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摘 要：在物质存在的范畴划分和劳动的人类学内涵等基础哲学问题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其实都有深刻的思想史背景。但是20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研究中陷入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片面化与教义化理解，未能充分阐明人类心智与劳动的历史内涵。贝尔纳·斯蒂格勒从人的书写实践着眼考察技术对人类心智的影响，因为技术产品总是充当了记忆的载体，所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同时也是持续的语法化过程，而知识与深度理解力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不断丧失又被规定为普遍的无产化现象。为了在认识论批判中重申历史唯物主义，他还在晚年的研究里大胆地革新了有关物质存在的基本规定，而这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人类理智和人工智能开辟了新的视角。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推广使用且不断更新迭代，这些变化见证了无产化的进一步加剧，因而当务之急就在于重申一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关键词：智力 劳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 语法化 无产化 历史唯物主义
自从ChatGPT上线并大规模应用以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相关话题在全球知识界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讨论热度；近年来，DeepSeek又在运算效率、逻辑适配性及架设训练成本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优势，甫一问世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在这场重大变革发生以前，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实际后效的观察和评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就各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表达了忧虑：因为提供应用平台的互联网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所以作为普通用户的民众，在享用各项服务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沦为受到新型剥削的数据生产者。不过，眼下还有一个更基础的哲学问题，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智能（intelligence）或智力（intellect）的一般概念应当如何理解。这也会牵扯到人工智能同人类智力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尽管人工智能在对数据的分析和运算效率上远超人脑，但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依然是不可化约的；如果仅仅着眼于同计算相关的范畴，人的本质和尊严则有可能再次遭到错失与贬低。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的智力并非先验的事实，而是在人与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的过程中逐步涌现出来的现象，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之间的一个显著分歧。在1844年之后，马克思逐渐远离传统的人类学与自然哲学，着重考察智力现象的具体外延，例如某一共同体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后来，恩格斯又在《自然辩证法》里断言：“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相对于发生在自然中的现象和过程，人的智力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反过来，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即劳动，才是智力的基础和原因。因此，只有在充分明确劳动范畴的哲学内涵之后，智力的概念才能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得到详细考察；而把智力作为人类知识可能性的基本能力予以考察，也就恢复了认识论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遗憾的是，相关工作在当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鲜少有人问津。为了给这项研究提供初步的整理和预备工作，接下来的考察将着眼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结合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回顾并梳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智力的本质和起源等基本问题，以及其中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还存在哪些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疑难；其二是阐述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围绕相关疑难的探索与贡献，结合“语法化” （grammatization）和“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等关键主题线索，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对知识与心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会尝试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潜在影响，进而重申历史唯物主义与认识论批判的重大理论意义。
