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冬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包文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9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研究”（22BKS097）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民族复兴话语作为社会主义与民族发展实际相统一的理论反映，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以大历史观凝聚民族共识、改变民族命运的历史自觉。这一话语体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和新时代文明话语的言说与转换，持续推进着民族复兴进程，并立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和“全体中华儿女共筑中国梦”等话语创新，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且强大的历史动力。民族复兴话语从身份建构、使命选择与合力发挥等层面塑造着主体自觉，进而在话语自立到话语自信、转型叙事到文明叙事以及民族特色到人类情怀的话语升华中，揭示出其自成体系、贯通古今、跨越国界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为民族复兴锚定正确方向、开辟宽阔道路并凝聚磅礴力量，助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复兴话语 历史自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千年来的盛世辉煌被迫中断，频频而至的亡国灭种危机，促使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中华民族古代辉煌与近代衰颓的历史基点，在致力探寻中国出路、挽救民族危亡的征程中“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承担谋求“中华民族之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明确，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正式确立，更深刻塑造和整体勾勒出百年党史的宏大叙事主题。如毛泽东所言，“虽是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使中共的某些主张不能不有某些变化，然而在其基本奋斗方向说来，则是始终一贯的”。在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作为实践主体始终聚焦破除民族复兴障碍、成就民族复兴伟业，还作为阐释主体不断构建“民族性重建”与“现代化探索”有机统一的民族复兴话语。这一话语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根基和实践依据，通过融通历史记忆、现实诉求与未来愿景的话语表达，为民族复兴明确方向、昭示前景、凝聚力量，积极助推着民族复兴进程，展现出强大的使命引领与高度的历史自觉。这种自觉体现了党对民族历史方位与自身历史使命的清晰认知状态，凸显出党在历史实践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主动创造历史的主体能动状态。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高度历史自觉，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才能转化为动员、组织和激励亿万人民同向同行的强大现实力量，民族复兴才能从潜在的历史可能性转化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在新征程上，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所蕴含的历史自觉，是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以何能”领导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内在密码，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保持历史清醒、增强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
一、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对历史进程的自觉推进
民族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长周期视角提出的原创性叙事，其话语主题因历史语境变迁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为应对民族复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提供了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以科学的预见力指引着民族复兴方向，通过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走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话语等阶段性言说，构建起自觉应对民族存亡危机、加速民族振兴进程和开启民族复兴全景等历时性、连续性的民族复兴推进理路。
（一）以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应对民族存亡危机
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与本土封建腐朽统治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深陷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严峻危机之中。“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面对民族存亡危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通过阶级分析深入解剖社会矛盾以分清敌友，同时借助唯物史观判定社会形态，明确革命前途。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是阻碍民族发展、窒息民族生机的“三座大山”。正如《向导》发刊词指出的，“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鉴于这一“内外勾连”局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同步推进的民族危机化解理路，即对外开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对内实施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并据此形成“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这一革命话语，既是对反帝反封建双重革命任务不可割裂的彻底贯彻，更是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民主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创新表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谋求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明确此阶段民族复兴的核心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以推翻“三座大山”的清晰话语界定，融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为一体，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在“争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的民族复兴进程中，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具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民族救亡话语，“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凝聚了各阶层力量”，赢得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伟大胜利；更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民族解放话语引领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聚合起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从而建立起主权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因近代落后而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实现了“站起来”的民族复兴目标。
（二）以“走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加速民族振兴进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之路，民族复兴话语亟须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场域，获得自身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聚焦“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民族复兴新任务，将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民族复兴新目标，构建出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话语。这一话语新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巩固政权”“实现现代化”“民族振兴”“祖国完全统一”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话语表达——因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凸显出“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的“走自己的道路”的话语主题。“走自己的道路”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既把握时代主题、总结历史经验，又吸收借鉴他国经验、以后发国家姿态奋力赶超西方的建设状态。依托“走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话语，中国共产党首先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话语表达，纠正了“左”的错误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了民族振兴进程。其次，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话语认识，廓清了“计划”与“市场”相互对立的思想迷雾，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助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规定了民族振兴的现实路径，从体制机制改革层面加速了民族振兴进程。最后，将“祖国完全统一”和“实行对外开放”共同纳入民族复兴话语范畴，澄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误区。既通过“一国两制”构想，开辟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又通过“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为实现全方位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两者共同在精神动力层面有力推动了民族振兴进程。中国共产党以“走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话语，使民族复兴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使中华民族得以大踏步赶上时代。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话语开启民族复兴全景
