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而表现出的一种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推进离不开历史主动精神的弘扬，而历史主动精神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得到生动彰显。具体而言，历史主动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表现为谋划顶层设计的战略主动，把握历史规律的理论主动，自觉推进改革的实践主动，坚守人民立场的价值主动以及贡献中国智慧的发展主动。正是在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彰显中，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得以清晰呈现。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 中国共产党 全面深化改革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股“顽强精神”正体现为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注重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历史方位，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
把握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关键在于理解“主动”这一本质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语境中，“主动”集中体现为对未来发展的谋划、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社会变革的引领、对人民立场的坚守以及对人类发展的关切，其背后蕴含着深邃的历史眼光、清醒的历史认知、强烈的历史担当、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历史自信。此外，历史主动精神也体现着一种鲜明的精神品质，表现为在主动实践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具体而言，历史主动精神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较为主要地表现为谋划顶层设计的战略主动、把握历史规律的理论主动、自觉推进改革的实践主动、坚守人民立场的价值主动以及贡献中国智慧的发展主动。
一、在谋划顶层设计中彰显战略主动
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既立足现实又谋划长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把握历史机遇、保持战略定力，使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同时，彰显出了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一）以加强制度建设彰显战略主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制度既是规则的载体，更是秩序的保障，要“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如今，制度优势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条件，实现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与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有助于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牢牢掌握战略主动。但制度建设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回应多元矛盾中平衡利益关系，不但难以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正因如此，邓小平曾作出重要判断：“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得益于渐进式的策略选择，当代中国的改革实现了从局部探索、重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深度转变。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已经进入“后半程”。习近平强调：“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党将通过对国家治理范式的主动探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朝着系统化、成熟化、定型化的方向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并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来谋划顶层设计，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体现，也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彰显。
（二）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彰显战略主动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言，时间是关键的变量，也是宝贵的资源。改革既需要以时间为载体，在渐进探索中找寻规律；也需要以时间为约束，在把握机遇中实现突破。改革机遇稍纵即逝，因此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也表现为抓住窗口时间，在关键节点上适时向纵深推进改革。习近平指出：“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以历史主动精神敏锐捕捉历史机遇，同样是改革开放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所在。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在世界社会主义因苏东剧变而遭受重大曲折、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科学阐释，推动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当改革进入“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攻坚期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开启了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改变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与制度保障。在即将步入“十五五”时期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发展体制机制等作出系统部署。由此看来，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转折与关键突破，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机遇的深刻洞察与主动把握。
（三）在保持战略定力中彰显战略主动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并可能遭遇思想观念的障碍和既得利益的阻挠。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战略定力作为在复杂局面与外部压力下，保持清醒、排除干扰、坚守底线的主动能力，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险挑战面前把握方向、守住根本、主动作为的历史主动精神。继续向深水区推进改革，要求我们既要对“谁来改、为谁改”有明确的立场，也要对“改什么、不改什么”有清晰的边界，更要对“怎么改、往哪改”有坚定的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明确提出，“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由此看来，保持战略定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是一种在消极等待中的盲目固守，而是一种在清醒自觉中的主动选择。它以一种立足现实、谋划长远的沉稳与执着，展现出了我们党所独有的改革智慧与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二、在把握历史规律中彰显理论主动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引，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并由此持续推进理论创新，显示出强烈的理论自信和理论主动。
（一）在自觉遵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中彰显理论主动
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与以往社会制度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这就是说，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再具有对抗性质，转而呈现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态，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整体上相适应，但在某些环节和部分却又存在矛盾。然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仍然会对现有生产关系，尤其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变革的相对滞后则可能造成法律法规的不够健全、管理体制的不够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同样也会阻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形，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需要通过改革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方式加以解决。习近平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由此可见，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了实践主体要以历史主动精神将改革持续推进，这也深刻说明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深层逻辑。
（二）在持续向纵深推进改革中彰显理论主动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值得关注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从改革开放的启动，到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的到来，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我们党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断推进各领域体制改革”，使当代中国的改革在接续奋斗中得以向纵深不断推进。
习近平指出，之所以“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供需关系来看，在总体告别短缺经济、供给能力显著提升之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在范围和层次上不断扩展，但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区域发展的差距、城乡二元的固化结构、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暴露出我国发展在空间结构上的尚不平衡。而创新能力不够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基层治理有弱项、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则暴露出我国发展在潜能释放上的尚不充分。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我国社会在深度转型中所暴露出的各种矛盾问题的集中体现，而要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革。因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以问题倒逼改革，关键在于通过精准识别和有效回应现实问题来把握改革主动权。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单靠局部调整和单项突破难以有效破解，无论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还是创新社会治理，都要求从制度体系整体优化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的高度加以统筹推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见，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进一步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持续向纵深推进改革。
