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草堂时期，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试以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并序(401)与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761)对勘，即可发现两者关联度极高：同样是岁值“辛丑”、年开“五十”，同样起“老去”之感、“同游”之兴，且同为“率尔”与“漫与”之作，说明陶诗极有可能直接触发了杜诗。但对于杜甫而言，“老去诗篇浑漫与”乃一时兴到语，而“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一生致力处，两者并不构成事实上的矛盾。
关键词： 杜甫；陶潜；《游斜川》；《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杜甫七律《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的草堂。诗题即呈现出戏剧性的张力。“江上值水如海势”，一个诗人求之不得的高潮来临了；“聊短述”三字却十分蹊跷，来了个反高潮。诗一开头，作者就总结了自己一贯的写作特点，“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然后语势一转，他说自己老来的诗，不再打叠精神以求惊人了，只是随便写写就脱手了。“老去诗篇浑漫与”，如是而已矣。
杜甫是这样说了，可是有没有从此就这样做呢? 好像有，比如他越到晚年越是什么都写，当日记写，当便签写，七律中的拗体比率也越老越高。但又好像没有，反而经常写得更用心、用力，既有《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七律组诗，也有《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等五排长篇，都是精工至极的大作。过了五年，也就是大历二年(767)在夔州，其七律《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有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晚节”“老去”，意思是一样的，但“诗律细”岂不是与“浑漫与”正好相反么? 看上去这矛盾太明显了。总之，“老去诗篇浑漫与”与“晚节渐于诗律细”，两种说法都有理由可解释，也有事实可支持，其间的矛盾无法弥合。
诗的最后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意思是哪能找到才思如同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大手笔，与我同游，让他们尽其能事，大写特写一番呢? 忽然提出陶与谢，也让人十分困惑。陶谢的述作，该不是刻意惊人，而是随意漫与吧? 但陶渊明的风格固然平淡自然，谢灵运的特点却在经营锻炼，两个人放到一块儿，又不知谁轻谁重了。
总之，由于关涉杜甫的诗学理念和对自身写作的认知与期许，包括诗风想不想变、有没有变等问题，这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成了杜诗诠释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可是，既然提到陶渊明和谢灵运，问题的答案还是得从陶谢那里去找，但不能笼统，应该具体。我认为，陶渊明有一个文本，与老杜这首诗联系十分紧密，可为其提供一条合情合理的解释路径。
一
杜甫的《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与陶渊明的《游斜川》一诗并序有诸多相通相应之处。这一点从无人见及，连以陶注杜用力最勤的仇兆鳌也未加抉发，真失之眉睫间矣。陶诗并序如下：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通观此诗并序，共有四点，或显或晦，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一)“辛丑”
《游斜川》诗与序特多异文，如“辛丑”，别本有作“辛酉”者，又有人以为是“乙丑”之误。因为这牵涉陶渊明的生卒年，故聚讼纷纭，成一悬案。有以“辛丑”为干支记日者，唯序中云“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若非干支记年，则“各疏年纪”没有下落。关键的是，北宋所有刻本及南宋绍兴十年刻本《陶渊明集》皆作“辛丑”，南宋曾集本、汤汉本正文亦作“辛丑”，而夹注“一作辛酉”，疑为后人据《宋书·隐逸传》云陶渊明六十三岁卒而改。
然则杜甫当日所见的《陶渊明集》或《陶潜集》，即应作“辛丑”。他正好有陶渊明的集子，因为两年前在秦州时写的《遣兴五首》之三，就是陶集的读后感：“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杜甫随身的少量藏书，经过蜀道的千难万险，估计最后还是带到了成都，从“傍架齐书帙”(《西郊》)、“散乱床上书”(《溪涨》)、“书乱谁能帙”(《晚晴》)等草堂诗句可知也。这些书不大可能是新近添置的，也不见有向别人索要果栽和瓷碗等一样的求书记录。所以说，杜甫看过的陶渊明的“诗集”，大概率仍然在草堂的架上或床上，可供他不时翻阅。
