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智力”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揭示了科学知识伴随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随着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信息化、知识化转向，智力产品成为资本增殖自身的神奇支点，知识产权也在同一历史时期成为独立的法律概念，标志着“一般智力”的创造、传播与应用被全面纳入商品化体系。在与平台资本和智能技术深度嵌合的过程中，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宣称的“竞争—创新”良性循环却悖谬性地导向知识的类封建割据与“垄断固化—创新停滞”的死锁。因此，本文回到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从一般社会知识视角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迁和内在逻辑，并澄明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滥用知识产权霸权行径的认识，有助于深化对当今时代需要建构何种知识文明，以促进智力创造和社会进步的深层思考。
一、“一般智力”从固定资本到知识产权客体的形态演变
知识的兴起是一个历史问题，必须放到现代生产关系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通过考察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科学揭示了知识及其资本化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活劳动与知识紧密联系、未曾分离，知识这时是内化于劳动主体的。然而，这种知识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智力”。在这一时期，生产各环节都离不开劳动者基于经验积累下的智力劳动能力，这种经验性的知识是差异化的，并不具有普遍形式，直到大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劳动知识从“内化于心”的经验积累演化为离身化的“一般智力”，并作为“死知识”被固定资本吸纳。
在对上述历史过程的考察中，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把握体现为两个紧密关联的层次。第一，就“一般智力”本身来说，其不同于传统劳作中“默会”的经验性知识，而是“一般社会知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将劳动主体转化为双重存在，即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抽象主体”与作为具体技能承载者的“具身主体”，而且劳动知识也体现为双重存在，一种是与活劳动直接同一的经验化技能，另一种是对象化为机器体系的科学原理。随着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工匠经验被整合进标准化生产体系，结果是“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机器大工业将知识一般化并转变为系统性应用的技术规范，从而智力活动从个人化的创造积累向社会化知识储备转变。随着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直接生产力，“一般智力”一跃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
第二，就“一般智力”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来说，“一般智力”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并“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可见，通过对具身主体性被固定资本吸纳过程的揭示，马克思想要研究的显然并非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本身，而是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因为机器体系虽然表现出自为存在的神秘性并似乎占有了创造新价值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不是源自机器体系本身，而是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通过对科学知识及其表现形式（机器、技术）的吸纳，实现了对“一般智力”创造财富力量的资本主义占有，“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从而，经验知识不仅从具身化走向离身化，而且转向异己化，充分暴露了固定资本对劳动主体的去技能化以及更深层次的去主体化过程。可见，“一般智力”并非一种智力实体，而是具有社会关系属性的历史范畴。
如果说“一般智力”固定资本化是一般社会知识被资本吸纳的历史起点，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制转变和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崛起，“一般智力”的存在形态也发生关键性变化，标志就是知识产权开始成为独立的法律概念。具体说来，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危机的频繁爆发与福特制规模化生产模式的僵化，迫使资本寻求更灵活、更能渗透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积累方式。时值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空前凸显，然而知识的非竞争性与低复制成本的特性，使其难以像实物商品一样通过传统的排他性占有来实现稳定的价格增长。为将知识有效转化为利润来源，资本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人为制造知识的稀缺性，从而将“一般智力”全面转换为受法律上层建筑保护的无形财产并纳入商品化流通体系。
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一般社会知识被人为赋予稀缺性并鼓励自由流通和不受干预的充分竞争。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笔下的“一般智力”发生三重新的历史性变化：一是存在形态的去实体化。知识不再局限于机器实体，而是取得知识产权客体的独立存在形态。二是巩固资本霸权机制的复杂化。“一般智力”不再单向度地被固定资本吸纳，而是存在于专利组合、数据垄断和协议控制等构建起来的知识产权网络中。三是矛盾对抗的升级化。数字技术使得知识流通从地理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即时性、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加剧了知识的社会化潜能与资本垄断化占有的对抗张力。从现实后果来看，数字平台巨头通过垄断占有社会智力成果，支配了社会智力劳动和知识生产过程，一方面食利“知识租金”，另一方面通过先发优势限制市场准入展开恶意竞争，形成在资本主义关系框架内无解的垄断死锁。以攫取剩余价值为“唯一生活本能”的资本与上层建筑合谋，并经由数字技术加持滥用知识产权的霸权行径，必然导致经济生活陷入重重悖谬性困境。