（三）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彰显理论主动
从外部环境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大国博弈不断加剧，贸易摩擦、技术封锁层出不穷，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从内部发展来看，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于此，破题的关键在于摆脱对传统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在深刻变革中主动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要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通过生产要素的跃升组合、全要素生产率的质变突破以及产业与技术的双向重构，推动传统生产力形态转型升级，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的生产力质态将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度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形成与之相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看，尽管“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也就是说，生产力的量变积累有助于实现生产关系的质变突破；生产关系的适时变革，又能够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发展潜能。但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既需要在深化改革中破除制度障碍，也需要激活创新主体，在完善法治中优化发展生态。因此，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不仅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彰显。
三、在自觉推进改革中彰显实践主动
作为大国治理的重要方略，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中国共产党立足基本国情，在改革中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科学方法、狠抓改革落实，使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得以不断深入，而历史主动精神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生动彰显。
（一）以保持历史耐心来彰显实践主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由此可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纵深感的强烈体现，也是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彰显。
所谓历史耐心，是一种在改革中鉴往知来的智慧与从容。它将规律性认知贯通时间维度，以创新性实践延续历史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未来发展的敏锐洞察。从时间维度来看，全面深化改革是与国家发展相适配、与社会演进相伴随的持续动态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的深度耦合意味着改革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需要时间沉淀。由此来看，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从空间维度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域性体现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性。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牵扯到各领域、各层级、各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无论是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还是实现基层治理的体系创新，还是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往往都需要依靠各领域改革的集成与联动。可以说，“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鲜明的系统工程属性，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言之，保持历史耐心就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划长远，又要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抓好当下，从而在开拓进取与清醒自觉的辩证统一中把控好改革时序。
（二）对改革方法的统筹选择彰显实践主动
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需要坚持稳中求进，要在循序渐进中推进改革，就需要选择科学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正是我们党主动选择的一种重要改革方法，允许试错、宽容失败也是渐进式改革的鲜明特点。这种实践优先的方法论原则，让“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
这种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改革模式在降低成本、规避风险的同时，也同样会在愈进愈难、愈进愈险中与既得利益不期而遇。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往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与渐进式的策略选择而得以长期回避的难点、痛点问题，逐渐可能成为掣肘改革深入推进的重要障碍，可以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见，对既有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是全面深化改革躲不开也绕不过的深水区，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攻坚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任务中存量利益调整的比重上升，改革的复杂性和攻坚性也更加突出。因此，若要不断推进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就需要我们党在系统观念与辩证思维下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以高度的理性自觉来优化权力格局、完善制度体系、平衡利益关系。正因如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就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二者的有机结合也是历史主动精神在改革方法论层面的生动体现。
（三）在狠抓改革落实中彰显实践主动
制度的生命力重在落实执行，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更需要抓好改革落实。习近平指出：“要抓实、再抓实，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可见，向纵深推进改革重在落实，但也难在落实。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息衰减和层级传导偏差，容易影响改革举措的落实效果；“选择性落实”与“象征性执行”等现象，也可能使改革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出现一定落差，进而削弱改革的实际效能。长此以往，不仅可能影响党的公信力，也可能固化既有利益格局，进而增加改革继续推进的复杂性。
因此，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越需要把已经明确的改革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实际成效和落实成果。这就需要打通改革的“最后一公里”，破除部门壁垒与地方保护主义，通过明确权责边界、完善监督问责、健全奖惩机制激发各级干部真抓实干的内生动力。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正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实践中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敢于担当的勇气和主动作为的自觉，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见行见效。由此来看，狠抓改革落实不仅体现了党的责任担当，更是历史主动精神在制度执行层面的现实彰显。
四、在坚守人民立场中彰显价值主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改革中既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使改革开放成为了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对人民立场的坚守，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价值主动。
（一）在改革依靠人民中彰显价值主动
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中的各种探索、实践和经验积累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与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不同，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中不断深入的。
改革开放之初，基于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求，人民群众在自发进行的改革探索中勇敢尝试，展现出了非凡的首创精神。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出到乡镇企业的兴起，自下而上的群众智慧为改革的破冰突围提供了重要动力。实践创新带来的政策调整不仅密切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互动关系，而且也激发了群众的改革热情。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不仅为改革凝聚起了广泛共识，而且也赋予了改革必要的容错空间，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由此可见，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改革，具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意义。
（二）在为了人民而改革中彰显价值主动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参与，归根到底是因为改革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以其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对未来的无产阶级运动提出了明确要求，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就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人民性写入自身的政治基因，进而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理论上的清醒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坚定。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对特殊利益和特权逻辑的鲜明否定，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因追逐特殊利益而带来的固有局限，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成为了贯穿改革的价值主线。从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并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推进改革。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
