园、发展壮大、联络交流大多通过贯通中原的“昆仑山系”实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塑造也多是在这个“昆仑山系”地理范围内实现。同时中华文化成果的向外辐射、影响亦主要通过“昆仑山系”得以完成，亚欧大陆文明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主要围绕这个巨大的山系展开，形成呼应和互动的。正是这些地理与地质特征，使中央造山带不仅成为自然地理上的“中国脊梁”，也成为历史文化上的“昆仑山系”的物质基础。
图2、中国中央山系示意图，参考并改编《昆仑，中国的脊梁冰雪练就》图片，《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1期。
三、昆仑山系：历史文化视野下的“万山之祖”
（一）昆仑的多重属性与文化内涵
笔者对“昆仑”的内涵作出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昆仑“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复合文化概念”，至少有三种属性。
其一，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大山系，即现代地图上标示的以昆仑、喀喇昆仑、帕米尔为代表的中央山系。
其二，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神山，承载着“帝之下都”“天下之中”“天柱”“天梯”“百神之所”“万物尽有”等文化功能。
其三，中国古代传统风水学说的“万山之祖”“龙脉之祖”。[8]
昆仑山脉的西北端紧靠帕米尔，西南部毗连喀喇昆仑山脉，它们彼此结合在一起，在地形和自然条件方面都有很大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学术界也将属于亚洲中部范围的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与昆仑山脉划分为一个自然地区。这样的划分，恰好与中国历史文化昆仑的山系概念形成一致性，由此向东的阿尔金山山脉、祁连山山脉、秦岭、大别山等大山脉，构成中国大地的中央山系[9]，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昆仑山系，也是中国龙脉。
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与昆仑山脉中西部则是这条巨龙开始之处，且均在古代西域，今天的新疆。因而，昆仑山系新疆段自然被称为龙脉之祖。[10]
昆仑的核心词义为“天”，核心功能是“通天”。它首先是中国“敬天法祖”“天命”“天人合一”“天下”“大一统”等核心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与归纳性概念。昆仑“是以山崇拜形式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敬天法祖’‘天命’‘天人合一’‘天下’‘大一统’等核心思想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11]
（二）昆仑的西移：从“遍地昆仑”到“西域昆仑”
昆仑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经历了一个从“遍地分布”到“逐步西移”的历史过程。巫新华指出：“早期昆仑，各地域的通天大山与祭天的人为文化建筑均作为天命文化象征遍布广域中国大地各处。”“昆仑”与山脉的直接绑定，最初并非专指地质学意义上的昆仑山脉，而是天下所有的通神之山。
随着“中国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昆仑逐步西移。“特别是西汉王朝经营西域，汉使寻河源和汉武帝定名昆仑，最终使西域南山变身‘昆仑’”。这一西移过程，标志着汉代中国的世界观已经从以中原为天下之中，发展为以西域昆仑为天下之中。
笔者强调，昆仑的西移“是古代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需要与安排，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国家文化与政治举措”。昆仑“蕴含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精髓，具有特殊政治、文化地位”，具有“国家文化”“国家品质”和“国家形象”等特质，彰显“国家意志”“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的社会功用。
（三）昆仑山系：从“一座山”到“一道山系”
从历史文献来看，古人对昆仑的认知从来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道山系”。《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西域南山“东出金城（今兰州），与汉南山（秦岭）属”。这表明汉代已经认识到，昆仑并非孤立的山峰，而是一道始于帕米尔、贯穿西域、连接中原的连续山系。