一、略论劳动范畴的思想史内涵转变
就哲学人类学的传统而言，劳动和智力都可以被当作人的特有属性。然而在何种意义上，劳动真实地充当了人的本质属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针对劳动范畴的内涵演变进行一些简要的思想史考察。
近代的哲学家们曾热衷于区分并规定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在没有动植物的环境里，岩石等无机物质只能完全被动地遭受自然力的作用，如侵蚀、沉积与热交换；有机生命体则凭借新陈代谢与自复制等主动的过程，在热力学和机械力学之外又造成了不同方式的物质积累与能量交换。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这一区分，并强调作为有机生命的人在其劳动过程中不断超出自身的自然生物性限制，发展为一种更高的积极存在。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区分并非断然的相互外在，因为后者总是扬弃前者，在劳动的同时人总是必须服从更基本的自然规律。
不过，把可感的世界划分为两种自然存在，连同从后者当中分化并超越出来的人，即某种独特的劳动存在——这样一门本体论层级学说，在欧洲思想的历史上其实非常古老。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动植物的出现不可能先于水体的聚集与旱地的露出。植物形态各异，却无一不是要经历生长才能实现其形态，而生长则依托于土地所提供的肥力和营养。一旦获得了合适的条件与契机，物质和能量将会不可避免地向着另一种秩序转化，这就是生长。在经过创造诸天体的第四日后，创世计划来到了第五日，各类动物及那个负责管理它们的人才又被造出。菜蔬和果子被赐给人作食物，青草被赐给动物作食物，这也是以寓言的方式表明了自然界的合目的性。随后，原罪事件令人堕落为一种不得不劳动的有限存在：“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在丧失了与神同在的恩典和荣耀之后，这是一种惩罚性的替补方案。劳动成了伴随人一生的本质，这项规定同样来自犹太—基督教的创世神话，尽管是作为一种不幸的本质。总之，在犹太人的古老寓言中，创世计划显然是依照一定的形式、分类和秩序逐渐展开的，其中包含了对世界的三大类存在划分：无机自然存在、有机自然存在以及一种独特的劳动存在。
直到16世纪，伴随着宗教改革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兴起，劳动的本体论内涵又获得了显著的丰富和颂扬。从那些围绕清教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范畴转变及其现实效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已在神学人类学方面梳理了劳动范畴的意义转变和地位提升：劳动，原本只是积累物质财富和防范肉欲滋长的手段，如今却成了“神所规定的生活目的本身”，成了恩典的必要象征。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ser）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教义和信条的转变在社会现实中所造成的实际效应：唯有以正当的职业劳动作为前提，人们才能建立起稳定可靠的契约关系，整个社会的秩序、规范和道德价值也才得以维系；可以说，在英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劳动被赋予了全新的社会与道德内涵，在传统的“有机体关系和等级制形式”衰落之际，职业伦理为人口迅速增长的城市社会提供了一种秩序替代，可以有效地开展“连续的、组织化的和秩序井然的行动”，以便有效地克服懒散与混乱，使自己同现世的各种罪恶分离开来。直到后来，约翰·洛克（John Locke）才又从另一种纯然世俗合理性的自然权利视角出发，把劳动规定为个人财产权的一个正当起源。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贡献更富有参考价值。她抛开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在《人的境况》中详细考察了劳动范畴的本体论一般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身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曾经被认为是一项服务于肉体生命的操劳活动，它被限制在家庭生活、家务劳动等“私人领域”，而现代社会解除了这种限制，“把劳动从黑暗带入公共领域”，随后才会有如今繁复的职业分工和劳动组织。通过重读黑格尔，卡尔·洛维特（Karl Loewith）又进一步阐明了内在于这个现代转变的辩证内涵。人不是直接地吞食自然的产品，而是借助工具生产出面包。相对于在满足需求时被消费掉的产品，生产工具总是被保存了下来，因此，任何旨在改善劳动条件、提高产量的发明，都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加工和肯定了“天然地现存的世界”。随后，职业分工和生产规模的不断发展造成了“所有劳动彼此之间普遍的依赖性”，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每种具体需求都不再依靠其自身的劳动获得直接满足，而是必须经由这个社会性劳动体系的中介：“每一个人都只能在抽象掉他自己的需要的情况下、以成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的总体的合作者的方式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于是，劳动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曾被赋予的直接的、自然的有限性内涵，在现代世界最终转变成一种被中介的、社会的有限性：“人越是从自然的具体化解放出来，使自然臣服自己，就越是变得依赖于自然，因为每一个人越是仅仅善于加工一个抽象的细节，他就必然越是无能于满足所有其他的需要。”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论劳动和智力
