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以来，文艺“大众化”曾作为社会改良与思想启蒙的重要方略与路径，在中国近现代若干重要阶段的社会历史变革中，“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至20世纪40年代确立为“革命文艺”方向；而八九十年代，这一传统在“西化”大潮中一度断裂。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全链条赋能，以网络文学、短视频、国产游戏等为载体的“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重新激活了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基因。梳理“大众化—民族化”百年演进脉络，考察“大众文艺”概念谱系，当下呈现出多重面向：审美维度，数字技术“再魅”并转译“气韵生动”等传统美学范畴，重塑现代中华美学的数字化“灵韵”；叙事维度，以传统“和合”意蕴为建设性逻辑的叙事实践，突破西方零和博弈的叙事惯例；价值维度，对“人民主体性”的重新确认，指向本质性的“价值归宗”。而与此相随的是，流量逻辑与算法机制也同时带来内容同质化与意蕴浅表化等问题，“数字奇观”则更须足够认知。“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技术引发根本变革，在百年民族性求索与传统美学的血脉赓续中宗经重构，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艺术本体提供中国范式与民族风格。
“大众化”这一旗帜性的理论概念，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已跨越两个世纪。溯其源头，初萌于19世纪末改良派救亡图强的报刊启蒙，至20世纪初随新文化运动浪潮而渐成大势，并在四十年代确立为“革命文艺”的方向。至八九十年代，中国文艺曾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强势裹挟下，陷入“理论倒悬”，也就是无论文艺批评还是创作，言必称西方，概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美其名——“走向世界”。在如此历史语境下，扎根本土的民族化大众文艺因乡土底色、通俗风格，被指为“粗俗”以及“工具化”，曾一向作为思想启蒙与革命武器的大众文艺，一味被冷落、放逐而式微。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与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乃至“AI+”的全场景落地，为“新大众文艺”构筑了万民“参与”的物质底座。这股更为强劲的新时代文艺风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艺单向追随西方的格局，推动中国文艺实现从“新时期”向“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大众文艺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理论与创作“合为时而著”，大众文艺全面开辟“新”的历史舞台。为此，本文首先厘清“新大众文艺”的概念内涵、根脉以及研究现状，承继百年“大众化”谱系中的优秀遗产，尽可能为当下“新大众文艺”健康繁荣提供一定的学理参照，并为中国文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探索可行的话语范式与学理路径。
“新大众文艺”自《延河》发起，迅速持续升温。相关研究，大体可归纳为四条线索。一是概念界定与历史生成研究：论者或从媒介性角度考察其人民性，指出数智媒介使大众从被代言走向自言；或梳理从“大众化”到“人民性”的历史生成逻辑；或在批判性审视“大众文化”概念的基础上阐释“新大众文艺”的创新追求；或将其定位为“文艺的创新形态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新生态”；或追问“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强调其结构性的文明意义。二是主体与共同体研究：有学者提出“讲述共同体”概念，讨论“讲故事的环境”之变；有学者从文化实践与生成逻辑入手，考察网络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重镇的社会功能，指出其功能已超越单纯的“审美娱乐”，延伸至“社会动员”与“知识传播”等领域。三是文本与类型研究：对新大众文艺创作形态与审美追求的考察、对其困境与出路的省思渐次展开。四是海外传播研究：网络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其海外传播三十年的起源、阶段与动力机制得到系统考察。
以上研究，对于“新大众文艺”的概念内涵、历史生成、主体建构、文本形态与海外传播诸分支领域和相关主题，均已从多方位以及多维度阐发，但笔者以为，“新大众文艺”，其概念阐释无疑尚有空间，尤其是理论谱系的来龙去脉。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理论渊源和历史纵深的概念，必然与经典理论和概念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既有研究多从其概念本身加以定义和阐释，因此有必要考察它与中外一些相邻概念的关系。其一，“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文化语境内生的历史概念，其“大众化”之“化”，本就是一个过程性乃至历史进程性语词。在中国文艺发展及运动史上，其初萌于20世纪上半叶改良宣传、思想启蒙以及革命动员的进程之中，其重心在于“接受者”与“文艺功能”在不同时代的各自认定：整体而言即承担唤醒民众、凝聚共识的使命，到四十年代，其方向性的经典表述是“为工农兵服务”。百年“大众化”，实则“化大众”。其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则是西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讨论对象，指现代传媒与资本逻辑介入文化生产后形成的大规模文化商品生产与消费形态，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同质化以及审美经验的趋同。这一概念被引进中国后，长期充当精英知识分子评价本土流行文化的理论范本。其三，至于“新大众文艺”之概念，则是数字媒介时代的产物，指依托互联网与智能技术、由亿万民众直接参与创作和传播的文艺实践形态，涵盖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数字音乐等类型。它与“文艺大众化”一脉相承而又有所不同。从百年“文艺”“大众”的发展关系演进来看，“大众化”重在解决文艺“为谁服务”，“新大众文艺”则触及“由谁创作”。由此可见，它与西方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有相似点，亦有根本区别：后者以资本复制为内在逻辑，前者则在承认资本与技术嵌入的同时，展现出显著的参与性与建构性面向。需要说明的是，“新大众文艺”之“大众”，并非仅限于“创作”。它既包括亿万素人直接生产的UGC（用户生成内容），也包括专业团队制作，经亿万民众参与传播、评论与“二创”的现象级作品。后者的大众性，体现于其参与式的传播与再生产生态之中。