二、对资本滥用知识产权的解剖不应到法权关系中寻找
财产制度是社会经济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核心表现。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财产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马克思笔下的“一般智力”作为无形财产被纳入法律保护客体。随着数字时代汹涌而来，“一般智力”的占有问题频频引发讨论，其中意大利自治主义、左翼加速主义均对其进行了不同视角的解读，近来引发学界热议的技术封建主义对其也加以关注，并聚焦知识公共属性与割据化占有现实之间的矛盾。应当说，技术封建主义对知识问题的讨论称不上新颖，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却未科学地回答问题，关键在于其未能达到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历史深度。
“一般智力”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沦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突出表现在对知识产权的滥用，这再次引发对一个基础性问题的讨论，即对具有非排他性特点的智力成果的保护是否具有合理性？事实上，围绕将知识纳入财产制度保护客体的争议一直存在。早在18世纪后半叶，知识产权主要采取专利制度的形式，对此就有观点认为专利不过是法律赋予的垄断权。今天，学界围绕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论证通常有三种理路：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黑格尔的人格理论和现代激励理论，但对这三种辩护理路也均存在反对声音。
第一，基于自然法中财产劳动学说的知识产权正当性论证。自然法中的财产劳动学说的基本主张是劳动为财产提供正当性。洛克主张的自然权利学说为财产权提供论证的年代还没有知识产权的完整概念，然而部分现代学者发现这种观点能够顺理成章地延伸至智力创造领域，即智力创造成果的所有权由创造者享有——正如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种植的东西有权收获一样——从而为知识产权的合理性提供支撑。当然，这种主张也面临不同的争议，有人认为，智力产品的创造者理应对该产品拥有知识产权，但是各国专利法均只将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产权保护者，这就禁止了后来者拥有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智力产品的知识产权；还有人认为，该学说侧重的是智力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从而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性考量。
第二，基于人格理论的知识产权正当性论证。最为著名的人格理论由黑格尔提出，他认为“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正如将劳动理论应用于知识产权一样，将人格理论应用于知识产权也有一个逻辑过渡，即人的思想及其创造物是个人人格的体现，理应得到保护。可见，根据人格理论，智力产品被视为生产者创造性人格的表现。基于人格理论的知识产权正当性辩护也存在局限，最受争议的是智力产品生产者死后其人格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即在相关人员死后，法律仍然对其智力产品给予知识产权保护，这意味着人死亡后仍然享有人格，这显然有违常理。
第三，基于激励理论的知识产权正当性论证。激励理论也是为知识产权提供正当性论证的一种代表性理论，美国国会依据宪法条款制定的知识产权法就是基于激励理论。该理论主张，知识产品的生产是需要投入物质和精神成本的，如果使用和消费知识产品是免费的，那么将没有人愿意为生产知识而付出成本。因此，从静态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制度的确会为知识扩散和流通设置障碍，但从动态角度来看，法律将非排他性知识产品规定为稀缺商品的做法，能够保障知识生产者获取相关收益，从而激励全社会更多地投入创新性智力产品的生产。围绕激励制度的反对性意见则认为：一方面，在智力创造物没有被赋予财产权的时期，仍然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诞生，生产智力作品的动机是多样的。另一方面，现实中科技巨头往往依托技术知识垄断导致竞争机制疲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基础性部分一旦被授予专利，那么拥有该专利的企业往往能够轻易通过许可权控制市场准入，反而对社会的创新进步起到反作用。
针对以上围绕知识产权展开的学理探讨和相关争议，首先应当看到知识产权实则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自然范畴，正如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通常认为知识产权源于封建时期由政府授予的“特许权”，但是知识成为一个服务经济领域的范畴则是源于市民社会的诞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智力”不是社会生活和历史中的一种独立力量，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任何脱离具体社会关系对知识财产进行的讨论，包括洛克的财产劳动说、黑格尔的人格理论和现代激励理论，事实上都难以跳脱出人类学意义上的空洞抽象。知识产权制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的上层建筑回应，构成现代财产制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性和经济必然性。因此，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解剖不应到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当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知识产权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去寻找，将知识产权放到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普照的光”，科学探究知识产权运作其中的“原本”。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往往从知识产权的私有性质与其公共属性的悖谬，确证当代资本主义技术封建化的历史倒退性。知识产权通过制度重构激化了知识生产与流通的结构性困境，形成对“一般智力”非排他性的系统压制。但要看到，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将“一般智力”理解为人的生命的类特征，未能将其置于具体社会关系条件下考察，是不准确的。“一般智力”在马克思的思想境域中恰恰指的是人类智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体性的智力积累，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当前，科学技术作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被牢牢掌控在数字资本巨头手中，越来越体现出非稀缺性的特点，其无限复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固然是一种矛盾，但仅仅是外在矛盾，必须将之放到资本突破一切界限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能”方面去把握。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保护人类文明演进成果的合理性力量，问题在于在资本霸权之下，知识产权被滥用为维护资本增殖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意大利自治主义者、认知资本主义者等对“一般智力”从离身化再到向活劳动具身化回复的分析，不仅对“一般智力”外延的扩展超出了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更是对资本吸纳“一般智力”强大力量的低估。
