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的情感共同体是数字媒介环境下公共情感组织与社会连接生成的重要形态。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新大众文艺形态通过生活经验审美化、情绪结构模板化和用户参与互动化，将个体感受转化为可共享、可复制、可扩散的公共情感资源，并在平台机制、用户实践与价值认同的协同作用下形成具有边界、规范与行动倾向的情感共同体。新大众文艺传播中的情感共同体主要呈现为日常疗愈型、共情互助型、道德谴责型和家国认同型四种形态，分别对应个体情绪安顿、社会伦理连接、公共规范维系与文化身份建构等不同功能。其发展体现出从现实生活精神姿态塑造、公共价值柔性建构到跨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能力生成的递进趋势。情感共同体不仅构成理解数字时代文化传播机制的重要视角，也为主流价值日常化表达、中国叙事国际传播以及中华文明情感化传播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黎文嘉，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引 言
2023年春节前夕，一条短视频引发网友关于流失文物“回家过年”的集中讨论，作者吸纳网友意见创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从海外博物馆的纪实影像到评论区的创意互动，再到微短剧的叙事化生产，这一传播过程较为典型地呈现当代平台文化生产的新机制：现实场景触发情感表达，平台互动形成共创动能，二次创作（下文简称“二创”）完成审美转译，主流媒体和平台扩散则推动个体感慨上升为更广泛的公共情感。有评论指出，该剧实现了“从纪实视频到评论文字，再到叙事短片”的转化，并在平台传播与交互中“激发出更广泛的情感共振”。类似的情感组织机制也存在于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多种新媒介文艺形态之中，用户通过追更、弹幕、章评、同人续写、角色二创、直播互动等参与方式，逐渐形成围绕人物、故事、价值和身份归属的情感连接。由此，新大众文艺成为理解当代文化传播结构变化的重要切口。有学者指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推动人民大众更广泛地进入文艺创作与文艺活动过程，大众不再只是文艺的接受者，也成为文艺的参与者、生产者与传播者。围绕新大众文艺，已有研究主要从媒介技术变革、文艺主体转移、平台权利结构与文化生产机制等层面展开讨论，强调新大众文艺在表达门槛降低、创作主体扩容和传播链条重构中的历史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对一个更具传播学意义的问题的讨论仍显不足：当普通人的经验表达在平台机制中被持续放大、复制和再叙事时，情绪如何从个体感受转化为公共连接，并进一步形成具有边界、规范与行动倾向的共同体形态？
情感共同体概念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理论入口。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H. Rosenwein）指出，情感共同体并非共享某种情绪强度的人群的集合，而是一套关于何种情感值得表达、何种情感应被赞许、何种情感会受到抑制的规范系统。这一概念将情绪问题从个体心理层面推进到社会规范与共同体结构层面，有助于解释数字媒介环境中情绪何以成为平台组织注意力、用户确认身份、共同体划定边界的重要资源。在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普通人的生活经验经由审美化表达进入平台流通，并在评论、转发、跟拍、二创等互动过程中不断被复制、强化和扩散，由此形成具有可见性、规范性与公共性的情感连接。基于此，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是指以普通人经验表达为内容资源、以平台化传播为运行条件、具有鲜明审美化与叙事化特征的内容形态及其流通空间。在这一场域中，平台基础设施、算法分发逻辑、用户互动机制与主流媒体介入方式共同构成情感生成、放大与组织的传播环境。
一、情感共同体何以在新大众文艺传播中生成
新大众文艺形成内容编码、平台放大、用户确认的协同机制。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文学和网络游戏等虽媒介形态不同，但都通过叙事模板、互动接口和再创作空间把个体经验转化为可共享的情绪脚本，并进一步推动用户在评论、转发、追更、弹幕、同人创作和玩家社区中完成身份表态与情感归属。情感共同体是内容机制、平台机制和用户参与机制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内容层：经验审美、情绪模板与共同体语言
