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5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文章指出，继俄乌冲突、新冠疫情以及特朗普2.0亚太政策转向对东南亚造成一系列冲击之后，2026年2月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构成新一轮复合型冲击，加速了地区各国安全观的转变与安全战略的调整。东南亚国家基于对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认知，加大对传统安全的投入，包括制订、更新或升级国防战略，增加军费开支，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与无人化装备，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等。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战略仍具有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特征。鉴于此，中国应基于国别差异和议题区别，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以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整体稳定。
一、美以伊冲突是东南亚各国安全认知与战略变化的重要外因
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的冲击涉及综合安全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能源与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在传统安全方面，美以伊冲突作为“发酵剂”与“加速器”，与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特朗普2.0亚太政策转向等因素形成复合冲击波，推动东南亚国家从国际秩序、中美战略博弈、地区安全保障等更深层次上审视世界变局并采取战略应对。
(一)美以伊冲突严重冲击东南亚各国的非传统安全
作为高度开放且深度嵌入全球经贸体系的区域，东南亚多国属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体，严重依赖进口。美以伊冲突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首先冲击的就是东南亚各国的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冲突爆发后，东南亚各国很快出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混乱，从电力供应不足到生产与物流成本急剧上涨，从制造业面临供应链断裂到因化肥等基本物资短缺引发粮食安全危机。
面对挑战，东南亚各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但是短时间内从中东以外地区筹措替代货源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随着战事持续，印尼、菲律宾等国政府的燃油价格补贴政策难以为继，国内矛盾与不满情绪积聚，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
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之所以受到关注，原因在于：首先，确保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所需投入的财政预算必然与增加军费预算形成竞争，在要经济还是要军事之间如何做出选择，是对一国安全理念的考验；其次，一旦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民生问题应对不当而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不排除该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炒作领土领海或海洋权益争端等方式进行“祸水外引”，从而冲击地区安全以及对华关系。因此，在研究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传统安全的影响之外，对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整体评估，仍是必要组成部分。
(二)美以伊冲突加速东南亚各国对传统安全问题的认知改变
美以伊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焦虑。在全球层面，他们认为俄乌冲突与美以伊冲突标志着国际秩序重回实力政治，中小国家生存安全受到威胁；在地区层面，他们将美以伊冲突映射至亚太，担心一旦中美发生冲突或将引发台海、南海问题出现极端情境,导致本地区陷入动荡不安。此外，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以伊冲突，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深化了对新型战争形态的理解。
1.东南亚国家强化对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认知
当前，东南亚国家普遍担忧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正遭遇系统性危机，面临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严峻挑战，这对依靠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维护主权安全的中小国家十分不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甚至公开表示，规则固然好，但如果不能用硬实力支撑，规则就是一纸空文。这再次说明，世界正从“规则治理”滑向“实力治理”，中小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空间则被急剧压缩。对此，东盟在各类声明中均表达了深度关切。
2.东南亚国家认为自身处于大国博弈与“丛林法则”双重挤压的不利环境
当前形势下，东南亚国家认为东盟“中心地位”面临挑战，甚至本地区被动卷入战争的风险也在显著上升。具体而言，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逐渐确立，其实现的重要外部条件包括：大国之间具有合作意愿而非以竞争关系为主、东盟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大国对东盟地位的认可。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东盟中心地位得以存续的外部条件逐步恶化。不仅如此，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奉行以“唐罗主义”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强调通过军事干预、经济胁迫与政治操控重塑区域霸权，如何在极端情境下被迫“选边站”时维系战略自主，将成为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3.美以伊冲突加大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质疑
多数东南亚国家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提供的安全保障是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2025年底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号称将以美国本土和西半球作为安全优先事项，引发了东南亚关于美国是否还会保留“印太战略”的焦虑。美以伊冲突发生后，美国将部署在菲律宾、韩国等地的大量战略资源向中东转移，进一步引发东南亚国家对于“印太”区域战略平衡与防御能力的忧虑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度的质疑，即美国生产武器装备的能力是否足以支撑亚太地区的另一场战争。这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最终安全保障”赤字的战略焦虑，也加速了他们安全观的转变。
4.美以伊冲突推动东南亚各国对新型战争形态的深度观察与战略反思
美国与以色列在战争初期对伊朗的袭击以及“斩首行动”，凸显低门槛、大情报、高科技、无底线的特征，这既使东南亚国家看到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武器装备相结合的新型战争形态的“威力”，也使他们感受到国家生存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无人设备系统在俄乌冲突与美以伊冲突中的大规模应用，促使东南亚国家思考以非对称手段弥补军事实力差距的战略路径。无人机的使用可以大幅增加对手防御体系的应对成本。因此，更快、更低成本的无人设备实现了对先进昂贵军事平台的部分替代，使小国在面对综合实力强大的大国时，能够凭借非对称作战手段获取更多战略优势。
