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革新重塑了当代文艺生产传播生态。在数智媒介的赋能下，新大众文艺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实践形态。相较长期被专业创作群体垄断、受资本逻辑与西方文化霸权影响的传统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在物质基础、运行机制、价值内核、传播格局维度上实现了四重系统性超越：以媒介技术重构文艺生态，突破专业创作群体主导的传统生产范式；以供需关系的双向重塑，超越资本主导的符号消费范式；以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侵蚀；以共情叙事推动全球生态共建，打破跨文化壁垒，拓宽文明互鉴视野。这四重超越层层递进、协同联动，共同指向数字时代人民文化主体性的全面确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握文明演进规律的战略主动，为建设文化强国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文艺力量。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媒介技术 供需关系 人民文化主体性 交流互鉴
【作者简介】王承哲，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沛，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史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顶层设计，充分彰显其在新时代文艺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价值。文艺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一条主线。这一历史进程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发起并推动的“文艺大众化”运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正式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立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逐步确立，大众文艺在商业化与市场化层面展开了新的探索；在新时代，在互联网技术的深度介入与广泛赋能下，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由此可见，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演进与创作实践始终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同频共振。进入数字时代，媒介技术的变革深刻重塑了文艺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网络文学、微短剧、网络游戏等新的文艺形态不断涌现，推动文艺大众化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作为百年文艺大众化传统在当代的赓续与发展，新大众文艺将数字技术逻辑与当代文化语境有机结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理解新时代中国文化生产深层变革的核心议题。
2024年7月，《延河》第7期刊发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引发广泛关注。该文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此后，学界围绕新大众文艺的生成逻辑、实践形态与价值功能等维度展开多重探讨，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总体可以归纳为三条主要研究路径。一是内在机理阐释。这条路径主要聚焦新大众文艺的概念内涵、历史渊源、理论定位与生成逻辑。在概念内涵层面，学界普遍将新大众文艺界定为以人民大众为主体、以互联网等新媒体为载体、以交互性为基本特质的新型文艺形态。在历史溯源层面，研究者厘清了新大众文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党的“人民文艺”传统之间的文脉传承关系。在理论定位层面，学界明确了新大众文艺是对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两者在精神文化与表现形态上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和某种一致性，但新大众文艺又并非延安文艺大众化的简单复刻或线性延伸”。在生成逻辑层面，从媒介哲学与生产机制等维度揭示了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技术动因与社会逻辑。这类研究虽然有助于奠定新大众文艺领域的理论基础，但是侧重单一维度的要素拆解，尚未从范式革新的高度系统提炼其整体性变革特质。二是实践发展剖析。这条路径主要围绕新大众文艺的形态分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展开。在方法论层面，学界基于视听、网络文学、文旅等多种业态案例展开实证研究，分析伴随新大众文艺发展而来的审美紧张、算法异化、技术人文失衡、内容同质化等结构性矛盾，揭示了平台资本与算法逻辑对文艺生产的深层制约。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未来应从“主体培育、平台治理、评价创新与生态共建”等维度协同发力，引导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此类研究直面文艺产业发展痛点，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现有对策多为场景化、碎片化的优化方案，尚未从范式变革的根源上找到结构性困境的破解策略。三是价值功用研究。这条路径从理论创新和社会赋能双重维度，阐释新大众文艺的文明价值与时代意义。在理论价值层面，研究者从艺术生产维度丰富了“人民文艺”的理论内涵，揭示了新大众文艺的创新特质，丰富了“人民文艺”的理论谱系。在应用价值层面，揭示了新大众文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思政育人、拓展国际传播等方面的实践价值。此类研究虽然拓展了新大众文艺的研究边界，但是其重心多偏向外部社会功能的阐释，对新大众文艺之于传统文艺的本体性超越特质尚缺乏系统性的学理提炼。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虽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并为后续探讨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但是在整体上偏重事实层面的特征描摹与价值层面的功能论证，对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的根本性变革逻辑以及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创新特质尚缺乏深层的学理回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四重超越”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新大众文艺的变革逻辑与创新特质。