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田多敦，神奈川大学教授。本文原载“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会ニュースレター03 号（2026.11.5）”，由姚亦鹭翻译。
序言
2026年6月27日至28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的“第5届琉球·冲绳学术问题国际研讨会”（主办单位：北大东北亚研究所、北大中外关系史研究所、爱思想网站）。研讨会结束后，我还同中国学者、日本及琉球的同伴等共约70人，共同参观了当地的历史古迹。此次与会，我有幸了解了高质量且颇具深度的琉球·冲绳研究及最新研究动态。尤其，研讨会上有许多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琉球国际关系的深度报告，这对思考当下琉球问题颇具启发。以下请容许我就本次研讨会及会后参访的（北京通州）琉球人墓、通州区博物馆和（北京）永通桥进行简单介绍。[ 中国メディア、WEB でも報道された。例えば『环球网 国际新闻 环球独家』「第五届琉球·冲绳学术问题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与会学者共议琉球议题守护东亚和平」（2026 年 8 月 20 日閲覧）。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SAk8Rth5tZ]
日趋多元且不断深化的琉球·冲绳研究
研讨会首先由各方相关人士致辞，随后围绕“综合问题研究”“琉球历史文化源流”“琉球王国时代的历史与亚太地区的关系”“近现代琉球·冲绳历史”“战后琉球·冲绳的社会政治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琉球·冲绳的社会政治与学术史研究”等主题展开报告，最后进行全体讨论。本次会议共汇聚50余个主题报告。报告内容涵盖广泛，既包含琉球人的身份认同、语言、信仰等精神层面，也包含历史上的琉中关系、移民与战争、国际关系、主权问题，以及当代的和平运动和年轻一代的认识等。讨论维度的拓宽与思考内容的深化，是本次研讨会最为显著的整体特征。
在“琉球王国时代的历史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第四场）专场中，我发表了题为《“近代日本”吞并琉球国与琉球主权》的报告。并于“近现代琉球·冲绳历史”（第五场）专题中担任评论人。我先就该专题中我点评的部分进行介绍。
第五场的八位报告人及其主题如下：富山一郎，同志社大学教授，《从伊波普猷思考殖民主义》；刘丹，同济大学法学院长聘教授，《“原住民”抑或“土著人”——关于国际法上“土著人”（indigenous peoples）概念考辩——兼论琉球人的法律地位》；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宪章与琉球问题》；罗欢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旧金山和约〉文本及草案与琉球地位未定问题》；徐一鸣，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开罗会议与琉球问题》；季龙飞，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林世功三十三年祭的影响与意义——以1913年《琉球新报》与《冲绳每日新闻》的分析为中心》；知念宇志，冲绳国际大学非常勤讲师，《是谁让我决定穿着琉装——围绕去殖民论的立场性——以堀场清子的事例为中心》；叶舒涵，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日本对冲绳“满洲移民”政策的研究（1938—1945）》。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考察
第五场中方学者的报告，探讨了反思战后国际秩序框架及审视当下现实时极为重要的议题。刘丹介绍道，“indigenous peoples”一词在中文中通常被译为“原住民”或“土著人”。她指出，系统地梳理术语、精确理解国际概念十分重要，这对确定琉球人的法律地位十分重要。
侯中军通过解读联合国宪章，指出琉球问题的背景在于联合国宪章原则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深刻矛盾。但他同时主张，由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民族自决、人权保护及托管制等原则，仍为琉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法律框架，并表达了琉球问题应在国际层面努力解决。
罗欢欣指出，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旧金山和约》（1951年）因将中国排斥在外且未经苏联等主要同盟国签署，因而非法且无效。她还进一步从条约正文、准备文件、草案等入手，在剖析涉琉球问题的第三条的同时，就日本对琉球的主权问题和托管制等提出了具体看法。
徐一鸣分析认为，尽管《开罗宣言》的最终文本未包含琉球问题，但中美两国曾达成共识，即琉球群岛应脱离日本的统治，由中国单独托管，或通过联合国托管制度由中美两国共同托管。她还指出，战后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美国对琉球的占领和旧金山和约所确立的统治方式，都偏离了开罗会议商定的本意。
重新审视战后国际秩序，并在梳理冲绳问题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探讨其在当下国际关系中的解决之道——这一问题题意识贯穿上述讨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学者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国际框架，寄予了高度期待。