总之，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视角将“新大众文艺”放回百年“大众化—民族化”的漫长历史脉络，并主要从传统美学对接、叙事范式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视域切入，建基于百年大众化元素迭代演绎，为“新大众文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艺术本体，从学理上探索中国范式和民族风格。
一、大众化启蒙叙事演进与跨世纪症候反思
19世纪以降，随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寻求强国之路。报刊启蒙，成为重要一途。梁启超明确提出：“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而在文艺面向大众方面，他更是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李大钊则直言：“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赖新文艺为之先声……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后来他和毛泽东先后张扬“平民的文学”。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更是系统建构了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思想体系，大众化成为革命文艺的方向。这样的一条历史脉络——“新民说”“大众文艺”“平民文学”“革命文艺”“文艺大众化”概念的迁移演进，始终贯穿着以文艺为媒介唤醒民众觉醒、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主线。从改良派“新民”理想下的报刊启蒙与小说革新，到新文化运动中“平民文学”对民众精神世界的叩问，再到革命时期“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确立，大众文艺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同频共振，成为凝聚民心、传递时代声音的重要载体。这一脉络中，文艺从未脱离大众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需求，而是以贴近民众的话语方式，承担着启蒙思想、凝聚共识的使命。
然而，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不能不略加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艺思潮大规模涌入，整个文艺理论与创作在理念上发生显著转向，大众文艺一度受到严重冲击。这一时期对西方理论的热衷，使思想文化乃至价值观层面整体陷入西式的“现代化想象”，视其为现代文明的标准范本，在文艺上表现出排斥民族化、大众化的倾向。彼时所谓“与国际接轨”，本质上是要接西方标准的轨。文学艺术更是把原产于西方世界的各种“主义”作为中国文学的必由之路，复制与仿作一时成风。文学理论的诸多学派等西方模式也被奉为圭臬。而“文艺大众化”就在这样的历史风潮中，遭遇重大挑战。
追溯大众文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境遇，须了解整个“西化”的进程和步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极速扩张，人的主体性在机器大生产中惨遭倾轧。正如马克思所言：“他（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文学随之经历了一场从批判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颠覆式转型。与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试图“以文学拯救社会”的情怀不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展现出一种彻骨的绝望，把现代精神引入到一个无穷的深渊——孤独、荒诞、虚无。当这种西化之“现代性体验”在20世纪80年代涌入中国时，出于对单一创作模式的反叛，本土文坛爆发出对西方范式的渴求。风靡一时的“先锋”写作针对此前相对单一的创作模式，在叙述技巧、语言自觉与文体实验上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部分作家刻意剥离文学的社会历史内涵，主张“小说就是小说”的纯形式探索，采用所谓“零度情感”叙述，以西化手法构造出一个个充满“荒诞”“囚禁”与“死亡”意味的自足迷宫。其强调过度非理性和形式实验，也容易造成文学与现实生活、社会大众之间的疏离。这种剑走偏锋的极端方式，追求形式主义而远离读者，虽有文体的自觉意识，却弱于思想性和现实感。这一创作倾向的过度发展，也使得自20世纪初以来绵延百年，以文艺走向大众、服务大众为核心的文学主流遭受严重阻滞。