5.海峡过境通行权议题引发东盟内部的分歧
东南亚各国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出现差异化。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政府为了确保本国船只顺利通过海峡，倾向于与伊朗展开谈判，而新加坡则主张坚守国际法原则，重申不同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付费通行。沿岸国对马六甲海峡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分歧。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贸易咽喉要道，在霍尔木兹海峡事态升级后备受关注。印尼财长曾一度表示，印尼或可参照伊朗的做法，对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舶征收通行费，并建议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三方分摊收益。新加坡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都确立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行权，这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新加坡不会参与任何关闭、拦截，也不会有在邻近海域收取过路费的企图。
综上，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地区产生复合型冲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东南亚具有能源安全的脆弱性、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以及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因此，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南亚地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东战事与大国博弈的双重挤压，承受着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重压力。加之区域内各国不仅要维护本国利益，还要在东盟框架内进行立场协调，以维护东盟的统一性与“中心地位”，这进一步增加了政策协调与危机应对的难度。
二、变革与延续:美以伊冲突下东南亚各国安全观的演进
冷战结束至今，尽管东南亚各国在国家实力、安全关切、路径选择等方面具有多样性，但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宪章》等制度框架下，随着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持续推进，各成员国就安全理念达成广泛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地区安全观，即东盟安全观。
(一)既有东盟安全观与地区实践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首先，《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奠定了东盟安全观的核心理念基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至今仍是东盟各国遵守的根本准则，也是域外国家或组织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所必须遵守的原则。
其次，综合安全是东盟安全观的鲜明特征。东南亚国家长期强调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重要性，正如《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指出的，在建设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平与有韧性的政治安全共同体时，东盟赞同综合安全的原则，这不仅超越了传统安全的要求，也考虑了涉及区域和国家韧性的至关重要的非传统方面。
最后，构建一系列自身主导的地区机制是东盟维护地区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重要保障。东盟希望通过大国承诺而非相互制衡、竞争来保证地区安全。为此，东盟努力加强自身统一性，通过构建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亚峰会等对话机制，确立了自身在区域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上述分析只是对东盟安全观的基本概述，实际上，东盟安全观既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传统的实力均衡安全观，又不能简单被定性为完全意义上的合作安全观,而是更具复杂性和包容性。
(二)东南亚国家安全观转变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面对大国博弈加剧、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东南亚各国的安全观发生明显变化，主要包括：从过去更多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转变为加强军事实力的战略自主，从过去聚焦于综合安全重新向传统安全回归。而不变的内容则表现为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以及东盟在区域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1.强调以军事能力建设支撑战略自主
有鉴于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的深刻启示，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险时代”，武装冲突将继续对全球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作为中小国家，拥有强大可靠的国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寻求扩张军备、维护自身安全成为各国普遍选择。东南亚国家认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将决定未来地区秩序的走向。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就能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回旋的空间与机遇。如果中美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甚至爆发地区冲突，不仅会破坏亚太繁荣，而且将迫使他们不得不“选边站”。还有一种情况则是，世界未来或许会分为不同的权力地区，中美各有主导，而局部地区再有局部地区大国主导。东南亚各国必须密切关注中美关系变化并多领域、全方位构建“保险政策”，以应对地区之变。
2.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凸显
过去多年，东南亚各国更多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然而，近年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以伊冲突，将“生存安全”重新推至东南亚国家安全议程的核心位置，政权安全、军事现代化建设等传统安全议题随之被纳入优先议程，各国纷纷制订或更新国防战略规划，加大军费开支以推动军备更新换代，通过增加本国国防能力的韧性以适应新型战争形态变革以及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3.秩序观的坚守与调适：国际规则、“中心地位”与东盟方式
东南亚国家安全观中坚守不变的基本原则至少包括：一是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遵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宪章》等。因此，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以伊冲突，战事爆发后东盟都在第一时间发声，谴责冲突方滥用武力破坏地区和平。由地缘特征所决定，东南亚国家特别关注海上通道问题。美国与伊朗在2026年4月达成停火协议后，东盟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特别指出“应重申根据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的相关标准和建议，维护海上安全和安保，维护国际航行和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上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二是保持东盟长期实践所形成的地区经验。这包括强调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非正式性和灵活性的“东盟方式”(ASEAN Way)；维护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以提升东南亚整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继续将东盟主导下的一系列对话机制作为加强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坚持大国平衡，避免“选边站”，同时也防止任何单一大国主导地区事务；重视合作安全，通过建立互信与多边协商来共同应对安全挑战。