新大众文艺内容的扩散依赖的是一种可持续生产的内容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被转译为可被观看、模仿和再叙事的审美对象，内容生产成为情绪路径的预设。因此，新大众文艺能够更稳定地生成情感共同体的原因在于，它在生产之初就通过审美化加工为受众提供较为明确的情绪进入方式。一是以生活经验为主题的叙事压缩。短视频、直播切片、微短剧等媒介形态天然要求信息与情绪的高度浓缩，创作者往往通过一个动作、一句台词或一次反转，迅速完成经验表达与情绪点燃。这种压缩使受众能够以较低的认知成本迅速进入既定情绪位置，并在观看过程中完成“这也是我的经验”式的代入。由此，评论区成为生活经验的互证空间，受众借助作品确认“我也经历过”“我也如此感受”，通过经验的相似性完成情绪的初步聚合。二是以情绪节点为核心的模板化生产。新大众文艺高度依赖“套路”实现稳定传播。如微短剧常以强冲突开场，以连续悬念维持注意力，再以爽感补偿、身份逆袭、正义回归等情绪逻辑完成叙事闭环；网络文学中的追更、章评、催更等阅读行为使读者在持续更新、评论互动和情节预期中共同等待人物成长、危机反转与价值补偿，形成围绕作品世界和人物命运的持续性情感陪伴。无论是短视频的瞬时点燃，还是网文的持续蓄积，受众的情绪在内容生产端就已被组织为可复制、可预期的叙事模板。这种对情绪反应的预设使个体感受更容易被纳入同一条情绪轨道，为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三是以可二创为特征的参与式扩散。新大众文艺内容的传播往往伴随改编、混剪、翻拍、模仿、AI辅助再创作等多重再生产过程。当一段素材被不断复述、变体化和再叙事时，情绪在高频重复中逐渐固化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共有表达方式。网络游戏中的剧情剪辑、角色混剪、攻略视频、同人图文和玩家考据，均说明新大众文艺作品中的情感传播完成于在同一故事世界中展开的持续共创。玩家在攻略协作、角色讨论和二创传播中，不断把游戏经验转化为共同体内部可以识别的情感语言。这样的语言具有边界识别功能，即熟练调用这一套表达方式者更容易被辨认为“我们的人”。
新大众文艺作品通过经验审美化、情绪模板化与表达语言共同体化预先完成情感共同体生成所需的基本编码。内容生产端越能够稳定输出可识别、可模仿、可再生产的情绪脚本，情感共同体就越容易在传播中获得持续扩展。
（二）平台层：可见性分配、议程框定与情感授权
平台机制的核心能力在于通过算法推荐、热榜排序、标签聚合与议程设置，持续分配情绪表达的可见性资源。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指出，算法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于选择并排序何种信息被判定为“最相关”，从而深刻影响个体进入公共讨论的方式。布彻（Taina Bucher）进一步指出，算法通过分类、排序与呈现使世界“以某种方式出现”，并塑造大众行动与认知的可能范围。算法成为一种持续生产公共相关性与情绪相关性的机制。
在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平台首先通过这一机制将原本零散、私人的经验叙事组织为具有公共氛围的情绪链条。如短视频平台的连续推荐、话题标签、热搜机制和相关推荐，会把原本分散的生活片段串联成同一类叙事集合，使用户在观看过程中不断接触相似主题、相似立场和相似情绪，由此形成一种“很多人都在这样说、这样哭、这样愤怒、这样感动”的知觉。这种知觉是算法排序后生成的情绪公共性效果。当个体感知到某种情绪已具有广泛可见性时，就更倾向于通过评论、点赞、转发、跟拍等方式加入其中，以完成“我也在场”的表态；这种表态又反过来强化平台推荐，推动情绪在更大范围内循环扩散。由此，平台决定什么内容更容易被看见，决定什么情绪更容易被感知为“公共的”“主流的”甚至“应当表达的”，成为情绪的组织者。此外，平台机制还带有议程框定与情感授权的功能。官方媒体在平台中的转载、剪辑与再叙事就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介入方式。重大主题报道中的情感传播就是一种通过叙事组织、价值命名和情绪调度完成公共意义生产的传播机制。在新大众文艺场域中，官方媒体的介入意味着在公共层面确认“这种情绪值得被看见、可以被公开表达、具有正当价值指向”。这一点在微短剧等形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广电总局围绕“微短剧+”行动计划所提出的“跟着微短剧去旅行”“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微短剧里看非遗”等系列安排，把原本主要处于娱乐赛道的内容形态，逐步嵌入普法、科普、文旅、非遗等更具公共性的议题框架。还有网络文学平台中的榜单、推荐位、月票、章评和书友圈共同决定作品情绪的可见性；网络游戏传播中的直播平台、社区热榜、攻略视频与官方活动持续放大着某些角色、剧情和价值符号。于是，认同、信任、共情、向善等情绪在制度性和平台性双重机制下获得稳定的公共意义。
情感共同体的生成依赖于一整套可见性分配与意义认证机制。算法完成对情绪的筛选与聚合，议程设置完成对情绪的框定与排序，官方介入完成对情绪的公共命名与价值授权。当情绪既能被大量看见又能被赋予稳定的公共意义时，它就可能从个体感受转化为共同体资源。
