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宋文化的光辉典范，杜甫其人其诗在两宋地位崇高。然而，宋调在形成初期对学杜多有微词，在定型后更出现疏离杜诗的反拨现象；理学家从“存理载道”和“道未兼备”等方面，对杜甫大加贬抑；至若杜甫的性情理想、杜诗的诸多特色如工巧、俗化、善用事、以诗为文、工于长篇等也遭到颇多指摘。这些在两宋尊杜大潮中，汇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回流，映射出当时的文化走向及士人心态。对学界这一历来少有人问津、较为边缘化但又极具典型性问题的探讨，能从另一维度揭示出文化转型、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宋文化的多元化思潮。
梁桂芳，福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28-34页
两宋时期，作为时代文化的光辉典范，杜甫其人被奉为“诗圣”，其诗被尊为“诗史”、“集大成”，声誉抵达顶峰。在汹涌的尊杜大潮裹挟下，宋代杜论出现了少有的一边倒现象，甚至于有“古之诗人，名盖一世而流芳百代，惟杜工部一人，后世雌黄所不敢到”、“诗人谀杜，通国然矣”的说法。然而，正如两宋时期伴随孟子的“升格”，同时有一股强烈的“非孟”思潮一样，宋文化在整体上是肯定、推尊杜甫的，但在某个时期、某些流派或个人那里，由于背景、立场、观念等的不同，杜甫也遭到诸多“雌黄”，其程度虽没有“非孟”思潮那么大规模，但其间的种种表现和文化动因却非常值得探究。
一、宋调流变与尊杜思潮的震荡反拨
作为宋调的不祧之祖，杜甫“诗家初祖”的地位是随着宋调的发展、定型逐步确立的。但在两宋上至帝王将相、下及武夫女子皆知尊杜的氛围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即挑剔、贬抑杜甫，不以杜诗为学习对象，有时这些音符还会汇成各种曲调，反映出当时的文化走向和士人心态。
（一）形成期的震荡
宋初百年是宋调的初步形成期，其间前七十年是杜甫地位升格的准备阶段。元人方回指出：
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
与严羽《沧浪诗话》一致，方回把宋初诗坛概括为“白体”、“昆体”和“晚唐体”，这也符合客观情况。三家当中，“昆体”明显不喜杜诗。刘攽《中山诗话》载西昆主将杨亿事：“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乡人有强大年者，续杜句曰‘江汉思归客’，杨亦属对，乡人徐举‘乾坤一腐儒’，杨默然若少屈。”“村夫子”主要是指杜诗语言、风格不够华美雕镌，不符合昆体的审美标准。至于“白体”，其代表人物王禹偁对杜甫还是相当崇敬的，但他创作上主要学习的是白居易，杜甫被他高自标置然弃而不学。“晚唐体”之不学杜众所周知，到了南宋，尊晚唐的叶适、四灵诗派同样对杜甫敬而远之。蔡宽夫《诗话》记载了这一现象：“俗流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今人莫砺锋、许总分析了北宋前期潜在的学杜倾向，即通过向三家学习上而之杜，认为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学杜，不过杜甫未被直接标举及至成为时代风尚是不争的事实。
退一步讲，杜甫确有被推尊的迹象，但与“千古诗人之首”的地位颇有距离。有把王维置于杜甫之上者，如王禹偁引王昌龄诗道：“杜甫且为诗宰相”，后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九录王昌龄原句谓：“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有将王昌龄与杜甫并提者，如林逋《赠张绘秘教九题》（诗将）云：“风骚推上将，千古耸威名。子美尝登拜，昌龄合按行。”另有把杜甫置于韩愈、李白之下者，如刘攽《中山诗话》谓：“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道出了欧阳修的价值取向。杜甫在时人眼里不是不被尊崇，只是他身边依然有诸多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其地位者，如王维、李白、王昌龄、韩愈等，他的被定于一尊尚需时日。
从中唐到北宋文化发展的链条上看，杜甫在中晚唐已得到很高赞誉，人们屡屡将其与屈原、陈子昂、李白等并称。如果按正常逻辑发展，宋初的文化典范应从这些“候选人”中产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宋人又自己“发现”了“新人”：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姚合、贾岛等，对杜甫的评价依然滞留在百余年前，甚至还有所退步，像宋初的苏舜钦即谓：“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这其实是一种无言的贬抑甚或否定。