历史上，清以前的学者研究昆仑地理问题，除极个别能亲至考察，主要研究还是依靠文献。清代中晚期，随着疆域的扩展与统一，地理探索能力的增强，有一些学者可以前往西北考察，进行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但因对《山海经》的理解和误解，又囿于迷信经过上层统治者与史书肯定的昆仑说，他们深受“河出昆仑”“导河积石”“重源伏流”等观念的束缚，坚持在疆域的西北寻找昆仑，昆仑地理位置的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论证昆仑青海说与新疆说的真伪。另一方面，除却舆地学家的身份，他们还多是经学家，需要面对历史典籍中众多不同的昆仑位置说，黄河重源伏流观念与后期的山脉观念则给他们以协调诸说的可能。
清代学者有近似山脉的干龙说的观念，洪亮吉、陶保廉等学者提出了折中昆仑青海、新疆说的办法，将历史上的昆仑连点成片，创造出“大昆仑”说。但因这种观念仍是想象中的，没有经过实地验证的，亦并非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山脉概念。后来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其19世界后半叶进入中国西部，经过实地考察，勘察了现代所谓昆仑山脉的范围、分支、走向，基于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其他探险家的资料，亦称之为昆仑山脉。这便是现今地理学昆仑山脉的最早概念来源。[12]
清代中期，洪亮吉明确提出“昆仑山系”的观点。他认为“昆仑山即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其体则绵亘汉敦煌、酒泉、金城等郡界”，“实则南条诸山之首，故可总名为昆仑”。[13]在他看来，葱岭、于阗南山、大雪山、酒泉南山、阿耨达山、闷摩黎山均是昆仑山脉的不同部分。
光绪十七年，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进一步综合文献与考察结果，认为昆仑是“迤逦诸大山”的集合体，其范围“今新疆之南（阿勒腾山、于阗山、葱岭山）、青海西南（枯尔坤诸山）、西藏之西（冈底斯、喜马拉雅诸山）、印度之北（新疆葱岭及巴达克山之南）东抵星宿海，西至阿富汗，迤逦诸大山，皆昆仑也”。[14]他特别强调昆仑山系的重点地段“在回部中”。
近现代学者中，顾实认为“昆仑之丘，即今后藏新疆间之昆仑山脉”；卫聚贤则概括为“言新疆及青海南北的东西大横山脉为昆仑山”；岑仲勉认为昆仑众说纷纭“实为一元”；顾颉刚提出“昆仑区”观点，认为“昆仑区的地理和人物都是从西北传进来的”。[15]
上述学术史表明，从汉代到清代再到近现代，尽管对昆仑具体地望的认定有所差异，但将昆仑视为“一道山系”的基本认知是一脉相承的。而这道山系，恰恰就是地学意义上的“中央造山带”在历史文化中的投影。
四、《汉书·西域传》的历史地理学价值：西域南山与汉南山的山脉归属
（一）《汉书·西域传》相关记载的文本解读
《汉书·西域传》关于西域地理的记载，是理解昆仑山系与中国中央山系关系的关键文献。其原文如下：“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源）：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这段记载包含几个至关重要的地理信息。
第一，“南北有大山”——西域的地理格局是南北两列大山夹持中央河流。北山即天山，南山即昆仑山系，二者同为地理西域地理建构性质的大山。
第二，“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这是最关键的一句。“南山”指西域南面的山脉；“东出金城”指这道山脉向东延伸至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与汉南山属焉”指西域南山与汉王朝境内的南山（即祁连山）相连接、相归属。也就是说，先秦与汉代人认为西域南山与汉南山是同一条山脉。
第三，“其河有两原（源）”——西域中央的河流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帕米尔，即今叶尔羌河），一个出自于阗（今和田，即白玉河墨玉河汇流而成的和田河）。两源汇合后东注蒲昌海（罗布泊），然后潜行地下，南出积石，成为中国河（黄河）。
（二）“南山”与“汉南山”：山脉归属关系的确立
“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这句话，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表明：
其一，西域南山不是孤立的山脉。它向东延伸，经过金城郡，与汉王朝境内的南山相连接。这意味着，西域的山脉与中原的山脉在空间上是连续的、属于同一山系。
其二，“汉南山”即祁连山。汉代所称的“南山”，在河西走廊指南面的祁连山。汉南山是汉王朝直接辖境内的山脉。西域南山“与汉南山属焉”，意味着西域的山脉体系与中原的山脉体系是统一的。
其三，山脉归属即国土认同。在汉代的历史地理观念中，山脉的连续意味着土地的连续，山脉的归属意味着主权的归属。西域南山与汉南山“属焉”，不仅是地理事实的陈述，更是政治归属的表达。
笔者指出，汉代“将帕米尔定为黄河另一源头，且视为‘天下最西端’（西极），赋予昆仑‘天下最西边的山’的文化内涵”。这表明，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命名事件，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工程——“这既是大一统国家发展和治理方面的需要，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统一性布局与落实文化政策时效的国家行为”。[16]