（三）用户层：用户表态、情绪动员与边界固化
用户参与是情感共同体落实为社会关系形态的关键环节。没有用户的评论、转发、模仿、追更、弹幕互动与再创作，再成熟的情绪模板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共同体连接。帕帕卡里西（Zizi Papacharissi）提出“情感公众”概念，指出网络化公众是围绕情绪表达而被连接和动员起来的，这种公众形态具有鲜明的流动性、脆弱性和媒介依赖性。而新大众文艺内容本身即具备生活经验可复述、表达方式可模仿、传播链条可延展的特征，可为情绪动员提供高密度、低门槛、可再生产的素材来源。短视频评论区中的补充讲述、转发时的个人附言、模仿拍摄中的情节复现、二创视频中的立场强化，网文中的章评互动、游戏中的玩家社区讨论和同人创作均通过不断重复和确认，将情绪连接转化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用户在一次次“我也这样想”“我也经历过”等的表达中，完成从观看者到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过渡。同时，用户参与还使情绪表达兼具外显与划界双重功能。一种情绪一旦在平台上占据可见性优势，表达便可能从自愿转化为义务。情感共同体的边界通过情绪立场来完成，谁表达“正确”的情绪，谁就更容易被纳入“我们”。
用户通过互动、模仿与再创作把某种情绪反复转换为身份声明与立场表态，情绪从传播过程中的暂时波动沉淀为相对稳定的群体边界。新大众文艺场域中的情感共同体一方面扩展普通人借助平台实现情感连接和公共参与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存在压缩复杂讨论与理性协商空间的风险，使公共表达在某些情境中滑向情绪同质化与立场化。
综上所述，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具有一套由内容编码、平台筛选与用户确认共同构成的协同机制。在内容层面，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被审美化转译为可识别、可复制、可再生产的情绪脚本；在平台层面，算法分发、议程框定与官方介入共同决定何种情绪能够获得公共可见性和价值正当性；在用户层面，评论、转发、模仿与二创把情绪连接进一步落实为身份表态和共同体边界。内容提供情绪结构，平台放大情绪效应，用户完成情绪归属，三者构成一条递进性的生成链条。因此，情感共同体成为新大众文艺在平台化运行中内生而成的一种社会传播形态。
二、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的情感共同体类型
从更长时段的人类社会整合逻辑考察，共同体的持续维系大致涉及四个彼此关联的维度：其一，为个体提供抵御不确定性的情感安顿；其二，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同情、互助与责任的伦理连接；其三，以赞许与谴责维持群体的规范边界；其四，以共享记忆、象征符号与价值叙事凝聚更大尺度的身份认同。在数字平台时代，这些共同体功能并未消失，而是经由短视频、直播、微短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新大众文艺形态，被重新编码为更具可见性、可参与性与可扩散性的情感组织方式。
因此，对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的情感共同体进行类型学分析，应在社会整合功能、媒介组织机制与用户参与逻辑的交叉处把握其差异化形态。具体而言，笔者主要从三个维度区分：其一，情感面向何种对象，是指向自我安顿、他者关怀、道德判断还是共同体认同；其二，共同体边界如何生成，是围绕相似生活感、共同处境还是象征归属；其三，情绪如何转化为行动，是停留于陪伴与抚慰、进入互助与协作、走向谴责与规训，还是沉淀为仪式化参与和价值认同。由此，笔者将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的情感共同体概括为四种理想类型：日常疗愈型、共情互助型、道德谴责型和家国认同型（表1）。
（一）日常疗愈型：以生活秩序修复情绪不确定性的情感共同体
日常疗愈型情感共同体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中最基础的情感安顿功能。梁君健在研究素人短视频时指出，其内容在现实主义底色下强化对个体生活体验的自觉表达，并通过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与真情实感的分享，形成“具有时代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成为促进社会团结、凝聚人文精神的重要文艺形态。在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这类共同体生成于一种高度具体的日常叙事美学。