进入20世纪末，互联网时代到来。面对新媒体环境中UGC、OGC（职业生产内容）等铺天盖地的碎片化泡沫化娱乐经济浪潮，中国知识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援引“文化工业”理论。他们借助阿多诺等人的观点，将大众文化视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化商品，强调其商品化、标准化以及可能产生的消费规训和大众麻痹效应。这种照搬西方的批判立场，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明显水土不服，因而引发了人文学者的激烈批评与广泛讨论。但整体而言，由于当时学界缺乏对市场经济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准备，致使这场争论难免陷入二元对立的焦灼，缺乏理论的穿透力与建设性。精英知识分子在痛陈“人文精神失落”、守卫“纯文学”领地时，却无意中也同时放逐了真正的人民大众主体论。一方面，部分文艺创作沉溺于对意义的彻底消解，切断了与大众真实生活痛痒的关联；另一方面，精英批评家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将大众在特定历史时期释放压力、表达诉求的文化消费，傲慢地定性为“低俗”与“被操控”。这实际上忽视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占有与享受，本来就是其基本权利和福利。因为大众在接受文化产品时，并非被动顺从，而是主动挪用并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
三十年之后回望，必须承认，在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期，大众文化确实成为了普通民众释放压力、表达诉求、寻求认同的重要场域。但理论上的“解释力贫困”加剧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膜。我们必须从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格的视域，重新审视“大众”与“文艺”的关系，提炼能够解释自身，并能与世界对话的话语。当下的中国文艺实践，正在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建构性道路；“新大众文艺”所期冀的，是让文艺重新成为亿万劳动者自由抒发、自我确证的生命本能。
这种理论自觉首先体现在对“大众”角色的重塑上。在西方文化工业视域中，大众被比喻成“更易受到脊髓影响而非大脑影响的群氓”；但在“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场域里，文艺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这是因为，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智能工具的介入彻底改写了艺术生产动力，它极大地消解了长期以来横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技艺”壁垒，将文艺创作权真正给予人民。这也完成了马克思对劳动的构想——“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并由谋生手段跃升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以B站（Bilibili）上数以百万计的UP主（视频或内容创作者）为例，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在数字赋能下，现代劳动者无需经过学院派的专业规训，即可通过技术辅助实现审美意象的表达。更进一步看，“新大众文艺”正在以一种昂扬的建设性姿态，填补后现代主义留下的价值真空。不同于那个永远等待不到戈多的荒诞世界，“新大众文艺”作品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流浪地球》系列为代表的科幻创作，面对太阳毁灭的终极生存危机，没有沿袭好莱坞式的“诺亚方舟”精英逃亡叙事，也没有陷入末世论的颓废绝望，而是选择了“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一极具中国浪漫主义色彩的集体奋斗方案。这类作品可视作中华文明精神在科幻文体中的现代投射。此外，网络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另一重镇，也在悄然完成着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构。早期的网文或许充斥着玄幻修仙的避世幻想，但近年来的现实主义转向愈发明显。以《材料帝国》《大医凌然》为代表的行业文，将笔触深入到工业制造、医疗改革等国家建设的肌理之中，创作者们用翔实的专业知识与热血的奋斗故事，构建起一种“劳动者美学”。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写出了劳动者的生命尊严；有流水线工人用手机镜头拍下车间日常，记录机械轰鸣里的喜怒哀乐。此类素人创作与前述行业文互为表里，共同构成“新大众文艺”扎根劳动生活的大众一端。
关于“大众文艺”的“劳动者美学”之根，可追溯到中国现存最早的原始劳动歌谣——《弹歌》，原文仅八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被视作《诗经》之前原始歌谣遗存的二言诗，印证了“文学起源于劳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也有力地证明了艺术与劳动大众不可分割，与平民百姓的日常不可分割。在那个蒙昧初开的时代，文艺是直接长在狩猎、采集等生存所依的劳动实践之上的；创作者也是每一个挥洒汗水的劳动者。这才是真正的文艺之本、文艺之源、文艺之宗。而今天的文艺作品，充满了对劳动改变命运、技术造福社会的肯定与赞美，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了社会共识，抚慰了转型期人们的精神焦虑，让文学重新回到了“劳者歌其事”的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论轨道上。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标志着中国文艺正在全方位多维度跨越“西方标准”，进入一个自主话语建构的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西方药方”不再适合中国国情时，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实践来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探索，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是目的”崇高理想的坚守，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在数智时代，文艺不必非得是绝望的呻吟或虚无的游戏，它依然可以温暖人心，依然可以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进发。