以上思想史线索值得重视。着眼于劳动概念在现代世界的内涵转变，马克思最突出的贡献是明确揭示出被解放的劳动本身究竟具有何种“生产力”，他以一种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清晰、更完备的方式断言并论述了这个事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阐明具体的生产劳动如何为全部社会生活奠定实在的基础。据此，劳动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关键本体论范畴，情感、道德及智力等人类学概念的建构工作都离不开劳动这个实在的前提。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智力还没有被当作一个实体，它只是脑力劳动的能力尺度，就像体能是体力劳动的能力尺度。这一理论范式为此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所继承，例如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头脑和智力的作用进行了探索性思考。二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乔治·德温特·汤姆逊（George Derwent Thomson）把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异落实在脑的生物学构造与思维活动中：只有人能理解自己做了什么，动物则不能，即使畜群啃光了栖息地的植被，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自然界造成了什么改变；蜜蜂和鸟类的筑巢活动，“都是凭着生物学的法则遗传下来的适应方式”，同智力无关；部分昆虫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社群形态，但是这种社群活动“不以脑力为基础，只以一种纯粹生理机能的繁密分工为基础”。智力被等同于脑力，相比之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其实不然，汤姆逊的真正诉求反倒是要把科学等一切智力活动还原为脑力劳动，而这项工作后来经由他在哲学上的伙伴和挚友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得以实施：“自然规律”和“科学知识”，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那些不言自明的、无涉价值的范畴，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中得到了具体的和历史的批判性考察。“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概念形式突出了内容的非历史性”，假如哲学的认识论把这种非历史性当作既定的基础接受下来（像康德一样，假定某种没有历史的“一般知识”或“经验的可能性”，作为基础哲学的首要问题），而不是把某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思想理解为一种具体的脑力劳动现象，那么这种知识理论就是不彻底的。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出自纯粹知性的、起着支撑作用的数学式自然科学的基本范畴，不能以精神的方式得到解释，而要从社会存在出发来理解”。某个时代的科学思想如何成为支配性的知识范式，这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因为对科学和技术的选择性投资与推广总是一个价值判断。这项任务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阐发和运用：无论数学、机械力学还是国民经济学，甚至“在现存的知识理论中，科学和哲学的脑力劳动的概念形式”，几乎都还没有被当作历史现象得到过充分考察。
恩格斯所指明的道路似乎已经抵达了尽头，而智力同劳动的关系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两点：智力是人脑专属的活动能力，只要人被理解为一种劳动的社会存在，人的智力活动就应当被还原为脑力劳动，或者说智力劳动（intellectual labour）；反过来，又恰好是这种特殊的劳动形式，或者说这种劳动所仰赖的智力，真正令人从有机自然存在的领域中分化出来，发展成为特殊的、积极的社会存在。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循环论证：从形式上看，是智力决定了劳动；从起源上看，反倒是劳动决定了智力。
20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在认识论研究中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主要还是因为采取了片面的教义化理解。一方面，恩格斯本人的哲学立场实际上很难被等同为某种还原论，对于现代科学暂时无法提供确切回答和说明的问题，他始终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拒绝了任何认识论或人类学的路线，但是在涉及现代的机械化工业生产时，他率先考察了人类智力在雇佣劳动中的实际处境和转变趋势：
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在《资本论》中，劳动能力首先被规定为“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资本采用雇佣劳动只是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它把工人的体力限制在重复的简单操作中，并要求他不再运用自己的智力，这就造成了工人的畸形发展，迫使他同知识、科学及决策等智力活动的对象相分离。值得注意的是，分离（Trennung）或许是一个贯穿马克思不同时期思考的重要主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份笔记始于围绕分离的讨论，正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离造成了个人的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构建的社会历史模型中，分离被用于描述劳动分工和城乡分野；最后，据《资本论》所述，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人的心智活动中造成了更深刻、更隐匿的分离。