（三）从“于阗南山”到“昆仑”：汉武帝的文化地理决策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汉武帝定名昆仑的过程：“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一记载揭示了如下几个关键信息：
第一，汉使出使西域负有“穷河源”的任务。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探险，更是一次文化使命——寻找黄河的源头，以印证“河出昆仑”的古老观念。
第二，汉使发现河源出于于阗南山，山中多玉石。玉石的发现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昆仑自古以产玉著称，“玉出昆冈”是上古以来的文化记忆。
第三，汉武帝“案古图书”命名昆仑。这意味着汉武帝是根据上古地图和文献记载来做出这一命名的，体现了尊重传统、以古证今的文化态度。
理解“汉使穷河源”，“必须以上古中国人‘黄河河源必须起于昆仑’的观念为出发点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黄河必须是起源于昆仑，这既是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地理观念，更是一种国家推行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政策。可谓是2100多年前，国家推行的‘文化润疆’举措”。
《汉书·西域传》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西域南山、葱岭、于阗河、葱岭水为河源发端，等于确认葱岭、西域南山、汉南山同为一脉，都是昆仑。这表明“古代昆仑不是今天地理学概念大地构造之一条山脉或者是某一山头，而是一条文化地理山系”。
五、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的统一性论证
（一）空间范围的高度重合
将地学意义上的中央造山带与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昆仑山系进行空间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在范围上高度重合。
中央造山带西起帕米尔高原，经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秦岭，东至大别山。昆仑山系同样西起帕米尔高原，经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秦岭，延伸至中原。两者的西端起点完全一致——帕米尔高原；两者的主体构成完全一致——昆仑山、祁连山、秦岭；两者的东端延伸基本一致——大别山或中原地区。
笔者观点：“地学上的‘中央山系’，关涉地理构造的内涵，是地质运动中的自然巧合，这与中国古代对昆仑的地理与文化认识完全一致，我们可以直接把这条连绵的巨大山系称之为‘昆仑山系’。”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的本质统一性。
（二）《汉书》记载的地理学印证
《汉书·西域传》“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的记载，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印证了中央造山带的连续性。从现代地理学来看，西域南山（昆仑山）向东经阿尔金山进入祁连山（汉南山），再向东经秦岭延伸至大别山，正是一道连续的山系。《汉书》的记载虽然简略，却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山脉系统的连续性。汉代人虽然没有现代地质学的知识，但他们通过实地观察和文献考据，已经认识到西域南山与汉南山属于同一山系。笔者观点：“《汉书》根据河源与昆仑的关系，进一步明确西域南山、葱岭、于阗河（玉河）、葱岭水（叶尔羌河）为河源发端，等于确认葱岭、西域南山、汉南山同为一脉，都是昆仑。”《汉书》西域传的这一确认，使昆仑从一个神话地理概念落实为一个具体的、连续的山系概念。
（三）文化内涵的深度融合
笔者认为：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的统一，不仅体现在空间范围上，更体现在文化内涵上。中央造山带作为“中国脊梁”，在自然地理上分割南北、连接东西，是中国大陆的构造枢纽。昆仑山系作为“万山之祖”，在文化地理上是“天命”的象征、“大一统天下”的标志、“龙脉”的祖源。两者在功能上形成深刻呼应：中央造山带是物理意义上的中国脊梁，昆仑山系是精神意义上的中国脊梁。
“地理学上的中国‘中央山系’与中国文化精神上的‘昆仑山系’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将对自然地理的认知与文化精神的建构融为一体的结果。
（四）昆仑山系新疆段的核心地位