二、新大众文艺与传统美学深层对接及叙事本体重构
历经百余年西学冲击与本土调适，“新大众文艺”植根中华文化沃土，借助数字生产力，探索出一条具有建构性的路径。以下从审美范式与叙事逻辑剖析其范式超越与构建、讨论其限度与隐忧。
（一）数字技术赋能下现代中华美学复兴的审美范式迭代
回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美学论断，本雅明曾忧心忡忡地预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将导致艺术品独一无二的“灵韵”（Aura）无可挽回地凋谢。这一论断既构成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悲观基调的先声，也为工业文明下的大众文化贴上了“标准化”与“去神圣化”的标签。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数字时代，“新大众文艺”实践却并未沿着这条悲观的曲线滑落，反而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在虚拟空间中重塑了独特的审美灵韵。所谓数字“灵韵”的“再魅”，亦即对传统美学精神的重铸，是数字技术对传统审美范畴的具象化转译与当代重构。它依托人机协同的生产方式，使“只可意会”的传统美学命题获得“形而下”的直观呈现。在数字敦煌等数字文化实践中，在《黑神话：悟空》对山西悬塑那令人屏息的1∶1高精度扫描里，数字技术通过亿万级的多边形建模与光线追踪技术，穿透了岁月的尘埃，将那些濒临风化、难以触碰的实体文物，以一种甚至超越肉眼所见的清晰度与鲜活度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不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具备准能动性的“他者”，直接参与到艺术的生成与建构之中；灵韵，以“游牧存在”形态栖居于人机协同的认知裂缝中。技术非但没有消解神圣，反而以一种极具现代感的方式，重铸了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崇高感与神圣性。
更进一步审视这种审美范式的转变，可以发现“新大众文艺”正在重写关于未来的视觉想象。长久以来，西方主流美学语境中的“赛博朋克”图景，始终描绘着一个“高科技、低生活”的灰暗世界。那是一个充斥着霓虹灯下废墟、义肢改造的异化肉体以及阴雨连绵的末世情绪的未来。这种反乌托邦的拟像化呈现，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佳文化表达，其内核是对资本垄断、技术异化以及后现代空间碎片化的深刻批判与恐惧投射。这种视觉隐喻，也折射出西方社会对技术宰制人类主体性的深层焦虑，以及消费主义吞噬现实世界的悲观预期。而“新大众文艺”是创作者们以技术赋能的东方美学，彻底打破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单向度未来想象。在诸多仙侠网游、国漫巨制或是虚拟偶像的设计中，我们看到的是先进科技与古典山水的诗意栖居，是全息投影下的亭台楼阁与御剑飞行的流光溢彩并行不悖。以《哪吒》系列动画为代表的国漫巨制，将忠义担当的中国伦理巧妙缝合于极具张力的视听奇观中，成功跨越文化壁垒，在全球受众中激发出深层的共情心理与价值认同。这种将“天人合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哲学理念融入数字设计，构建出的“高科技、高人文”的全新审美范式，向世界证明了，文化与科技的双向赋能、深度互嵌，可以形成的一种具有内生发展动力的新型社会存在样态。这样的一种超越颓废与极端的古老东方美学，完全能够无缝接入最前沿的数字媒介，从而生长出一种既有历史厚度又具有未来张力的“有根的未来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正是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深厚历史底蕴的挖掘，以及对数字文明这一崭新时代特征的敏锐把握，中国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们得以在数字空间中，将那些曾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传统美学范畴，进行前所未有的具象化表达与本体论层面的视觉转译。
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置于六法之首，确立了中国美学以“气”为生命本体的最高准则；宗白华以“时间率领空间”概括中国艺术的时空思维，认为中国艺术的空间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静止空间，而是随时间的流动而节奏化、音乐化的空间。然而，这种高度依赖直觉体悟的“灵韵”，在过去因其抽象性而成为跨文化传播中难以逾越的“能指”壁垒。西方受众难以通过静止的卷轴画去理解何为“虚室生白”，何为“线条行气”。但如今，数字技术以其强大的视觉建构力，成功将传统美学中不可言传的“形而上”哲学，具象化为直击感官的“形而下”奇观。以动画电影《深海》首创的“粒子水墨”为例，创作者通过算法赋予水墨以液态的生命力。这种视觉冲击力恰如其分地重现了传统画论中“笔墨氤氲”的境界，让原本凝固的墨色化作灵动的数字流体，使全球观众直观地感知到了中国美学中“气”的混沌涌动与生成。由此，“新大众文艺”让中国美学精神成为一种活在当下并在全球数字空间中在场流动的现代审美通货。
（二）蕴含中国式价值观内生逻辑与全球通约的叙事重构
审视长期占据全球文化市场的西方主流叙事，始终被一种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所钳制。这种源自海洋文明扩张基因与冷战意识形态残留的对抗哲学，将世界简单粗暴地划分为“我者”与“他者”、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战场。在好莱坞大片、美式超级英雄漫画以及各类奇幻史诗中，矛盾的终局往往指向一方对另一方的彻底征服、肉体消灭或绝对放逐——胜者通吃，败者出局。未来世界，人类除了在废墟上进行霍布斯式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似乎别无他途。这种非此即彼、你输我赢的排他性叙事，在固化了冲突必然性的同时，更遮蔽了文明之间对话、协商与共生的可能。而“新大众文艺”的异军突起，通过一种植根于本土农耕文明与红色基因的独特叙事，对这种零和博弈的霸权逻辑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本体论重构。