一方面，在被嵌入工业生产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之后，工人的操作是简单且有规则的，不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他们随后陷入了“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变得愚蠢和麻木；另一方面，那个被分离的智力也并没有停留为企业主的意志或决策等特权，而是随着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断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是这个被分离的智力当前所能达到的最复杂、最高效的形态。另外，根据上述考察，一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似乎也是可能的，而这正是贝尔纳·斯蒂格勒晚年最关心的基础理论问题。
三、斯蒂格勒论语法化和无产化
同索恩-雷特尔一样，斯蒂格勒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门社会历史学说，而且是一种更根本的基础哲学研究方法：必须具体考察现代社会工业化与自动化的全部历史，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本身的范畴一再被重新规定，劳动者的心智能力也受到了持续的分离和剥夺。
马克思曾提及的那个不断加深的分离过程在当代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中也被称为“无产化”。斯蒂格勒采用了这个术语，在《自动化社会》第一卷中他简要回顾了无产化的历史，并试图阐明其在今天所造成的进一步的心智效应，从而建立起有关一般无产化的理论。资产阶级社会掌握并推动了技术革命，革命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而雇佣劳动的前提则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之间的被迫分离，这种分离标明了无产化的外在开端。雇佣劳动依靠无产化被建立，又在现实运行中不断加剧了无产化：个人的智力在其劳动参与中遭到分离，分离程度取决于实际的生产体系，而这个体系本身已经整合了被分离的智力。既然生产活动所造就的全部技术痕迹都不会再进入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大脑，那么他便丧失了任何关于生产技术的知识，沦为一种单纯的劳动力、一种可以在雇佣市场上随意被替换的商品，这正是雇佣劳动在认识论方面的根本后果。于是，在大脑与身体之间，或者说在反思与经验之间，认知的回路遭到了短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一般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为了削减可变资本，几乎任何一种技术改进都加强了无产化的短路装置，而完全的机械自动化必定会彻底中断经验与反思之间的回路，从而抑制人的知识能力，也就是智力。
在这个问题上，仅仅回顾马克思围绕机器大工业的讨论恐怕还不够，因为完全的自动化只有凭借数字技术才是可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与智力革命之所以能够被追溯和定位，是因为人的智力活动已经具备客观的表达：时间中的经验和记忆被记录在了外在的物质和空间当中，经由各种人工痕迹或人工记忆，它们被保存、复制和传播。人工制成的记忆载体总是已经同自身的本源相分离，同那个制作或书写的主体相分离，作为一种物质的客观性在场，它又充当了他人意识所朝向的客体。通过为他人预先划定出可能的经验范围，这个技术产品本身反倒成了新的本源，共同的记忆由此得以涌现；否则，民族、阶级等同一化的集体存在根本就无法想象。这种在有机生命的身体之外发生的技术演化被称为“后种系生成”（epiphylogenesis）：岩洞壁画是内心图像的外在化和客体化表达，正如文字书写保存下了转瞬即逝的言语；在工业社会，生产资料的自动化是对体力劳动姿势的模仿与固定，机械复制技术则是对声光频率的模拟记录；如今，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和传播平台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数据，经过收集与处理的大数据和超快速的算法甚至超过了用户生产数据的速度，它反过来引导着离散的个体行为，换句话说，这种超工业自动化形成了新的人工预期，例如输入预测和内容推送。人的集体与社会经验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群居生活，其根本原因正是前者绵延不断的“后种系生成”。着眼于记录与复制技术的发展过程，人类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持续不断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或者说书写化：希腊词gramma起初的意思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法（grammar），它同时被用于表示画线、书写及字母等，涉及一切可读的痕迹、档案或文献；而语法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恰恰来自这类实践的重复，由于各种形式从转瞬即逝的绝对之流中被分离并保存，经验在日后才得以再现或再生。于是，每一次技术革新总是分离并保存了更多的经验和记忆，反过来也预先规定了更多的智力活动。
正是经由数字技术，语法化进程在20世纪末被推向了更先进的阶段，被分离的智力也终于被整合进了一种全新的形态。上述全部痕迹构成了人工记忆的广袤地景，而通过交互界面、传感器及其他设备的智能分析，其中的一切人工记忆都已经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这个技术体系构成了整个自动化社会的基础，不止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全部维度都已经被分化为各种功能模块。经过定向投喂训练，Midjourney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创作出一流的绘画作品和（伪）摄影作品，在比赛中击败众多悉心创作的艺术家。ChatGPT问世后，生成式预训练转化器迅速获得了大规模的广泛应用。底层的语法结构是GPT的运行基础，它来自编程工作，这无疑是脑力劳动的成果积累；进入预训练阶段后，凭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被投喂的人工记忆得到分析，所获得的数据又以光速被分类循环；基于对人工记忆的数字语法化，大语言模型不断获得校准，从而确保了接下来的定向转化机制，生成新的人工预期。这是一种自动化书写（automatic writing）。它不仅是语法化的最新形态，还标志着无产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离开了人的、自动的语法化过程，反过来进一步使个体的心灵回路短路：通过在模拟聊天场景下实时生成答案，它令任何追问与思索显得过时又多余。