在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的统一体中，新疆段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从地理学角度看，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是中央造山带的西端起讫之地。这里是“秦-祁-昆”造山带的起点，是整个中央山系海拔最高、地形最复杂的区域。帕米尔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喀喇昆仑和西昆仑汇聚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群。
从文化学角度看，昆仑山系新疆段是中国龙脉文化的“龙脉之祖”。“昆仑山系新疆段自然被称为龙脉之祖”这是因为：其一，这里是汉武帝钦定昆仑的核心区域；其二，这里是“河出昆仑”的源头所在；其三，这里是和田玉的唯一产地——“玉出昆冈”的物质基础；其四，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流的枢纽，其五，仅从地理发脉而言，新疆昆仑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昆仑开始的地方。
因此，昆仑山系新疆段“是昆仑龙脉完整版图的一部分，自古沉浸于中华龙脉的庇佑之中，吸收着天地之精华，接受着中华文化之滋养，是中华文明至关重要的文化区域”。[17]
六、龙脉之祖：从中央造山带到风水学说的文化建构
（一）龙脉学说的形成与昆仑的核心地位
龙脉是中国风水文化[18]核心内容，其山川形势的吉凶观念深远地影响着从天子、士大夫、平民百姓的意识和行为。首先影响国家都城和重要城市的选址，同时影响住宅、墓地的选择。昆仑龙脉不仅关涉天下兴衰大势，也关涉王侯将相、平民百姓的生老病死祸福吉凶。
古代中国立国建都一直有着严格的风水标准。《诗经·公刘》记载先周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相其阴阳，观其流泉”[19]相地为都的事迹。《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尽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20] 《管子·度地》记载：“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21]
标准大致有三：（1）地质稳固坚实；（2）高度适宜，靠近水源；（3）土壤肥沃，适合耕种养殖。这种关于人居环境的高标准要求，其核心是寻找合适的山和水，即风水学（堪舆学）术语所说形势。
人居环境形势说的古代中国山川风水观念产生得很早，商周时期已经有具体体现，到唐宋时期发展成为占主流地位的风水文化。这样的观念以天命文化为根基与古代地理学、堪舆学密不可分，将微观风水格局形势纳入宏观的天下地理大势中。古代中国人居环境山水理念与地理山脉系统的结合，形成一个网罗天下山水宏大而富有气魄的风水文化理论——龙脉学说。
龙脉学说将天下最为形胜之山归结于昆仑，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昆仑开始于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和西昆仑。因而新疆昆仑便成为天下龙脉之始，即龙脉之祖，这是中国核心文化早期在新疆存在以及国家主权象征早期被标定于西域的铁证。
“龙脉”，本意是指山川的形势、气象、脉络等。“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22]因此，山水形势也便有了深刻文化蕴涵的规定，趋吉避凶，成为中国人强烈的生活追求与强大的心理定势，龙脉吉气也便成为决定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力量。[23]
龙脉学说认为，山和人一样，不是孤立地存在世上，而是拥有“六亲”，且长幼尊卑有序，因而一座山之前会有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及父母山（下图）。“太祖山，指那些高大异常、跨州连郡延绵数百里的大山或名山，最小亦须冠于一邑一方，高耸云霄，天阴时有云雾生山巅。少祖山，指穴后数节的大山，又叫主山、主星。父母山，指穴后一节的山。父母之下，落脉处为胎，其下束气处为息。再起小山头为孕，结穴处为育。”[24]龙脉就是连接它们的脉络之山。
风水龙脉所说山的辈分无关于山体地质上形成的早晚，而在于离始祖山的远近，离祖山越近的山就越年长，离祖山越远的山就越年幼。在堪舆学说中，一座山的祖山作为聚气中枢，要气势雄伟，才能有充足的吉祥之气通过龙脉源源不断地传送至龙穴处，在此处营建屋舍或是陵墓，才有绵延不绝的福气与富贵。
图14、风水龙脉示意图。左图采自《中国风水文化》，团结出版社，2004年；右图为颜廷真绘制。
龙脉学说中，将崇山峻岭称为龙，山峦绵延，相连不断，则谓之龙脉。郭璞《葬书·内篇经》：“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父母子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故天下名墓，在在有之。盖真龙发迹，迢迢百里，或数十里，结为一穴。及至穴前，则峰峦矗拥，众水环绕，叠嶂层层，献奇于后，龙脉抱卫，砂水贫聚。形穴既就，则山川之灵秀，造化之精英，凝结融会于其中矣。苟盗其精英，空窃其灵秀，以父母遗骨藏于融会之地，由是子孙之心寄托于此，因其心之所寄，前能与之感通，以致福于将来也。是知人心通乎气，而气通乎天。以人心之灵，合山川之灵，故降神孕秀，以钟于生息之源，而其富贵贫贱，寿夭贤愚，靡不攸系。至于形貌之娇丑，并皆肖像山川这美恶，故篙丘岳生申，尼丘孕孔，岂偶然哉！”[25]