三、东南亚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东南亚各国安全认知的重塑并非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迅速落实到国防战略规划、装备采购、军事外交多元化等具体实践中。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东南亚各国的长期任务，早在冷战结束初期，面对地区安全秩序的重组，东南亚国家就提出了建设军事现代化、加强防务合作等目标。当前，面对新一轮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东南亚国家赋予军事现代化以新的内涵，涉及军队结构改革、国防工业自主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应用等。同时，多数东南亚国家仍秉持合作安全理念，强调开展多元化军事外交的必要性。
(一)国防政策的更新升级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普遍制定、升级或是更新了本国的国防战略。例如，新加坡国防部长指出，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带来的最大启示是，现代战争比拼的不只是战术、武器和科技，更包括国家和军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尤其是后勤、供应链和整体韧性。为此，新加坡国防部2026年5月新成立“新加坡国防志愿者联系网”(SG Defence)，将社会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纳入国防体系。马来西亚首部《国防白皮书》于2019年12月经议会通过，2020年2月由国防部正式发布，规划期为2021年到2030年。按照既定政策周期，国防部于2024年启动中期审核程序，并于2025年9月发布中期审核报告(MTR)，提出了将武装部队发展为“联合网络中心一体化多域力量”的战略方向。2026年7月，越南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将安全置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格局之中，会议期间，越共还发布了第22-NQ/TW号决议《国家安全战略》,决议要求坚决保护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制度安全、各领域和太空安全等，同时还包括及早防范和遏制来自内部、网络空间、宇宙空间、低空空间、海洋和大洋的不稳定因素。2024年1月，菲律宾国防部宣布批准修订后的“重建地平线”(Re-Horizon3)计划，将其作为本国武装部队现代化建设的第三阶段。这一计划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将中国视为“假想敌”的安全认知上。
(二)“非对称”转向:智能化装备升级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
第一，近年来，东南亚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快速增加。不过，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仍为约1.5%，远低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太”盟友提出的3.5%的要求。
第二，人工智能赋能军事现代化成为重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则强调同步建设无人机作战与反无人机能力，通过升级装备、采购与自主研发并举，加强低空监视体系、数据融合、指挥控制整合、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及快速响应能力建设。
此外，印尼、菲律宾、越南相继签署协议或已经购买了印度生产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些采购的共同指向是打造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即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构筑针对海空优势力量的威慑边界。关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是否会发展为区域性战略，即由几个国家共建，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三)继续推进多元化军事外交合作
多元外交与大国平衡是东南亚各国安全战略的“一体两面”。面对大国博弈的加剧，多数东南亚国家努力通过多元化战略，维持大国平衡立场，缓冲不断加大的“选边站”压力。东南亚国家普遍重视安全领域的多元化、开放性合作，包括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类对话平台，有意识地增加联合军事演习的合作伙伴数量和合作伙伴类型，甚至在军备采购方面也倾向多元化来源与合作。
东南亚国家的国防政策多强调合作安全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例如，新加坡明确指出其国防政策的根基是“威慑”和“外交”双支柱，国防外交应通过与本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国防机构及武装部队建立牢固友好的联系，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繁荣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马来西亚国防白皮书中期审核报告也强调，要重视在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五国防务安排等国际平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因为现代防御不能孤立地规划，必须由各方共同发展。越南则长期奉行“竹子外交”，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对话机制的同时，不断加强与美国、日本在海警和海军领域的合作，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合作机制。
当然，也有例外，即马科斯政府领导下的菲律宾。当前，菲律宾依托与美国的同盟体系，不断增强和扩大与域外国家的军事联系，试图借助外力维护其对南海的非法海洋权益主张。但是，由于菲律宾放弃了前提条件，即大国平衡政策和拒绝“选边站”，甘心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的对抗性阵营，其安全政策引发国内不同派别的批评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不同看法。
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也为东南亚各国开展军事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截至2026年7月，共有62个国家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意味着世界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承诺遵守该条约的基本原则。而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机制也是东盟国家强化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资产之一。
四、东南亚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成效评估及其发展前景
东南亚国家正在进行的安全战略转型是其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这一转变根植于地区国家对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集体焦虑，亦是对大国博弈加剧、地区热点升温及传统安全机制失效风险的前瞻性回应。然而，战略意愿与能力建设之间的落差、东盟集体行动机制的退化，以及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在区域内的不均衡发展，预示着这场变革必定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战略调整的性质与目标