该框架以“物质基础—运行机制—价值内核—传播格局”为主线，构成有机联动的完整体系：第一重为对传统范式的超越，着眼于媒介技术驱动下的文艺生态重构，找到新大众文艺“何以可能”的物质基础，构成四重超越的逻辑起点；第二重为运行机制超越，立足供需关系的双向重塑，回应新大众文艺“如何运转”的市场机制命题；第三重为价值内核超越，以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锚定发展坐标，回应新大众文艺“为谁发展”的根本立场问题，为前两重超越提供价值方向；第四重为传播格局超越，聚焦全球传播语境下的跨文化共情与文明互鉴，回应新大众文艺“向何处去”的方向问题，是前三重超越在国际维度的延伸与拓展。通过系统剖析新大众文艺的创新机理与深层逻辑，本文力图深化对数字时代文艺大众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认知，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提供学理支撑。
一、超越传统范式：媒介技术与文艺生态重构
新大众文艺的四重超越始于技术层面的范式突破。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这一论断揭示了技术变革对生产方式及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为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大逻辑提供了理论遵循。数字媒介技术的变革正在从根本上重构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底层逻辑，使人民大众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参与文艺实践，由此催生新大众文艺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新形态。技术层面的范式突破，构成了“四重超越”分析框架的物质基础与逻辑起点。
（一）技术跃迁驱动文艺生态重构
技术跃迁是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构成理解新大众文艺底层运行逻辑的切入口。从技术哲学与技术生态学的交叉视角审视，技术演进与文艺生态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因果关联，它们在双向建构、共生演化的结构重塑过程中持续互动，共同形塑着新大众文艺的存在形态与发展走向。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推动着大众文艺实现形态创新与内涵深化的双重跃迁，催生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在本质上是一场系统性范式革命，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成为重构文艺生产技术基础、叙事框架与意义生成机制的核心动力。正如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描述跨媒介、跨平台内容流动时指出：“在这里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的权力相互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测的方式进行的。”在新大众文艺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媒介技术不仅决定内容信息的记录、传输与处理方式，而且深刻影响文艺创作的内在逻辑，成为塑造文艺形态的前提条件。在新旧媒介对话、产消主体互动的过程中，跨媒介、参与式的全新文艺生态逐步形成，实现从媒介赋能到生态重构的质性飞跃。
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文艺生产的形态创新创造了条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传统小说、诗歌等静态文本被开发为具有更强传播力的动态IP，通过影视、动漫、游戏等多元载体实现跨媒介叙事，衍生出兼具圈层性与包容性的文化生态体系。在实践中，《三体》《繁花》等文学作品经由影视媒介转化与再创作实现“破圈”传播，彰显了文本IP的多元价值；《长恨歌》《又见敦煌》等数字赋能的沉浸式文旅演艺作品，通过数字技术与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成为文艺赋能文旅产业的典型样本，拓展了新大众文艺的价值边界。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文艺接受形态的交互式变革。数字媒介深度介入文艺传播的规则设计、资源分配与价值建构全过程，推动文艺体验从单一的线性观赏转向多路径、交互式的参与实践。例如，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利用短视频、直播、弹幕互动等形式，将分散的个体审美体验聚合为共时性、社群化的在线审美共同体。用户的情感反馈与互动行为不仅赋予文艺作品社交属性，而且成为平台调控流量、引导创作的重要依据。从静态文本到动态IP的形态迭代，从被动观看到深度参与的体验升级，这些新变化都清晰地表明新大众文艺在媒介技术的赋能推动下逐步迈向多模态融合、多主体共生的发展新阶段。
（二）话语秩序重构推动生产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文艺生产根植于社会实践，人民群众理应成为创作主体。然而，受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与文化壁垒的制约，传统文艺创作长期被专业创作群体垄断，人民大众则处于“被书写、被代言”的客体地位。新大众文艺的“新”，关键在于从根本上重塑了大众的文化主体身份，通过生产、传播与消费全链条的范式革新，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契合社会主义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进一步看，这种主体身份的重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打破创作主体边界，构建专业与业余共存的话语新格局。传统文艺生产以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为基础，专业创作群体凭借文化资本、专业技能与传播渠道垄断形成了封闭的创作主导模式，普通大众则被隔绝于文艺创作的核心场域之外。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打破了这一局面，使大众转变为集创作、消费、传播与评价于一身的复合能动主体，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自我言说的身份转变。外卖员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育儿嫂范雨素的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等作品正是这一转变的典型表现。