龙脉学说认为，中华大地犹如一条东方的巨龙，龙首始于西北新疆昆仑，由高原逐渐进入平原，直趋东南海域。昆仑为诸山之祖，天下所有的山峰皆发脉于昆仑。《发微论·刚柔篇》：“凡山皆祖昆仑，分枝分脉，愈繁愈细，此万殊而一本也。”[26]《堪舆漫兴》：“昆仑山祖势高雄，三大行龙南北中。分布九州多态度，精粗美恶产穷通。”[27]这些都是以“昆仑山”为风水之“山祖”观念的典型表述。
风水学说推崇“昆仑山”的缘由。中国风水思想的“龙脉”是“昆仑山”与“万山之祖”，这意味着风水学说所谓的寻山、看龙脉，其实就是要和“昆仑山”发生实质或象征性的关联，以便让“昆仑山”来为自己确认的“风水宝地”提供担保，亦即证明它确实是“来脉悠远”。
龙脉是中国风水文化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龙脉学说将天下最为形胜之山归结于昆仑，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昆仑开始于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和西昆仑。因而新疆昆仑便成为天下龙脉之始，即龙脉之祖。”[28]
龙脉学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古时期，出于对地理形态的具体认识与敬畏自然形成的抽象感知，形成地脉观念。唐宋时期，地脉观念与山脉观念融合，形成龙脉说。宋明时期，堪舆学将具有天地之中、天柱、位于西北、众河源头等特征的神山昆仑纳入龙脉说中，奉昆仑为“诸山之祖”“三大干龙”之首。
龙脉学说认为，“凡山皆祖昆仑，分枝分脉，愈繁愈细”[29]。天下所有的山峰皆发脉于昆仑，“昆仑山祖势高雄，三大行龙南北中。分布九州多态度，精粗美恶产穷通。”[30]这些表述都将昆仑山视为风水之“山祖”。
（二）三大干龙说与中央造山带的对应
风水学说的“三大干龙”理论，将中国山系视为全部源于昆仑山的三条大龙脉。
三大干龙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为界：
北干龙——黄河以北的干龙，其脉亦起自昆仑。大致对应阴山--燕山山脉系统。
中干龙——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干龙。大致对应秦岭---大别山脉系统，即中央造山带的中段和东段。
南干龙——长江以南的干龙，脉络起自岷山。大致对应南岭---武夷山脉系统。
三干龙之中，“中干最尊，次北干，又次南干”。中干龙之所以最尊，恰恰因为它对应的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中央造山带——这道山系正是昆仑山系的主体。
将三大干龙与中央造山带的空间结构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惊人的一致性：三大干龙都以昆仑（帕米尔---昆仑山）为起点，向东分三条支脉延伸；而中央造山带同样以帕米尔---昆仑山为起点，向东经祁连山、秦岭延伸。三大干龙说实际上是风水学说对中央造山带的文化解读——它将地质学的山脉系统转化为风水学的龙脉系统，将自然地理的“中国脊梁”转化为文化地理的“龙脉之祖”。
（三）“万水之源”与中央造山带的水系意义
龙脉学说不仅关注山脉，也关注水系。“大河发源于大山，山与水密不可分，找到‘诸山之祖’必然也是诸水之源。”巫新华指出，中国西部的帕米尔、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藏高原“既是中国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也是中国万水之源”。
从中央造山带的角度看，这一区域正是造山带的西端——海拔最高、冰川最密集的地区。据统计，发育于喀喇昆仑山-昆仑山的现代冰川有12445条，冰川总面积21194.95平方公里。其中，西昆仑山冰川分布面积最大，喀喇昆仑山北坡因有四座8000米级雪峰汇聚冰川面积较大。这一区域每年补给河川径流的冰川融水有105亿立方米，其中补给塔里木盆地河流占冰川融水总量的78.6%。
“万水之源”所指，正是地理上的西昆仑、喀喇昆仑和帕米尔——也就是中央造山带的最西端、昆仑山系的起点。这不仅是一个地理事实，更是一个文化事实：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其源头被古人认为出自昆仑；长江、澜沧江同样发源于这一区域。因此，昆仑山系新疆段不仅是“万山之祖”，也是“万水之源”。
七、结语：一座山系，两种表达
综上所述，中国中央造山带与昆仑山系是同一地理实体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不同表达。地学意义上的“中央造山带”关注的是地壳运动、板块碰撞、构造演化；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昆仑山系”关注的是天命信仰、文化认同、国家象征。但两者指向的是同一道横贯中国大陆中部的巨型山系——西起帕米尔，经昆仑、祁连、秦岭，东至大别。