在英语世界，intellect几乎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力”。不过，它也经常被用来翻译德国哲学传统里所使用的Verstand（知性）。今天的自动化书写技术表明，智力在本质上已经无关乎人的脑力与心灵，它可以被强化为一种非人的分析和运算能力，摆脱掉康德曾强加于知性概念的先验图型，并被投入无止境的加速与扩张。假如智力被理解为康德意义上的“知性”，那么，被分离的智力就不再是思维和分辨的能力（因为它不再同主体的感性、直观或经验相伴），而是仅仅被当作分析的能力，它可以被自动化，被指派给在传感装置与执行装置之间循环运转的算法，在脱离开任何直观或经验之后完全服从于形式化的指令。当然，受限于先验图型法的前提，康德本人不曾设想过知性的纯粹自动化，后者完全独立于理性和感性、独立于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斯蒂格勒当然不会接受任何先验假设，但是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康德哲学的批判性何在：思辨理性唯有凭反思才能发现自身的边界，但是反过来，也唯有反思的批判理性才能从根本上区分思辨和经验的各自领地；离开了经验或知性，思辨理性寸步难行，而离开了理性的知性也无能为力，这些相互依靠又分工明确的能力在心灵中共同构建起了知识的专属职能。知性只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的确，自动的知性可以在今天胜任多项工作并提供巨大的使用价值，但是这个可观的数字化生产力没有为知识带来任何新贡献；恰恰相反，通过把一切语法化过程都分解为可计算的数据流，它瓦解了知识的可能性。假如注意力和分辨力长期受到抑制，信息洪流就会造成心灵的麻木和疲惫，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过度生成或生成不足很容易引发前所未有的知识污染——在DeepSeek上线后，其强大的逻辑推理和交互功能更是加重了这种担忧。
四、作为一门未来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斯蒂格勒的工作表明，在详细考察过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之后，我们不仅可以尝试概括出智力的一般定义，而且可以清晰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被遮蔽的线索，那就是作为知识丧失过程的无产化：在19世纪，也就是马克思生活和写作的时代，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姿势作为痕迹被记录和固定在机器当中，这导致工人丧失了作为生计条件的工艺知识；随着福特主义与市场营销的兴起，日常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关系为广播电视的模拟痕迹所取代，通过对群体的消费需求实施分析、扩大和引导，感性、情感和欲望受到非强制的调节，消费社会造成了生活知识的丧失；最后，在当前这个依靠大数据和算法的超工业时代，全球范围内的人工记忆正在以数据痕迹的形式被收集和处理，而自动化书写又在实时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人工预期，反思和思辨的能力因此遭到短路而被荒废，这也就意味着理论知识的丧失。
理论知识的丧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任何有效的对抗工作都是在为新时代的认识论革命做准备。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只被当作某种有关人类文明演进秩序的教义学说，那么它就根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固有的科学价值也必定大打折扣。既然劳动的哲学人类学内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以劳动范畴为前提的全部学说内容也都应该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澄清。只要考察工作遵循了具体的和历史的原则，作为一门基础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会获得批判性重申，而不是遭到威胁。这样一来，也许我们有机会在回到马克思的同时又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劳动和智力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结果和原因，也不是实体和属性，而是围绕同一个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表现，正如在论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无产化的加剧时马克思曾说，“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