参访历史古迹
我们参访了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的琉球人墓地遗址、通州区博物馆，以及横跨（京杭）大运河的永通桥（八里桥）、通运桥两座桥。无论是对于了解琉球人本身，还是了解其历史背后的北京而言，上述地点均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観光」https://japan.visitbeijing.com.cn/article/4G1RshPxlDC。]
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于1992年开馆，2025年经改建后重新开放。该馆陈列着1992年在通州发现的琉球人“王大业”墓碑的拓片。
图二
墓碑上所刻的，正是“国场大业”的唐名（中国名）“王大业”。琉球国灭亡后的1882年（光绪八年）3月，国场大业随同富川盛奎（毛凤来）经由宫古岛、福州等地抵达北京，并在北京展开救国运动[ 『沖縄県史 13』（琉球政府、1966 年）274 頁以下。の「脱清人明細表」参照。]。国场大业于1888（光绪十四）年去世，葬于张家湾琉球人墓。
得以免于战争等毁坏的墓碑上刻有“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二月廿五日卒”，据此可确认其于1888（明治21）年12月25日去世（图1）[ 图为王大业碑拓本。]。一同前往中国的富川盛奎，于1890（光绪十六）年在中国福州去世（图2）[ 图2为《琉球新报》（明治43 年11 月13 日）]。
国场大业（王大业）与富川盛奎（毛凤来）
琉球国被日本吞并前，其三司官分别为富川盛奎、与那原良杰（马兼才）与浦添朝昭（向居谦）三人。国场大业所追随的富川盛奎，正是琉球国最后的高层核心三司官。当时逃亡中国的琉球人中不乏身份显赫者，而就王府内地位而言，富川盛奎位居最高。
1878年9、10月前后，富川在东京与与那原良杰一同，向美国、法国、荷兰（该国公使缺席，由英国公使代理）三国（即与琉球国缔结条约的三国）的驻日公使，提交请求救援琉球的请愿书。冲绳县设立后，他一度以八等出仕身份与浦添朝昭共同担任县顾问，后于1882（光绪8、明治15）年3月逃亡中国。王大业即于此时一同入华。
在富川等人赴华前，中日两国正就《琉分岛改约》草草案进行博弈。富川作为当时王府内居位最高的核心官员，此行是为诉求“琉球复国”而赴华。《东京日日新闻》（1882年9月16日）曾报道他是“旧琉球国最高层级的逃亡者”。其子盛恒还曾受警察调查，并留下了当时的问讯笔录（同年8月15日）。
富川与国场经宫古岛前往福州。关于二人抵达福州后的情况，记录在光绪八年五月十二日礼部尚书就富川等人的应对方案寻求核示的附呈禀请书[ 『順風相送 院蔵清代海洋史料展』（国立故宮博物院、2013 年）175 頁。]中。
毛凤来与王大业抵达北京后，与已开始（琉球救国）运动的蔡大鼎（即：伊计大鼎）三人联名，于光绪十一（1885年）年五月，向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提交了请愿书[ 西里喜行編『琉球救国請願集成』（法政大学沖縄文化研究所、1982 年）133－136 頁。大意は後田多。赤嶺守「中琉関係史研究の動向と展望—宗属関係史研究の視座(下)」（『琉球アジア文化論集』10 号、琉球大学人文社会学部琉球アジア文化学科、2024 年）によると、富川はこれより先、光緒10 年にも請願書を出しているようだ（筆者は未見）。]。
……懇請皇猷迅賜天討以備法之師移征日本俾弊国亡而復存弊国主得以重見天日永守藩封仍修貢職則閡国君臣人民生生世世均搭載(戴カ)皇恩憲徳於無既矣臨稟涕泣不勝待命之至謹稟／陳情都通事 蔡大鼎 光緒十一年五月日具稟／琉球国陳情陪臣法司官 毛鳳來／陳情都通事 王大業
陳情都通事 蔡大鼎
光緒十一年五月日具稟 琉球国陳情陪臣法司官 毛鳳來
陳情都通事 王大業
请愿书前段写道：今国破家亡、国王遭羁押幽闭，故特呈文求援，以期光复全土、迎还君王。随后，文中恳请清廷调遣原预备防范法国的军队远征日本，以解琉球于倒悬。此处所谓的“备法之师”，系指清廷因中法战争（1884—1885年）针对越南局势所部署的防务兵力。请愿后三年，王大业于北京病逝并安葬于张家湾，由此推知，其在呈递请愿书后应长期留居京师。
关于呈递请愿书前后富川与国场的具体动向，虽缺少详尽记载，但据 1884 年的《在清人员表》[ 「明治 17 年 12 月調査在清人員表」(『沖縄気県史13』琉球政府、1966 年)（309 頁）。]（12月调查）显示，二人当时均留居北京。而在1886年底调查的《脱走在清人明细表》[ 明治19 年末調査の「脱走在清人明細表」の一部（「沖縄県民脱清者処分ニ関スル件」（別00166100-01100）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tem/626373）]中，富川仍居北京，国场则已转至天津。值得注意的是，据当时统计，在华的琉球人共计39人，其具体分布为：北京6人、天津7人、福建26人。
王大业于1888年病逝，并安葬于北京张家湾的琉球人墓地。由此推知，其此前或许已由天津重返北京。此外，中岛雄所著《随使述作存稿》第5册“杂则·明治23年8月于清国北京日本公使馆”一节中，亦留存有如下关于富川的关键记录[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3030249700）「第五冊 明治二十三年分／３ 明治23 年 ８月１日から明治23 年９月26 日」。]。
……富川盛奎之子富川盛建者，听闻其父生病，于去年十月十一日乘坐我邮船会社之敦贺丸汽船抵达天津，并前往当地我国领事馆寻访。盛建称自其父渡海前往中国后，从未寄回过一封家书，虽传言其身在北京，却难以断定具体住址，故最初恳请领事馆帮忙协助搜寻。然而随后，不知是否收到其父或同县脱走人（脱清人）的某种密信与安排，盛建又声称即便前往北京，到底亦难以与其父相见，故决定搭乘下一班邮船归国，对其父之行踪隐匿甚深……
