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一国中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人们谋求发展的极佳平台，古今中外的青年总是鼓足干劲地往这里跑。在能够稳定立足之前，这样的青年现在称为“京漂”，唐诗中则说成是“旅食京华”。人往高处走啊。
但是首都可不一定是个好待的地方。唐朝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前辈诗人顾况（727—816）对来访的“京漂”白居易（772—846）开玩笑说，长安“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张固《幽闲鼓吹》）这里物价甚高，住房紧张，人才拥堵，竞争激烈，想要落地生根出人头地，谈何容易。但等到顾况读了白居易的诗以后，立刻改口说，有你这样的水平，也就不存在居不易的问题了。只要有水平，有机遇，在首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不难。
“旅食京华”的青年不可能下车伊始就大获成功，总不免会有一段既贫且贱、艰难困苦的日子，这时候他们有点牢骚是免不了的。牢骚不单是拼搏的一种动力，也是诗歌创作的一大酵母。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已是一大先例，到唐代，这样的诗尤其层出不穷，以至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系列。
试看初唐著名诗人卢照邻（634—686）的《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邪，
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
金鞭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
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尺游丝争绕树，
一群娇鸟共啼花。
游蜂戏蝶千门侧，
碧树银台万种色。
复道交窗作合欢，
双阙连甍垂凤翼。
梁家画阁中天起，
汉帝金茎云外直。
楼前相望不相知，
陌上相逢讵相识？
……
节物风光不相待，
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
即今惟见青松在。
寂寂寥寥扬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
飞来飞去袭人裾。
前面大段文字写京城的花团锦簇，豪华气派，达官贵人们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外来的穷小子根本够不着他们；最后自我安慰说，富贵荣华能几时？咱们还是守着自己的旧书，过君子固穷的日子吧。话是这么说，这时诗人的心态其实并不平静。真是安贫乐道都无所谓了，还去管那些宝马香车、游丝花鸟作甚？
另一位初唐诗人骆宾王（627—684）的《帝京篇》也是这么个路数。他先用大量的篇幅极写京城的壮观繁华，接下来自我安慰的笔墨更大幅增加，说是“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又说自己下定决心离开此地：
已矣哉，归去来！
马卿辞蜀多文藻，
扬雄仕汉乏良媒。
三冬自矜诚足用，
十年不调几邅回。
汲黯薪逾积，
孙弘阁未开。
谁惜长沙傅，
独负洛阳才！
走投无路，徒叹奈何，只好拉出司马相如、扬雄、贾谊等几位怀才不遇的汉代名流来安慰自己，以取得一点精神上的胜利。但这位骆宾王后来竟然干了一件很冒险的大事，帮助起兵造反的实力派写檄文，把自己上台当皇帝、将国号“唐”改为“周”的女强人武则天骂了个死臭。遭到镇压，下落不明，一直等到武则天下台后才获得平反。
后来被尊为“诗圣”的杜甫（712—770）早年曾经在长安打拼十年，一直穷愁潦倒。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描写自己的狼狈之态道：
甫昔少年日，
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
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
王翰愿为邻。
自谓颇挺出，
立登高路津。
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
行歌非隐沦。
骑驴三十载，
旅食京华春。
朝叩富儿门，
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
到处潜悲辛。
但杜甫颇有韧性战斗精神，他没有走出长安，最后终于找到一条出路，在中枢直属部门谋得一个职务；可惜很快就爆发了安史之乱，玄宗逃往蜀中，杜甫也不得不离开长安。这是大局发生了巨变，不是杜甫所能左右的了。
也有本是首都的居民，主动走出首都到外地去谋生存求发展的。典型的例子是高适（700—765)。他本是东都洛阳人，也曾豪情满怀地到长安去谋求发展，没有成功，后来自己搬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种地过日子。其《别韦参军》一诗云：
二十解书剑，
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
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
朝廷欢乐弥环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
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
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
雁池垂钓心常苦。
世人遇我同众人，
唯君於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有交态，
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
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
使我惆怅伤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
临歧涕泪沾衣襟。
此诗大约作于开元八、九年（720、721），诗人“屈指取公卿”的美梦已成泡影，遂退而躬耕于梁园废墟，过着贫贱的生活，但对前途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后来远走边境，写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又在政局纷乱之时获得了相当高的行政级别，晚年杜甫曾经得到他热情的帮助（参见顾农《交情老更亲——读高适赠杜甫的两首诗》，《四望亭文史随笔》，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11页）。
首都是好地方，首都以外也有广阔的天地。长安洛阳要既能进得去，也要出得来。只要自身过硬，在哪里打铁都是一条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