对资本滥用知识产权的解剖必须穿透法权关系的表象，深入其得以确立并发挥功能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内部进行考察。一方面，资本对知识产权的滥用要放到具体的劳资关系中来理解。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关注到专利垄断与行业技术扩散需求间的矛盾。当时，伴随机器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利用技术学校来培训熟练工人。“‘技术学校’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学科和技术学科的知识……19世纪40年代初，这类学校有200多所，大都分布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工人夜校的兴起表明，智力社会化对劳动者的认知能力有提升的一面，有助于工人部分夺回对知识生产的控制权，这种认知抗争构成主体性复归的历史萌芽。但同时，资本通过购买专利将社会化的知识予以私有化，服务资本增殖的需要。可见，工人智识的提升过程同时也是被剥夺的过程，因为绝大多数创造性的知识生产发生在雇佣关系框架内，其成果依据法律自动归属于作为雇主的资本家。由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知识产权将活劳动的创造性纳入资本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法律层面否定了劳动者对其自身智力产出的任何实质性权利。更进一步，资本不仅占有了劳动者的既有智力成果，更在无形中限定了其未来的智力活动方向与范围，将劳动者的创新潜能严格约束在资本设定的价值增殖轨道之内。这就使得知识产权成为比传统监工手段更为精巧和彻底的智识规训装置，巩固并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可见，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知识产权矛盾不是知识本身公共性与私有性的矛盾能够解释的，而是暴露了劳动者本身智力建构与资本控制逻辑的内在冲突。
另一方面，要看到资本主义对知识产权的滥用直接服务于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唯一目的。垄断资本家通过占有专利权的方式延迟固定资本更新。马克思以铁道公司获取专利权为例，指出“任何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者，通常是把专利权卖给使用这项发明的人，并为精巧的设计获得报酬。每年都有大量专供铁道公司使用的精巧的改进措施取得专利权，而对发明者实行的制度是，在提出的方案得到赞同以后就要等待使用，直到专利期满为止。结果人们仍然使用旧资本，这样，专利权的酬金就节省下来了”。可见，资本通过调控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扩散速度与产业升级路径，以确保技术迭代节奏有利于资本自身的积累。马克思对19世纪专利法的分析显示智力活动社会化的受阻并非技术特性使然，而是资本为维持自身霸权构建的法律屏障，这对当下围绕知识产权的争议具有谱系学的解释力。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作为社会智力结晶的“一般智力”必然服从于资本自我扩张的狭隘目的，从而必然与人类智力潜能的解放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三、科学把握数字时代“一般智力”的主体解放维度
马克思通过将“一般智力”推进至社会关系的深度，揭示出知识的社会化积累方式深刻内嵌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他预见到，价值规律作用下的竞争机制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不再仅依赖直接劳动过程的生理消耗，而是取决于知识及其对象化效率。正如马克思所判定的，资本试图突破一切限制，然而悖谬的是，资本本身才是那个最大的限制。随着一般社会知识变为直接的生产力，“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一般智力”的解放向度在此处被充分彰显。
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从“一般智力”资本化到主体解放的阐述，国内外学界形成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解读。一是基于“一般智力”特殊属性的解读，强调“一般智力”商品化与其公共属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数字共产主义”“知识社会主义”的相关思考。二是将“一般智力”作为资本新陈代谢的要素和环节来理解，其中意大利自治主义主张通过“诸众”“出逃”中断资本生产流程，从而构建摆脱资本的“大同世界”；部分技术封建主义者则认为当代“一般智力”的生产阶级应该推动阶级联合、中断资本循环，也是基于对“一般智力”是资本生产顺利进行的要素的解读。三是对“一般智力”进行工艺学层面的理解，进而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这一理解路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左翼加速主义，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技术史观，其哲学根基是形而上学。