基于对国际秩序重回无政府状态的判断，东南亚各国普遍认为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在显著增加，由此推动的安全观转变呈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鲜明特征。其一，战略目标聚焦于维护本土生存与核心利益，而非追求绝对权力；其二，在加强军备建设的同时，仍坚持合作安全不可或缺；其三，实践中遵循大国平衡、避免“选边站”、与域外国家开展多元外交的三原则。
在战略目标层面，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战略调整存在国别差异。第一类国家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保持战略独立性作为安全关切的基本盘，这也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选择；第二类国家重点关注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可能引发的地区热点冲突，特别是在关键水域方面持中立态度，这是部分国家特别是海岛东南亚国家的重点关切。
两大关键性议题推动东南亚各国国防战略的转型。一是新型战争形态变革促使各国改变军备偏好，加速国防力量的数字化转型，并开始投资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二是面对大国博弈加剧与地区热点突发情景，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正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战略选项。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评估东南亚各国安全战略调整的地区影响，区分上述两类战略目标非常重要。
(二)实施成效与面临的挑战
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东南亚各国安全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从新加坡、越南与马来西亚等国的战略举措来看，各国不仅借助军备采购加速推进军事实力建设，而且力图实现军工产业的自主研发与制造，形成可持续的军事实力积累。然而，各国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国防预算开支问题。新加坡外长表示，新加坡将坚持马六甲海峡开放，因此每年会将GDP超过3%用于国防。但除此之外，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国防开支占比很难达到这个比例。这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不得不进行取舍。
其次，更深层的挑战是各国国防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结构性差距。以马来西亚为例，其国防白皮书中期审查揭示了一系列结构性顽疾：战略与条令之间的差距、国防需求与预算约束之间的差距、政府愿景与部门间壁垒之间的差距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的。
最后，在东盟层面，整体性应对不足同样突出。针对本地区主要潜在冲突热点，东盟系统性的讨论与应对规划仍较为薄弱。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部长级会议和宣言远多于实际行动，而未来相关的地区治理合作有可能进一步被大国间围绕传统安全议题的博弈所边缘化。
(三)安全战略转型的外溢效应
基于东南亚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其提升军费预算、推进军事现代化以加强战略自主，在整体上有助于维护其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东盟总体上坚持大国平衡、拒绝“选边站”，这对于构建开放、包容、合作的地区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东盟应该、也可以成为维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战略支撑。
但是，对于具体议题、具体国家的战略意图则需要具体分析、具体研判。目前来看，在东南亚国家当前的安全战略调整中，关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的讨论值得特别关注。面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可靠性以及大国博弈可能引发的极端情境，东南亚国家正在考虑建立一套自主的防御体系，特别是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网络化建设。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反介入/区域拒止不是“争霸工具”，而是“生存保险”和“不对称杠杆”。利用无人机等低成本设备，沿岸国通过强化对诸如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水域的控制能力，能够防止在战争状态下大国对这些关键水域的抢夺与控制，从而确保沿岸国有能力坚持中立立场。
从实践层面来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尚未在东南亚各国形成联动效应。对此，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与能力方面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各国在战略、作战、战术和技术层面缺乏连贯、一致和系统性的规划，而且发展很不均衡，短期内将其整合到地区防御设计中仍困难重重。因此，就其对地区安全环境产生的复杂影响仍需观察。
鉴于新加坡外长维文强调新加坡将坚持马六甲海峡开放，而且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已建立合作机制，重申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通道安全，因此，三国建设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在短期内对中国来说是相对有利的。但是，挑战同样显著。由于各国扩军计划缺乏多边协调，叠加侦察预警装备密度上升，预计海上意外相遇及摩擦频率或将增加。此外，部分研究报告也建议南海沿岸国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以此服务于东盟南海当事国固化非法占有的南海权益。就此而言，其对中国维护南海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来说,危害性不言而喻。
五、结 语
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的冲击，并非孤立的地缘事件，而是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特朗普2.0亚太政策转向等一系列全球性变局对东南亚复合型冲击的延续与叠加。这些事件共同导致了当前的全球乱局，而美以伊冲突则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加速器”与“放大镜”的作用，它既放大了东南亚国家在能源安全、经济稳定和民生保障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脆弱性，也增强了各国对“丛林法则”回归、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下降以及新型战争形态变革的认知深化。
在这一认知驱动下，东南亚国家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传统安全,强调通过强化军事能力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进而，这种安全观指导东南亚各国纷纷推动国防战略的制度化更新、军事能力建设的非对称转型以及安全合作的多元化布局。然而，这一战略调整的实效又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使得这一转型的最终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调整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挑战在于，部分国家的军事现代化以中国为“假想敌”，且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可能加剧南海地区的紧张态势。机遇则在于，多数东南亚国家仍然坚持大国平衡与战略自主的基本立场，拒绝“选边站”。鉴于此，中国宜分国别、分议题进行精准研判与应对，在把握东南亚国家安全观依然保持防御性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和双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引导地区安全合作，同时争取这些国家在关键安全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以维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总体稳定。