这一现象是在宋初文化大网的笼罩下出现的。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混乱局势，宋初士风颓靡。而宋初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冗官、冗兵、冗费的现实状态，使国势一开始即处于衰弱状态，远不及唐。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士风的不振，使这个建国之初就呈一派衰飒的王朝，再也没有唐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外张，士人心理亦局囿于幽微深细，而非杜甫之执著进取、壮美雄浑。另外，就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唐人几乎将诗歌的艺术功能发挥到极致，堪称千古绝调，宋初诗歌一直徘徊在唐诗的阴影里不能解脱。宋人意识到中晚唐诗是对盛唐诗的反拨，便试图以此为途径超越盛唐高峰。这样一来，雕章琢句、粉饰太平的“昆体”，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白体”，吟风弄月、清悠淡远的“晚唐体”大行其道，而杜甫不被大力推尊亦是必然了。
（二）变异期的反思
庆历至元祐（1041-1094），宋调形成，后“江西诗派”盛行海内，杜甫的崇高地位也得以完全确立。然而，渡江后，宋调变异，各主要诗歌流派如“中兴诗人”、四灵诗派、江湖诗人、遗民诗人等，力图突破江西藩篱，寻求新创。杜甫此时的宗主地位固然已无可非议，但不少论者尝试着比较辩证地看待他，尊杜有时被淡化为一个背景，一种评说习惯，甚至出现诗学的回流，所谓“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
“中兴诗人”主将陆游被认为“放翁前身少陵老”（刘应时：《读放翁剑南集》），最有资格成为老杜传人，但陆游追慕的主要是杜甫的忠义爱国精神。至于诗歌艺术，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谓：“在放翁，则自作放翁之诗，初非希杜做前身也。”陆游希望通过转益多师而自成一家，杜甫并非其主要学习对象。据统计，他在夔州一年零三个月，诗六十首，风格均不学杜。而杜甫在夔一年零十个月，有诗四百余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白帝》、《登高》等代表作均出在此期，学杜者没有人会于此熟视无睹，更何况是身临其境者！
杨万里学诗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因早年学江西，他对杜甫极为推崇，尊杜为“圣”。但到中晚年，杨万里对作诗成法极为反对，主张师法自然，对人为标举偶像不以为然。其《和李天麟二首》其一谓：“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之一毛。”又《酬合皂山碧崖道士甘叔怀赠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十古风二首》其二云：“问侬佳句如何法，无法无盂也没衣。”杨万里学诗态度、作诗原则的转变实际上是对此前盲目崇杜的一个有力反拨。
永嘉学派的叶适也不学杜。叶适反对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认为其不是正宗，要纠江西之弊，自然不能学杜：
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
杜甫强作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至本朝初年，律诗大坏，王安石、黄庭坚欲兼用二体，擅其所长，然终不能庶几唐人；苏氏但谓七言之伟丽者，则失之尤甚，盖不考源流所自来，姑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
叶适认为应把杜甫归并入宋调，要变异宋调，需回归唐体，自然不必学杜；杜甫近体诗亦非法正宗，唐人不欣赏，“甚或绝口不道”，宋人习之未能获得很高的艺术成就，甚至导致“律诗大坏”
江湖诗人是打着反对“江西诗派”的旗号登场的。作为江湖派的小小分支，四灵诗人也不学江西、不师杜甫，他们以姚合、贾岛等七十六家诗为创作典范，编选为《众妙集》，其中就没有杜甫。对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人极为感慨：“开元生李杜，我宋推苏黄。宗派亦沦坠，纷纷宗晚唐”（王柏：《夜观野舟浩歌有感》），“近代诗人格力微弱，骎骎晚唐五季之风，虽谓之无诗，可也”。
整体看来，从“江西诗派”到“中兴诗人”、江湖诗派，诗风丕变，宋调的变异轨迹昭然，杜甫之被疏离也斑斑可见。然而南宋对杜甫的反拨很有限，且仅限于艺术领域。此际宋人没有提出任何疑义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南宋士人以一种激烈难平、执著进取的精神承杜甫之忠义，创作了大量爱国诗词。
渡江前后，宋代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大改变，导致社会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江西诗派”偏重学习杜诗形式而相对忽视内容的理论和实践，已渐渐失去吸引力。而任何一种被官方和大多数人认可的观念或典范，要想长久地保持存在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随着时代和客观形势的变化调整其思想内容，这也是宋调变异和尊杜思潮出现反拨的内在原因。
二、理学之非杜及其自相抵牾的文化动因