这类“素人写作”以兼具生活质感与情感张力的原生态叙事引发广泛共鸣，以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为例：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这种口语化修辞摒弃了传统的诗意雕琢，将外卖员被算法调度、与时间赛跑的身体经验提炼为极具张力的递进式意象群，使抽象的时间压力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身体痛感。此类写作呈现三重美学特征：一是以口语化、日常化的语言还原生活现场，不刻意追求辞藻修饰；二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实现劳动者经验的美学转化；三是以“去技巧化”的口述式诗学打破专业壁垒，使创作回归诉说与记录的本源。相较专业创作群体，这类兼具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双重属性的创作主体消弭了专业与业余的固有边界，成为专业创作的重要补充。他们深刻重塑了文艺生产的话语秩序，推动形成开放而动态的文艺话语新体系。
其二，创新生产方式，推动文艺与科技融合发展。文艺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是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文艺形态的鲜明标识。数字技术不仅助力实现创作主体的规模化扩容，而且深度嵌入创意生成、内容生产、传播反馈全流程，催生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等全新形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技术的应用使人机共创从理念构想走向日常实践。例如，2025年《十月》杂志举办“县@智”在出发返乡叙事征文大赛，作家姬中宪与DeepSeek共创的作品《团雾与横风》斩获终奖首奖。该赛事被称为国内首个倡导作家借助AI工具进行写作探索的文学活动，标志着主流文学期刊开始主动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创作与评价体系。实践证明，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已不再局限于个体情感的表达，而是基于大数据洞察与用户反馈持续迭代的复合生产过程。文艺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全面重塑了文艺生产的流程，并深刻影响了内容的呈现形态与价值内核，实现了对传统文艺生产范式的超越。
其三，重构生产逻辑，构建产销协同、共创共享的生态机制。传统文艺遵循“专业创作—大众接受”的单向线性传播逻辑，受众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中。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中，这一传播逻辑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创作者与消费者之间双向互动、协作共创的新型生产关系。例如，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文艺形态多采用“连载更新、实时互动”的生产模式，受众可以通过评论区、弹幕、同人创作等途径表达审美诉求，创作者则依据反馈调整叙事走向，实现作者创作与受众需求的同频共振。在此过程中，受众的互动行为从消费环节延伸至生产环节，二次创作成为新文本、新形态的重要生成路径。这种“共创、共评、共享”的新型文化生态，实现了对传统文艺生产逻辑的深层重构。
（三）“生产—传播—接受”闭环重构推动系统性变革
新大众文艺在发挥传统文艺情感表达与社会反思功能的基础上依托技术赋能与生态重塑，实现了生产、传播、接受全链条的系统性变革。在传统文艺模式中，生产、传播、接受各环节呈现线性离散结构，作品须经出版社、广播影视等中介平台逐层传导至大众，各环节之间联动性薄弱。新大众文艺则依托数字技术打破了这一线性离散结构，构建起“生产—传播—接受”的闭环体系：生产环节打破专业创作群体垄断，形成大众广泛参与的开放创作场域；传播环节借助算法推荐实现精准分发，反向引导创作取向；接受环节通过多元渠道收集用户反馈，反哺创作过程，为生产赋能。这些变革使文艺生产从“作品中心”转向“过程中心”，创作形态亦从静态创作转向动态协同共创。
通过“生产—传播—接受”的闭环重构，文学、电影、动漫等不同文艺门类在跨界融合中实现形态创新，激发了全民创作活力。同时，“大而不优”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部分创作者受流量逻辑裹挟陷入“文化拼贴”的误区，作品停留在符号浅层复刻，缺少精神内核与逻辑肌理，难以承载思想深度与情感价值。一些作品出现泛娱乐化甚至低俗化倾向，既违背了文艺审美规律，也侵蚀了文艺创作的健康生态。
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亟须在技术效率与人文价值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一方面，应始终坚守人文价值的核心坐标。技术固然可以拓展创作边界，但并不能主导一切，人文底蕴与价值厚度才是决定作品品质的核心要素。创作者应秉持“技术服务艺术、算法服从价值”的伦理准则，创作出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的精品力作，以抵御技术异化风险。另一方面，要强化立足时代需求的审美表达。创作者须扎根社会实践，以日常生活中的美学意象展现时代精神，推动新大众文艺超越浅层娱乐属性，真正成为彰显时代气象的审美载体。
二、超越资本逻辑：审美需求与内容供给重构
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文艺的生产传播壁垒，实现了生产范式的革新。然而，技术仅提供了发展的物质可能性，却无法消除市场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在完成范式变革后，如何破除资本逻辑的规训、重构文艺审美供需结构，成为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必须回应的重要问题。由此，推动新大众文艺从工具性技术赋权转向审美本体的价值回归，构成了第二重超越的核心旨归，为后续价值维度的精神坚守奠定了运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就文艺生产而言，在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的背景下推动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以技术创新驱动内容供给侧变革，引导文艺生产摆脱粗放式流量扩张，转向精品化、精细化的价值深耕。区别于传统文艺市场供给主导的“生产—消费”单向模式，新大众文艺依托数据流通打破审美信息壁垒，借助社群联动开辟价值共创渠道，精准契合大众分层化、个性化的审美诉求，形成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双向互动、协同发力的新型供需格局。这一超越是在技术范式变革之上的文艺生产关系深层重塑，不仅回应了“谁生产、为谁生产”的结构性问题，而且直面“如何生产、何以评价”的价值坐标问题，推动文艺生产更好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单向度的“作品输出”转向多维度的“意义共创”。