乡村美食、手工修复、家庭收纳、城市通勤和慢直播等类型的视频，通过可重复的劳动节奏、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稳定的情感陪伴，让观看者在碎片化时间中获得秩序感。网络文学中的“种田文”“美食文”“日常流”作品，借助较长叙事链条和可持续栖居的世界设定，把生活经营、关系修复与情绪安放结合起来，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一种低冲突、高陪伴的连续性体验。家园建造、休闲社交、慢节奏探索或生活模拟类网络游戏，通过玩家的自主布置、关系互动和场景停留，形成可供其栖居的情感空间。这一类型的共同体依赖生活秩序的可重复呈现，将其边界建立在“相似生活感”的共享之上，情感对象是眼前的生活日常，其行动倾向更多表现为陪伴式互动、经验分享、情绪安慰、收藏关注等弱行动形态。
这一共同体为平台化生活中的个体持续生产一种“可以安顿自身”的基础情感结构，在修复日常焦虑、维系情绪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疗愈”被平台机制过度模板化之后，慢生活、烟火气等原本基于真实经验的表达可能被转化为一种面向算法和可见性的标准姿态。对日常生活的叙事可能被压缩为可复制的情绪商品，从而遮蔽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
（二）共情互助型：以共同处境连接陌生人的情感共同体
共情互助型情感共同体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中较为关键的伦理连接功能，其核心是“我愿意因为被打动而采取某种行动”。在这一类型中，情感通过叙事组织、评论区互证与参与接口的设置转化为现实的援助、支持与协作。在新大众文艺场域中，这一类型的生成依赖于一种可被识别、可被介入的“困境叙事”。例如，病痛、负债、失业、工伤、家庭压力等叙事，通过短视频中的普通人自述、他者跟拍、生活细节铺陈与评论区经验补充，被转化为一种具有在场感、可验证的共同处境。打工文学、外卖员叙事、护理者自述、基层劳动者故事，也经常通过细节描述让读者在“我也可能如此”的处境感中形成共情。某些公益直播、现实题材互动叙事甚至会进一步通过评论、私信、筹款、政策咨询、资源对接等方式，为情绪转化为现实行动提供接口。因此，这类共同体的边界是通过“我们都可能如此”的处境认同来生成的，它在平台条件下重新建立陌生人之间的责任感、回应感与协作可能，使公共情感向轻度社会行动转化。
但当平台流量逻辑偏好更极端、更具戏剧性的困境展示时，共情很容易被推向可消费的境地。当真实处境被迫不断自我加码，互助叙事容易异化为苦难表演，受助者可能因持续暴露而遭遇二次伤害。
（三）道德谴责型：以道德评判加速规范执行的情感共同体
道德谴责型情感共同体所对应的是社会整合中的规范维持功能。任何共同体都需要通过情感化的奖惩机制来确认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并在此基础上划定共同体内部的道德边界。李娜认为，数字时代的媒介动员越来越依赖话语、技术与情感的协同转译，个体往往在强烈的情绪召唤中被快速卷入公共行动。在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这一共同体通常呈现为两种主要形态。第一种是以现实事件为基础的问责动员。通过短视频切片、关键词化的标题、截图拼接、节奏性配乐和高密度信息压缩，平台内容能够迅速触发受众的道德直觉，使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立场判断。第二种是微短剧、网络文学及部分游戏中的高度类型化模板。有学者指出竖屏微短剧的文化逻辑高度依赖强冲突、强反转和即时快感；有研究也认为“共鸣”“破防”“上头”等情感术语已成为用户组织经验和建构共同体的重要语言工具，意见型评价极易滑向道德审判与极化表达。
道德谴责型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完全因为现实中的事件，还源于平台叙事不断训练受众形成的“即刻道德判断”习惯。从结构上看，这类共同体最鲜明的特征是其边界通过划分而迅速固化。站在“正义”一边，谴责表达及时、鲜明、高强度者就更容易被吸纳进共同体；沉默、迟疑、补充事件复杂背景的人，反而容易被认为缺乏立场。于是，情感表达在此时逐渐转化为规范执行的仪式，其行动形式表现为高强度、同步、不迟疑的转发、声讨、曝光与舆论施压。
这一共同体能够在平台社会中快速制造公共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替代性监督作用，使公共规范获得即时可见性。但其最大风险也正在于此：当情绪速度压倒事实核查，当道德判断先于制度程序，当立场表演取代理性论证时，平台公共性就可能滑向情绪审判。
（四）家国认同型：以象征叙事凝聚价值归属的情感共同体