试还原杜甫当日的阅读现场。在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最能够让他“念之动中怀”的，必是其中《游斜川》一首，因为这一年恰好也是辛丑年! 当是时，没有那么多异文分心，也没有那么多关于陶渊明生年的考订烦神，杜甫翻检陶集时，见到“辛丑”二字，他马上会想到，自己跟陶渊明一样，都生于壬子年。
( 二)“开岁倏五十”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应作于辛丑年二月(同时还有《春水生二绝》)，也是“开岁”不久，杜甫刚过五十岁。正如孔融所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诗人自不能不对已届知命之年深有感触。同年所作《百忧集行》云：“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陶集“五十”亦作“五日”，不可从，因“开岁倏五日”不可能紧接着就感慨“吾生行归休”。总之，陶渊明五十初度的“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也应触发杜甫的“老去”之感。
不妨来看杜甫同样写于上元二年，当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差不多同时的《可惜》一诗。诗引陶渊明为同调，其中再次提到“老去”，而尤以末句耐人寻味：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以“汝”相称，可见亲近，可是说“我生在您之后”，岂不是废话? 看来，只能解作杜甫恨不与陶公同时，如王嗣奭所谓：“心难宽，兴难遣，不得已而借诗酒；古来唯渊明得此意，而今无其人，吾生也晚，当与作神交耳。”但这五个字会不会别有所指，即老杜对自己与陶渊明同生于壬子年，间隔着整整六个甲子，有所意识，而沉吟久之? 一般慕陶之人，发现自己的生年跟前贤巧合如此，总是有些想法的。东坡之子苏过《小斜川诗引》云：“今岁适在辛丑，而余年亦五十，盖渊明与余同生于壬子岁也。”老杜倒不见得有自己是渊明转世的念头，毕竟他以陶为“避俗”而未“达道”者，可这“吾生后汝期”五个字，也该是有点特别的触动吧，尽管字面上看不出来。
(三)“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
陶渊明斜川之游，本来也就是随兴跟几位邻家的普通人观览一番，但后人却以此与石崇的金谷雅集、王羲之的兰亭修禊并举，赋予了重大的文化史意义。且石崇与王羲之其时也将近或刚过五十，故《金谷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兰亭集序》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都是陶渊明《游斜川》的“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的先声。
正因典范在斯，正月五日出游，便成为后人向陶渊明致敬的一种仪式，苏轼、朱熹、陆游等都有效斜川游之诗纪。但杜甫慕陶还没到这个份上。时居草堂，幽栖地僻，所谓“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故一无游伴，二无游船，只能“故著浮槎替入舟”而已。也只有这样孤独落寞，难求友声，才会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之想。连类而及谢灵运，也可以理解，因为杜甫每以陶谢并称，如“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石柜阁》)等等。但就诗而言，正如严羽所说的，“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杜甫拿陶谢并列，总是以陶为主、谢为宾吧。既然陶诗序中是“与二三邻曲同游”，有陶无谢，则不得称之为“二三”也。
(四)“欣对不足，率尔赋诗”
“欣对”二字，前所未见，应该就是“欣然相对”的缩略。“欣对不足”，袁行霈引《诗大序》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为笺。此两句若作赋体，便是“惟欣对之不足，故率尔而赋诗”。“率尔赋诗”别本又作“率共赋诗”，不可取，因为这样一来，“率”只能解作“率领”，成了陶渊明带领大家一起写诗，这与他的性情不合。
趁着这澄和天气、闲美风物，“及辰为兹游”，好兴致的陶渊明也只是“率尔赋诗”以应景。所以，面对春水大涨，江流平满如海之势，杜甫也没有刻意写出一篇惊人的大作，只“短述”“漫与”而已。杜甫常言“率尔”，如早年的《暂如临邑，至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暮年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等。这首“短述”本身就有点“率尔遣兴”的“漫与”的意思，不仅“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两句迹近敷衍(但用故意之“故”借作故旧之“故”来与“新”对，也别具匠心)，“焉得思如陶谢手”也似语有未安。“焉得陶谢”“焉得如陶谢”“焉得思如陶谢”均可，“手”字甚无谓，且不得称“渠”也，颇疑或为“者”之误。
总之，岁在辛丑，年过五十，杜甫乃与六甲子前的陶渊明同慨：同样是生逢“辛丑”之年，同样是兴发“开岁倏五十”的“老去”之感，同样是在做或想做的“与二三邻曲同游”之事，同样是“欣对不足，率尔赋诗”的“漫与”之作，有这么多重奇妙的契合，如果说陶诗《游斜川》是杜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前/ 潜文本，后者因系前者而兴发，应该不会太离谱吧?