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的整个授课工作是从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自然辩证法》开始的。通过与这两个经典文本展开积极对话，我们不仅可以让辩证唯物主义摆脱片面的教义化理解，而且有机会在未来的认识论研究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只有在以碳链高分子为基本结构的有机生命体出现之后，无机物质才获得了营养质料这一全新的存在规定；同样，经过体力和智力的组织加工，无机物质在生产劳动中转变为人工的器官，并反过来增强或抑制人的体力和智力存在。这样一来，在有机生命体的智力活动中，无机物质的存在规定就又被提高到了三次方。这种经过组织的无机物质没有生命，却已经超出并影响了个别的有限生命存在，成为一种超个体的客观存在。于是，《自然辩证法》在“历史导论”部分所提出的现代科学分野问题就得到了一个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转换：相比于物理学意义上的“永恒的循环”，人类精神世界的构成和运转规律并非正好相反，而是体现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受到过度决定的必然性，也就是技术的必然性。技术虽然不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但其产品却是超验的（transcendent）。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断言, “世界上的物品通常总是一些技术性物品，即使它们是天然的亦然”。
正如前文所述，作为技术产品的人工记忆载体，其存在总是维系了语法化过程，即引发他人的各种模仿和预期；经由这个充当中介的痕迹物，业已失落的本源经验获得了重复，这种重复也是发明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语法化塑造并增强了集体的心灵回路，为知识的获得、积累与更新创造了可能性，那么技术的实际效应就是一种去无产化（de-proletarianization）。但正如上文所述，当代资本主义在利润的驱使下正努力把个体的心灵还原为便于计算、分类和引导的用户数据，这个无所不包的数字自动化装置加剧了无产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断言人的存在与本质总是根据其“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而被生产的。这或许意味着，人的本质恰恰在于拒绝被本质主义地定义，因为这种定义总是依据当时的现实条件被回溯性地总结和建构的，所以也总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无论是劳动的有限存在（犹太—基督教传统），还是劳动的社会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自动化书写所造成的进一步无产化面前，有关人的任何一种人类学定义都遭到了质疑，甚至人的整个存在也受到威胁；但也只有通过技术，人才有可能重新获得其自身的存在。
如果人的未来不再需要一种本质主义的人类学定义，那么对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发展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这也正是斯蒂格勒晚年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无机自然物质和有机生命体之外，技术造就了第三类物质，即对无机物质的有机化或组织化，这种物质显然不是自在的，它的存在以无机物质的秩序转化为前提。不过，这种转化所引发的本体论后果只有在技术物同有机体的耦合作用中才真正显露出来，那便是第四类物质，即被解组和重组的有机体。大多数有机生命器官在天然长成后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和依赖这种耦合作用，最显著的过程发生在人的大脑，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语法化认知能力：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切同工具打交道的实践都会解组（无产化）或重组（去无产化）人脑，这个受外部经验塑造的大脑又会从整体上影响身体器官的相互关系，从而培养知识和技能。这个四大类物质存在的划分框架显然更加严谨精确：后两类物质分别有效地概括了劳动的过程和劳动的效果，并且同前两类物质的定义保持了前后一致的标准。任何一种作为中介的认知活动总会重新塑造有机体。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关于阅读脑（reading brain）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科学佐证：人脑当中并没有一处生来就负责阅读的区域。换句话说，大脑的阅读能力较少受制于生物学遗传因素，它拥有巨大的语法化可塑潜能，“当阅读发生时，个体的大脑无论在生理层面还是智力层面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神经元之间会因此建立起新的联结模式。正如有机生命体的活动并没有否定经典物理学，人也不可能摆脱自身的有机生命存在，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计算式模拟在不断地诱发着那种超人类主义幻想。
五、结 语
斯蒂格勒的工作回应、延续并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基础哲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没有受限于过去的教义化片面理解，而且深入分析了当前这个依照数字自动化被规定和调节的社会面临何种危机。为了有效应对危机，他试图借助语法化和无产化两条线索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还提出了全新的物质存在范畴划分。尽管这份本体论框架完成较晚，只得到了初步规定，却无疑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在废除了对人的人类学本质主义规定后，知识的可能性反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物质前提，这也为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开辟了新的路径。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造成的技术震撼和潜在的理论丧失等威胁，我们必须重申基础理论研究的批判性和必要性。正如本文所述，如何释放并重塑感性，以及在理性同经验之间发展出新的知识回路，从而让理性为知性的自动化树立新的法则与标准：这些难题不止是要重申康德的认识论批判诉求，而且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迈向下一轮“哥白尼式革命”铺就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