家国认同型情感共同体所对应的是更高层次的象征整合功能。大规模共同体能够成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共享某种关于历史、文化、家园与未来的情感叙事。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这种认同逻辑依靠生活化、轻量化、可分享的叙事方式完成，其突出特征是把国家叙事和文化记忆转译为可被观看、可参与、可被日常化体验的生活内容。如非遗技艺、地方风物、传统节日、文物故事、重大工程、乡村振兴、文旅空间等内容不再只是政策或知识层面的对象，而是被重构为具有情感可达性的叙事资源。与此同时，微短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正共同形成网络文艺出海的“新三样”，大量国风游戏、传统文化题材网文、非遗微短剧把中华文化符号转化为用户可以参与、讨论、二创和消费的情感资源。《逃出大英博物馆》可以被视为家国认同型情感共同体的典型案例。它并没有以宏大叙事灌输国家情感，而是通过“小玉壶回家”的拟人化叙事，把文物流失、民族记忆与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的情绪经验。还有国风网络游戏中的历史地理、传统音乐、服饰器物和神话叙事，网络文学中的历史想象、文化考据和家国叙事，均在不同程度上将文化认同转化为用户可以参与、二创和传播的情感资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的通知也表明，国家层面正在将此类叙事持续嵌入公共文化建设与平台治理框架。
因此，这类共同体的边界结构更接近一种向心式“我们”的生成，即通过文化符号、共同记忆和价值想象实现内部凝聚；其行动倾向则更多体现为仪式化参与、话题跟随、模仿传播、文旅“打卡”与象征性消费等形式。它为主流价值的日常化渗透和文化认同的感性化建构提供柔性通道。为避免出现形式热闹而意义空虚的景观化倾向，家国认同型共同体真正需要维系的是文化叙事与真实生活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述四类情感共同体构成平台社会中相互渗透、彼此转化的情感结构。日常疗愈型内容可能在官方媒体转载和公共议题嵌入后逐步转向家国认同型；共情互助型内容在事实争议、道德聚焦与算法放大之下，也可能迅速滑向道德谴责型；家国认同型叙事若以普通人生活经验为切口，则兼具日常疗愈与共情互助的内容。理想类型分析的意义在于揭示不同类型在情感对象、边界结构与行动逻辑上的主导性差异，以便更准确地理解新大众文艺传播中情感共同体的生成方式与演化方向。
三、情感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化趋势
情感共同体的功能是层层递进的：其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个体和群体的精神姿态，继而在公共文化层面参与主流价值的柔性建构，最终在国际传播中转化为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的情感资源。而新大众文艺及其所生成的情感共同体的文化意义植根于其对当下中国社会情感结构和精神生活方式的重塑。
情感共同体最直接、最基础的功能是在现实生活层面塑造个体理解世界、感受他人和确认自我的精神姿态。新大众文艺通过生活经验的审美化呈现和情绪路径的组织化安排，使个体在日常观看、阅读、参与和互动中逐渐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与感知方式。日常疗愈型共同体强化的是在不确定生活中维持秩序感与安顿感的倾向，使个体更愿意在细部生活、微观经验和缓慢节奏中寻找情绪修复的支点；共情互助型共同体强化的是对他者处境的敏感性与回应意识，使个体在陌生人社会中重新获得某种有限但可触达的责任感；道德谴责型共同体强化的是对失范行为、不公事件和道德边界的敏锐反应，使个体在快速判断与情绪表态中确立自身的价值立场；家国认同型共同体通过文化符号、历史记忆和国家叙事的日常化呈现，使个体在生活感受中逐步生成更大尺度的共同体归属感。由此，新大众文艺中的情感共同体在对媒介的持续接触和互动中，对其现实精神姿态进行塑形。
情感共同体的第二个功能是逐步参与主流价值的柔性建构。情感共同体的发展意味着主流价值表达正在经历一种由硬性输送向柔性渗透的转型。真正有效的文化表达都不能停留于口号化重复，而必须通过具体的生活叙事、感性结构与审美形式来完成。新大众文艺在这一方面显示出突出的传播优势。普通人的烟火生活、代际关系、职业经验、地方风物、文物故事、非遗技艺与家园想象，不仅能够把宏观价值还原为具体生活，而且能够把抽象国家形象转化为具有温度、细节与感性纹理的叙事世界。情感共同体承担起把主流价值转译为可感知、参与、认同的文化中介功能。日常疗愈型共同体使主流价值以温和、细密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使秩序、踏实、勤劳、善意等价值诉求不再显得抽象；共情互助型共同体通过他者困境的可见化，使责任、互助、尊重和体恤等伦理维度获得具体承载；道德谴责型共同体通过对失范行为和不公事件的情绪反应，使公平、正义、规则、底线等规范性价值获得高强度确认；家国认同型共同体则把文化自信、历史记忆和国家想象转化为可被观看、参与和二创的情感资源，使国家叙事不再悬浮于日常生活之外。由此，情感共同体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价值表达越来越依赖情感路径，主流价值的有效传播越来越依赖其是否能够被组织为可被体验、共鸣、参与的共同体结构。