在西方流行的游戏与奇幻文学中，获取力量的方式往往是争夺神器、征服领土或依靠神祇的恩赐。即便是在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中，巫师们仅凭一句咒语便能驱动飞天扫帚。这种设定虽充满童趣，却违背了物理法则，缺乏器物本体与魔法体系间的必然关联，依然停留在“神力天授”的唯心主义范畴。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网络文学中独树一帜的种田文、基建流，展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文明图景。以《大国重工》《临高启明》为代表，放弃了传统爽文依赖超能力、奇遇与个人英雄的拯救叙事，转向以技术理性、工艺流程、社会组织与生产关系为核心的文明建构书写。这类作品通过正面呈现技术、资本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运作，即不先验地对技术和资本进行负面语义叙事，而在叙事中生产出关于建设、实干与文明进步的新价值欲望；有学者将这种生产性书写界定为对工业伦理的系统性建构，认为通过对大国重器研制过程的重构，赋予了文本现实主义的历史纵深感与精神力量。即便在充满奇幻色彩的修仙或异世题材中，“坐享其成的金手指”叙事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判断与自我主体意志的复归。主角不再依赖外部赋能，而是必须投身于炼器、筑基等近乎科学实验般的艰苦磨砺。在此意义上，这类从无到有、变废为宝的叙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观点的诠释，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精耕细作智慧的彰显，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基于劳动与建设的现代性图景。
“新大众文艺”是家国同构与集体主义对原子化个人的伦理超越。西方后现代文学经典如《1984》《美丽新世界》乃至《局外人》等，在批判个体的异化与原子化时，止步于解构、否定、反叛与虚无，呈现出“单向度困境”。而“新大众文艺”在叙事本体上重建了个体与共同体的血肉联系。以《大江大河》为例，作品通过人物的命运沉浮，诠释了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中国当代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民间隐形结构，它沟通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使得看似微观的个人叙事，往往内在地包含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这实际上构建了一种“讲述共同体”，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讲故事不再是精英的独白，而是通过一种同代人的视角，将原子化的个体重新编织进一个拥有共同记忆与情感的社会网络之中，从而弥合了代际与阶层的沟壑。更进一步看，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伦理，在“新大众文艺”中完成了极具现代感的转化。新时代的网络文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中华性”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复古，而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中价值传达与审美意趣的现代吸纳。有学者从功能论的角度指出，网络文学的文化功能已成为一种连接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中介”，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抽象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具象的职场奋斗，将宏大的工匠精神转化为细微的技术创新。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成长史，以大众叙事重构伦理，将传统责任意识转化为当代青年的价值认同。这种基于“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因其鲜活度、创新性和共通感，能够跨越文化隔阂，在不同文明间建立起深层的情感连接。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延河》编辑部所倡导的“新大众文艺”，就是要打破传统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它试图用“美美与共”去化解冲突。真正的“共同体”构建是基于“共情价值”。这种由“共情”驱动产生的“共同性”，源于情感的共振与人性的契合，它能够超越文化差异，在异质文明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交往”。“和合”的哲学底色，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外化为一套从“共美”走向“大同”的价值链体系。朱光潜早年即倡言：“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美从来不是封闭于私人趣味中的玩赏，而是通向群体精神生活的桥梁。从“共美”的审美体验出发，经由“共情”的情感联通，最终升华为“共识”的价值认同，这是一条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柔性路径。在数字时代，“新大众文艺”正是这一路径的最佳实践场。当全球玩家在《黑神话》中共同惊叹于陕北说书的苍凉与山西古建的庄严时，一种超越语言与种族的“情感共同体”便在数字空间中悄然生成。这种基于审美与情感的连接，比单纯的政治或经济结盟更为牢固。因此，“新大众文艺”所蕴含的“和合共生”智慧，为解决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一种基于东方美学的叙事方案。现代性不必以冲突为底色，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走向“美美与共”的和谐大同。当然，上述勾勒只适用于“新大众文艺”中具有自觉美学追求的部分文本。就总体生态而言，网络文学、短视频与微短剧领域仍存在大量同质化、“爽感”至上的生产。所谓“和合共生”的叙事重构，是一种正在展开的、有方向性的实践，而非对全部“新大众文艺”面貌的完整概括。