这一记载表明，富川之子盛建曾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前往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寻找父亲。鉴于盛奎于1890年逝世，盛建当时应是听闻了父亲的近况才特意赶赴天津。据《琉球新报》（图2）记载，富川最终病逝于福州，其遗骨直至1910年（宣统二年）才被归葬冲绳，可见其子终究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顺带一提，在《随使述作存稿》的同一条目中还记载道，一封署名为“赍上大清国北京顺天府留在之琉球使者伊计大鼎大人阁下亲展”的信函，于1889年2月18日从冲绳那覇寄出。
截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可确认富川等六人曾滞留北京，以及1889年（光绪十五年前后，仍有琉球人在北京展开活动。如今尚存的王大业墓碑，正向后人诉说着他们在那个动荡年代所打下的历史楔子，直观地展示出失去祖国的琉球人当年所历经的沉重苦难。他们探寻救国道路的足迹，更是向今天的我们揭示了琉球与中国漫长交流史上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
琉球人墓遗址、永通桥、通运桥
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的琉球人墓，是安葬客死北京琉球人的墓地。以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客逝的杨联桂之墓为起点，其后逝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琉球人都安葬于该墓址处。其中包括琉球国被日本强行吞并后赴华救国的林世功、王大业等十余位琉球人[ 平和彦「近世琉球国の朝使節団――その貢道と琉球人墓――」（『南島―その歴史と文化―５』南島史学会、1985 年）。『琉球新報』（2017 年1 月4 日）、『沖縄タイムス』（2024 年1 月6 日）。]。
张家湾琉球人墓曾因战争等原因而荒废消失，直到王大业的墓碑被重新发现。墓址曾被划入大型主题公园建设规划区，一度面临因开发而彻底消失的危机。得知这一情况后，琉球的学者和市民们共同发起了保护通州琉球人墓遗址的请求。在北京大学徐勇教授等人的共同推动下，北京市政府于2017年正式决定对遗址进行保护与复原。目前，该墓地遗址的整修与保护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北京市通州区的永通桥，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留存至今的历史石桥，亦是清朝与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展开“八里桥之战”的遗址。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日本被称为亚罗号战争（Arrow War）。1860年9月，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的惨败促成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决定。清朝防线由此崩溃，咸丰帝被迫出逃，后签订《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永通桥无疑是铭刻了中国近代艰难困苦与屈辱历史的重要地点。
因《北京条约》的签订，清朝被迫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为常设外交机构。流亡北京的琉球志士们在该衙门周边开展活动，富川盛奎与王大业等人的请愿书正是向此处提交。同时也是林世功等人于19世纪80年代多次到访，痛诉日本的侵略琉球和请求救国的衙门[ 後田多敦「北京での林世功の足跡を訪ねて―総理各国事務衙門?呂祖廟」（『琉球』110 号、琉球館、2026 年）。]。
通运桥位于张家湾城墙遗址南门外。该桥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改建为石桥，并获赐“通运”之名。通运桥两侧的石墙与石狮形态各异，造型生动可爱，兼具优雅之态。桥面运输物资时碾出的辙痕，诉说着当年的历史。
结语
“琉球·冲绳学术问题国际研讨会”始于2014年，此后稳步持续举办，至本届已是第五届。追踪流亡琉球人在中国的活动，是我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因此，参加本次研讨会对我而言是一次十分宝贵且受益匪浅的学习机会。我自2018年的第三届研讨会起便开始参加，切实感受到中方研究人员的报告内容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日益充实，且研究具有非常鲜明的实证取向。此外，该研讨会的另一大特点在于，能明确感受到与会者积极主动地理解琉球·冲绳当事者的立场，并尝试从这一视角认识琉球·冲绳所面临的各种课题。
在参访历史古迹期间，我在巴士上与一位曾赴日留学的学者邻座。途中，他饶有兴致地向我询问了我的研究以及非文字资料研究的相关情况。当我们难以清楚表达自己想法时，这位学者还会拿出手机使用翻译软件，努力克服语言沟通上的障碍。这使我深切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平等、真诚交流的重要性。尽管此次研讨会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但也使我得以从研究内容、方法论以及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重新审视自身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