（一）从“交易市场”到“生态互构”的范式转型
新大众文艺对创作生态系统的数字化重塑是对印刷媒介时代传统文艺交易市场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其供需关系以“创作—传播—互动—再创作”为主要特征，推动了从“交易市场”到“生态互构”的范式转型。
一是需求侧从被动审美接受转向主动情感共鸣。数字社会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的凸显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进程，个体虽然拥有广泛的技术连接，却难以形成深度的社会嵌入，从而陷入社交疏离，进而催生了对轻量化内容和高情绪价值的双重需求。受众不再满足于单向的审美接受，而是通过弹幕、评论等形式深度介入作品，与创作者及其他受众结成“情感共同体”。新大众文艺由此成为重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文化场域，其传播不仅是话语方式或意义维度的交往，而且成为个体追求情感维度交往的方式，为塑造群体文化认同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作品的高传播热度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佐证。
二是供给侧从由专业创作群体代言转向全民共创。不同于传统文艺形态以专业创作群体为主导的供给模式，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专业创作群体创作权垄断，构建起以“素人写作”为核心的全民创作体系，推动文艺实践从“化大众”向“大众化”转型，创作动机也从传统的以载道、审美为主拓展至个体经验的表达与自我言说。素人创作以生活化叙事填补了专业创作群体书写对基层体验的表达空白，有效激活了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这一转向并不是否定专业创作群体创作的价值，而是构建动态平衡、多元协同的现代化文艺生态体系，彰显“生活文艺化、文艺生活化”的时代特征。
三是平台侧推动媒介形态变革与权力结构重构。在技术、资本与社会文化的交织场域中，算法驱动的媒介平台超越了单纯的内容分发功能，深度嵌入文艺生产全链条，成为影响个体认知与社会结构的“准主体”。具体而言，平台依托流量规则和推送机制于无形中引导创作方向，形成预测性生产模式，“用户不仅有消费权，更有推荐权，并由此主导文艺生产”。平台权力的核心已从传统的渠道垄断转向对数据与关系网络的掌控，数字资本通过对数据、流量的资本化运作实现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这种权力重构虽然释放了技术赋权的解放性力量，使“人人都是艺术家”从乌托邦愿景转变为现实场景，但是也潜藏着算法专制、情感异化与价值扁平化等不容忽视的风险。
（二）从消费符号到生命体验的本真回归
消费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将一切事物都转化为可供消费的符号。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提出，当代社会的核心机制是将商品转化为符号，通过符号间的差异体系生产消费欲望，使消费行为脱离商品的使用价值，指向符号承载的身份、品位与生活方式。受此逻辑支配，传统文艺形态往往将文艺创作视为商品生产和符号消费，强调标准化复制、景观化呈现与快感化满足，抽离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与主体共情，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简化为可以交易的表层符号。不仅如此，资本还通过营造文本化的消费语境和符号叙事制造消费欲望，催生“流量至上”的评价导向，用点击量、传播量取代审美与思想标尺，甚至可能导致文艺沦为资本增殖与感官刺激的工具，脱离大众真实的生活肌理与情感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凭借创作主体大众化与表达动机内生性等特质，新大众文艺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对消费符号框架的根本性超越，推动文艺价值向个人生命体验的本真回归。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使文艺创作回归初心使命，聚焦普通人的真实生命体验。在快手、抖音、哔哩哔哩等媒体平台上，乡村兽医的日常出诊、农民工的返乡旅程等生活化叙事之所以能够形成跨圈层传播，正是因为生命体验驱动的原生叙事具备符号化消费内容无法比拟的情感穿透力。
在上述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警惕新大众文艺的微观情感叙事在平台资本介入下再度符号化的风险。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可能被异化，外在形态看似贴近大众生活，实则已被剥离精神内核，异化为新型符号商品。例如，部分平台通过风格化剪辑、情绪化配乐等技术加工将乡村生活、城市打工等真实生活场景贴上“底层奋斗”标签，转化为迎合苦难审美、怀旧情结的批量性情感消费品。说到底，完成从消费符号到生命体验的本真回归，是新大众文艺超越资本逻辑的价值落点。新大众文艺创作实践须正确处理算法效率与艺术创意、商业规则与人文表达的关系，坚守生命体验的真实内核与文艺创作的价值立场。
（三）从平台治理到生态共创的实践调适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供需结构重构与生命体验回归，完成了新大众文艺对资本符号逻辑的理论反思，而如何改造平台算法主导的文艺场域，则构成其实践层面的重要命题。面对平台资本与数据算法对文艺生产的深度嵌入，新大众文艺须打破“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二元对立，超越被动的单向平台治理模式，致力于推动多方协同的生态共创，通过算法技术规制、创作者权益保障和多元评价激励机制建设，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有机统一。
一是推动算法向善，加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在平台资本主义的逻辑支配下，算法以流量最大化为核心导向，偏好强刺激、高传播度的内容范式，导致深度创作与美学探索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2021年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从法规层面确立了算法向善的准则。在此基础上，监管层面须强化制度落地，推动平台将社会价值、人文关怀纳入算法评估体系，鼓励平台打造优质内容传播矩阵，推动算法从流量效率工具转型为价值引导媒介。同时，商业平台的逐利本性与长周期、慢回报的精品文艺创作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加强国家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公共性数字文艺平台，形成超越商业逻辑的价值“压舱石”，为彰显民族特质、深耕人文内涵的精品创作提供稳定支撑。