（三）限度与隐忧：技术赋能的边界与“奇观”泛化
自居伊·德波揭示现代社会的“景观”化，到道格拉斯·凯尔纳将批判聚焦于“媒体奇观”，奇观批判构成了西方媒介理论传统；数智时代，这一症候以算法与AIGC为放大器全面渗入文艺生产。就“新大众文艺”而言，可从以下加以审视。
其一，泛奇观化侵蚀与内容同质化。AIGC在赋权大众的同时，也催生出工业化复制的拟像图景，其蔓延之剧，已引起权威媒体的警惕。2026年初，新华社以《警惕“数字泔水”在未成年人中扩散！》为题，指认AI批量生成的荒诞剧情、逻辑真空的短视频、以感官刺激取代意义建构的内容垃圾正大规模扩散，并危及1.96亿未成年网民的认知成长；“数字泔水”一词源自《韦氏词典》2025年度词汇“slop”，本义即“廉价废弃物”。据统计，2024年6月至2025年5月，AI生成的低质内容网站数量增幅高达717%。其中，爽感微短剧将一切叙事碾成粉末，只保留最刺激的颗粒，以类型化标题无限复制。《这张储值卡，你用不起》等AI漫剧，以高度类型化的标题与公式化的反转批量产出，正是这一倾向的缩影。“新大众文艺”的场域中，其健康发展有被“奇观”驱逐的危险。其二，评价权力的二次垄断。在看似去中心化的流量池中，能瞬间引爆情绪、制造冲突的内容天然获得算法偏向；审美品质上不可通约的作品被强行置于同一流量尺度上比较，“劣币驱逐良币”于是在审美领域重演。各大社交平台高影响力头部账号大多签约MCN（帮助内容创作者提供商业化变现的组织）机构，大量占据资源位的实际是经过商业包装的OGC与PGC（专业生成内容），真正属于民众自发的UGC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算法绝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而是嵌入商业、平台与用户多方博弈的社会产物。其三，创作主体的软性驯化。数字赋权提供了“人人皆可创作”的可能性，但流量计件制又把这种可能性重新收束为对算法偏好的投合。创作者发现，只有符合奇观化公式的内容才能换取流量补偿，原本为“自我立言”的创作不得不为了“算法生存”而去投合，创作意志的主人成为“数据劳工”。有网文作者因作品未通过平台的“推荐验证期”而多次“切书”，原本完整的叙事在数据面板前被迫中断。一旦图像逻辑凌驾于语言逻辑之上、视觉表征溢出文本意蕴，个性化的生命表达自然会被规训为标准化的数字商品。其四，奇观形式的隐性筛选。新大众文艺的理想，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劳者歌其事”。而“歌”必须经由形式才能被看见，数字平台上“被看见”的默认形式，正是奇观。凯尔纳早已指出，奇观不单是意识形态操控工具，更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生产场域。其借感官的震撼，潜移默化地规训个体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真正筛选内容的与其说是平台意愿，不如说是奇观形式本身的运行逻辑。它引入即时、短促、强刺激的认知节奏，于是能适应参与度竞争的奇观化表达被推至前台，需要时间酝酿、需要语境支撑的深度叙事自动退场。“刺激就是价值”沉淀为内容生产的集体默契。快速反应的、简化冲突的、情绪单元的，胜出；停留、反复、搁置判断的，出局。被这场筛选推到边缘的，说到底是一种与信息建立关系的方式，保持批判距离、容忍不确定性的认知习惯，正在奇观形式中被持续松动。新大众文艺若不能在形式层面校准这道门槛，“人人皆为创作者”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人人皆创奇观”。而如此一来的问题在于，一旦“数字奇观”大面积“奇观”化泛滥，无疑会整体拉低“新大众文艺”境界与品质，甚至再次从本质毁坏来之不易的文艺主体性归宗。这是如今的新大众文艺研究在充满乐观和热情的情感状态下，也不得不特别关注和警惕的一个侧面。
三、价值归宗的学理审度：民族化、主体性与本土话语
中国文艺在经历百年来对西方叙事的从仰视到“仰止”、从被动移植到主动仿制的迷信式演进之后，终于在数智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实践中，觅得破解话语困厄的路径和可能。我们看到，审美层面对“灵韵”的数字“再魅”，叙事范式用“家国同构”与“和合共生”对西方“原子化”与零和博弈的超越，这些发生在网络文学、国产游戏以及短视频领域的生动实践，实际上已经溢出了西方既有文艺理论的阐释框架。这种溢出本身就昭示着一种巨大的理论张力：当中国的文艺实践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我们的理论话语是否作好了准备，去提炼、总结并升华这一伟大进程？因此，必须及时将“新大众文艺”从具体的创作形态上升到理论建构的高度，将其视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文艺领域的一次深层“溯源”与“立基”。这种溯源，首先溯的正是百年来中国文艺追求“民族化”与“主体性”的初心脉络；这种立基，指向的正是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学理之路。
（一）“归宗”概念的内涵与限定
当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置身于“十五五”规划建议所指出的“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宏阔背景下，笔者提出“归宗”概念，有必要特别对其作一学术阐发和界说。本文所谓“价值归宗”，借用《文心雕龙》“原道、征圣、宗经”之义，指“新大众文艺”在价值层面向中国文艺本原传统的回归：它既包含孔子所倡“兴、观、群、怨”的社会感发功能，亦承载曹丕所许“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宏大使命，更统一于毛泽东所定向的“为人民大众”的根本立场。“归宗”不是“复古”，也不是在时间意义上回到古典，而是在逻辑意义上回归文艺的本原属性与生命底色；它也不是已然完成的静态结果，而是正在展开的动态进程。