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道学范围甚广，大略可为两宋哲学的概称。理学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其于杜甫崇高地位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理学家对老杜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矛盾抵牾。出于为社会政治、为自己学说服务的目的，理学家对杜甫的道德典范作用不遗余力地予以推举，谓之“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日未尝忘君”、“爱君之意，出于天性，非他人所及”，把杜甫其人其诗拔高到比肩圣贤、并列坟典的地步。然而，也正是理学给予杜甫最为强烈的批判。
（一）“存理载道”责杜诗
理学之名实际得于二程所提出的“天理”之学。天理是贯通天地人的天道和人道，既是宇宙的本体，事物存在的依据，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和人之本质。理学家认为学者学此道足矣，其他俱为末学。与以体道悟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圣学相比，诗文自然不必为、不能为。基于这种认识，理学家提出了很多著名的否定文学的命题，特别是“文以害道”说。
程颐并不是泛泛地反对为文，而认为为文若要工，必须“专意”，但如“专意局于此”，则害道；若圣人之“摅发胸中所蕴”，自然成文则可。至于今人，多“专务章句，悦人耳目”，其文类似俳优，则是理学家所反对的。基于此，程颐指出：
向之言无多为文与诗者，非止为伤心气也，直以不当轻作尔。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缺焉，……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所无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已。诗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论文莫如韩愈。愈之所称，独高李、杜。二子之诗，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见也，可考而知也。
在程颐看来，以道为衡量标准，被韩愈称赏的李、杜诗多数乃“无用之赘言也”，甚至“反害于道”，本不必为，从而在内容上否定了杜诗。
“文以害道”侧重于诗歌生成理论，“文以载道”则偏于创作的功用，强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以载道”是周敦颐提出来的。他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没必要写。
即便是根据“载道”这一相对柔和的说法，杜甫诸多诗篇仍遭到批判，特别是那些娱宾遣兴、写景纪游等无关“大道”者。《二程遗书》卷十八还载有程颐的一段语录：
先生尝说：“王子真会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弄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今寄谢王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子真所学，只是独善，虽至诚洁行，然大抵只是为长生久视之术，正济一身，因有是句。”
程颐批评杜诗刻意描摹外在景物而不能有益于社会政教，未能有利于人心体道，“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实际上很多理学家如邵雍、朱熹等非常赏爱杜诗，但他们却一致反对杜甫追求诗艺而忽略了“存理贯道”，认为诗歌应如程颐写给王子真的诗一样，主要阐释悟理体道之乐。
理学家对杜甫讲求诗艺的洗垢求瘢远不止此。杜甫自言作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对这种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杨简批评道：“谬其用心，溺陷至此，欲其近道，岂不大难！。”并推而广之，言杜诗过分讲求艺术而无关风教：“勿学唐人李杜痴，作诗惟作古人诗。世传李杜文章伯，问着《关雎》恐不知。”（《偶作》）至若杜甫《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所写“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本为宏道诗句，也被吕希哲抨击忽视了创作的社会责任：“文章载道之器，安得谓之小技，顾所用何如耳！韩退之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祐。’此说有可取焉。”
要之，从存理载道方面看，杜诗距理学要求甚远。刘子澄甚至一棒子打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因言杜诗亦何用，曰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直是偏狭至极。宋代理学家一直试图“黜废”诗人之诗，并编理学诗为一集成《濂洛风雅》，以为诗学正宗，然违背了文学审美的基本规律，天下人终不宗之。
（二）“道未兼备”论杜诗