二是健全权益保障机制，维护数据正义。数据资源垄断引发的收益分配失衡是中小文艺创作者面临的突出困境。平台拥有对用户数据与分发渠道的垄断掌控话语权。在平台控制下，不透明的算法规则与格式化的用户协议构成隐性的数字剥削，这不仅侵占了创作者的合法收益，而且加剧了创作主体的层级分化。要摆脱这一困境，须从制度与技术两个层面协同发力完善治理体系：在制度层面，要明晰文艺数据的产权边界与收益分配规则，厘清平台与创作者的权责归属；在技术层面，要依托区块链技术搭建版权存证、溯源与收益管理系统，保障创作者对作品及衍生权益的自主支配权。此外，还要扶持创作者行业组织发展，完善集体协商、联合议价等机制，提升创作者群体的话语权，筑牢文艺生态良性发展的权益根基。
三是完善多元化文艺评价与激励体系。当前，流量主导的单一评价体系弱化了文艺的审美价值，制约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成为阻碍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症结。破解流量本位的评价困境，亟须构建涵盖专业批评、行业认证、社群口碑和社会长效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监管部门应筑牢内容审核防线，构建智能甄别与风险预警机制，遏制低俗猎奇、“流量至上”的不良倾向。宣传部门可以设立文艺创作专项扶持基金，优化精品奖项评选机制，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创作激励。平台端应针对垂直领域、小众精品设置专属流量孵化赛道，构建平行于大众流量市场的品质评价体系。总之，要通过多方联动重塑创作导向，引导新大众文艺从流量扩张转向品质提升，实现整体创作生态的范式升级。
三、超越文化霸权：人民性与民族性的价值坚守
文化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精神生产要素，其生产、传播与消费始终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紧密关联。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既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消解资本异化、重塑价值秩序的核心力量。在技术范式与供需机制实现系统性突破的背景下，新大众文艺仍面临着“为谁创作、价值何依”的根本拷问。如若不能在价值层面形成牢固的主体性，前述技术与机制层面的超越成果便存在被资本逻辑收编、被文化霸权支配的风险。新大众文艺的核心使命不仅在于技术革新与范式转换，而且在于从价值维度实现对以往文化困境的根本性超越。这既是对前两重超越的价值升华，也为新大众文艺锚定了牢固的文化主权根基。作为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重要形态，新大众文艺以人民性为根本政治属性、以民族性为核心文化品格，二者的辩证统一是其超越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锚点与长远发展的根本遵循。
（一）资本逻辑渗透下的价值危机
在数字时代，资本逻辑渗透到大众文艺实践全过程引发了一系列价值危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资本的逐利性本质与文艺的精神属性、公益属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是价值危机生成的根源。资本对文艺生产的侵蚀在本质上是文化生产的异化，它将文艺价值追求纳入资本增殖轨道，使文艺活动偏离“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渗透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资本全球扩张的文化伴生物。资本借助西方文化叙事完成市场扩张的合法性建构，西方文化则借助资本力量巩固话语霸权，二者相互裹挟形成了“资本为体、文化为用”的共生结构，使新大众文艺的价值根基面临被消解的风险。总体而言，资本渗透下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危机主要呈现以下三重表征。
一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隐性支配消解民族文化主体性。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渗透内嵌于资本全球扩张进程。西方资本试图凭借媒介平台和技术垄断，将去历史化、极端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包装为“普世价值”植入文化生产并主导全球文化秩序。资本为西方文化传播提供渠道支撑，西方文化则为资本扩张提供话语正当性。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新大众文艺面临人民主体性弱化、民族性文化虚化的风险挑战。在实践中，少数创作者受此影响戏谑解构公共议题、歪曲演绎历史记忆，导致其创作陷入精英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误区，冲击主流道德共识，消解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与民族文化认同。
二是泛娱乐化倾向蔓延限制文艺的思想深度与社会功能。在消费主义逻辑支配下，算法与平台的叠加作用催生“流量至上”的创作导向，将文艺创作异化为流量生产，文艺作品被简化为情绪消费品。部分创作以感官刺激替代思想表达，以浅层愉悦消解深度思考。这种泛娱乐化倾向削弱了文艺应有的批判功能与社会责任，使之陷入重娱乐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的“狂欢表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的需求。
三是人民性与民族性的双重窄化割裂文艺与现实、文化的深层联结。一方面，部分创作者受西方话语影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用片面叙事迎合西方评价体系，以作品在国外获奖为最高追求，使文艺沦为特定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流量逻辑催生了符号化文艺现象，部分作品将人民性窄化为情绪宣泄的叙事噱头，将民族性降格为符号拼贴的消费装饰。这种双重异化导致一些文艺创作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丧失对民族文化的深度阐释力，最终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普通大众也在文化侵蚀和算法支配下成为被资本裹挟的“数字劳工”。
（二）人民性与民族性的当代转化与创新表达