新时代，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民族复兴置于“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宏阔世界视野之中，使民族复兴话语与文明进步深度关联，构建起全新的文明话语体系。
近代以来，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标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基于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便构成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叙事核心。有别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老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成功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命题。同时，由这一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制度属性来看属于社会主义范畴，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形态。这一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打破了以民族隔阂与冲突为症结的文明旧格局与旧秩序，重塑了以人为本的文明价值旨归、古今融通的文明发展道路以及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文明交往方式，赋予民族复兴话语以更深厚的文明意涵。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全新图景。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的重要论断，使民族复兴不再停留于对过往辉煌的简单回溯和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亦步亦趋，而是置于赓续古老文明与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连续性进程，坚守中华文明根脉，开启了贯通古今的复兴图景。在空间维度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的话语表达，使民族复兴突破民族国家边界，与人类文明演进紧密相连。这种中国话语向世界话语的突破，使民族复兴从“中国梦”升华为推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世界梦”，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开启了连接中外、兼具民族特色与人类情怀的复兴图景。总之，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核心的文明话语体系，标志着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实现了由“救国”“富国”向“强国”的历史性跃迁，在时空交织而成的复兴全景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对历史动力的自觉审视
话语作为人的意识活动表现，其意识能动性和实践指导性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历史发展规律从外在必然性到内在发展动力的转化。中国共产党自觉审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作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和“人民创造历史”等多重历史动因，并推动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表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动力来源。
（一）以“生产力决定作用”为发展动力的话语更新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经济要素，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对历史进步具有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发展背后所隐含的生产力因素，将解放还是束缚生产力作为辨别历史方向、进行历史实践的根本坐标，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民族复兴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广大工农阶级遭受重重盘剥的社会现实，提出“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成“经济上繁荣的中国”的民族复兴话语，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大生产运动，“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为革命胜利提供现实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赶超西方”“国家兴盛”“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复兴话语，既以“另起炉灶”全面废除近代以来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又以正确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推进农业合作化恢复和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创造有利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清晰认识，将发展生产力确立为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民族复兴话语，以包产到户、城市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将“民族复兴”推进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支点，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民族复兴话语，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从而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总之，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始终立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诉求，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民族复兴的前提，既通过经济建设不断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又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发展活力，进而以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为变革动力的话语深化
“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革命通过打破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加快着历史发展进程、推动着历史进步，表现出“历史的火车头”“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变革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民主革命、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党的自我革命”等一以贯之的“不断革命”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革命性质、研判革命前途和确立革命道路的基础上，以“对外反抗殖民侵略、对内彻底消灭反动派”的民族复兴话语，将“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和“工农解放”的阶级革命相结合，并以阶级革命来领导民族革命，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聚焦巩固新生政权、发展社会生产，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复兴话语，“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不能以阶级斗争来解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民族复兴话语，通过“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民族复兴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民族复兴话语，通过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向促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主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水平，始终依托革命动力来不断变革落后生产关系、积极变更生产方式，从而在应对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挑战时，“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加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以“人民创造历史”为主体动力的话语建构