谈到杜甫是否得“道”、杜诗是否体“道”，理学家们的说法有时彼此甚至自我龃龉。如穆修谓老杜“号雄歌诗，道未及浑备”，罗大经却说老杜“学道而至”；朱熹一面以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名臣、儒者并称“五君子”，称赏杜诗感染人心的力量甚于《离骚》和《叙古蒙求》，一面慨叹杜甫“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
实际上，彼“道”非此“道”也。朱熹之推尊老杜，侧重于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而当贬抑杜甫时，其所说“道”的涵义发生了转化。以朱熹对杜甫夔州后诗批评为例，时人特别是“江西诗派”大力推尊杜甫夔州后诗，朱熹却不以为然。《朱子语类》卷一四○有诸多朱熹的论杜言论：“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朱熹不喜杜甫夔州后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郑重烦絮”、“忙了”，即缺乏一种雍容洒脱、旷达超越的心境。
两宋时期，面对中唐以来士大夫信仰的动摇乃至堕落，理学家努力寻找和重塑理想的审美人格，“安贫乐道”的孔、颜及陶渊明成为其最终选择。他们身处逆境、贫困中，依然不改其乐，能忧道、体道、践道，而不忘道、不违道，获得了精神的超越。此处的“道”实际侧重于自我完善、超越澹静的心性义理之道。而夔州时杜甫却多忧愤感伤、自怨自艾之语，如《登高》“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秋兴八首》其三“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等皆是感愤怨叹之语。于此朱熹甚为不满，认为与理学家树立的理想审美人格背道而驰，是未得道的体现。同样，朱熹对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所表现出的沉沦自伤意绪亦多微词：“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
两宋时期陶、杜并称，一般情况下，宋人对他们不加轩轾，陶、杜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一旦超出自己的领域，难免会遭贬抑。张戒《岁寒堂诗话》谓：
子美自以为孔雀，而以不知己者为牛。自当时观之，虽曰薄德可也，自后世观之，与子美同时而不知者，庸非牛乎？子美不能堪，故曰“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盖自遣也。渊明之穷，过于子美，抵触者固自不乏，然而未尝有孔雀逢牛之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此渊明所以不可及也欤！
《扪虱新话》亦载：
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词藻，要非佳作也。乍读渊明诗，颇似枯淡，久久有味，东坡晚年酷好之，谓李杜不及也。此无他，韵胜而已。
作为文化楷模，杜甫属于社会事功领域，陶渊明则偏于闲逸自适方面。如以圣贤气象、自我超脱为标准衡量杜甫，他始终稍逊渊明一头，其诗作韵味自然也不比陶诗了。而这种责难多出现在渡江之后。自北宋建国，很多士大夫曾立志改革，有一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但改革一次次以失败告终，朝政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渡江后，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朝政更失去信心，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偏于内省自适的渊明之道渐渐超越事功之道，在士人心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换句话说，两宋的文化典范经历了一个由尊杜到崇陶的悄然转变。
理学家在指斥老杜未得道的“瑕疵”之余，仍然不自觉地以心性义理之学牢笼杜诗，以圣贤人格来衡量老杜，对其做了再阐释：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谓：“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
曰：“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故魏鹤山诗云：“须知陋巷忧中乐，又识耕莘乐处忧。”古之诗人，有识见者，如陶彭泽、杜少陵，亦皆有忧乐，如采菊东篱，挥杯劝影乐矣，而有平陆成江之忧；步屧春风，泥饮田父乐矣，而有眉攒万国之忧，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
在这里，罗大经试图以事功和心性义理之道调和陶、杜，使二者既不远离政治责任，又都符合“心下快活”的内向自省，显然有“削足适履”之嫌。一个杜甫，时而被批为“不闻道”，时而被誉为“学道而至”，实际上是因其衡量标尺不一样，道的涵义随文化畛域不同发生了转化的结果。
三、理性文化品格与辩证论杜倾向
以儒学伦理道德为中心，吸收佛、道的思维内容和思辨方法，融合儒、释、道三家，是宋学核心所在，它大大激发了两宋士人的理性化思维，特别是疑辨创新精神。宋人多具有自主、自信的品格，不以圣贤之说替代自己的独立思考，所谓“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本着这种精神，在举国尊杜乃至“谀杜”的氛围中，众多论者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审视和评价了杜甫其人其诗。