资本扩张和西方文化渗透对人民性与民族性构成的双重侵蚀，要求新大众文艺必须完成价值维度的自我超越。这一超越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技术、市场和外来文化，而是通过“两个结合”推动人民性与民族性的当代转化与创新表达，打破资本异化桎梏，锚定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人民性的当代转化，核心是明确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推动文学艺术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创新，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将人民从文艺接受客体提升为价值归宿，把“人民性”确立为党的文艺工作的本质属性。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推动文艺大众化进入人民自主创作新阶段，使人民性由外在创作导向升华为大众主体的自觉表达意识。例如，视频博主李子柒的短视频透过美食、劳作等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呈现，传递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追求；“快递诗人”王二冬的诗集《快递中国》刻画了新时代青年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精神状态。这些源自基层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以自我书写的方式实现了人民性的微观表达，生动展现了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性。
民族性当代转化的关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构与生活化融入。在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将梆子、秧歌、信天游等民间艺术形式与话剧、活报剧等现代文艺形式进行融合，创作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经典作品，实现了民族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进入新时代，在数字技术的深刻影响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始终未变。新大众文艺依托多重路径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一是传统神话的数字化重塑，如《哪吒之魔童降世》《黑神话：悟空》将传统神话与现代价值、数字技术有机结合，实现了民族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高水平传播；二是文化符号的内涵深耕，如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以共情式叙事展现民族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克服了符号拼贴的空洞化缺陷；三是经典文本的跨媒介衍生，如网络作家桐华的“山经海纪”系列小说以上古神话《山海经》为蓝本重构叙事，有效增强了新生代受众的文化认同。这类“国潮”文艺作品的兴起在本质上是本土文化资本的觉醒，突破了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文化传播格局，实现了民族精神内涵与当代大众审美的有机统一。
（三）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内在统一与价值锚定
在新大众文艺的价值体系中，人民性与民族性并非彼此分立的独立范畴，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二者的内在耦合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本质规定，是文艺实践适配人民需求、赓续民族传统的集中体现，为新大众文艺超越西方文化局限、实现高质量发展锚定了价值坐标。
从学理逻辑看，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有深层的理论依据。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明确了“为谁创作”的价值旨归；民族性是文艺发展的底蕴与根脉，找到了“以何为根”的精神本源。二者互为支撑、共生共构：脱离人民性，民族性将沦为脱离现实的“博物馆美学”，丧失扎根生活的实践生命力；抽离民族性，人民性则会失去本土文化滋养，成为空泛的抽象叙事。坚持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新大众文艺实现价值维度超越的题中之义。
从实践路径看，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融合共生是新大众文艺价值回归的关键路径。新大众文艺以人民现实生活为叙事基础，真实呈现大众的劳动实践、生存境遇与情感诉求，消弭了传统文艺中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同时，新大众文艺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断从神话传说、非遗技艺等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以文艺表达赓续民族精神血脉。这种扎根人民生活实践的民族化表达，既为人民性赋予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让民族性获得广泛的大众认同。
总之，坚守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锚定了价值坐标。这一价值维度的超越，不仅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不断创新发展，而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消解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文化霸权，为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跨文化传播筑牢了根基。
四、超越时空壁垒：全球传播与跨文化共情
成熟的文艺形态不仅需要在本土场域完成技术革新、机制重构与价值锚定，而且需要在文明互鉴的全球语境中彰显文化感召力。新大众文艺的第四重超越就是在明确“何以可能”、“如何运转”和“为谁存在”的基础上，回应“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对前述三重变革奠定的文化主体性的外化与确证。唯有通过全球传播与跨文化对话的实践检验，前三重超越的理论效度与实践价值方可得到最终确证，新大众文艺的文化意蕴才能在人类文明视域下获得普遍认同。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织的当下，全球文化传播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中提出“2049酷中国”的论断，预言中国将从“产品输出”走向“文化与价值输出”。中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鲜活载体，新大众文艺从传播格局、叙事主体和传播策略三个方面重构了跨文化传播范式，凭借其深厚的文化穿透力打破时空壁垒，实现全球传播与共情式跨文化对话，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力量。