“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只有在既自觉把握历史运动的客观必然性和约束性，又自觉将分散的个体行动整合起来，形成“历史合力”的基础上，才是历史动力。中国共产党立足“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从人民群众的现实活动出发观察历史大势和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作出了科学预见，从而构建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民族复兴话语。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工人、农民是数量最庞大和受压迫最深重的阶级，通过“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的民族复兴话语表达，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并以此积极深入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凝聚革命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破解民族危局、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由此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参与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智慧与力量，并通过提出“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目标，依靠“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振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人民视作“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的民族复兴话语表达，将民族复兴主体扩展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通过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和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同心共筑中不断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对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的准确把握，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激发起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革命热情，并按照共同的意志，有计划地、自觉地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凝聚成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磅礴伟力。
三、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对历史主体的自觉塑造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民族复兴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生存、发展和延续问题的内容表达，不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提升自身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塑造着“现实的人”这一历史活动主体。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以人民为主体的立场表达、以现实为导向的议题设置和以文化为底色的情感共鸣等言说特征，持续助推着历史主体的身份觉醒、使命选择和合力发挥，使历史主体得以从理论自觉走向实践自觉。
（一）以人民为主体的立场表达推进历史主体的身份觉醒
“话语的内核是价值，价值基底决定了话语的导向和依归。”话语建构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为谁立说、为谁而说的本质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立足马克思主义将历史演进秘密从“上帝旨意”拉回至“现实的人”的真理基点，构建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民族复兴话语。这一话语通过将“人民”设定为言说目标与价值内核，凸显以人民为主体的话语特质、言说方向和立场表达。以人民为主体的立场表达紧扣“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将人民的物质利益作为话语出发点，通过创作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内容，运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不断推进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意识觉醒。
首先，中国共产党以“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政党自觉，将人民主体这一阶级立场灌输给人民群众，即“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中国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作主”等话语表达，将“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等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给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激活了其作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体身份。其次，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阶级身份兼容、规范和引领民族身份。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民族复兴话语表达和价值规范，将各民族成员纳入人民群众范畴，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夷夏”观念并树立起整体民族意识，进而以中华民族每一分子的人民身份来引导、维护和强化民族整体利益的首要地位，唤醒各民族成员积极投身民族自救、民族建设的民族主体身份。最后，立足人民至上的群众史观激活现代化建设身份。中国共产党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民族复兴话语表达，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由此不断激活和确认着人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主体身份。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以人民为主体的立场表达，始终将激活人民群众的历史“剧作者”身份作为核心观照，通过增进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话语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思想认同，不断推进历史主体的阶级身份、民族身份和建设身份的觉醒。
（二）以现实为导向的议题设置明确历史主体的使命选择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任何话语体系的构建都以一定的问题为始基，而议题设置通过为话语体系筛选和框定问题，将话语转化为有实际意义的社会实践的同时，影响着话语效力的发挥。而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定义问题、提出议题、设置议程，不同话语体系有根本性差别。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现实性特征，通过“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积极从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实际来发现、研究和解决民族复兴问题，建构出“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民族复兴话语。这一话语紧扣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复兴的现实问题，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出发研究和设置民族复兴议题，表现出以现实为导向的议题设置特征。这一议题设置特征通过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再以理论指导实践进而达成主客观一致的逻辑路线，有效提升了民族复兴话语的真理力度和传播效能。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以现实为导向的议题设置，既从理论层面不断总结民族复兴经验，使民族复兴的方向道路更加明确、使命任务更加完善，又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鲜活表达来动员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民族复兴实践。毛泽东指出，“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社会性质，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议题，并通过将中国革命任务细分，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议程设置，明确和细化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主体使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具体实际，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温饱、进入小康”“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议题，并以议题议程的承袭与转变，为民族复兴开辟正确道路、绘制战略规划，明确和延续着“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主体使命。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以现实为导向的议题设置，通过始终紧扣时代主题和立足具体实际，不断总结与升华历史经验，从而将话语演进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明确着历史主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选择。
（三）以文化为底色的情感共鸣发挥历史主体的合力作用
话语作为一种表达工具，要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建构、价值共享和意义联结之目的，情感叙事是其核心策略。话语体系通过情感纽带形成共鸣，搭建起贯通“我与他”“知与行”的心理桥梁。中国共产党立足悠久辉煌的文明底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建构起凝聚和动员各民族成员共同参与的民族复兴话语。这一话语通过强调共有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搭建出稳定且持续的文化认知框架和身份认同场域，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成员在其中均能找到文化归属、产生文化共振，以此激活和引发共同的民族情感，表现出以文化为底色的情感共鸣特征。“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他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他的文化，这文化也就是他的生命”。这种情感共鸣特征以共同的文化基底汇聚、容纳和整合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元素、传统习俗和价值理念，赋予民族复兴话语既尊重差异又强调共性的包容性特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形塑着个体的行为规范，使各民族成员在思想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凝聚推动民族复兴的共同奋斗力量。“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记录民族苦难和唤起民族历史记忆等方式，在昔日辉煌与近代屈辱的历史对比中提出“救国救民”“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民族复兴话语表述，从而激发中华民族“同属一体”、国家“完整统一”的强烈爱国情感共鸣和民族精神共识，发挥出各民族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合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回顾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更新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两步走”战略等民族复兴话语表达，进而引发中华民族改革创新、团结奋进的强烈时代情感共鸣和时代精神共振，发挥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开创日新月异的现在与光明宏大的未来的历史合力作用。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以文化为底色的情感共鸣，通过建构中华民族“同根同源”“荣辱与共”的心理认知，于民族兴衰的话语表达中形成强烈情感效果和情感指向，凝聚起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强大行动力。