个性与追求方面。杜甫一向以老成持重的恺悌恭谨形象示人，然《旧唐书·杜甫传》云：“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亦谓其“性褊躁傲诞”、“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与人们心目中温良敦厚、忧国忧民的“诗圣”形象颇有距离。杜甫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之志，两宋多数人于此交口称赞，然亦有少数论者不以为然。如苏轼云：“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他还为老杜回护：“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尚且留有余地。至南宋周必大则毫不留情，谓：“子美诗：‘自比稷与契。’退之诗云：‘事业窥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实欲践之也。”由此可以见出，宋人不为尊者讳、贤者讳，具有冷静的思考和批判意识。
有悖诗教处。杜甫身历玄、肃、代三朝，而对这三代皇帝都有所讽喻和批判。譬如，玄宗兴师劳民、骄奢淫逸，和杨贵妃过着糜烂的生活，他批判道：“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这类作品“杜子美尤多……不能悉书”。而洪炎更直截了当地说：“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则几于骂矣。”这一说法波及后世，至清初王船山更为偏激，其《唐诗评选》卷二谓：“杜陵败笔有‘李填（笔者按：当为“李鼎”）死岐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实是风雅一厄。道广难周，无宁自爱。”堪为千古少有的偏见。
杜甫诗歌艺术的“弊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纤巧。所谓“纤巧”，有两重涵义。其一是指在用字命意上过于雕琢、苛求工整而所造境界浅凡，违背了传统诗学体系推崇“浑成自然”的诗美观。南宋后期孙奕即谓杜诗“工巧尤多”，并列举了“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等诸多诗句作为例证。此后诸家对此批评火力渐猛，如明陆时雍谓杜诗：“五七言古，穷工极巧，谓无遗恨。细观之，觉几回不得自在。”清施补华《岘傭说诗》亦云：“少陵七律……有最纤者，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之类是也，皆开后人习气，学者不必震于少陵之名，随声附和。”其二是《朱子语类》卷一四○所载朱熹的说法：“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朱子所谓巧，其含义可借用《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春秋左氏传说提要》评吕祖谦《大事记》之语：“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朱熹论杜诗之巧，实际也是指其过于讲究辞藻、议论过于尖锐，不够蕴藉含蓄，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相悖。
粗俗。宋人于此屡有论及，“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等等。杜诗风格多样，用语通俗、口语化，题材世俗化、市井化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并引领了中唐至北宋文化转型期俗文化潮流的兴起。宋代是一个书卷气浓郁的时代，又是一个商业经济大繁荣的时代，雅、俗并存是其重要的文化精神。因此，面对杜诗之“粗俗”，有人从俗化观点出发欣然接受，亦有论者因其与“雅化”风尚不侔持论不满。
多用事典。刘克庄《韩隐君诗序》认为：“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刬去繁缛，趋于切近。”
以诗为文。苏轼《记少游论诗文》载：“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吴坰亦云：“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诗样吟、退之不合以诗句似做文样做。”
诗篇冗赘。叶梦得谓：“长篇最难。……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瑏瑠至刘克庄甚至说：“杜《八哀》诗，……如李邕、苏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尽善。”
打破诗文界限，善于破体为文、多用事典、铺叙议论、逞才示博等本是宋诗主要特色，在这些方面杜诗具有导夫先路的开辟之功，然杜诗亦非完璧，宋人对杜诗这些方面褒贬不一。这些非主流的贬斥之声，展现出两宋时期文化转型、诗风流变的复杂情况，客观上把杜甫还原为身处具体社会历史中的诗人，显示出可贵的理性思辨精神和批判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