伴随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一般智力”层面持续凸显和强化，以上结合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科学技术新发展对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再阐释，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广泛传播，彰显了该思想的时代性与开放性，对于把握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困境与解放道路具有颇为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另一方面，虽然不同思想流派的阐述逻辑迥异，但是总体上对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都采取了系统性回避的态度，从而缺乏将“一般智力”社会化趋势重新锚定于资本自否定逻辑的思考，偏离了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资本的内在矛盾必然凸显，因为资本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为社会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同时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会着力把这些可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空间的自由时间变成剩余劳动时间。随着这个矛盾的发展，“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此处强调的“这样做”即劳动者通过阶级斗争的行动打碎资本攫取剩余劳动的社会权力结构，那时，“一般智力”将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从而“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当然，这个层面思想的具体和科学展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的。
当前，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知识形态持续压缩主体的智力创造活力和自由解放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大规模救市使得金融机构获得大量现金流，加上经济衰退的环境，资本家无意将资金投向生产赚取利润，而是转向数字平台，在生产过程之外争夺剩余资本，催生了食租金而生的云资本，而云资本以数据掠夺为中介强化对知识产品的垄断霸权。传统知识产品生产的主体是劳动者，具体说是处于雇佣体系中的劳动者，其“一般智力”以科学知识的形式被资本所抢占，成为资本强化竞争优势的发力点和利润攫取的加速器。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一般智力”的对象化形态发生了历史性嬗变，其物质载体从工业时代的机器体系演变为当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智能系统，该系统展现出强大的知识再生产与创造性组合能力。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喂养物，当代数字平台正是以攫取数据为根基抢占人工智能技术竞争制高点。正如瓦鲁法基斯指出的，蒸汽机和数字平台是历史上的两大技术奇点，二者都是以公地圈占为基础的，前者圈占的是自然界的土地，后者是互联网空地。数字资本通过收集海量数据喂养人工智能，搭建知识自动化生产体系，使得其他市场参与者难以与之抗衡。从现象来看，知识流通不再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中介，数字平台打造了一只“看得见的手”，形成精神分析学中的“大他者”，这也是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平台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已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新变化，从而作出技术封建主义判定的原因。
知识被用于巩固资本霸权兼具政治征用和经济手段的作用，且这种政治征用不仅仅反映在资本主义一国之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竞争的国际化，资本需要建立国际统一的知识保护权限制度，以求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全面巩固新帝国主义霸权。随着“一般智力”给资本带来战略性商业优势的价值凸显和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在世界范围内保卫知识产权的竞争开始了。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主导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规则制定，如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使其成为所有成员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标准，这实际上是将发达国家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全球化，利用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先发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合理限制，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并压制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达到巩固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霸权的目的。结果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企业在半导体、医药、通信等关键领域通过专利布局，形成密集的“专利丛林”，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获得大量专利许可方能穿越这片“丛林”进行生产，极大地增加了创新成本。更有部分发达国家企业利用其雄厚的资本，频繁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发起知识产权诉讼，以高昂的律师费和漫长的诉讼过程对中小企业构筑起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霸权将本应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异化为维持技术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压制竞争对手的战略工具，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对先行者极度有利、对后来者极不友好的体系，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宣扬高效配置资源和保护个人自由的充分竞争原则，如此构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虚假意识形态主张与其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新自由主义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然而从一开始它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资产阶级权力的计划。因此，“一般智力”固然是主体劳动创造的成果，但是如果仅仅从抽象的主体出发构建“一般智力”内化于主体到“一般智力”外在于主体，再到“一般智力”向活劳动复归的历史脉络，必然得出超历史的乌托邦解放迷梦。事实上，伴随当下“一般智力”与高新技术、资本力量的复杂耦合，知识生产大模型日益冲击基于“认知工人”“诸众”等革命主体超越资本主义体系的浪漫化设计，再次将如何科学地从“一般智力”层面把握人的解放之现实可能的问题抛到亟须思考的理论前沿。