《汉书·西域传》“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的记载，以西汉官方文献的形式，为这一统一性提供了最早的正史依据。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不是一次简单的地理命名，而是一次深刻的国家文化建构——“这既是大一统国家发展和治理方面的需要，也国家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统一性布局与落实文化政策时效的国家行为”。
昆仑山系新疆段作为这一山系的起点，承载着多重意义：它是地理学“秦-祁-昆”造山带的西端；是风水学说“龙脉之祖”；是“河出昆仑”“玉出昆冈”的物质基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是中华文明“敬天法祖”“天人合一”“大一统”等核心文化理念的空间载体。
笔者认为：“西域南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出面定名的昆仑。”[31]这一定名，使昆仑从神话走向现实，从观念走向地理，从文化符号走向国家疆域。而中央造山带的地学发现，则从自然科学的维度印证了这一文化建构的地理真实性。地理学与历史学在此交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此共鸣——中国中央造山带，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昆仑山系。昆仑山系新疆段，就是中华龙脉的源头、中国山川脊梁的起点。
注释：
[1]: 殷鸿福、张克信：《中央造山带的演化及其特点》，《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8年05期；张国伟、柳小明：《关于“中央造山带”几个问题的思考》，《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8年05期；孙延贵、田琪：《秦、祁、昆三大造山带的结合特征》，《青海地质》2001年01期；姜春发：《中央造山带几个重要地质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地质通报》，2002年8-9期。
[2]: 巫新华：《昆仑山系新疆段与中国龙脉之祖》，《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27-35页。
[3]: 姜春发：《中央造山带主要地质构造特征》，《地学研究》，1993年27期，第107-108页。
[4]: 李春昱、王荃、刘雪亚等：《亚洲大地构造图说明书》，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页1-48页。
[5]: 孙延贵、田琪：《秦、祁、昆三大造山带的结合特征》，《青海地质》2001年1期，16-20页。
[6]: 巫新华：《昆仑山系新疆段与中国龙脉之祖》，《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27-35页。
[7]: Ma=Megaannum，地质学标准时间单位：百万年。文中“经历了约600Ma活动历史”：指中央造山带从大约6亿年前的新元古代晚期开始，直至现今，持续发生构造运动、板块开合、褶皱隆升、岩体侵入等造山作用，整体构造演化时长跨度约6亿年。
[8]: 巫新华：《昆仑与昆仑文化源流考》，《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第45-62页。
[9]: 殷鸿福、张克信：《中央造山带的演化及其特点》，《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8年05期，第438-442页；张国伟、柳小明：《关于“中央造山带”几个问题的思考》，《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8年05期，第443-448页；孙延贵、田琪：《秦、祁、昆三大造山带的结合特征》，《青海地质》2001年01期，第16-20页；姜春发：《中央造山带几个重要地质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地质通报》，2002年8-9期合刊，第453-455页。
[10]: 巫新华：《昆仑山系新疆段与中国龙脉之祖》，《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27-35页。
[11]: 巫新华，韩子勇：《昆仑、天山与天命的文化一致性》，《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第45-54页；巫新华：《昆仑与昆仑文化源流考》，《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第45-62页；巫新华：《昆仑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符号与文明特性呈现》，《青海师范大学校报》2025年第3期，第26-35页；巫新华：《昆仑绝非只是一座山——从“秦刻石”看昆仑地望演变的历史逻辑》，《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9日；巫新华：《“天”——昆仑与腾格里文化的共性之源》，《中国民族》2026年2期；巫新华：《昆仑文化的核心符号》，《炎黄春秋》2026年第2期，第74-77页。