（二）从“大众化”到“民族化”：主体话语的百年求索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全学科建构，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宏观战略，根本上就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布局。一个民族的“话语”独立，是其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表征。中国话语体系整体重构，与西方话语的平等对话，乃至文化输出与文明互鉴，均系于此。在文艺领域，“民族化”的确立是其根，“主体性”的回归和重塑则是其“魂”。
“大众化”更多在接受维度解决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而“民族化”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完成了对“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本体论回应。这也正是今天谈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基石。民族化这一概念的出现虽然晚于大众化，但其理论位阶显然更高，涵盖面也更为宏阔。正如笔者早年所论，民族化的提出是对大众化概念的进一步升华和超越，它不再像早期的“通俗化”那样仅仅侧重于形式的普及，而是大跨度地转向了内容与形式并重，甚至内容高于形式的价值建构。细考其根源，民族化概念的最早问世并非纯粹出自文艺界内部，而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而提出的战略性命题。“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更意味着文化精神上的自强不息。这种高度觉醒的民族意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激励了整个民族团结抗战，更直接反映在文艺上，有力抵制了脱离社会、脱离民众的欧化倾向，创造出一种真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文艺的立足点和眼界完全转向了世界性。所谓“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构成了民族化的基本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族化绝非封闭自守，而是拥有开放的眼光，强调在引进和借鉴中丰富自身，亦即“化他为我”。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使得民族化拥有了更强大的参与世界对话的力量。
事实上，这种“化他为我”的伟力，正是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重塑。如若说“民族化”让中国文艺拥有了自己的身份，那么“主体性”则是让中国文艺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对话中，确立了属于自身的话语权。百年来，在“西学东渐”的长期裹挟下，中国文艺置身于西方理论的框架之中，难以形成自主的阐释路径，更难以发出属于自身的理论声音。建构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彻底跃升为“自我立言的主体”。“新大众文艺”之所以能够冲破跨世纪的理论桎梏，在于它以无可辩驳的实践张力，将定义“何为美”“何为崇高”“何为人类未来”的阐释权，夺回并紧握在亿万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这一话语权力的转向，实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挺立。
这一历史脉络让笔者联想到鲁迅先生百年前的洞见。1907年，鲁迅就提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弃医从文，归根结底是为了挺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时至今日，“新大众文艺”所激发的亿万民众的创造活力，所展现的生机勃勃、万众欢腾的文化图景，正是“立人”思想在数字空间中的当代回响。中国老百姓既可以是精神财富的生产者，也可以是自我教育、自我表达的主体。这种主体性的高扬，正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最坚实的现实土壤。
（三）新大众文艺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行性与边界
所谓“新大众文艺”，绝非仅是历史时间轴上的一个新刻度，而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文艺领域的一次“价值归宗”。回顾百年历程，无论是启蒙者的“化大众”，革命者的“为大众”，还是商人的“卖大众”，大众在文艺生产中往往处于“被表述”的客体地位。正是这种历史的缺憾与时代的呼唤，为21世纪“新大众文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逻辑起点——它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让大众第一次真正握住了笔杆。这一话语权柄的根本性交接，不再是谁来替大众立言，而是大众主体的全面在场。它在以下几个层面完成了文艺本体论的深层归宗：
首先，这是对“人民主体性”跨越百年的历史归宗。笔者曾在拙著《为了艺术的永恒上帝》中提出，人民便是那个艺术应当永远虔诚侍奉的“永恒上帝”。“新大众文艺”的根本性变革就在于“人民不仅是文艺的‘剧中人’，也是文艺的‘剧作者’”。中国文艺从百年来“化大众”的路径，开始转向了“大众化”与“人民性”的深度融合，人民大众自发地成为文艺繁荣的推动者。“人民性”由此从一种外在的政治规约，逐步内化为文艺生产的根本属性。当然，如前文所析，这种主体性的实现程度在不同群体、不同平台之间并不均衡，其最终完成仍有赖于技术与制度的演进。