马克思对知识的历史性分析揭示了“一般智力”从来不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领地，知识生产与流通本身就是物质生产的一部分，深刻关涉物质生产领域的权力再分配。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论“一般智力”的物化形态从机器演进为算法，还是作为知识产权客体存在，其本质都是资本吸纳并支配活劳动创造性成果的形式，因此问题的核心并非知识作为财产的法权形态，而是“一般智力”的社会化潜能与它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冲突。基于此，必须辩证认识数字时代“一般智力”的发展，要看到它既在客观上为超越劳资关系准备了技术基础，又在现实中加剧了资本对劳动者智力活动的支配，因此，解放劳动者智力创造的关键在于将“一般智力”从资本增殖的狭隘地基中剥离出来。同时必须看到，智力活动的广泛社会化，决定了当前主体解放绝非通过个体在已有数字生态中获取更多知识访问权限或智力创造工具就能实现，而必须是将解放作为整个阶级的行动，通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实现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基础算法模型、大规模数据资源及核心知识产权的社会化，使之成为由社会共同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产品，最终颠覆由资本主导的知识生产与分配的社会权力结构，将技术发展的目的重新锚定于减轻繁重劳动、赋能创造性活动、促进协作共享，从而把技术进步释放出的潜在自由时间转化为社会成员实际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为每个人的艺术、科学、社交等自由发展提供保障。
所有制是理解特定社会关系的核心。随着“一般智力”及其生产活动的智能化、社会化，知识权力成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关系体系的重要维度，相应地，当前数字时代的阶级斗争也不再只围绕传统的工资、工时，更日益指向数据的归属、算法的公正、知识的开放占有等领域。从科技工作者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抗争，到普通用户对数据隐私和平台垄断的质疑，再到全球范围内关于数字公地、开源运动与知识共享的实践探索，都彰显着在“一般智力”层面正在生成的新矛盾与新反抗形式。这些斗争虽未直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不断澄明数字时代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剥削与控制本质。因此，把握现行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知识产权体系与当前知识生产模式的矛盾，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霸权，必须立足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科学把握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底层经济逻辑。
当前，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以开放、协作、共享为特征的集体智慧成果，对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知识产权保护逻辑提出了严峻挑战。数字时代知识的社会化生产内在地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产权模式，在保护创作者权益的同时促进发挥知识的公共效益，激发集体协作的积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同样适用于对“一般智力”的占有。因此，坚持知识的社会主义应用，根本在于确立社会公有产权在知识生产与分配中的主导性地位。公有产权并非对个体创造性的否定，而是使其摆脱资本逻辑的扭曲，在真正的社会性协作中得以充分实现的制度保障。公有产权通过探索灵活多样的知识使用与利益分享机制，激发最广泛的社会创新活力。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基于知识的资本“类封建化”占有与“一般智力”公共属性矛盾而提出的开源协作、知识共享等探索性主张，只有在以公有制为主导、旨在克服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下，才能摆脱其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被收编的命运，真正释放这些举措促进集体智慧发展的潜能。在这个过程中，公有产权不仅是扬弃资本主义知识私有化的武器，更是积极构建新型知识生产与流通关系的经济基础。唯此，方能确保“一般智力”的发展不再是塑造新的知识特权与认知鸿沟的力量，而是成为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从而为每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现实杠杆，形成对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这一“一般智力”解放愿景在数字时代的科学把握与实践探索。
结 语
知识产权本是保护智力产品生产者创造性贡献的法律依凭，却在数字时代被资本扭曲成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利益工具。在“一般智力”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产权强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就知识产权保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引导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动智力生产与知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助益，为扬弃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知识商品化运作框架积累了经验。我国着力推动公共产品供给与创新激励的辩证统一，通过反垄断法有效抑制私有产权肆意排他性扩张，并在全球知识霸权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夹击中，通过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双轨战略，着力突破零和博弈的新帝国主义知识权力逻辑，创新实践独立开放的知识主权路径，为破解资本主义的知识垄断风险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的技术转移与联合研发平台的建构等措施，不断实践去中心化的知识共享模式。我国对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与创新实践表明，置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对一般社会知识的治理既不是简单取消市场机制，更不是回归国家全能主义，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智力产品生产和流通体系，其中既包含对资本主义知识异化的批判，又致力于社会主义知识文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