二
陈贻焮《杜甫评传》说他评杜诗经常兼采“顺解”与“断制”二法：“所谓‘顺解’就是顺着原诗的意思加以串讲。所谓‘断制’就是通过征引、考校、分析断定诗意应作何理解为当。字句明显的诗，顺解即可。典多义晦的诗，如不先作断制，往往不易顺解。”杜甫这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我既然大胆作以上“断制”，则“顺解”起来也应该与通常的解释有所不同了。
比如说，历代评注大多以此诗为自谦或自伤之辞，虽有奇景壮观，无奈年老才退，灵感不至，本领不济，没法好好表现了，只好以此“短述”塞责。例如，王嗣奭《杜臆》卷四曰：
此诗即漫兴也。水势不易描写，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曰：
此一时拙于诗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槛外浮槎，代作钓舟，此水势之盛也。才非陶谢，无此述作，聊为短述而已。
作诗机神偶有敏钝，忽然机到，则曰“诗应有神助”；忽然机涩，则曰“老去诗篇浑漫与”。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曰：
吴论云：水如海势，见此奇景，偶无奇句，不能长吟，聊为短述，题意在下三字。愚按：此论得旨。通篇只述诗思之拙，水势只带过。
八句滚下甚紧，言句喜“ 惊人”，固其本性，乃忽然手涩，聊尔付与。彼“ 花鸟” 不须“ 愁” 得，吾亦不耐雕锼矣。
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就不大可信了。杜甫一生，何曾有过才竭思俭、机钝手涩的时候? 又何曾用过避实就虚、取巧讨好的做法? 哪怕在生涯尽头，风疾伏枕于舟中，夜雪也好，苦热也罢，他不仍然是动辄书怀几十韵? 无论舟中来燕，还是舟前落花，他不都用了敏捷的才思和灵妙的文字加以捕捉和刻画?“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细绎诗意，并不是说现在不行了，老手颓唐了，而是说心态放松了，不想把自己太累着了，于是信笔写去，率意拈来，不求惊人，也无意于愁花鸟，而能极自然之妙。也就是说，随便写写就行啦。佳句惊人? 非不能也，不为也。
他想到自己从前是何等执着，总是用力到十二分，而陶渊明每每只用五六分力，写来似不经意，而以不惊人处惊人。陶渊明的写作态度正好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反面。其《饮酒二十首》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可见陶渊明的写作之“散”“漫”：时间是醉后，目的是自娱，方法是不加编排，真正叫做“率尔赋”与“浑漫与”。陶渊明的诗语如散文，跟这样的写作机制有关。所以，陶诗基本不作细节的刻镂，总是从大处着眼，像是用望远镜而非显微镜，遂形成冲和高古的风格。比如，除了偶见燕、雁，陶诗中一般都只出现一个共名，也就是鸟：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饮酒二十首》其四)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其五)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其七)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其十五)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拟古九首》其四)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
多么浑成，多少自在，哪像杜甫一味细入毫芒地穷形尽相呢。“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老杜也想让他笔下的花儿鸟儿安耽一下了，不再怕诗人勾摄了魂魄去。当然，他也还是说说而已，转眼又去精细刻画那些丁香、丽春、栀子、鸂鶒、花鸭去了。
这样看来，“老去诗篇浑漫与”，与其说是杜甫告别过去的诗学宣言，毋宁说是“话从话边来”的即兴发言。他并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打算从此换一种写法，他只是觉得，自己近阶段写作状态挺好，挺自然，乱头粗服，不斤斤计较声律的推敲，却别有风姿，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绝句漫兴九首》《春水生二绝》《遣意二首》《漫成二首》等等。这是老杜一生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其“诗律”反倒不够“细”。以七律而论，上一年所写的《卜居》，第三五七句落脚字是“事”“下”“兴”三个去声，《客至》第一三句落脚字是“水”“扫”两个上声，都犯了“上尾”之病，在老杜一生一百五十首七律中是罕见的例子，证明他真的有点“率尔赋诗”了。
总而言之，杜甫的“浑漫与”只是一时兴到语，“诗律细”却是一生致力处。“浑漫与”与“诗律细”并不构成一对矛盾。仇兆鳌说：“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手纯熟。熟从精处得来，两处未尝不合。”对于一个“惟手熟尔”的诗人来说，出手就极少失手。借用钱锺书《管锥编》引龚古尔兄弟日记中的一则妙譬来形容：“法国文家高谛叶(Gautier，今译戈蒂耶)自夸信手放笔，无俟加点，而字妥句适，如掷猫于空中，其下堕无不四爪着地者。”这就叫“从心所欲，不逾矩”。
三
如果不是辛丑年，如果不是五十岁，杜甫会不会就对陶渊明的《游斜川》无感了呢? 不会的，因为在上元二年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陶渊明对杜甫的人与诗有着笼罩性的影响。说到底，是相同的生活状态导致了两人相近的心态、相似的诗态。