其次，这是对“中华文明主体性”波澜壮阔的现代归宗。长期以来，中国文艺评价常受制于“西方尺子”的凝视，而“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正在松动这一依附。文艺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重要表征，更在于对中华文明本质的深度激活与“第二个结合”的学理实践。这种归宗，绝非泥古，而是让诸子百家精神在数智土壤中实现本体论重生。“人人皆可创作”的普惠文艺，是孔孟民本思想在数字创作权平权实践中的当代赓续。虚拟现实等技术，将老庄的“象外之象”的缥缈意境转译为可感可知的视听灵韵。面对算法异化的陷阱，中华文明以“以人为本、循时而新”的内在基因，构成重塑审美主体性的精神定力。同时，“新大众文艺”审美主体性的确立，既要依靠韩非子式“法、术、势”转化而来的现代数字治理与算法正义，保证秩序与方向；又要依靠墨家“兼爱”伦理在数字时代的延伸，构建全民参与创造、平等共情的情感共同体。由此，创作者不再以“自我东方化”去博取西方掌声，而是用中国式现代化语言重新定义“崇高”。一种基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自主评价体系正在生成之中。至此，中国文艺正以平视世界的文明姿态，走向更为自觉的价值归宗。
最后，这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宏阔深邃的哲学归宗。“新大众文艺”在雅俗重构、价值整合与技术赋能之间构建起的新型文艺范式，绝非西方“文化工业”的翻版，而是为陷入精神危机与价值虚无的当代世界提供了一种温润而有力的“中国方案”。“新大众文艺”在对原有“大众文化”概念的扬弃中，剥离了其被资本裹挟的“圈层化”与“低俗化”外衣，重新接续了“人民”的崇高内涵，这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艺托举与艺术想象”。这种托举的底气，源于社会文艺生产力的根本性解放。“新大众文艺”基于5G、AI等前沿技术的全链条赋能，彻底革新了传统文艺范式，构成了中国文艺的“创新形态与崭新生态”，这不仅是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响应，更是对“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从深层次看，“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应仅被视为媒介技术的更迭，而应被看作一种“结构性的文明重构”。它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迷思，构建了一种基于“共同体文化”的新型社会联结，更向世界展示了这样的可能。现代性并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在数字土壤中生长出一种既充满活力又不失温情、既追求效率又关照心灵的新形态。
同时，构建的中国自主文艺知识体系，绝不能是西方理论的因袭仿制或翻版，而必须是从中国大地生长出来的、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大厦。这种基于中国实践熔炼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正是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确立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四、结 语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应只是文艺形态的焕新，更是中华民族开创中国式现代文明在审美领域的一次大踏步进军。它承接了百年来从“大众化”到“民族化”的历史文脉，并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浪潮中，书写着中国气派的时代华章。当然，技术赋能的限度与“奇观”泛化的隐忧提醒我们，这一进程仍处于探索之中。当我们站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潮头，完全有理由相信，扎根亿万人民、植根深厚传统、面向数智未来的“新大众文艺”，将以更加从容自信的姿态，在世界文艺格局中书写属于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时代新篇。而这样的华章，乃至经典的书写，首先，需要所有参与者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清醒与自觉。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不在于流量的瞬时爆发，也不在于奇观的感官轰炸，而在于其能否持续生产出有筋骨、有意蕴、有温度的精神良品，能否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技术平权中，避免滑向“人人皆创奇观”的扁平化陷阱。因此，学理层面的跟进与引导，不是对创作自由的限制，而是对文艺生态的养护。只有通过批评的介入、理论的提升与价值的校准，才能让那些真正扎根劳动生活、赓续美学传统、承载家国情怀之作，从算法的洪流中浮现出来，获得与其品质相匹配的能见度。其次，新大众文艺的“归宗”，归根结底是向“人民”主体性的归宗。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需要在制度设计、平台治理、评价体系等层面持续落实的实践原则。那些劳动者的诗句，个人手机镜头中的日常，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文艺的本原，不在庙堂之高，不在象牙之塔，而在每一个劳动者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之中。最后，面向未来，新大众文艺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艺术表达，更是一种关于人类共同未来的想象图景。在当下的技术加速、价值多元、文明冲突风险加剧的时代，中国文艺以“和合共生”的智慧、“美美与共”的胸怀、“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零和博弈的叙事语态。这种选择的意义，或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人立而后凡事举”。当亿万人民真正成为文艺的创作者、传播者与评价者，当中国文艺以平视世界的姿态参与文明对话，我们正在迎来的，将不仅是文艺的繁荣，更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真正挺立起来的时代标识。
（特别说明：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曹雨佳参与全文写作。）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