[12]: 刘宗迪：《神化的山川：昆仑在神话的光芒之下》，《中华遗产》2014年第12期；沈婉婷：《中国古代昆仑观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第22页。
[13]: （清）洪亮吉：《昆仑山释》，《更生斋文甲集》卷一，《洪亮吉集》第三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978页。
[14]: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5]: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61页；卫聚贤：《昆仑与陆浑》，《小说月刊》1940年第1卷；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42-47页。原刊于《西北通讯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1948年。
[16]: 巫新华，韩子勇：《昆仑、天山与天命的文化一致性》，《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第45-54页；巫新华：《昆仑与昆仑文化源流考》，《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第45-62页。说明：以下本文观点引文如未做专门注释，均来自上述两文。
[17]: 同上注。
[18]: 风水学又称堪舆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相地之术，即选择合适地方的学问。用于宫殿、城镇、村落、居址、墓地等方面选址建设，主要以河图洛书为基础，结合八卦九星和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完整地结合天道运行和地气流转以及个人、社会等因素，推断所选地方与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穷通关系。风水名称唐代开始流行，堪舆是风水以前的称呼，盛行于先秦，两者同义。
[19]: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1-542页。
[20]: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83页。
[21]: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050-1051页。
[22]: ［三国］管辂：《管氏地理指蒙》，齐鲁书社，2015年，第24页。
[23]: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借鉴了以下学者观点，特此说明：颜廷真、孙鲁建，《中国风水文化：理论演变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颜廷真、孙鲁健，《中国风水文化》，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2年；周星《三“座”昆仑山与中国“大风水”》，民俗研究，2019第3期；沈婉婷《昆仑龙脉观念溯源》，民俗研究，2019第4期。
[24]: 杨文衡：《中国风水十讲》，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25]: ［清］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08册第13-14页。
[26]: ［宋］蔡元定：《发微论校注》，刘轶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27]: ［明］刘基：《堪舆漫兴・山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卷，第669页，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铜活字本。
[28]: 巫新华：《昆仑山系新疆段与中国龙脉之祖》，《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27-35页。
[29]: ［宋］蔡元定：《发微论・刚柔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697页。
[30]: ［明］刘基：《图解堪舆漫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31]: 巫新华：《昆仑与昆仑文化源流考》，《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第45-62页；巫新华：《昆仑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符号与文明特性呈现》，《青海师范大学校报》2025年第3期，第26-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