（一）以共情叙事与本土表达打造跨文化沟通创新载体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强调，各民族文明皆具有平等地位与独特价值，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需求也持续增长，中国对外文化表达亟须超越单向信息输出模式，转向依托人类共通情感的艺术化叙事。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看，传统国际传播以官方主体为核心，存在“中心化”叙事、“灌输式”传播等局限，较难实现不同文明间的深度情感沟通与价值认同。新大众文艺的全球传播突破了这一范式的局限，将传播主体拓展至民间，推动叙事体系“去中心化”与传播方式“互动化”转型，搭建起以共情叙事为纽带、以本土表达为根基的跨文化传播创新载体。
一是网络文学以共读、共创、共情为核心构建全球化文学生态。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形态，中国网络文学已跨越单向输出的初级阶段，迈入以共读、共创、共情为特征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据统计，“当前，中国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约2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地区读者总量占全球80%，市场份额超50%，北美地区约占30%，欧洲、拉美等地正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本土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正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既彰显强劲的跨文化传播力，也印证了跨文化传播中“情感共鸣先于价值认同”的传播逻辑。例如，中国网文海外传播平台起点国际（WebNovel）将《诡秘之主》《盘龙》等作品翻译成30余种语言，这些作品长期位居海外畅销榜单前列。其中，《诡秘之主》英文版以“中式克苏鲁”与维多利亚美学的融合叙事，在奇幻悬疑框架中嵌入善恶有报、家国责任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推动海外读者从被情节吸引走向情感认同。实践证明，中国网络文学正在深度融入世界流行文化体系，展现出新大众文艺跨越时空、连接中外的传播效能。
二是网络微短剧依托高密度叙事与本土化表达引起跨文化情感共振。在数字媒介语境下，网络微短剧凭借高密度情节、强情绪驱动的叙事特质成为跨文化传播的轻量化载体，通过本土文化元素与全人类情感需求的有机融合，以“小切口、大内涵”实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据统计，“目前，中国微短剧产品已经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剑指百亿美元。据DataEye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有超2.7亿人次下载中国短剧”。在这些出海作品中，不乏兼具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文艺精品。例如，微短剧《一梦枕星河》深度挖掘苏扇非遗与古城更新等在地文化资源，使海外观众真切感受中国非遗文化的魅力；微短剧《有种味道叫清溪》将湖南田园美食融入情感叙事，打造具有湖湘文化特质的文化标识，先后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主流媒体平台，获得广泛好评。这类聚焦个体生活的本土化创作消解了跨文化圈层壁垒，构建起不同受众间的审美共识。
三是国产网络游戏以东方美学为内核深化沉浸式跨文化体验。作为兼具交互性与传播力的文艺形态，国产网游以东方美学精神与中华文化基因为根基，将文化表达融入游戏体验全过程，推动跨文化传播从表层符号展示转向深层文化认同。例如，国产游戏《原神》斩获了有“游戏界奥斯卡”美誉的游戏大奖（The Game Awards）最佳移动游戏奖，多次登顶X（原Twitter）的年度游戏热议榜；其中，以春节、元宵节为灵感设计的“海灯节”，已成为全球玩家的年度文化盛会，甚至吸引部分海外玩家赴华留学深度体验中国文化。这种将东方美学意蕴与游戏体验相结合的创作模式，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提升了跨文化传播的适配性，为新大众文艺全球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二）以融合创新与交互传播推动全球化传播范式变革
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困境。考林·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罗尔夫·米卢斯（Rolf Mirus）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意在刻画因语言体系、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等差异制约，境外文化产品通常难以获得与本土产品同等的受众认同的文化现象。进一步看，我国当前的传统对外文化传播多采用“原汁原味”的直接输出模式，将国内成熟的文化产品直接推向海外市场，因缺乏目标市场的本土化适配，文化折扣效应比较突出。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与国际文化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新大众文艺正在推动文艺传播范式从“产品出海”转向“价值出海”，这一范式转变成为破解跨文化传播瓶颈的重要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共通情感的融合创新是新大众文艺海外传播的重要动力。新大众文艺以跨文化融通为导向，通过现代化、国际化的艺术转译，发掘中华文化精神内核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点，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具备全球共情力的叙事内容。例如，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文化基底，凭借精良制作与深厚精神意蕴引发全球热潮，上线后迅速成为Steam等平台销量冠军，“霸榜”多国游戏平台榜单。该作品不仅实现了市场与口碑双赢，而且带动了海外受众主动探寻中国古典文化，形成跨文化精神共鸣。这种“中国内核、全球叙事，民族精髓、当代表达”的传播范式，有效减少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在保持鲜明文化辨识度的基础上，实现了从文化展示到价值认同的跃升。
智能传播技术的深度应用是提升新大众文艺跨文化传播效能的关键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重构了文艺生产、翻译、分发的全链条。一方面，人工智能翻译打破了语言壁垒，大幅降低了创作与传播成本，助推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文艺形态实现规模化出海；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基于用户画像与市场偏好反向优化创作、译介与运营策略，实现了内容的精准化分发与个性化触达。此外，主流平台通过强化算法价值引领、优化内容分发机制打破信息茧房与圈层壁垒，实现了技术效率与文化价值的有机平衡，确保技术创新服务于跨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