沈德潜《说诗晬语》认为，唐人祖述陶诗者，王维有其清腴，孟浩然有其闲远，韦应物有其冲和，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但吴小如指出，比起王、孟、韦、柳，杜甫的性情其实更近于陶渊明。王维是阔气的旁观者的角度，孟浩然老是有点浮躁，韦应物是做官的，柳宗元幽冷而高兴不起来，都跟陶渊明对不上号，反倒是杜甫入蜀后一段时间的诗，跟陶渊明的感觉特别接近。
前此两年，在秦州的忧惶里，杜甫还半开玩笑地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遣兴五首》其三)，意思是陶渊明也恨自己生资匮乏，过得枯槁而不滋润。在蜀道的艰危中，他又说自己不能效谢灵运的优游和陶渊明的放浪，因为“吾衰未自安，谢尔性所适”(《石柜阁》)，未能安生，焉能适性? 自己随时可能饿死填沟壑呀。
是浣花溪边的草堂岁月拉近了杜甫跟陶渊明的距离。现在，他“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也像陶渊明一样“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了。从此时起，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吴小如说，老杜入蜀后许多心情舒畅的诗，哪怕写的是格律诗，“怎么那么像陶渊明?”反过来看，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中的几句话：
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
怎么那么像杜甫? 这简直就是草堂惬意生活的完整写照。诗人镇日都在“临长流”：“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卜居》)，“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也四季都在“望曾城”：“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府》)，“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他俯视“鲂鲤跃鳞”：“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草堂即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他仰看“水鸥翻飞”：“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遣意二首》其一)。
于是，杜甫把自己变成了陶渊明第二。他常与老农对饮，“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如陶渊明的“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饮酒二十首》其九)。他常去江边野望，“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等于陶渊明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他连读书的态度都跟陶渊明一样疏懒了，从前是“读书破万卷”，现在却“读书难字过”(《漫成二首》其二)，正是《五柳先生传》里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杜甫此际与陶渊明的声气之相通，聊举一字来说明，这个字便是“聊”，陶渊明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前引《饮酒二十首》序中，即有“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之语。作为副词，“聊”总是表示主观上勉强、客观上凑合，强调不够格、非正式、暂时：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其十九)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
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咏贫士七首》其六)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以上十一例，后九例都出现在各诗与赋的最后，有“卒章明志”的分量。这个字的频繁出现，最能彰显陶渊明的“不竞”之“心”：总是退一步想，总是降一格用，有点没奈何，但是也认了。钱锺书说“不”字为《五柳先生传》一篇之眼目，我认为“聊”字更是陶渊明一集之眼目。通观陶渊明的一生，“不”字在前，有所不为；“聊”字在后，可以有所为。“聊”只比“不”退后那么一点点，比“无”多出那么一点点，但是，有了这一点点，也就够了。
而杜甫本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他的“不”字后面，什么时候跟过“聊”字呢? 检核杜诗，他极少用到这个字，不过十几首而已，次数跟陶诗一样多，而杜诗数量要比陶诗多十几倍。熟悉的诗句只有《咏怀五百字》的“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登楼》的“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再就是《九日登梓州城》的“且酌东篱菊，聊祛南国愁”，却又明显从陶渊明来。但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开始，杜甫成都(及梓阆)时期写的诗，制题中屡屡用到一个“聊”字，说明他已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陶渊明的潜移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