四、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对历史规律的自觉把握
“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在中华民族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民族复兴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规律，构建出自成体系、贯通古今和跨越国界的民族复兴话语，并以自主性、连续性和引领性的话语特性积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自成体系：从话语自立到话语自信的自主性话语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民族复兴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成熟定型、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连续性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斗争性，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根本问题，并通过打破民族复兴历史解释权的垄断催生话语“自立”，经由深刻揭示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性铸就话语“自信”，从而彰显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性话语，“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以“中国式现代化”宣告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非单线性，从而打破了“历史循环论”“历史终结论”与“西方中心论”的话语牢笼，形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自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将民族复兴光明前景建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上，实现了从理论预设到现实确证的伟大转变，由此获得无可辩驳的理论说服力，形成“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的话语自信。
从突破外部话语垄断的话语自立到提供内在精神指引的话语自信，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具有作为文明载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作为世界领先的文明体的复兴以及作为现代文明构成部分的复兴等多重意蕴，促使民族复兴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自发变为自觉，充分表现出破除迷信西方的弱势心理和殖民文化心态、打破照搬照抄别国模式的教条主义束缚的自主性特征。“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在独自创发中摆脱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依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凭标识性、原创性的概念和命题构建起以“伟大梦想”统领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方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勾画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世界胸怀和文明旨归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从而找到符合民族实际与发展规律的伟大复兴之路。这种从自立到自信的自主性话语体系，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对于自成体系地开辟出符合自身具体实际的民族复兴道路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
（二）贯通古今：从转型叙事到文明叙事的连续性话语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作为叙写中国共产党奋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民族复兴话语，生发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在“现代化的西方”和“从属于西方的东方”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将中华民族“由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转型置于中华文明“由盛到衰再到盛”的长时段存续之中，推动民族复兴话语重心从“转型叙事”向“文明叙事”的升华，彰显出既照应历史又指向未来的连续性话语特征，实现了民族历史感与时代方向感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顺应时代大势的现代化之“变”，来追赶世界发展潮流、实现跨越发展，呈现出以“落后”与“追赶”为核心的转型叙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坚守自身文明特质之“常”，以“文化主体性重建”来宣告民族复兴的最终目的绝非成为另一个“西方”，而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自己的文明”，呈现出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核心的文明叙事。从“外在标准追随”的转型叙事到“内在主体性重建”的文明叙事，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打破“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西方与非西方”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线性叙事框架，在巩固文明传承发展的连续性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接续中华文明，表现出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必须植根于自身文明演进的连续性特征。“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在文明发展与现代化转型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基础上，实现了历史与未来的有机贯通，杜绝了历史断裂，进而将现代化转型道路升华为接续文明血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纵深表达，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何以走到今天”与未来“将向何处去”这一民族复兴“变”与“常”规律的深邃理解与辩证把握。
（三）跨越国界：从民族特色到人类情怀的引领性话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基于世界历史视域，民族复兴话语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历史发展大势、近代中国被殖民侵略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立足这一历史语境，中国共产党在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积极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向互动、辩证统一关系，使民族复兴话语逐渐超越狭隘地域界限，实现了从“确立民族特色”到“彰显人类情怀”的升华，进而展现出以民族发展带动世界发展的引领性话语特征，凸显了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复兴与全人类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始终坚守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以“‘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另一方面，“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将民族复兴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相关联，通过积极承担文明责任、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探寻着利益的交汇点、话语的共通点和情感的共鸣点，并通过凸显其内蕴的人民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意涵，展现出占据道义制高点的价值感召力，使民族复兴话语更具有“能见度”和人类情怀。从继往开来的“民族特色”到再作贡献的“人类情怀”，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重新解读、整合“复兴”与“梦想”的关系，以包容性和共通性的“中国梦”有效联结“世界梦”，并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使民族复兴话语展现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新方向的引领性特征。“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通过立足人类整体，将民族复兴视为世界历史性活动，使其不再是单个民族国家的“独奏”，而是成为代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趋势、破解全球性发展困境和塑造更美好世界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彰显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上各民族的历史终将跨越国界而汇入世界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人类整体，在民族与世界命运与共的基础上，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融通，以自身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相互依存规律的深远洞察、自觉呼应与创造性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