全民参与、交互共创的传播机制是重塑国际传播生态格局的重要动力。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媒介构建起多向互动的传播网络，打破了传统文艺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在创作端，作者与受众实时互动、双向反馈，推动作品成为共创成果；在传播端，受众通过转发、二次创作等方式成为动态的传播节点。借助网文、影视、游戏、文旅等跨媒介叙事形态，新大众文艺突破了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时空边界，构建起立体化、可持续的全球传播生态，推动中国故事以多元形态触达全球受众。
（三）以叙事创新与生态共建深化跨文化价值共鸣
当前，新大众文艺出海正从增量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传播逻辑也亟须从单向内容输出转向双向价值共鸣，以叙事创新与生态共建持续增强跨文化价值认同。推动新大众文艺跨文化传播从表层触达走向深层共鸣，亟须从叙事内容、技术规范与生态格局三个方面协同发力。
一是深耕叙事创新，搭建跨文化情感共振通道。跨文化传播的深层突破，核心在于实现价值层面的意义对接。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锚定人类共通的价值母题。从情感社会学角度看，共情区别于外在视角的同情，强调主体对他者情感世界的沉浸式感知。做到共情，就要求新大众文艺创作跳出单一文化叙事框架，发掘家庭、正义、命运抗争等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以微观叙事承载宏大主题。例如，网络游戏《原神》以角色间的情感羁绊诠释人性温情，《黑神话：悟空》围绕自由与宿命展开精神叩问。这类“小切口、大主题”的微观叙事范式以人类共通的情感纽带为根基，构建起兼具中国气质与人类情怀的叙事体系，有效推动了中国故事融入人类共同的文化叙事。
二是完善技术规范，实现传播效率与价值引领的统一。数字技术在跨语言译介、本土化适配及叙事生态重构等方面具备高效、快捷、低成本等优势，为新大众文艺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其工具理性始终根植于既有的全球传播权力结构。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可能消解文艺的审美品格与文化主体性，带来算法偏见、平台垄断、信息泄露等问题。因此，新大众文艺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坚持技术赋能与价值规约并行，既要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潜能、丰富传播形态，也要以文化理性约束技术逻辑，完善制度规范平台运行，构建技术与价值协同的良性传播机制。同时，应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布局，探索建立自主可控的海外传播渠道，构建多中心全球传播网络，提升中国文艺创作者的话语权，摆脱“数据殖民主义”的羁绊。
三是推进生态共建，打造多元协同的全球文化传播共同体。突破“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单向输出模式，打造“全球创意、多元共建、文明共享”的开放生态，是新大众文艺实现高水平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路径。在创作层面，需要依托国际化平台整合全球创作资源，推进中国文化IP的跨国协作开发，构建互利共赢的跨国生产体系，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国际化转译。以起点国际平台为例，该平台孵化培育海外创作者近53万名。这些海外创作者借鉴中国网文叙事范式进行本土化创作，形成了跨地域、跨文明的创作共同体。在传播与评价层面，需要构建跨国文艺评论交流机制，深化与海外媒体、学术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构建多元包容的跨文化评价体系。此外，还需要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传播人才，打造一支兼具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与专业能力的跨文化传播人才队伍，持续提升中国文艺话语的感召力，为构建全球文化传播新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五、结语
新大众文艺是一种由数字技术赋能而生成的新型文艺形态。高速成长的新大众文艺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也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进展。依托数字媒介生态的系统性变革，新大众文艺实现了对传统大众文艺形态的系统性超越。这四重超越并非彼此孤立的单点突破，而是互嵌互构的有机整体，形成从技术基础到运行机制、从价值立场到传播格局的完整逻辑链条：媒介技术重构文艺生产范式，为系统变革提供物质基础；供需机制重塑文艺运行逻辑，实现对资本逻辑的突破；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锚定价值立场，为技术与机制变革确立发展坐标；全球传播与跨文化共情拓展传播格局是本土实践在国际维度的延伸与拓展。四重超越层层递进、协同联动，最终共同推动新时代人民文化主体性的全面确立。
应当看到，新大众文艺的四重超越是一个伴随内在矛盾运动而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技术赋权虽然推动大众从“被表达者”转向“表达者”，但是算法逻辑也随之深度嵌入文艺生产全链条；生命体验的价值回归面临平台资本再度符号化的风险；文化价值根基的巩固仍须应对消费主义侵蚀与文化同质化等多重压力。面向未来，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既要在制度层面规制平台权力、引导算法向善，构建健康有序的创作传播生态，也要在价值层面坚守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强化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内核。唯有坚持激发活力与规范秩序的辩证统一，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践行“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本质要求，为建设文化强国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9期，是“新大众文艺研究”专题文章，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