在此基础上，情感共同体才具有进入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的可能。当新大众文艺在国内完成现实精神姿态的塑造和价值表达的柔性建构，其所生成的情感共同体才可能从内部整合资源转化为外部沟通资源。相较于传统外宣更多依赖政策话语、历史叙事或宏大主题，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效能源自其可感性，它能够让全世界通过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细节了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会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时强调：“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他要求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梁，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可见，文明互鉴需要具体可触达的文化桥梁和情感接口。而新大众文艺中的情感共同体对此具有特殊优势。日常疗愈型共同体和共情互助型共同体以家庭、劳动、照料、善意等人类共有经验为核心，具有较强的普遍可感性，更易成为跨文化理解的入口；家国认同型共同体把文物、非遗、地方文化、传统美学等象征资源转化为可参与的情感经验，使文化认同具有可分享、二创、共鸣的特征；道德谴责型共同体具有将公平、尊严、规则等价值议题转化为跨文化可讨论的人类共同问题的潜力。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实践说明这种转译并非空想。以微短剧为例，《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2024年“海外视听类应用收入规模TOP100”中，中国（含港澳台）应用占20个，新入围者11个，微短剧包揽8席。《光明日报》报道指出，海外微短剧应用已超过300款，全球累计下载量超过4.7亿次，微短剧出海正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影视文化“走出去”的新动能。与此同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等文化产品出海。这些都说明新大众文艺中的情感共同体已经不再只是国内平台上的情绪现象，而开始具有国际传播和文明对话的现实可能。
综上所述，情感共同体在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的发展是一条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递进链条。新大众文艺更大的价值在于其以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为入口，以情感共同体为中介，以文明对话为目标，把中国故事的叙事力量逐步转化为中国文明的解释力、亲和力与感召力。
结 语
新大众文艺将当代中国社会中最细密、最活跃、最复杂的情感流动组织成一种新的公共生活结构。在数字平台条件下，情绪已不再只是个体心理的自然流露，也不再停留于文艺作品附带产生的接受反应，更是通过经验审美化、平台可见性分配、用户互动表态与主流媒体价值授权，被持续组织、筛选、放大并沉淀为具有边界、规范与行动倾向的共同体形态。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的情感共同体是一种以情感为纽带、以平台为机制、以共同体为结果的社会传播结构。情感共同体深刻介入当下人的现实精神姿态与价值立场。无论是日常疗愈型共同体对生活秩序的修复，共情互助型共同体对陌生人处境的回应，道德谴责型共同体对规范边界的高强度确认，还是家国认同型共同体对文化归属的感性建构，都说明新大众文艺在高度混融的媒介经验中重塑人们理解生活、感受社会、判断事件与想象共同体的方式。今天人们如何安顿自我、如何看待他者、如何表达立场、如何进入“我们”的想象，越来越多地在新大众文艺所组织的情感环境中被不断训练、不断确认和不断修正。在这一意义上说，情感共同体具有进一步延展为国家叙事资源和文明传播资源的可能。只有当中国故事能够以生活细节、文化肌理和可感经验被真正讲出来、感受到、分享出去，它才可能从内部认同走向外部理解，从情感连接走向文明对话。因此，对新大众文艺传播场域中情感共同体的研究的价值还在于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新逻辑、主流价值日常化表达的新路径，为中国叙事如何从现实经验出发进入世界沟通平台，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