（三）在共享改革成果中彰显价值主动
为人民而改革，就要由人民来共享改革成果，这既是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未来的人类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一论断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必将通过对剥削的彻底扬弃，实现对资本逻辑的根本性超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发展成果共享，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的价值追求。
实现共同富裕，既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释放发展活力，也需要通过优化制度设计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持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而要确保改革行稳致远，就应当适时检验改革成效。因为“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改革的人民立场决定了“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这不仅是一个由人民群众对改革查漏补缺的过程，也是以问题来倒逼改革的过程。习近平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这就是说，要把问题带来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让改革从被动应变走向主动求变，在回应现实中引领未来。由此，改革成果才能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当“获得感”成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当“人民至上”融入改革的每一环节，以人民福祉为依归的改革，便会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参与中凝聚起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五、在贡献中国智慧中彰显发展主动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更深刻影响了世界。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先发进程，我们党在自信自立中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续探索，在改革开放中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为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提供了通往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革谋发展的历史主动精神，更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探索中彰显发展主动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迅速崛起，并通过对外殖民扩张掌控了全球秩序。巨大的发展优势与话语优势使西方在文明优越论的自我陶醉中产生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错觉。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在先验的意识形态偏见下，西方对自身的现代化模式更加深信不疑，甚至还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这样的唯心主义论断。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痼疾，及其所导致的西方现代化现实危机已不断证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点。时至今日，治理失能、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撕裂，物质至上倾向引发的精神生活失衡，竭泽而渔引发的生态灾难以及零和博弈导致的对立冲突，依然在一些西方国家持续显现。西方带来的现代化之殇不禁让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又该如何实现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弊病说明，这种方案绝不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理想蓝本。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实践原则，在主动探索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才能最终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方案。
从提出“小康之家”到实现总体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图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愈发清晰。与西方现代化依靠外源扩张与资本掠夺来实现自身发展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是由内生性改革来驱动的现代化。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动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鲜明特征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强调，“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正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改革实践中重构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突破了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依赖，也避免了照搬西方模式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也作出了具有原创意义的实践回答。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大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色和比较优势，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方向，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二）在分享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中彰显发展主动
面对时代提出的现代化之问，中国不仅要给出自己的答案，更要分享发展的智慧。一直以来，在话语垄断与实践先行的优势下，西方现代化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一些国家甚至无视自身国情与历史条件进行全盘西化，但最终不仅未能如愿实现现代化，反而深陷于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困境之中。惨痛的现实教训充分说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霸权逻辑下进行制度模式的强势输出，而是在可能性空间中主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不仅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长期占据主导发展模式的格局，而且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其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沦为西方附庸的历史命运，为其保持独立自主提供了新的可能。不仅如此，同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近代以来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也同样面临着诸如生态保护、贫困治理等现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坚定了根据自身国情自主探索现代化的信心与决心。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我们党以独立自主作为基本原则，在改革创新中展现发展活力，在文明互鉴中促进沟通交流，在示范引领中贡献中国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回应时代发展要求中所展现出的历史主动精神。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突破中彰显发展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在蕴含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党的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从严管党治党的清醒与自觉，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并由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强保障。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在逻辑上的深度互构，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我革命形成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动能。而改革向纵深的持续推进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主动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展现出的历史主动精神，也创造性地拓展了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叙事和实践形态。我们党通过阶段性规划和战略性安排，统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进程、发展步骤和实践路径，在“并联式”发展中统筹处理诸多重大课题，由此逐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实践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既突出民族特色与现实国情，也强调制度属性与价值追求；既突破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也着力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局限，进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立足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为前进方向，在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历史主动精神。
六、结语
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因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将会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澎湃动能，使我们党在不断攻坚克难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许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季正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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